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未和六十年代初，党中央制订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至今也不会忘记深刻的教训。那些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在我的心仍然飘荡一片难以驱散的阴云。
大刮浮夸风
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届代表大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党领导全面人民大搞经济建设，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起来，这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很快在全国掀起了生产建设高潮。五七年，全国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提高。接着在一九五八年，在全国高举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三面红旗”，脱离实际的浮夸风开始刮起来，愈演愈烈。
据我所知，浮夸风从农业开始，粮食生产计划的指标是下级上报，一级高过一级。如南嶂计划户收粮食1500斤，县里计划是户收贰万斤。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报纸上公布亩产2105斤。光化县幸福农业社1亩小麦，亩产3215斤。到了谷城县庙滩乡新气象五社第一生产队一点五亩小麦，亩产达5467斤。高产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出来。应城县郎君区王桥农业社2亩早稻，亩产6487斤。孝感县长风农业社一亩早稻亩产15000多斤。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早稻试验田，亩产36956.7两。我们参观这块试验田时，华中农学院有个教授也在现场，稻禾已割，还未翻耕土地，专家说，从稻谷码垛来看，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产量。在这种浮夸风下，全省的夏粮大幅度增产。全国“夏粮逾千亿斤，小麦总产超过美国。”比五七年增多70%，湖北省夏粮总产72亿斤，比上年夏粮增产82%。
浮夸虚报粮食产量，造成极不好的后果。一是认为粮食多了，无处放，可以敞开肚皮吃饭，造成很大浪费。二是认为粮食问题解决了，可以大搞工业，其它的向后放。三是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讲科学种田，瞎指挥。麻城县乘马公社秋棉试验田深挖地三尺，每亩下种三千斤，要收获35万斤。有的地方强调密植增产，要求包谷株距“过一个鸟正好，过一只鸡就稀。”造成颗粒无收。四是认为群众生活困难是假象，大搞反瞒产，批斗基层干部，批得不敢说真实情况。五是损害了党的实是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影响了党群关系。
一九五九年冬，我随省委组织部秘书长李平同志到应城县，调查农村支部工作情况。这时，县里在开汇报干部会，我们参加了县里的会议活动。会议有项重要内容，就是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大力反对瞒产。要大队干部将隐瞒不报的粮食报出来，对不报的瞒产的要作思想斗争，有的甚至要罚跪。我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讨论，开始都说没有瞒产，就展开思想斗争，直到让那位支部书记罚他跪下来，他没办法才报出20万斤稻谷的瞒产，并说出来存放的地方。我把情况汇报给李平同志，说： “去看一看”。李平同志即批准我去核实一下。我骑县委的自行车很快赶到存放稻谷的地点，只见两间空房子，一粒稻谷也没有。我就把他们的支部书记在县回报干部会议上说的情况，讲给在场的干部和社员听。他们说： “我们支部书记是省里的劳动模范，从不瞎说。要是队上还有这么多粮食，我们早就分吃了，谁还看着粮食挨饿。”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赶紧骑着车子往回跑。
我将调查核实的情况向李平同志汇报后，他马上给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同志打了电话。地委很重视我们的意见。孝感地委立即通知应城县委，停止反瞒产活动。与此同时，我们又向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同志进行了汇报，他说，这个反瞒产是不对的，要全省注意这个问题。
大办钢铁
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五八年冬，五九年春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事。我没有亲自去参加炼冶钢铁，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就是搞调查研究。
那时，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十分高涨，党中央一发指示，全国就上下一齐行动。农业放卫星，工业也不甘落后。提出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我国2000年的钢铁产量已超过一亿万吨，这是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结果）。那时我国要突破千万吨，已经是翻一翻。按正常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办法只有一个，大搞群众性的炼钢运动。
