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进入耄耋之年时，回首往事，思绪万千。我从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洗礼，历经艰难曲折，但我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未变。
一、苦难的童年
1912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我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熬盐场村一个下中农家庭。父亲少年读书无成就，为养家糊口，租地主土地8亩，合种30亩碱砂地。但由于不善经营，每年的收成除缴地租赋税外，所剩无几，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此，他兼做农家常用铁器小生意。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社会经济日益凋敝，生意异常萧条，仍然入不敷出，加之连年兵患匪祸，水旱虫灾，农业欠收，还要常年忍受高利贷的盘剥，家里人常伴以野菜、豆渣、棉籽饼充饥，以此维持生存。家境虽清贫，父亲却很热心农村教育，自愿捐出3间房屋办村学。我5岁时被送进村学，断断续续读了十来年孔孟之书。学习之余，还经常帮父亲做些农活，学会了摇楼、撒种、扬场、碾磨、装车垛垛等农活，有时也跟父亲拉小车做生意。正是参加了这些劳动，使我深刻地了解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疾苦，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同时也增长了社会知识。
1926年，我的家乡暴发了农民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围攻迷魂镇（地名）八里营地主乡绅的暴动，我跟随农民参加了暴动。1927年6月，又参加了全县农民围攻阳谷县城的大暴动。在这些运动中，使我深深感受到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
1926年11月，我进入乡第一小学插班读书。在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到校后即参加了全校师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受到很大的锻炼。该年寒假，距我们家9公里的坡里（地名）又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撼华北的农民武装起义。我和一位要好的同学王桂亭到坡里想参加起义军，但反动军警把坡里层层包围，未能进入。
1928年初，我读高小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阳谷县，一时感到形势大变，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我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参加了打神拉庙等反封建活动。当时我十分信仰“三民主义”，尤其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十分欣赏，对孙中山先生创建和领导的国民党抱很大希望。可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抓、被杀，山东省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如昙花一现，烟消云散了。虽然跟着唱了一阵"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喊了一阵“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但不久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仍横行乡里，广大劳苦大众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如同“海市蜃楼”，渐渐消失。这使我对国民政府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也是在这时，才使我才认识到：真正能解放劳苦大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1929年8月，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学校有六、七、八、九四个级别7个班（八级为1928年冬季招收的一个班，其余均为二个班）共有学生300人。由于我考试成绩较优异，入校后就被指定为班长。3个月后，即1929年底，流窜于山东、河北一带的土匪刘桂堂（刘黑七）率匪部占领了东昌城，学校提前放假。次年，郭锡九任二中校长，郭热心教育，重视人才，聘请了一批知识渊博、思想进步的教员，如国语教员雷雨田（雷系湖南人，农民暴动时父母被国民党杀害，是共产党员）、张衡等。现在回想起来，学校教员中雷雨田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热心教学，善于引导启发教育，与学生相处也很融洽。雷、张二人在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学生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倡导男女平等和学生自治。
1931年，二中学生自治会成立。自治会的宗旨是提倡学生自治，倡导民主思想，学生管理学生事宜。但是，自治会主席是校方指定的九级一班张XX（系国民党安插的学生），他与训育员冯俊武（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关系十分密切。自治会刚成立，冯、张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在自治会委员和各班班长联席会议上企图挟制各班代表，哄赶体育教员梁伯河（无党派进步教员）。我和其他同学看出他们哄赶梁先生的目的是想在学校安插他们的亲信，以控制学校。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校方的做法，经过大家的认真商讨，提出了保护梁伯河的三点理由：其一、梁先生为人正直，做事光明磊落，学生没看到他师德不好之处；其二、梁先生体育技艺全面，如此体育教员难得；其三、梁先生与同学关系好，关心学生，待学生如同兄弟。