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革命生涯（中）文/盛北光

    六、整编为鲁西北抗日人民游击第五支队
    部队集结在冠县城东北宋村进行整编，确定整编番号为“鲁西北抗日人民游击第五支队”。当时部队已有五千余人，编为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初编时任命石鸿典为支队司令，荆维德任副司令兼一团团长，于书珍任副司令兼二团团长，栾省三任三团团长，陆子恒任参谋长兼特务营长，郭芳臣同志任支队秘书长（为团结部队上层人物，特设的秘书长）。同时，成立了五支队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原冠县县委的同志均在政训处工作。部队整编时党派到支队工作的党员同志还有：鲁大东、马鸣远、沙延孝、孙洪、宋迈等同志。
    部队整编就序后，范筑先总司令于12月间检阅了部队，发给五支队一部分子弹和军饷菜金等，部队着装后，即调离了冠县，驻聊城地区。
    1938年3月间，日军由平汉线邯郸东进，侵犯我鲁西地区，攻占濮范二县，五支队三个团全部投入抗敌战斗，范筑先总司令亲临战场指挥督战，激战数昼夜，日敌军伤亡惨重溃退。我鲁西北抗日人民军取得濮、范战役的胜利，给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濮、范战役中五支队立了战功，尤其是五支队三团打得非常勇猛，立了大功，论功行赏，范总司令将五支队第三团扩编为鲁西北抗日人民游击第二十六支队，提升原三团团长栾省三为二十六支队司令，并将该支队调聊城近郊驻守。这时五支队只下属两个团和新编的一个特务连，一个教导大队。荆维德付司令不再兼任团长，提升郭子彬为一团团长。二团团长于书珍原为土匪出身、吸毒，劣性不改，吃不了部队之苦，擅自脱离部队回乡为匪，予以逮捕处决，二团团长即由该团三营营长周进贡代理。濮范战役结束，五支队奉命开拨阳谷、寿张驻防，教导大队仍留范县训练。
    抗日烽火熊熊燃起，我党正在发动抗日人民的群众运动，国民党抗日前线的所谓中央军、地方军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而退，闻风而逃，百万大军不抵抗，纷纷南撤，日军尚在千里之外，地方政府官员也随之弃城南逃，聊城专区十二县的县长，除茌平和濮县跨黄河两岸（那时鄄城属濮县），县长苗振武未离濮县外，其余均逃至黄河以南鄄城集（范筑先专员撤至黄河渡口待命，观察形势后，又自返聊城）黄河以北一度形成无政府状态的真空地带。此时，冠县已与我失去联系。
    4月中旬，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派陈常生同志送聘书到我家，说五支队司令、参谋长找你很久了，现特派我来请你去支队任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主任，请你一定要接受聘书。因五支队是我1937年在冠县和中共冠县县委设计联络绿林，于“七?七”事变后建立起来的抗日义勇军改编的一个游击支队，故我不便当即推辞。经请示鲁西北特委，得到特委的批复意见：五支队和你有老关系，是现成的武装，你应该抓起来，不要再搞会道门武装了，能控制会道门的活动就行了。于是，我把"冀鲁豫抗日人民自卫团"的工作交给了王筱湖同志。