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就是土法上马。城里的工作，以钢为纲。没有铁矿石，就到山区去炼，就找废钢废铁去炼。甚至将家里的铁锅也拿出来炼钢。没有煤炭，就伐树木烧炭来炼。当时省委组织领导让我下去调查，我省县里大办钢铁的情况。我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到两个地方调查。一是恩施县的行塘公社，这里炼铁的地方很多。我看了一个“三八”炼铁炉，是用当地的传统炼铁术炼铁。她们八个人操作一座炉，矿石的含铁量很高，以木炭为燃料，就能炼出灰口铁，可以制作一般的农具。那时，我也不懂科学。看到一堆堆炼出来的铁块，也很高兴。但是，我又看到为了炼灰口铁，砍伐了大片大片的树林烧炭炼铁，也叫人痛心。我还到鄂城县的西山炼铁场去看。西山就在城边，这里人山人海，烟火冲天，土高炉群立，场面极大，山上山下一眼望不到边。指挥部的同志向我介绍说： “十万大军战西山。”我在炼铁场边走边看，过去我到过西山，这里曾经树林茂密，风景秀丽，还有三国时的孙权劈剑的传说。因为炼铁，这时的西山的树木都被砍伐了，光秃秃的山，布满了炼铁炉。（一种用红砖砌起的十多米高的园锥炉体。）有的炉正在出铁水，照得红堂堂的一片热闹场面有的出来的不是铁，冷却后是一种又黑又脆的硫磺渣。还有的炉因为炉温不够，出来一些烧黑的石头，根本看不到像样的成品铁。山下的农田正是秋收的季节，却没有人收获。棉花的桃子炸裂开了，枝上和地上飘舞白花花的棉絮。秋粮和红薯也还在地里，没有人收割。社员们和干部都上西山炼铁来了。
回到省委组织部，我向当时的部长王玉珍同志作了汇报。最后我说： “象这样大办钢铁划不来！”王部长说： “你调查的情况具体实在。”又关心地说： “划不来的话，就说到我这里，不要再对别人说了，现在正在批判‘得不偿失’论。”我心想： “明摆着是得不尝失，为什么还要批判？百思不得其解。就安慰自己，是我不了解全局，只看到一点。这种情况持续到六0年春天，全民大办钢铁就逐渐停止了。
大办食堂
大办食堂，来源于大办公社。五八年春天，河南省首先将农业高级合作社，转而成立了人民公社。毛主席对这一新生事物批示： “人民公社好。”公社是政企合一的农村新体制，持点是“一大二公”。一大就是体制庞大，几乎可包括农村的工农商学兵，下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二公是土地、农具等一切生产资料归公，一切生产计划、劳动力、劳动分配等，统一归公使用调度安排。劳动分配实行记分制。
公社成立后，确实有利于集中劳力，集中安排大型农田水利建设，大中型水库修建，大面积平整土地，改造山地建设梯田等项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甚至增强了村民间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但是，公社体制是在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下形成的一种超前的生产关系。自身存在严重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损害了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二是由于高度集中指挥权，很难做到因地制宜，造成瞎指挥风。三是按工分计劳动报酬，很难调动生产积极性。劳动力按男女整半评定工分。劳动时对劳动时间和劳动质量，虽然采取了高低分之分和“死分活计”，也不容易做到公平公正，常常引起干部群众之间的争议。因此在农村公社的劳动场面出现， “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分配一拉平”的现象。
为了适应公社的体制，在农村掀起了大办食堂之风。五八年下半年，公社食堂如春笋兴起。当初办食堂的目的是解放农村妇女的劳动力，统一农村作息时间，集中精力搞好生活和生产。在平原地区一般一个生产队办一个食堂，也就是一个村一个。各家各户的炉灶集体使用，小铁锅、小铁炉等食堂用不上的铁器，就拿去炼钢。在开办食堂的宣传中说：“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由于粮食放卫星高产，都以为粮食多得没处放，大家敞开肚皮吃。食堂又刮起吃喝风，不时地改善生活。公社的东西，不吃白不吃。有一次我同姚义生同志到恩施县飞机场管理区调查支部工作情况，支部书记留我们吃饭。他叫人杀了一头猪，做了二十多盆菜，二十多人共餐，桌子小就下两扇门板当餐桌，用大碗喝酒，个个吃得酒足饭饱。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很是惊讶。
中国本是小农经济，社员的名字变了，其实还是农民。家家户户住地分散，老人、病人、小孩、孕妇等特殊情况，给食堂和个人都带来许多困难，有的人不能到食堂打饭，就让邻居捎回来，饭凉了也没办法。开头胡吃乱造，后来粮食没有了，菜也没有了，副食品也没有了，一日三餐全是稀的。无论是公社，还是生产队和农民，都坚持不下去了。到三年困难时期，就在六一年前后，农村公共食堂就相继解散了。农民又重新回到自己家里迎接困难。
大家困难
从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因为众周知的原因，三年困难时期席卷中国。我省也不例外。首先是农民的生活极度艰难，城市居民也受到极大影响。这期间，我在调查工作中经历了几件难忘的事。
六0年春，我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代士毅同志，到随县城郊八一大队沈湾调查支部工作情况。那时干部和群众一样。一日三餐只能喝稀饭。我们虽然从省里来，也不能搞特殊。由于吃不饱，饿得心发慌。白天浑身无力还好说，夜晚就不行了，躺在床上滚来滚去睡不着，我俩就坐在铺上抽烟。有一天，我们实在饿得没办法，就决定去随洲汽车站的餐馆买饭吃。好不容易走到那里，营业员说，没有当天的汽车票不卖饭。我们手里攥着粮票，说了好多好话也不行，只好无精打采的往回走。刚走出门不远，听见身后有人喊住我们。我们回头一看，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看样子是饭馆的负责人。他对我们说： “看你们的样子，不象是骗饭吃的。来吧，我让服务员卖给你们饭。”我俩一听，高兴极了，连忙进餐馆坐下，一人买了一斤粮票的米饭，还要了一个炒菜。服务员端上来大米饭，我们就等不急了，狼吐唬咽地吃起来，等到端上小菜，我们的米饭已经快吃完了。肚子吃饱了，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我们向主人道了谢，赶紧跑回大队。