我们提出的这三条意见，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赞同和支持，使校方的阴谋没能得逞。相反，由于我们识破并揭露了训育员冯俊武的真面目，广大学生遂掀起了驱赶冯的风潮。冯跳墙逃跑后，张XX自知在校难以立足，也退学回家了。冯离校时，声言要在学生中抓共产党。其实当时二中学生中并没有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同学们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自发斗争而已。驱赶冯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原自治会垮台，学生们自发组织新一届自治会，重新改造自治会时，我被推选为自治会主席，委员会由十级学生张武云、九级学生李旭东等七八人组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接连传来了丧权辱国失地的消息。沈阳丧失，辽宁沦陷，吉林被占，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退入关，黑龙江马占山孤军不敌败退，东北大好河山沦陷，三千万同胞遭受烧杀抢掠，凌辱蹂躏。二中全校到处可听见学生们的愤怒声、怨恨声。学生无心读书，课堂空无一人，教员罢了教，群情异常激昂，校园里沸腾了！我召集学生自治会其他成员开会研究，决定安排各班学生分头上街、下乡，向民众宣传日寇占领东北的野蛮罪行，以此来唤起民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亡工作。会议结束后，我找到雷雨田教员商定方案，我们决定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以教室楼外面的楼梯作讲台，召开全校师生反日救亡誓师大会。在全校师生反日救亡誓师大会上，我代表学生自治会首先讲了话，中心内容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东北大好河山被日寇侵占，我们的民族处于危亡关头，我们不能坐在课堂上等待当亡国奴！号召同学们团结起来，挽救民族危亡，请愿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各班的代表都先后上台讲话表态，表明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决态度！
各班代表发言后，雷雨田先生急步走到大会讲台上，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东北的大好河山，他情绪激昂地向台下学生呼吁：“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能一枪不发地奉送给侵略者吗？！”接着大声疾呼：“同学们，知道吗？我们的国土已被日寇侵占，我们的骨肉同胞正处在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日寇在我东北丧失人性地烧我房屋，掠我财物，杀我父兄，辱我姐妹！”最后，他高呼：“同学们！试问我们甘愿当亡国奴，任人宰割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学生们群情激愤，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我们要请缨杀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会后，全体学生拥到校长室门外，强烈要求去南京请愿。当时，校长郭锡九和教务处长出面劝说，一方面表示赞扬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同情同学们的要求；一方面极力劝阻说，抗日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学生应当用心读书，不可耽误学业等等。他们对学生进行劝阻没有达到目的时，最后表示，学校的职责不能违背，不能违令带队请愿，同时，推辞说学校无钱去南京请愿的路费，如果同学们一定要去南京请愿，那就自己解决路费问题。当时，我们只看到依靠学校去南京请愿无望，但并没有识破学校的阴谋。学生自治会随即召开各县同学代表会议，决定分头去各县向社会各界募捐路费，并要求大家在一星期内返回，然后去南京请愿。记得当时我和李旭东、尹序贵、张书成、张福成去了阳谷，张武云等同学去了茌博，周乐亭等同学去了东阿，冠县、莘县、范县等县的同学代表也都积极分头到各县去募捐。
不到一星期，大家陆续返回东昌。我募捐了275元，其它同学共募捐到二千多块现大洋。有了这些钱，我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下去南京的路费解决了。可是当我们回到东昌后，见二中学校大门紧闭，校内冷冷清清，学生和老师都不见了！校工告诉我们说：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学校就提前放假，食堂停伙，要求学生和教师都离开学校。后来才知道，不仅是二中，三师也提前放假，据说是山东省教育厅下令全省学校提前放假的。这时我们才猛然醒悟：学校和政府当局的意图是一致的！这件事使我更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的本质和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南京请愿流产后，我找到尹序贵和朱保明，一起商量找共产党的事宜，并约好在三师读书的申景玮（申云浦）一起在三师找共产党组织。当时我们分析，根据雷雨田先生的言行，认为他一定是共产党员，便打定主意等开学后请他介绍我们参加共产党。
1932年春开学后，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雷雨田先生。但是，因当局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被学校辞退，谁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7月，我在二中毕业后，和朱保明一起考入三师八级读书。到三师后，我和朱保明、申景玮就商量寻找共产党的事。恰巧三师党组织就在这时成立了。刘书林（子蔚）同志任书记，桑艮扬任组织委员，孙芳茜任宣传委员。朱保明和孙芳茜都在八级一班读书，通过孙的介绍，朱于1932年9月底参加了党组织。