    五月初我到五支队任职，郭芳臣向石、荆等作了一一介绍，他们都表示欢迎。我了解到，五支队虽然能上阵打仗，由于是新组编的农民队伍，军事、政治素质都还很差。尤其营以上军事首长多为老粗，有的原为土匪出身，组织纪律性也较差，故部队需加强政治工作，予以整顿。因此，支队党总支委员会于五月间召开了会议。当时由我任总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沙延孝、孙锡恩（即孙洪）、许树菱、许乃昌同志为委员，总支委员会主要讨论议定了四大问题：1、建立健全政治机关，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树立政治机关的地位和威信。当即确定支队政治部成立组织、宣传、民运、庶务四个科和一个宣传队；许乃昌任组织科长，崔玉璞（即崔兰斋）代理宣传科长，许树菱任民运科长，陈长生任庶务科长，赵练为文工队长；沙延孝为一团政治处主任，孙锡恩为二团政治主任，宋子兴（即宋迈）为教导队教导员，刘健农等同志为营教导员。并向总政治部（即中共鲁西北特委）要一批政工干校学员，充实连队政工干部。2、迅速开展连队党团组织活动，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3、培养连队骨干，向各连队选拨思想进步，有一定文化的青年战士，成立宣传队，下乡宣传动员民众抗日救国。建立良好军民关系，扩大五支队的政治影响；4、清理支队直属机关和团、营中的闲散人员（当时部队有不少不务正业者诸如吸毒、贩毒的所谓亲朋闲散人员），按部队编制，多余人员一律下连队当兵，这一条由参谋长郭芳臣同志通过司令部下达命令执行，并强调了军队纪律。会后，立即行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演剧、唱歌、开展文娱活动，活跃了军队生活；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分别住阳谷城内范家宅子东西两个大院。为显示政治机关在部队中的地位，大门上悬挂两块同样大小的司令部、政治部的大牌子。尤其第三条中工作的开展，很快得到阳谷县农村乡绅们的反应，祝贺五支队“纪律严明，抗日有功”，锣鼓喧天吹吹打打送来了“万名伞”；乐得石鸿典、荆维德手舞足蹈，走大街慢步游行一里多路，把“万名伞”迎接到司令部。由此，五支队树立了政治威信，提高了政工人员的地位。正在这时，冠县原国民党县党部人员和地主分子某某等来到五支队。利用冠县同乡的社会关系，隐藏在部队中进行了数日秘密活动，拉拢、活动石、荆司令和团营长，进行反共、瓦解部队，我亲自找到石、荆正副司令员询问：“国民党的坏蛋XX来部队干什么？如破坏我们的部队，是否把他抓起来扣留？”石讲：“那也不必，把他哄走就行了。”其实，谁也不听他们的。
    当时石司令讲，我们盛主任不同别的支队政治部主任，北光兄弟是我们的老朋友，（因郭芳臣同志早从中作过介绍，故称老朋友）是我们聘请来的，我们完全相信，是靠得住的。但是，不久驻防寿张县的二团团长周进贡发生了问题，扬言要驱赶连队政工人员。掏出匣枪向空中打了一排子弹，并当众大叫：“部队是我的，指导员都要滚蛋。”凭空骂街，威胁政工干部。致使政治工作无法开展。
    我闻讯后立即到二团找周进贡调查处理。问周对政工干部有何意见，为什么如此对待政工人员？周讲：“他们偷偷摸摸的开会，搞什么‘民先'！背着我不知搞什么鬼？”我对周作了解释“你知道什么是‘民先'吗？’‘民先'就是抗日民主先锋队。队员在平时开会，讨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自己努力学习并帮助别人学习，练好杀敌本领。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不当孬种，不怕死。当然，民先队开会，民先队员才能参加，不是队员自然不能参加。你（指周）愿意参加民先队当队员吗？”周插话讲：“我也能参加吗？”我说：“当然可以，你如愿意，我介绍你参加，但是，民先队员要服从队的领导。民先队可以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这对你周团长有什么不好？”周似有所捂地讲：“我原来不知道，对不起他们政工人员！”由此平息了二团的问题，展开了连队政治工作。
