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的最后几天，仲华离开我和孩子们走了。虽然他已七十四岁，心脏一直不好。但是，我们对他的离去，还是缺泛思想准备，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仲华的心脏曾作过支架，手术后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心肌也不缺血了。六月中旬从十堰回到襄樊就又住进医院了。七月九日，我们又赶紧去了北京的医院。检查过身体后，医生对我说： “怎么会堵塞这么多？我知道，仲华最近心情不好。七月二十日，医生给仲华心脏作了搭桥手术，但效果不太好。七月二十九日，仲华走完了他战斗生活和工作的里程。
仲华走了，我一个人常常面对四壁。孩子们都长大了，都有自己的工作，留给我的只是没完没了的回忆。我棒着他生前留下的一些手稿，不知如何是好，要不要出本册子？找谁去说？谁肯帮忙？需要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老陈晚年的时候，身体好一点，他就在灯下写着什么。有一次我问他“你写什么呀？”我看了看他划的题目，知道是写回忆录。我说： “你还想写一本书呀。”他半开玩笑地说：
“写书是作家们的事，我不是作家，写着玩玩，没事和自己的过去在纸上说话呗。”
老陈走了，再翻看他一笔一划写过的字，就好像又看到他在灯下写字的情景，就好象那杯茶水还是热的，就好象又看见他的音容。一句话，就好象他还活着。我忽然觉得，文字是有生命的东西，文字是呕心沥血的足迹，文字是人的精神的结晶。文字可以走回头路，文字可以重新寻找自己的脚印，照片也不能代替文字。仲华留下的文字不多，不是他不想写下去，而是生命夺去了他的笔。那么，这点文字，在我的手里就变得格外的沉重了，格外的珍贵了。我和老陈整整相守了五十一年，半个世纪啊，一晃就过去了。这五十多年，都是我照看这个家，他对我是十分相信的。那么，老陈，你就再相信一次，我还能为你做的大事，就是把你的心血，变成你的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后，我们依然相守。
我同仲华是山东老乡。他家在聊城市东阿县，我家在齐河县，虽是两县，两村的距离还不过五里乡土路。仲华小时候同我哥哥张广凤是同学，从小一起在抗日小学读书，是很要好的朋友。那时，他常到我家来玩，那么小他就常常同我哥哥议论大人们打日本鬼子的事。仲华思想进步，也很勇敢，他当陈集村的儿童团长。上中学的时候，也是抗日中学，没有校园，住在老乡家里，游击式的，边学文化，边学习军事。在中学他入了党，还当了中学的指导员（类式支部书记）。
一九四七年的一天，仲华来到我家说他要走了。我说：
“你到哪里去？家乡不是解放了吗？”他说： “我要随解放军南下，去解放全中国。”见我好象不明白，又说： “不过，用不了几年我就会回来。”仲华大我五岁，那时男女青年没有浪漫，甚至也没送他。但是，他这一去就是三年。三年里我虽然盼他来信，但他一封信也没写。组织规定不准给家人写信，我只好在心里挂念他。后来才知道，他随大军南下，经过许多次战斗。再后来看书、看电影，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人，也都是几年没有音信的。这也说明。夺取政权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
一九五一年春，仲华给家里来了信。说他在湖北天门落脚了。那时我在高小读书快毕业了，刘月义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的心蹦蹦的跳，红着脸听刘老师说： “你也不小了，陈仲华对你印象很深，你考虑一下回个信吧。”高小毕业后，
我考上了泰安银行学校，没几个月就结业了。仲华来信说，结业后，不要在泰安工作，到天门来。这样，一九五一年秋天，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随仲华父亲，从山东来到湖北，来到了天门。那时，仲华在天门渔薪区当区委书记。帮我在
镇里花纱布公司找到一个出纳的职位。我们公司的任务是代表国家收买农民的棉花，然后打包交给国家。国家将棉花织成布匹，再卖给农民。不久，我们举行了简单了的婚礼，几个朋友喝了杯酒，就算完成了婚姻大事。
在渔薪两年多，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极大地挑战。仲华住在群众家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大地主和土匪勾结起来，真刀真枪地同共产党干。有一次敌人想暗算他，夜里通迅员出来，敌人以为是仲华，一枪将通迅员打倒在沟里。还有一次敌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成千的人涌向区政府，准备火烧区政府。仲华一个人趟过河水迎上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群众的工作，揭露敌人的阴谋。那些日子，我整天提心吊胆，想起来真不容易。后来，仲华从渔薪镇调到天门县委当秘书。他文化不算高，可是很爱学习，字写得漂亮，人又老实忠厚，斗争经历比较丰富，领导很喜欢他。后来，我也到了天门团县委工作。
一九五二年，仲华调到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工作。据说原来是准备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的，不知什么原因把他留下了。我分到了省招待所工作，仲华在省委组织部，一干就是十八年。七〇年到宜城县委任副书记之前，是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他是一九八三年从襄地委副书记调到十堰市委。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仲华在省委组织部时，我只记得，那时他们就是在乡下搞调查研究。下基层短则三两个月，长则一去就是半年，很少在家里。家里的事，孩子、老人三代，六、七口人，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照理。老人有病手术住院，我也没有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工作。记得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大儿子才三个月，深夜里发高烧，当时我顾不得什么了，穿了件长棉大衣，把孩子往怀里一揣，用绳子把娘俩捆紧，小跑步行跑到湖北人民医院。医生说是急性肺炎。五九年困难时期，老大出麻疹，并传染给四个月的老二，合并成肺炎高烧不退，住院用氧气才抢救过来。六一年国家困难，孩子小，我们省下米饭给孩子吃，大人吃萝卜干。八三年仲华调到十堰，我父亲在襄樊病故，我一个人处理了后事，没有告诉仲华，他知道后回来批评了我。总之，仲华特别相信我的持家。以至后来孙子们也是我带大到两岁多。一九九六年，我们都到了离退休的年龄，老陈虽然还在市人大。但是，我们的身体都垮了下来。那一年，我一连动了两次手术，前后只相隔十二天。后来那次手术，老陈不签字。说我受不了，他怕我出现意外，家里不能没有我。老市委书记厉有为回来着急了，说：“不行。你不签我签。”手术后，他第一次日夜陪伴我在病床边……
有许多往事，好象存在脑子里，真要象数小鱼似的一条一条拎起来看，又拎不出来多少条。可是提起过去的一切事，又确象发生在昨天一样新鲜。那些事，许多都是平常的，甚至是乏味的。但是，在人的记忆里复活的东西。所有的都十分珍贵。因为，过去的一切，永远不会再重复。也许所有的老人，都幻想再重新活一回，哪怕再尝一回苦难，也很有滋味。
我也是七十岁的人了。回想过去和仲华相守的日子，有许许多多可爱的故事打动心弦。在仲华离去半年后，我给一位老同志打了一个电话，那位同志放下电话，就赶到我家里，吃惊地翻了翻遗稿，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书印出来。”半年多了，我的心一下子落了地。说实在的，当时我的心里是雨后天晴的感觉。我真的要替九泉之下的仲华，感谢赵斌、陈天会、孔庆澡、彭景伦、余锋和田绍祯等同志。《过去的家园》没有他们的帮助，老陈就白写了。然而，大干世界，也有不少要恨的事铭记在心。我感到奇怪的是，可爱的故事常常被人们悄悄遗忘。而可恨的事，也不应该死不冥目。如此想来，我还是教育我的儿孙们，有生之年多做些令他人觉得可爱的事，哪怕被人们很快忘记。因为，人生是为做好事而来，不是为从恶而生。仲华，我的话对吗？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日
（本文作者是陈仲华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