二十多天过后，朱通知我说，党组织已批准我入党了。当时我心里既非常高兴，同时又对朱不满意。就问：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参加党组织？还有申景玮呢？朱解释说：组织不同意集体入党，要一个一个地参加。不久，党组织也批准申景玮同志参加了。根据党的决定，当时党员的主要工作是搞工人运动。根据分工，我负责做城内西南角一个小水井推水工人的工作。后来因推水工人不多，我便到城北门里做掏粪工人的工作，从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入手，组织工人开展罢工。后来罢工虽未成功，但交了一些工人朋友。
1932年冬（寒假），我返乡发动组织农民和盐民的革命活动，组织了穷人社。为了发动群众革命，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定于1933年春季开学后，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张贴标语活动。活动分为校内、鼓楼、大街和二中、三师附属小学四路，组织了四个组。我和朱保明、孙芳茜负责贴大街为一个组，王连级等人负责贴三师附小为一个组。成卷的标语都是校外同志先写好的，标语都是用红、黄、绿纸写的“打倒国民党”、“反对‘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下面署名为CP，很是醒目显眼。我们乘下晚自习到熄灯这30分钟时间行动，用破袜子装满浆糊，抱着一大卷标语，从学校后面东便门溜出去。孙在前面望风，我在中间拿着袜子刷浆糊，朱保明在后边贴标语。从傅家宅、荣光兴旅部门口贴到南大街，又由鼓楼东大街返回鼓楼西县衙门。不到20分钟，我们就贴完全部标语，然后迅速返回了学校，悄悄地回到寝室，按时就寝.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学校就炸开了锅，许多同学议论纷纷，说学校贴满了共产党的标语，有的说大街上都贴满了，贴标语事件已震动了全城。我心里乐滋滋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他们打听哪里有标语。因为贴在三师校园的标语比较多，当天上午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驻军旅部的人都来到学校，说三师有共产党，把各班级同学试卷翻出来查对笔迹，自然毫无结果。学校怕负责任，说三师学生夜晚出不了校院，提出不能排除外来的共产党人在学校搞活动。
虽然这次活动没有被查出来，但此后当局加强了戒备，实行了戒严，三师校外每晚都有部队巡逻。
1933年6月，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山东省委和山东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三师党组织通知，要求全体党员提高警惕，沉着应付突发事变，要把所有党内同志的来往信件和党内的内部刊物、证件统统藏好或销毁。
当时学校已放暑假，我把保存的几份党刊《前哨》和几本进步书籍带回家隐藏在牛棚的墙缝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意志薄弱的人动摇了，也发现有个别人叛变投敌。
当时，我的姐姐有点胆小怕事，从国民党那里听说我参加了共产党，非常惊恐，哭着跑回家诉说给了父母。二老听到后没那么惊慌，可能早意料到我参加了革命组织。我母亲最疼爱我，虽很怕出什么不幸的事情，但父亲见识广，遇事不惊，很镇静。二老把我叫到跟前，慢声慢语的你一言、她一语地询问究竟：“听你姐姐说，你参加了共产党？那可是造反的啊！是要被杀头的！咱们家已经穷怕啦，我俩已经老了，今后要全靠你养活，全靠你养老啦！”
我回答说：“这个我知道。可是在这样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吃人的黑暗社会里，我们有什么出路，有什么前途呢！只有革命，推翻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穷人才能翻身，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二老又说：“地主、国民党有军队、有枪炮武器，你们能行吗？”
我说：“是地主多，还是穷人多？军队中当兵的都是穷人，他们也要起来革命！”二老说：“这个我们都懂得，就是咱们家只有你一个！你上无兄下无弟，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办？这样大的事，天下人多着咧，只少你一个吗？你不干不行吗？！”我说：“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老小！我们不干，别人也不干，谁干呢？”“你说的也是……，我们不阻拦你，也阻拦不住你，我们只是担心，害怕你出事！你千万千万要小心啊！”
这是两位老人最后一再嘱咐的话。从此以后，我母亲对来我家找我的人，如申云浦、朱朗霄、钱杰东等等同志们更加亲切关照，在家庭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她总是想方设法，向邻居借白面烙饼或擀面条、炒几个鸡蛋招待大家。也就是在这个暑假里，我在家乡发动农民、盐民闹革命，组织起来一个十几人的“穷人社”。
1933年下半年三师开学后，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学校前大门有人把守，后便门紧闭，每到夜晚校园周围就有军队的巡逻队。学校加紧了对学生的思想行动控制，训育员胥子君如同一只饿狗昼夜不停地到处嗅寻食物一样，搜寻捕捉他们的政治猎物。校内一些国民党蓝衣社分子和反动地主子弟，也表现出趾高气扬、洋洋得意的样子。由于他们抓不到我们党内同志活动的真凭实据，便经常在同学们中窥视、刺探、侧击思想进步同学和我党政治面目有些暴露的同志。为此，党支部严肃要求党内积极活动的骨干同志：1、要严加警惕，时刻准备发生突然事件，如发现特异情况，可离开学校暂避；2、为了保存力量，巩固组织，行动要十分严密，同志们之间暂时减少接触，对已经暴露了的同志暂不接触；3、在同志们相互接触时，如发现有的党员行动异常，可回避。对已消极停止活动的党员，要甩掉，使其脱离党的联系。
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了特务活动，利用我党的败类，配合韩复榘的侦缉队，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党的组织相互之间失掉联系，当时常看到报纸上刊载：“今天某地共党被捕，明天某地共党人员落网。”等消息。那时侯，几乎每天都有八号或十一号汽车（刑车）尖叫声，载着我党的同志和思想进步群众，将他们残杀在济南千佛山下。全省一度乌云密布，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三师党的活动和全省其他党组织同样处于革命低潮。这种恶劣局面，一直到1935年才逐渐有所缓和。