    可是不久，由于周进贡原为土匪出身，野性不改，加之又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响，便擅自离团，乘坐大轿车（旧时代农村地主专门乘坐的骡马车子），带着所谓护兵、马弁、副官等12匹马，耀武扬威的回冠县，敲诈勒索找钱去了；我政治部立即报告了范筑先总司令，范随即电令驻冠县十支队执行逮捕，将周就地处决。二团团长由二团团副李邦霖（即李铮）代理。周进贡被处决后，二团一营营长于宗武也是土匪出身，兔死狐悲，弃职潜逃。为照顾部队老人员关系，一营营长由于文华担任，从此部队进一步得到稳定。总政治部和支队的统战工作都做得及时得力，总司令范筑先也与我们配合的很好。5、6月间总司令部命令五支队在阳谷、寿张就地整军，范亲自前来五支队对全军点名检阅。点名检阅时换了新装（一律着新军装），大操场上，指战员精神抖擞，显得队伍十分整齐。点名检阅后，范表示十分满意，向全军每人发了一元银洋薪饷（那时鲁西北军队都无薪饷）和一部份活动经费与菜金，当时全军指战员也表示对范筑先将军德威敬重。接着按鲁西北抗日军队旧有的军衔制，评了军衔，支队司令石鸿典授少将衔，副司令荆维德、参谋长郭芳臣、一团团长郭子彬及我授上校军衔；一团团副王长年、政治处主任沙延孝、二团团副李邦霖、政治处主任孙锡恩、司令部参谋处长XX授中校衔等。从此，部队逐步走向了正规化。
    7月间，我军正在开展整军，施行军政训练，总司令部情报：济南、泰安之敌有进犯我鲁西的企图，命五支队移防张秋镇驻守，警戒黄河两岸以东敌情，以防敌军西犯。我支队即开拨张秋镇驻扎。7、8月间虽阴雨连绵，各部都在抓紧整训练兵，由于我鲁西地区抗日力量发展迅速，军事力量雄厚，国民党中央新委任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其行辕主任李树椿，见鲁西政治形势日趋稳定，企图夺取地盘，西来张秋镇居住。为照顾统战关系，我五支队奉命于8月底回防阳谷寿张，由于二团政治工作较差，又无团长，便将一、二团调防，一团驻防寿张，二团随支队队部驻防阳谷整训。
    华北平原腹地，以聊城为中心数十县的鲁西大平原上，由我党广泛动员的群众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在蓬勃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沈鸿烈、李树椿、汪金祥（范筑先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败类却抱着他们的反共反人民旨意，狼狈为奸，不仅不和我们团结合作抗日，置国家民族危亡而不顾，处处争权夺利，搞磨擦，分化瓦解抗日人民武装部队，削弱人民抗日力量。日寇以武力进攻鲁西，在濮范战役失败后，不敢轻举妄动，便乘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限共、灭共的空隙，大施阴谋，派遣间谍、特务、汉奸，搞渗入策反活动。11月12日上午聊城总司令部得到情报，说齐河、平阴之敌集结，并发现汉奸队在黄河渡口架浮桥，有犯我聊城地区迹象，要我五支队警戒东面入侵之敌；下午阳谷城东北范海一带发生由特务、汉奸策动的反动会道门"九宫道"围攻征粮队的闹事事件，13日征粮队经过多次交涉无效，不仅围困到一个村院内不放行，并打伤了聊城专区派往调查处理的代表韩多锋（韩原为临清第四专区专员），同时特务汉奸贿通反动会道门头子刘清兰等，煽动不明真相的数十村庄“九宫道”迷信道徒，武装聚众暴动。13日夜晚接总部电令，命五支队速为征粮队解围，平息骚乱。