又有一次饿得受不了，但是，我们不好意思再到汽车站的餐馆去，就到了随县委食堂。县委领导关照我们在县委小灶吃饭。记得是不太大的馒头，我们一口气吃了八、九个。这时，炊事员走上来说： “你们一个人吃的，比县委三个领导吃的还多，这个吃法，我们县委领导吃什么？我们虽然还没吃饱，可是再也不好意思吃了。后来，大队支部书记老沈，知道我们吃不饱，就邀请我们晚上到他家去喝菜汤。我们知道他家人口多，那时弄点青菜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再饿，也没有去。我们深深知道，老百姓比我们更困难。看到群众食不饱腹，瘦骨磷峋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
应该说，随县也许不缺粮食。我们知道，当时随县将一亿多斤粮食上交给国家，运到武汉，保证大城市人民的在基本生活。据说当时武汉只剩三百万斤粮，这说明当时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又体现出随县人民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
一九六o年春，我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柳林同志到恩施地区采写调查春耕生产情况时，我们看到的困难情况很严重。我们先在县里食堂吃土家族的油炸麻花和油菜汤，感到来凤县的生活还不错。但下去到柳洞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办公室的一楼，住着十几个浮肿的病人。他们大多是老人，因饥饿而病。这天晚饭，公社给我们做面条吃。我们看到楼下的病人，大家都吃不下，就将面条送给病人吃了。第二天我们到公社南面的一个生产队，看到一位老人依着门框晒太阳，全身骨瘦如柴，咽口口水就看到口水在喉咙里往下蠕动的样子。我们问他生活怎样，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吃力地说： “吃不饱肚子，好多人都饿死了。我现在也不行了，早死还有人往外抬，我死了就没人来抬了。”
我们将看到的情况，向县委和地委领导同志作了反映，并询问是怎么会成这种局面。县领导说，县里还有一百多万斤粮，如果情况属实，可以救济。地委同志也深入下去，想办法尽量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后来，我们又到公社东面的一个队住了十几天，那的群众吃粮也很少，主要是上山采野菜和观音土充饥。观音土不牙渗，土性气太浓，我每餐只能吃半碗，多吃一口就恶心。干枯的野菜嚼不烂，只有伸着脖子硬往下咽。吃了又不消化，大便干结难排，群众得病的很多，真是度日如年。我只经过十几天这样的生活，就吃得胃出了血，还患了丙肝病。农民生活的困难，不仅仅是我见到的来凤县。在我的山东老家东河县来信说，也有这种情况。说明是全国性的困难。
一九六0年秋，省委在沔阳通海口公社搞工作调查，组织部派我和姚义生同志参加了工作队。我被分配到四大队任工作队长。这时群众生活还是很困难。但同山区比较要好得多。食堂一天两餐萝卜粥，吃饭时尽量多喝几碗，撑得肚子难受，解几次小便，不到吃饭时又饿得难受。社员们在房前屋后都种了萝卜，长的很好，大萝卜有六七斤重，还有不少社员到湖里捕捞鱼虾，各家户晚上在家里都能做点小吃的东西充饥。我们工作组遵守群众纪律，在食堂外不能吃群众的东西，有粮票也买不到东西吃，只有饿着。到公社开会，看到公院子里的萝卜，馋得直流口水，也不敢吃。有一次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同志在通海口公社召开工作组长会议，允许我们在公社食堂用自己的粮票吃饭，我一连吃了四钵子饭。
这种困难的情况，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天麦子丰收了，公社的食堂也取消了，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副食品仍然极其短缺。这年六月我的大女儿陈霞出生，在武汉还买不到鸡和鸡蛋……
这些都是过去很久的故事了。现在回忆起来，心里还是一阵一阵地心酸。经历那场巨大的困难日子的人，许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对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已经说明了这些问题的是非。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坚持把我经历的看到的困难写出来。因为，历史是不能改变的。记住曾经发生过的教训，记住曾经经历的痛苦，可以使今天的人们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又是怎样战胜那样的困难的。当然，历史也证明了，中华民族无论发生多么大的事，经过多么巨大的风雨的考验，都挺过来了。人民只是希望，风雨少一点。我的后二十多年，工作和生活，过得还是不错的。许多老战友，老同志还没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我和其它人一样，也是休息在家里，闲遐和冷清，正是回忆往事的黄金季节。人生还是很美好的，也许正是因为有过苦难。人们都是忙忙碌碌朝前奔的，偶尔回头望一眼过去，再往前奔会更有劲头。自然和科学不断向前进，人们之间的事，好象常常不知不党地在重复着过去的日子。故事是同样的，只是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不同的人身上。故事因此也便有了姓名。三面红旗，一言难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