三、积极筹建党的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秘密开展，党组织一度停止工作，与广大党员失去联系。在山东，由于省委出了叛徒，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鲁西北一带党组织更是名存实亡，党员也七零八散不知去向，党的工作几乎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要恢复我党的一切工作，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筹建党的基层组织。
在当时形势下，我一方面由于交不出1934年的入校学杂费，难以续读。另一方面更重要地为了向其他地区和农村开展党的组织活动，另辟党的根据地，建立党的组织，由党组织确定我于1934年休学一年，离三师去了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以任教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33年三师放寒假，我办了休学一年的手续，便径直去了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已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翟子超同志见到我后格外亲切，我向他说明了到安乐镇筹建党组织的来意后，他非常高兴。安乐镇当时只有我们2人是共产党员，由于人数少，还不能建立党组织，但在该校教书的杨一斋同志是1929年脱党的党员，我们决定对杨进行考察，杨如果没有变得消极，还愿意找党组织干革命，我们就给他接上党的关系，成立起党组织。我们经过对杨的考察了解后，得知杨正苦于找不到党。我们相互介绍后，即于二三月间成立了党支部，我和翟推选杨为支书，翟为宣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
在安乐镇小学建立党支部不久，也就3月间，我们召开了第二次支部会议，也是县委成立的第一次县委会议。会议研究了如何开展党的工作和壮大党组织问题，当时会议认为，省委尚未恢复建立，全省还处于革命低潮，可暂缓发展党员，先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团结组织进步青年，进行政治学术研究，对其进行考察、培养，然后将他们逐步转入党内。于是决定成立“中坚社”。“中坚社”以党的组织为核心领导，为便于开展工作，另吸收几位党外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可靠人士作“中坚社”的发起人；并要求组织活动要严密，社章可以写成“灰色”的，会议便确定邀约：1928年失去联系的共青团员王筱湖、与我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孙寒光和进步青年教师王伯锦、杨玉昆等四同志作中坚社的发起人，规划以社的名义作掩护，向全县和聊城、寿张开展党的工作活动。因此，会议将刚成立的党支部改组为中共阳谷县工作委员会，杨一斋同志为县委书记，翟子超同志为宣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1935年6月翟子超离开阳谷县，7月补申云浦、朱郎霄二同志为县委宣传委员。三月会议后，我和翟子超同志拟定了社章，并选作一些学习材料后，于四、五月间携带社章、社刊（学习材料）一同到聊城、阿城镇联系了孙寒光、杨玉昆同志。
6月，我带一批社章、资料去寿张县省立第八乡师，联系王福昌、段延铬（即段缄三）、沙延孝、鲍廷于、司宪章等同志，研究了乡师如何开展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因省委破坏，学校控制很紧，为了隐蔽斗争现不必再搞"中坚社"的组织，需更严密地继续发展党组织。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从此，在阳谷县和寿张、聊城开展了党的工作活动。至1935年社的组织已发展有李清盾、李超等同志20余人，有一批社员如王伯锦、杨玉昆、姚修文、赵风声、孟广生等同志已转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1936年阳谷县已发展“中坚社”社员近40名，党员30多名。
1934年暑期，聊师（这时已改为省立聊城师范）七级班毕业，刘书林等同志离开学校，他把党的工作交给了八级的陈景文、九级的申景玮等同志负责。这时期学校政治空气很恶劣，校图书馆成了党内同志们的主要活动场地，同志们除了自己加紧钻研马列书籍外，积极注意时事研究，帮助培养思想进步同学，时刻没有停止过党的革命活动。正因为如此，申景玮同志政治面貌有所暴露，引起了校当局的怀疑，但他们抓不到证据，便利用寒假时期，向家长发函以辞退（退学）的名义，开除了申的学籍。
1935年春，我休学期满，返回三师复学，钱杰东同志见到我，如久别重逢的亲兄弟，抱着我的胳膊说：“大哥（在三师同志们都这样称呼我），你可来了！赶快把支部建立起来吧！”看他激动而又焦急的样子，我很受感动，连声答应：“好、好”。我和王连级同志交换意见后，决定由我、王连级、钱杰东三人组成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党的中心支部，他二人推我任书记，王连级任组织委员，钱杰东任宣传委员。支部建立后的第一次会上，我们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审查党员情况。对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不参加党的活动的党员，以后党组织不再和他们发生联系，同时做好脱党者的善后工作；对和党保持联系的党员，要加强组织教育工作，以巩固纯洁党的组织；二是吸取过去的教训，党的组织要绝对严密，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实行垂直单线联系；三是研究下一步工作。鉴于革命仍处于低潮，要在同学中做政治思想发动工作，从思想认识上培养发展党员，同时要注意活动方式、方法，灵活利用合法身份活动，党员可以和有社会上层家庭的同学处好关系，以掩护自己。在首次会议上审查并批准了杨绪铭同志入党，同时研究了学校图书管理员耿荆山误入托派，现仍积极要求参加党组织的问题。半个月后，支部召开第二次会议批准了宋宝印（即宋秋谭）同志入党；经审查耿荆山同志确系误入托派，决定吸收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35年4、5月间，在一次党支部会议上研究倡议学术辩论会，以此在同学中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会上确定了两个辩论题目：一个是“国家政权是否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另一个是“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计划先辩第一题，下一次再辩第二题。