当晚十一时我和石、荆正付司令及参谋长郭芳臣等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布置，大家一致认为：对付会道门，兵力小了他们会吃掉你；但不到不得已又不能开枪打他们，因他们是无知民众，故决定：一、二团各调两个营，于次日早晨出发前往，见机行事处理。谁带领前去呢？石、荆向着我说：“你看，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参谋长身体也有病，就劳主任走一趟吧！”郭也说：“北光同志是本地人，了解会道门情况（因我做过黄沙会的工作）。”于是，当即我对一、二团下达命令，作了布置。
    14日上午9时许，一、二团一部共千余人，由阳谷县城出发，我率领部队在前，途中和李铮、孙洪同志计议：我们部队到达阵地，可以摆开阵势，警戒迷信暴徒冲击，以武力作后盾，向他们作宣传解释，进行调解。边走边谈，刚走到闫楼西面，后面部队传来“找盛主任！找盛主任！”的喊声，我停在路边往后一看，两名骑着快马送信的通讯员已到跟前，他们交我一份总部的加急电报称：聊城东部发现敌情，五支队速集中精锐部队待命。并附有郭芳臣的信说：部队不再打忠孝团，请你立即带队返回阳谷城。于是我命令部队向后转，12时回到阳谷。过午，副司令、参谋长都在石司令处待命，我刚一进屋，石鸿典就向我讲：“总司令命令我们，把部队准备好，听候命令出发。今天还得主任辛苦一趟！”其他人也随声符和。我说，这是打日本鬼子去，说不上辛苦。于是布置一、二团各挑选精兵600人，要司令部补充了些子弹，作好装备待命。正说话间，阳谷县长张惟庠打来电话：“请五支队速去电话局，接电话命令。”我跑到电话局，张惟庠正守着电话等着，张拨通电话说：“五支队已来接受命令”。我在电话机旁，只听电话内讲：“五支队来的是谁？”张说：“是政治部主任盛北光”。话筒内声音很高：“我不和他讲！我给你讲好啦，你转告他们：现在敌人已攻进聊城东关，要五支队派精锐部队，听从六支队韩春和司令的指挥，立即赶来增援。”张放下话筒说：这是王参谋长下达的命令。接着又向我述说一遍。
    我当时内心既感到保卫聊城的任务紧迫，又很生气，对张说：“已听到啦！”岂有此理！韩春和带有40匹马的一个骑兵连，是被六支队赶出来的，他连六支队都指挥不了，怎能指挥我们五支队作战呢！由此可见，王金祥反动透顶！在日寇兵临城下，形势如此严重时，他还没忘反共与陷害范筑先将军。我回到司令部政治部已是两点过钟，立即向一、二团作了紧急集合的布置，一团团长郭子影有眼疾不能出征，确定一、二团部队由王长年、李铮分别带领，沙延孝、孙洪照顾留守部队，并和韩春和进行了联系，韩确定五点钟到北关外范家林集合出发。五点钟以前，我五支队的精锐部队，英勇键儿1200人，精神抖擞，整齐的集合在范家林靠近大路边。阳谷城和聊城相距九十华里，这时已开始隐隐听到东北方向轰隆隆的炮声，我们都意识到这是敌人已开始进攻聊城东关或攻城了，很自然地大家都检查了自己的枪弹和手榴弹，个个磨拳擦掌，好像马上就要投入战斗。
    时间已过，韩春和还没来，大家怎能忍耐得住！李铮、王长年等同志着急地围着我团团转，这时连队已不唱救亡歌曲，战士们都坐立不安，性急难耐的连营干部不断地来问“何时出发？怎么办？”我果断地命令道：“准备出发！”一声令下，呼啦站好了队，这时韩春和也姗姗来到，我们对韩讲：“等你等的不耐烦了”！韩连声说：“出发，出发。”我五支队是步兵，韩春和带着骑兵连跑在部队前头。晚九点许到达石佛，韩春和拦住部队，说行军已30里，要在石佛休息吃饭。
