大冶钢厂战五四年洪水
五四年八月，长江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汛，给湖北造成巨大的洪水灾害。
当时，我正在黄石市大冶钢厂调查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情况。
大冶钢厂，原是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的炼铁厂，解放后改为大冶钢厂。它有炼铁、炼钢、炼钢等生产车问，主要生产特殊钢，在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长江洪水来势猛，持续时间长、防护难度大，全厂职工、家属齐动员，投入防洪斗争，确保生产和职工安全。防汛开始，是厂区修建临时防洪堤，因运土、运料困难，被洪水漫港，工厂的办公地点和职工生活区大部被水淹。继之，专护铁路线和生产车间，始终保住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在防汛、生产中，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骨干带头作用。我们工作组到扎钢车间的时间多，感到党支部团结带领工人群众奋战的许多动人场面。
车间主任、党支产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邱方任，日夜吃住在车间，他一方面指挥调度生产，一方面注视水情，关心宿舍被淹职工的生活，有时还参加工段班前、班后会，忙个不停。他的表率作用，激励起职工旺盛的生产情绪。工段长、党小组长曲志勇，工作负责，劳动态度好，待人诚恳。他班前会开的很认真，除讲生产要注意的事外，还领导职工学习政治课，下班后走访职工。有天晚上我到他家去，他又外出到水淹户帮助安排生活。他是八级工，月工资九十元，家里负担重，还不时接济有困难的职工。
车间生产是三班倒，在正常情况下班后的时间由职工个人自行安排，在汛期职工下班后还要为防洪、搬运被淹物料紧张劳动，在大伏天，不分日夜的干，没有加班费，职工不仅没有怨言，而且干劲十足，表现出工人阶级建设国家的高度责任感。我们工作组有时跟班劳动，看到工人群众饱满的政治热情，忘我的劳动精神，深受教育。 不仅生产一线的干部职工如此，黄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以身作则，坚持在防洪抗灾第一线。
市长宋中河，年近五十，身高体胖，行动不便。他指挥电厂防洪，保住电厂正常运转，安全送电。而电厂生活区的临时围堤决口，他不顾生命危险站在急流中同职工一起干，职工看到太危险，不顾他反对硬把他从水中抬出来。他安排职工生活，并一再作自我检讨，说没有做到防洪的完全胜利，对不起人民。群众对市长的表现，都很感动。
市委秘书长王力全，分工一段长江大堤和堤外民垸围堤的防洪。他决心人在堤在，克服许多困难，保住了大堤，而民垸围堤因堤身低矮单簿，经受不住洪水较长时间的浸泡而溃决。他深感责任重大，自动到市公安局投案，接受法律制裁。市委和省委都认为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不能受法纪、政纪处理，随即将王力全接回市委。
市领导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和严于律己的精神，在黄石广为流传。
知识分子心向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湖北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政治上关心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决定在我省高级知识分子中，有计划地发展党员。我当时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参加了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的有关调查。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各地都遇到一些新问题，党的纲领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的家庭成分大多是剥削阶级出身；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关系复杂，不少人存在海外关系；第三个问题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三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已不是问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标准就很难掌握。 “积极慎重”的方针不容易在基层落实。当时的省委组织部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深入到武汉大学，武汉测绘学院和武汉汉剧团等单位去调查，听取干部和群众意见。
我先在武汉大学听取了校长李达同志的意见。李达同志是我党的早期党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一大”，后来虽然退党，最终又回到了党的怀抱。李达同志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主席都很器重他。在谈到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 “我们党发展党员一贯是‘积极’慎重的方针。积极就是要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一批积极分子，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政治热情和强烈愿望；慎重就是坚持党员的标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两者必须统一起来对待。”李达同志说： “按照这个方针，我校正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做发展党员的工作。我首先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学习，对我有个合乎我的实际情况的基本评价，重新接受我入党。我要以对党负责，对要求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李达同志见我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录他的意见，停了一会又说： “对要求入党的高级分子要全面的看，如阶级成分问题，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在旧社会，有几个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弟上得起高等院校？又怎么会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再说，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也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多。但是，他们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所以我说，家庭出身不是个人所决定的，我们要看家庭成分，又不能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专业贡献。”李达同志的意见，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彻。我暗暗佩服他的头脑和思路。
我们在武汉测绘学院见到校长金通伊，他的意见讲得十分直爽，他说“我的家庭出身是大资本家，我家人多，社会关系复杂，有在国内工作的，有在台湾国民党那里干事的，有在国外国民党使馆里工作的，还有在国外经商的。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人各有志’，这样一个大家庭，很难按一个志向行事。”他指着桌子上摆着招待我们的糖果说： “这些香烟、糖果、饼干，都是家人从国外寄来的。不光这些，还有衣服、贵重日用品、小孩玩具等等。他们寄来的东西给我，是出于家庭血统的情义，也是骨肉来往的一种方式。我要是拒绝，就会断绝关系，这就不利于交往，不利于做他们的工作。”金院长说着激动起来： “我虽然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但我是热爱祖国的，热爱共产党的，热爱教育事业的。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急需人才，我要把武汉测绘学院办好，培养出合格的专业人才。”金通伊同志的这番发自肺腑之言，在他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体现。后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当时负责调查报告的起草汇报工作。了解到另一个调查组的情况。姚义生同志到武汉市京剧团和汉剧团调查发展新党员的情况。汉剧团著名演员陈伯华同志入党后，剧团内外一些同志反映，一是她不能同继母和前夫划清界限。二是资产阶级情调较浓，讲吃讲穿。当时陈伯华同志是中共预备党员，有的同志就此提出延长她的预备期。这些反映，是否属实？调查组又进一步核实，许多同志又反映了另一方面的意见。如认为陈伯华的工资七百多元，比省委的部长还高出500多元。她入党后很高兴，摆了宴席，但没有收受礼物，请客不应当成为问题。还有的同志反映，陈伯华同志已同继母划清了界限，帮助继母戒去了毒品，同前夫也没有来往，根本没有再用前夫的钱，这些已改正的问题，不能再作为问题揪住不放。武汉市委组织部也对陈伯华的问题作了调查，她们的结论是：要全面对待陈伯华同志，她的生活经历十分坎坷，但刻苦学习，专业有成，献身于艺术事业。她的精湛的汉剧艺术表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她思想进步，积极要求入党，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经过我们的调查研究，为省委解决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意见。后来，省委组织部在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指示，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即重视家庭出身对本人的影响，又不能唯成分论，要重个人表现，要看其本人现在的阶级立场上，是否与家庭划清界限，是否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了。对社会关系不能要求纯而又纯，关系复杂的，要弄清真实情况，看本人能否正确对待。在个人生活方面，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同时又要允许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要求一个模式。有了这样较为明确的原则指导意见，为我省发展高级知识分了入党的工作，起到了很强推动作用。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审重地吸收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极大地激发了我省广大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我省各项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