为了便于开展辩论，需要先取得合法权。我和钱杰东同志到教务处请示了教务长朱有如，说同学们为了促进学习，想开展学术辩论会，是否可以？教务处长听到同学们自己想开学术辩论会，十分高兴，满口称赞说“好，这个方法很好”。于是，有了教务处的旨意，我们的辩论会就取得了合法化。我们便向九级同学号召，说教务处要我们开辩论会，请同学们踊跃参加。当时被提名选上参加辩论小组的学生感到十分荣耀，没有被选上参加辩论小组的也都想听听辩论的内容，看看胜败结果如何。我和王连级同志分别被编为一、二两个组。他属九级一班，我属二班，自然形成了两个班的辩论会。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我组除了要发展党员对象周乐亭参加我的辩论小组外，还在本班指名选了两个地主家庭出身读死书的平庸同学作搭配。我们商定，王连级同志组为正统组（即正方），主张国家政权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我们第二小组为反对派（即反方）；我们暗中商定，正统组只能失败，不得取胜。在各自准备辩论材料时，我感到有些担心，如果辩论展开，我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暴露，必然会引起校方的注意。正在发愁时，钱杰东同志提出找靠山，取得合法化，让我去找训育员胥子君。一句话提醒了我，于是我跑到训育处，对胥说“胥老师，请你帮助我。”胥见我很尊敬他，于是又倒茶又让坐。我说：“我们班开学术辩论会，同学们要我站在反对的一面，我没有这方面的词，怎么办？”胥随即连声说：“这好办，好办”，提笔写了《国家与革命》等几本书的纸条，嘱我到图书馆去借。我心里高兴地想，这样我就有了依据和证据。如有人说我宣传共产党的言论，是共产党员，我就可以说这是国民党代表训育员胥子君指教我的。
辩论会在九级二班大教室展开了，两个班的同学合在一个教室里，并号召欢迎其他班级的同学也来参观，室内挤得水泄不通。辩论会一天一场，每次开半天。辩论了两天后不分胜败。这时各个教室里、寝室里、饭堂里，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展开了讨论，到处议论纷纷，整个学校都轰动了。一些国民党员及反动家庭出身、思想落后分子受不了了，接二连三地找校长孙芳时，学校开了紧急会议，教务处懊悔失误，训育处有苦难言。于是，学校只得发了个 “辩论会立即停止，以后不准召开辩论会”的通知了事。辩论活动结束后，党支部会议研究出一个意见：由我和钱杰东作为学生代表，向教务处建议说，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农村来的，将要到农村去教书，听说教务处的耿荆山先生对农村问题很有研究，能否请耿先生给我们讲一课？教务处主任听到建议后很高兴，很满意地说：“这个建议很好，我们研究一下，与耿先生商量再定。”于是，耿荆山同志每周给每班上一堂“中国农村问题”课，主要讲农村革命问题，教材由我们支部同志帮他准备。为此，耿先生薪水增加了40元，他拿出5元作党费，用于购买进步书刊、小报，供同志们阅读，这样一来，一举三得。
由于党支部有计划地开展了政治思想革命活动，加之宣传我党领导的胶东武装革命起义和冀南农民革命暴动的影响，聊师同学中革命政治空气空前活跃。然而，校方也加紧了对同学们的控制，他们利用1935年放暑假之机，以辞退学生的方式开除了王连级同志的学籍。入党较早的八级班的同志，暑假毕业离校。郭清云同志又不幸病逝，老同志减少了。这时，除了耿荆山同志作为特别党员单线联系，李飞同志刚插班到校外，我和钱杰东、宋秋潭、杨绪铭、耿玮、任汝舟等同志都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在我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各班级都办起了《思想论坛》、《文学艺术》等墙报，同学们的政治思想非常活跃。
1935年秋，山东省的大叛徒宋鸣时由临清来聊城，声称聊师有共产党组织，要抓聊师的共产党员，那时宋为山东省国民党调查处特务，任“捕共队”队长。当时，同学们中凡爱谈进步书籍，对时事政治不满，爱发牢骚的同学都很紧张，不知那些特务分子将如何调查和抓捕共产党员？不知要把红帽子戴到谁的头上？我们党支部立即召开会议，布置每个党员要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并研究讨论了被捕后的“三部曲”。即：1、被捕后，在无证据的情况下，不管敌人施行什么酷刑和骗术，决不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2、如有叛徒指认或其它证据，确已无法否认，就光明正大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学习季米特洛夫，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演讲、辩论，宣讲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救国救民主张，进行法庭斗争、反审判、变被告为原告，争取法庭旁听者的同情；3、刑场杀头时，要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卖国害民的国民党！”、“打倒贪污腐败的黑暗政府！”等口号，以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那时耿荆山同志已为聊师教务员，聊师的校务会他都参加，我们布置耿了解学校当局的动态，随时通报消息。据我们当时了解，叛徒宋鸣时和聊城县国民党党部的人三次到聊师调查，开会研究共产党组织活动情况，但他们均未能查出、肯定哪个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们入党时向省委报的都是假名字，宋鸣时查对学生名册时也没查出一个共产党员的真姓名。最后，校长孙芳时等以“过去三师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可能是已毕业离校的六、七级学生所为”而搪塞过去。宋鸣时宣告失败，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聊城，一阵乌云过去，我们反而顿感安全了。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面对同学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们以响应和支持平津同学发起救亡运动为号召，支部决定组织同学们上街示威游行，以鼓舞斗志，准备成立聊师学生救国会，进一步冲击反动当局对学生爱国思想的禁锢。