    烧水吃饭完毕，已将近11点，韩还躺在炕上吸大烟不动，这时聊城的大炮声听得更清楚，炮弹轰炸声震得地动，战斗越打越烈，我们不能再等待迟延时间！这时李铮、刘健农同志忽然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讲：他们和王长年等同志生了一个催兵计，我听了计策认为很好，立即带着刘键农同志见了韩，我说：“韩司令，不好！我们刘教导员是本地人，刚回家看了一下，见‘忠孝团'（反动会道门）正在集合，准备缴我们的械。”韩听到此话，扑通从炕上跳下来，说了声“快走”！我们的部队早已集合好待命。我们步兵在前，韩和他的骑兵连在后，行进到郭店屯一带，又听到聊城一阵激烈的炮声，炮声振奋了战士们的精神，炮声是战士们冲杀敌人的兴奋剂，炮声如同冲锋号，同志们都在恨自己不能插上翅膀飞向阵地！听听先头部队急行军的脚步声，沙沙作响，后尾部队哗哗跑步声紧跟前进，穿过郭店屯不久，后面传来报告：“已不见韩的骑兵啦！也不见韩春和那去了。”（两天后我们发现韩逃至沙镇一带隐蔽）我们也早预料到，他们不敢上阵。当时我们认为韩春和临阵逃跑了也有好处，免得忧乱军心，防碍我们的战斗行动。但是，我们行进到朱老庄，炮声停止，再也听不到炮声，这时我们心中纳闷！这是已把敌人打退了呢？还是战斗暂时停息？如敌人退却，又退向哪个方向？朱老庄离聊城还有十几华里，正是月黑天，前方敌情不明，只好搜索前进，行至南关外大堤口，天已大白，清楚地看到南城墙上和西南城角上插有日军太阳旗，时而听到城内稀疏的枪声，不言而喻，城已陷落！我们到晚了！
    11月15日拂晓，聊城南郊一片寂静，部队停驻在聊阳大道上，李铮、王长年、刘健农等同志，还有几个营连干部上来望城墙，他们见到我，都面面相觑不语，内心表露出无限难过！眼里噙着眼泪，满脸疑问：我们没有赶上保卫聊城的战斗！我们没有赶上保卫党的领导机关！我们没赶上保卫范总司令！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守城的部队到哪里去了？！这时，我们把一个连散开隐蔽在南大堤上，监视南门和东关之敌情，将部队撤至大堤南边一个小村内（可能是张付安村）隐蔽，观察城内外的动静，听候总部命令。至中午12时还听到城内时有枪声，就在这时，从村西来一骑自行车的便衣，给五支队送来参谋长王金祥的一信，上写：“据今早从城内出来的人讲，范总司令还在城内一老百姓家隐藏，尚有一线之曙光，我正调动部队准备今夜攻城，救出范司令。你部预备进攻东关之敌，原地不动待命。”这时我们才知道范司令还在城内，营救司令的心切，我们部队一直待命未动。至傍晚我派出数路侦察员，向城西一带联络友军，了解情况，至半夜均回来报告，说数十里之内未见我军踪影，我们也未接到王金祥攻城的命令，王金祥已逃往西南朝城方向去了。我们恍然大悟！要我们“原地不动待命”是王金祥的阴谋，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当！
    午夜后，即16日2时左右，我们一面派通讯员向阳谷送信，要支队司政机关和留守部队迅速撤离阳谷城。到沙镇西一带和我们汇合；一方面派一个排的小部队到东关袭扰敌人，他们从龙湾运河摸到东关内，向东关和东门上打了一排子枪，引得敌人步枪、机枪胡乱扫射了一通。我们部队便撤离南大堤，天明拉到了张炉集西南面一村庄宿营。
    这时，由于聊城失守，范筑先总司令殉难，部队动荡不定，人心不安，鲁西北部队处于混乱局面。将如何处置？不知去向！荆维德、郭芳臣还有参谋处长和特务连长王延禄等，正在支队司令石鸿典住房内纷纷讨论，他们中有的造谣说：“盛主任把精锐部队带走了，不会回来了。”10时，我们发现支队司政机关和留守部队，住在我们西南十余里远的一个大寨子内，我立即骑自行车赶到该村，首先见到了沙延孝、孙洪、宋万、许树菱等同志，他们看到我很高兴，告诉我：韩春和正在活动部队投奔王金祥，他们都在司令部，你赶快去！我突然进入房内，荆维德高兴得跳起来，宏亮的噪门说道：“看！看！这不是来啦，我说北光兄弟不是那种人！”郭芳臣同志也得意的插一句：“北光怎会那样呢！”他们一下子说的我摸不着头脑，我问大家是怎么回事。石鸿典在炕上慢腾腾地向我说：“他们说你把部队拉走啦，不会回来啦！我们不信，我们北光兄弟不是那种人！”