为了防止学校当局的阻止和破坏，我们秘密串联，通知了各班的同学，于星期天在城南大堤上集合，然后上街游行，为壮大声威，我们还串联了二中的部分同学参加，但是有人向学校当局告了密，星期天早上，我们和几个积极分子提前到南大堤，等了很久不见同学们来，后来才知道，是学校校长闻讯后召集教务主任、训育员，把守学校大门，不准同学们上街，因而将大部分学生阻止在校内，有的同学从学校的后墙跳出来通知我们说，学校被封锁，同学们出不来。就这样,游行示威流产了。游行虽然被破坏，我们并未罢休，就在校内开展活动，联络各班级同学召开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会。学校当局见状十分惊慌，他们同时组织了一小撮落后学生和校腿子暗中破坏。但是，他们的劝说和恫吓，抑制不住同学们的反帝热情。就在这时，学校宣布提前放假，停伙，不准同学们留在校内吃、住，并声称这是有教育厅的命令，同学们难以坚持，不得已陆续离开了学校。针对当时形势，我们党支部迅速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工作，大家一致认为：没有上级党的领导，与外省、市的党组织又无联系，这样孤军作战是困难的，必须尽快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鉴于当时山东省委还没有恢复重建，于是决定由我和钱杰东同志去山东濮县古云集找河北省党组织。1936年1月间，我俩骑自行车冒着纷飞的大雪，经一天急行到了古云集，找到小学教员魏伯涛和事务员张介夫（王世希）。但他二人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组织关系。他们介绍我们去找陈楼小学张承一，张提出要我们写个详细报告，再去一次，帮我们找党组织。后来不约而同的意愿，赵健民同志去了濮县和河北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北方局指定黎玉同志到山东恢复了省委党的组织，与聊师党组织接上了组织关系。
四、乡村建设训练处受训
1936年春，学校开学后，同学们为了应付压头的全省毕业大会考，都在埋头复习三年的课程，我们党支部在此时研究反对会考之事。四月间，韩复榘通过山东省教育厅命令全省所有应届师范毕业生集中去济宁梁漱溟办的乡村建设训练处受训。聊师的党员中有我和钱杰东、宋秋谭、杨绪铭等同志一同去济宁受训。临走前，我把聊师党的工作交给了李飞同志负责。
1936年4月20日，全省12个师范学校（内有6个省立乡村师范），800余名师范应届毕业生，齐集济宁乡村建设训练处。乡师编为第二大队，驻北关天主教堂，后期师范编为一大队，驻西关外兵营。我被编入三中队。到达济宁不几天，省委就派来交通员，通知我们共同成立一个党支部，指定一乡师来的同学张元修为支部书记，我为组织委员，钱杰东为宣传委员。我除了被分工负责发展党员对象周乐亭、钟玉斯等同学的工作外，还负责领导八乡师党小组的工作。八乡师党小组有段远铭（又名段缄三）同志负责和我单线联系。济宁乡村建设训练处，设有行政管理、学术教育、军事训练三大部。济宁行政公署专员梁仲华任训练处处长兼行政管理主任，教育长陈亚三兼学术教育主任，军事主任为留学意大利佩中将军衔的一法西斯分子（名字记不起来了）。乡建处训练计划为一年，除了寒暑假外，三个月军事训练，三个月学术教育（主要是乡村建设理论），三个月见习。5月初，军事训练正式开始。军事人员除军事主任和大队长为高级军官外，中队、分队、小队（即班）长，均为韩复榘三路军的校尉中下级军官。他们和学员同住。实行强制的军事管理。另外，中队设政治指导员，专门考察学员思想动态和政治审查。军事主任在课堂上大讲法西斯主义，张口“意大利”，闭口“墨索里尼”，鼓吹德国希特勒军国主义和日本武士道精神。口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说煤球是白的，你们不能说是黑的。”那些中下级军官则大讲“营房就是课堂，操场就是战场”。任何人不管任何事，离开了小队，都必须事先报告。经允许方能离开。这种管理完全如同他们对雇佣军的管理方式，任意进行人身侮辱。准备当人民教师的师范生，怎能受得了如此野蛮的管理！同学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喻称“营房就是监狱，操场如同刑场。”当时乡建处的形势如同浇上汽油的干柴，一点火星就会引燃熊熊烈火。
按照组织的指示，我在三中队同学中发动同学们消极抵抗，因势利导，集合时故意迟到，出操故意跑乱步。在大会操时（两个星期一次）燃起全体同学反法西斯军事主任的怒火。阅兵台前爆发了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训练处害怕学潮闹大，报告韩复榘，调换了军事主任，撤离了小队长，改由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日常训练生活。学术课主要是学习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学说。其主张在全国普建"政、教、富、卫"一体的乡村建设学校，达到富国强兵。乡建理论主要内容观点是：“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别，无阶级之分，“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共产主义也不适合中国，只有乡村建设才能救中国。”上课时，梁漱溟在讲堂上讲，我们党支部就发动同学在下边批，故他在讲这个课的结论语时，引起全体同学的哄堂大笑。最后梁漱溟悲叹地讲：我两个多月的心血（指讲课）失败了！
在一年的训练期间，复兴社的特务学生与我们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他们经常笨拙地跟踪盯梢，监视进步学生们的行动。我就被盯梢一个多月，盯梢的人是来自荷泽师范学校的一个家伙，记得当时我故意引逗他，他本是个不学无术之徒，弄来弄去使得他一无所获。就在这种军事生活和政治空气斗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两周一次的党支部会议和党小组会议从未间断过。小组会有党的正规生活，每个党员都没有马虎过，小组会有三项内容：一是政治报告（讲自己学习时事政治的心得和观点）；二是工作报告（主要汇报向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发展党组织情况）；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上三点，每个党员都能自觉地做到。
到了7月，放了一个月的暑假，我和张元修、钱杰东没有回家，省委组织我们三个人在济南小布政司街一个旅馆内的阁楼上，办了20多天的学习班，除了一位姓张的给我们讲时势情况，介绍几本书外，其他时间基本上是自学。
1937年1月，乡建训练结束。结业鉴定时，指导员对我的政治审查结论是“唯物主义者。”因此，分配工作时，未委任我为校长，委任我为教育主任。
1937年春节后，全体受训学员被调到济南第三路军教导团营房集结。山东省政府命令在一个星期以内，分配到各县乡村建设学校就职。因时间紧迫，我们在乡建训练处的临时党支部，向省委汇报后，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摸清分配情况，如党员同志有任校长的，要争取两、三个同志在一起，若没有分配校长职务，要找有进步思想的校长，选择适当的地区去工作，以便今后开展党的活动。结果，党内同志只有一个被分配到校长职务的，我被分配任教育主任。经宋宝印（即宋秋谭）同志介绍，找到一位姓宋的同乡王守业，堂邑县人，北大学生，因不得志，投靠了邹平、梁漱溟的乡建派，分派来任校长。我和王谈得投机，我们选择了一个土匪窝子，冠县的狼窝（现改为兰跃）。在所有党员同志确定了去向以后，由张元修同志报告给了省委。我们于3月13日，和聊城第六专区新上任的范筑先专员同乘一辆大卡车到了聊城。我和王守业便到了冠县狼窝。我到狼窝筹建乡校十三、四天后，省委派来联络员刘仲瀛同志（即范明生、李济安，莱芜县人）和我联系。我们接头后，刘首先自我介绍说：以后要叫他老张，有人问时，就说是商人，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冠县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冠县已建立了县委，书记为郭芳臣（即郭兰皋）。今后为了工作方便和便于领导县委的工作，确定县委和我联系，由我负责领导县委的工作活动，以后他只和我发生联系，不再和县委的其他同志直接联系了，以免引起地方上的怀疑。同时，我把如何筹建乡校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谈完后我留老张一同吃饭，他坚决不肯。说见人多了不好，指了指他自行车的挎包笑笑说：我有花生（鲁西花生便宜，仲瀛同志常以花生为粮饭，有人说他爱吃花生，实际是他当时生活艰苦）。
次日我去找郭芳臣同志联系，郭领着许树凌、许乃昌同志，在柳邵村外与我碰面。许乃昌同志见面就讲：前几天在教育会议上看到你（我召开的小学教育会议），会上乱吵吵的，你却笑呵呵的，我们回来正议论你这个人来得不善，要做提防，原来你是自己人！大家见面很亲热，一见如故。当时，我们就在路途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郭芳臣同志向我介绍了冠县党的组织活动情况，冠县分东、西、南、北四个片区，也叫四个办事处，这四个片区，以城东的东区党组织最活跃，东区的负责人是王维群，党员除他们几人外，现在我记得的还有钱超凡、李一香、王登明、于合一、郭兰熙等同志。狼窝乡建校也就在这个城东区。从此以后，郭芳臣等同志作为我同学介绍的本地朋友关系，和我经常来往联系，研究工作问题。
五、组建冀鲁豫抗日人民自卫团
在日寇大举进犯晋、冀鲁的混乱情况下，我在病床上接待了王进亭、李飞、段缄三、司东英、焦玉美、杜斯文等同志，商谈了要立即拉起武装打游击、抗日问题。11月间，我恢复了健康，这时日寇沿京汉、津浦线，从西占领了石家庄，进攻太原；从东侵占了济南，夺取泰安。国民党中央军队南撤，地方官员纷纷南逃。在此紧迫形势下，我利用乡校行政权力，集中郑营地区五个乡的人与枪支，继续进行紧张的抗日军政训练，准备组织人民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12月，濮县县长苗振武被刘汝铭委任为冀鲁豫抗日人民军司令。苗开始筹划组织军政机构，他硬是把我调到濮县县城，要我为其工作，担任他的抗日人民军政治部主任。苗虽系无党派人士，但也是一个依附国民党的野心家，其部队难以掌握。我心想，我岂能为虎作伥。
1938年1月30日，我乘苗振武去开封找刘汝铭领取武器弹药之机，离开了濮县县城。过了黄河，沿着大堤而下。当晚在河滩里一单家独室内灶窝边坐卧一夜。正月初一，我经寿张县城回到故乡阳谷县，见到了申云浦、王筱湖、宋金川等同志，大家非常高兴，我向他们说明我想在家乡拉起武装的意图，申等说：“正合我们大家之意，我们正要派人去找你，现在阳谷县长徐茂礼是共产党员，我们正计划利用县政权，调集五百至八百条枪，成立阳谷抗日大队。由你和丽华（即宋金川）同志负责带领。”
3月初，我们正筹划组织武装期间，布永年率匪部（后改编为鲁西北抗日游击第十九支队）占领了阳谷县城。这时，我在家乡利用社会关系，联络会道门——黄沙会（也叫红枪会）四大家的胡、关、童、赵等点传师以上大道首。他们在冀鲁豫边区发展有20多万名武装道徒（主要是长矛大刀等），我意图利用他们拉起一支抗日人民武装部队。为取得与道首相互信任，我随众入道，进坛跪香20天。并借此机会，对大小道首宣传历史上民族英雄事迹和抗日的道理。我摸清了会道门头子的思想。胡、关等大道首也知道了我的意图。4月10日左右，我带领胡、关、童、赵四位道首，去聊城司令部晋见了范筑先总司令。我向范说明了利用会道门发动群众武装抗日和避免日寇汉奸特务利用会道门的意图，范十分高兴，并当面对胡等能率众抗日保国，学习民族英雄的行为作了精神鼓励。随即安排我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冀鲁豫抗日人民自卫团”，团部设在聊城鼓楼以南，南大街路东一个大院内。范筑先当时歉意地说：我本应宴请诸位，因有紧急情报，日军沿京汉铁路由邯郸等地东进，有犯我区东去支援进攻台儿庄战斗的迹象，要立即出发去濮、范地区迎战，只好由王金祥参谋长代我设宴陪同各位。
在聊城南街“抗日人民自卫团”团部安定住下后，各首领推举胡为团长，关为副团长，其他道首为议事参议。中共鲁西北特委对我指示，会道门是封建迷信组织，只能控制，不要发展，确定我为该自卫团顾问。就在这时，西南方向炮声隆隆，范司令率部在濮、范地区和日军的战斗炮火了。我对几个道首讲，日寇已打上门来了，范司令员对我们如此器重，他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我们怎么办？能坐视不上阵吗？！这时，胡、关等声称：“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了，不过我们参战人数少了不行，必须调集两三万人。”我说可以。立即写稿给《前锋报》登了一个“冀鲁豫抗日人民自卫团请缨杀敌”的报道。范在电话中急促而又高兴地说：“好！好！不过不要那么多人，调三千人即可，分三批来，一批一千人，要钢枪，一定要调集带钢枪的。”情况紧急，在阳谷城北，向四面八方发出了鸡毛信通知。正在紧锣密鼓调集部队之际，阳谷县张维祥县长转来前线范司令通知：“敌人已溃退，战斗结束，自卫团不要来了。”
乡村建设学校是政（政治）、教（教育）、富（建设）、卫（军事）合一的政权组织机构。我和郭芳臣同志研究计划利用这个政治、教育、军事的合法权力，开展党的革命工作；打算利用教育工作，广泛开展（原来就有的）小学教师和进步知识青年的读书会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利用军事训练作武装起义的革命准备工作。乡建校在1937年训练了两期武装青年壮丁，每期120余人，受军政训练4个月，共训练了200余人。
狼窝乡校不同于其他乡校，对受军训的条件作了特别规定：1、凡是受训的青年壮丁，必须带九成新的汉阳造步枪一支，子弹50发；2、怕吃苦或身体病弱的地富子弟允许雇用贫农代替。由于有地方党组织的同志配合，我们顺利地进行了军事训练。同时狼窝乡校还规定了三条校风：1、不拜客（不拜访封建乡绅地主）；2、不准劣绅调词驾讼；3、不准豪绅地主擅入乡校，有来校办事者，一律门外听候传唤，但对平民老百姓要热情接待。本来冠县封建势力非常强大，由此而来，使冠县东北一带的封建豪绅地主威信扫地，在官场的地位一落千丈，引起了乡绅们对乡校的极大不满，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劣绅们勾结反动的冠县县政府，对狼窝乡校散布流言蜚语，以致造谣惑众，肆意诽谤。五、六月间，农民刚刚开镰收割小麦的时候，劣绅们借乡校禁毒、取缔贩卖海洛因、鸦片烟的机会，欺骗煽动狼窝街不明真象的农民群众一、二百人，由地痞流氓、大烟鬼带头，扛着沙耙、扫帚围攻哄闹狼窝乡校，叫嚷乡校乱抓人，逼死人命等等。可是乡校廉节奉公，大公无私，为民办事公正。尤其是禁毒，广大农民群众是拥护的。但农民慑于封建势力的胁迫，不敢不随从前来，故到乡校看一下即漫散而去。
但乡绅们却有了借口，恶人先告状，大肆宣扬狼窝发生了农民围攻乡校的事件。县委的同志在事前已发现封建乡绅们阴谋闹事的活动，在紧急情况下，我在闹事当天的早晨去聊城向范筑先专员作报告，上午10点多，我正向范汇报时，专暑接到狼窝发生闹事的电话，范知道我们这般血气方刚的青年没有错，只是唉声叹气地说：“你们太年轻了！”范要我立即回狼窝，并说他后面派人去处理。待我下午返校后，闹事人已离去。范认为事已发生，难以挽回，遂决定将王守业和我调离狼窝。我冠县县委闻知，即决定：立即开展挽留乡校教育主任的活动。
郭芳臣等同志利用社会关系，游说豪绅们缓和矛盾，宣传我待人和善，有办教育的经验和工作能力，冷落乡绅不是盛主任之意等等，并发动群众写联名挽留报告。但事情发展迅速，专员公署调令下达，调王守业去胶东邹平，调我到濮县郑营，挽留活动没有成功。6月初，我离冠县时和县委的郭芳臣、许树发、许乃昌等同志召开会议又研究了一次政治形势和今后的工作问题。当时政治局势是：由蒋介石不抵抗主义，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占察绥、冀东殷汝耕宣布所谓自治而叛国投敌。华北五省在酝酿什么独立运动，政局十分混乱。日敌节节入侵，进逼平、津，华北吃紧，国家岌岌可危。人民愤激，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当时的动乱局势，我们分析有三种发展可能：1、国际战争（即中日战争）可能很快爆发；2、如国际战争打不起，国内军阀战争（即蒋介石与华北韩、宋、阎等之战就有可能爆发；3、如上面国内外大战打不起，因政局不稳，人心浮动。一旦青纱帐起，亦必土匪四起。我们认为第一种形势，即国际战争爆发难免，中日战争的爆发是我们拉武装部队的大好时机。那时，可以乡校200人作为基干力量。号召抗日，建立义勇军，发展抗日武装。第二种形势，如国内军阀战争打起来。将必以黄河两岸为战场。我们利用南北战争的空隙，拉武装部队也是一个好时机。在第三种形势土匪四起的混乱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以乡校二百人作为基本力量，联络土匪武装进行起义，但此举难以立足，势必西进太行山区沿冀西山区北上，出古北口到察绥抗日打游击。估计这一行动将会遇到不少困难，故当时认为此计划将视情况而定。我离开冠县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椐郭芳臣等同志称：冠县在事变后至10月底，人心惶惶，一片混乱。正在这时，中共冠县县委以郭芳臣同志为首，已在冠县东、北区拉起了“抗日保家卫国”的大旗，以狼窝乡校二百多人作为基本力量，组成游击武装部队。当时也称抗日人民义勇军。刚组织起六、七十人枪，冠县境内土匪四起，石鸿典、荆维德、栾省三、杜子恒等一伙亦在冠县东、北一带拉起了队伍，也称抗日义勇军，群众称其为“北杆”，韩春和在冠南拉起一伙，称“南杆”。
石鸿典等为扩大势力，喊出抗日口号，向各村搜集枪支弹药，宣称：凡交出枪弹的村庄，给以保护，不准烧杀抢；对有枪不交，抗拒的村庄，打进去烧杀抢掠不管。不少村子怕烧杀抢掠，为保护本村不受侵害，便连人带枪一同入伙，由此石鸿典等部迅速扩大，到月底已由裹胁农民聚起了上千人的队伍。石等对此队伍缺乏组织纪律，少数伪匪出身的头目率众抢劫，闹得城乡一度十分混乱，人心惶恐不安！
中共冠县县委研究，如以武力制止，寡不敌众，并有被吃掉危险，故决定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力量，以郭芳臣等同志和石鸿典、荆维德等的旧友关系，实行了抗日武装联合。广大群众见郭部和石部实行了结合，认为部队有了政治保障（不会再为匪），同时又怕石部烧杀村庄，各村便纷纷带枪参军。
一个月的时间，部队扩大数千人，11月初占领了冠县县城。为便于将这一群地方武装引入抗日救亡轨道，抗日义勇军和石、荆部实行联合并队后，经过对大小头目首领的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加强了队伍的约束，乱抢乱打的行为有了收敛，但唯独和李辛村的对立矛盾未能说服解决。李辛村是冠县城东北枪多人众的大村子，有高墙土围子，不肯交出枪弹，与石、荆等对抗，形成誓不两立的敌对局面，郭芳臣等同志努力向双方调解，均不能说服。11月间，石荆率部把李辛村团团包围，打了四昼夜，未能攻克。石曾为绿林之首，连一村庄不能攻克，深感有失众望，不肯罢休，制造了土坦克、土大炮，准备用炸药轰开寨门，扬言打进去，要杀个鸡犬不留。李辛村告急，村内人心惶恐，认为已走上绝路，如守寨失败，就要同归于尽，已准备全村殉难牺牲。正在李辛村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机，我党内同志将情况汇报聊城。范筑先将军闻知，立即带随从20余人赶来冠县，要求立即停火，洽谈收编，共举抗日大业。
在协商收编中，有几个匪首狐疑，其中有的惯匪自知历史罪恶重大，惧怕追究罪责，反对改编；经县委郭芳臣、许树凌、许乃昌等同志宣传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讲解、说明我们国家民族已处在危亡之时，今编为抗日救国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就是为国为民，为救民族生存而战，这是将功折罪，将和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等同样光荣。并声明：对以往过错，保证既往不咎，于是大家很高兴地接受了整编，随即撤出李辛村战斗，为李辛村解了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