我见此情，顺口说道：“六哥（指石鸿典）、四哥（指荆维德），我能把你们甩掉吗！危难之时见人心！”石接着说：“你来的正好，我们正拿不定主意！有人（主要指韩春和等）要我们一同去朝城，找王参谋长去，有的人（指郭芳臣同志）不同意，怎么办？！把部队拉哪里去好呢？！主任，你说说，我们听你的！”在此紧急情况下，部队何去何从？石、荆要我拿主意。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因此，斩钉截铁地说：“朝城不能去。其一、朝城已是民团团长、会道门头子、二金岑的片子，他们不会让我们部队进去；其二、聊城失守后，敌人势必沿黄河大堤进攻濮范，扫荡大名一带，朝城首当其冲，那里站不住脚；其三、对我们来说，朝城人生地不熟，我们活动不开；再说，王金祥是逃跑，我们不能跟他逃到黄河南去。”急性子的王延禄插话问“那怎么办呢？！”大家也等待着我说出去路，我说：“回冠县去！”这一句话说的荆维德抖了下肩膀，环顾了一下从人，石鸿典不吭不响的点了点头。我接着说了回冠县一带活动的好处：“1、冠县人熟地熟（部队大部分是冠县人）；2、冠县有十支队，十支队靠得住，他们可和我们配合作战；3、如果敌人进攻冠县，我们到城东北大沙窝打游击，敌人的汽车、坦克进不去，我们可以立足。”这一下说到大家心坎里，活跃起来，石鸿典见大家都同意，便立即表示：“好！我们听盛主任的，不去朝城。他们（指韩春和等）要去他们去，我们不去，我们拉到冠县去。”大家议论确定天黑出发，拉到冠县城东陈惯庄大寨子驻扎。大约在下午4时，我离开了司令部，来到政治部和沙延孝、孙洪、许树菱、宋迈、许乃昌、刘健农等同志研究部队情况，大家都反映部分指战员思想不稳定，并认为部队拉到冠县，即回到家乡，在当前紧张形势下，家庭会拉后腿，国民党亦必乘机活动，部队内部思想斗争将更复杂，故决定派孙洪同志立即出发，连夜赶路找十支队，说明我五支队已拉回冠县，将要配合行动，目前我部思想不稳，请他们派一支部队靠近我们，以防有变时予以策应。
    这时，沙、孙、许等同志要我提高警惕，说他们发现韩春和等已数次派人来，探问你行动的消息，他们都是土匪出身，翻脸不认人，什么罪恶的事情都会做出来，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我立即骑自行车快速离开司政机关，安全返回了原驻地，韩春和也确派骑兵追了我一程，因我出走西北冠县城方向，后东转驻地，他们未发现我的去向，故谋杀我的阴谋未得逞。
    部队驻扎在冠县陈贯庄后，我们将带出增援聊城的精锐部队，恢复了原建制，指战员皆大欢喜，尤其是回到家乡，都非常高兴。司令石鸿典是石家村人，离陈贯庄只有10华里。石带着警卫员、副官等11匹马离开部队回家去住，参谋长郭芳臣身体病弱，也回了家；干部战士的家属来部队探亲的络绎不绝，干部战士纷纷请假探家，有的探家不归，这时期部队减员很大。
    驻陈贯庄的次日（可能是十月十八日）下午，孙洪同志由十支队返部队。孙作为五支队代表，和十支队司令张维翰等同志商讨确定五、十两个支队联合，组成第三纵队，张维翰任纵队司令、石鸿典任纵队副司令，五支队改编为特务团（部队减员，只有二千人左右），团长由荆维德担任，为照顾荆的地位，保持军衔制，荆为少将特务团长。这个改编意见跟荆讲后，荆认为是我们抬举他，极为高兴，表示完全同意改编，但提出了一条意见，必须要我担任副团长（因那时还没有公开党代表政治委员的身份），要不然他不当团长。以后我们同意了荆的意见。团政治主任由孙洪同志担任。
    那时荆维德有两匹受过训练最好的军马，一匹是烈性大青马，一匹是较温顺的枣红大马，全支队马匹无可比拟。荆以重礼将枣红马送给了我，表示感激之情。次日早我骑马到石家村石鸿典的家将部队改编的意见相告，石表示犹豫不决，我将部队改编与不改编，对个人、对部队、对人民、对发展前途的利弊一一作了解释，石同意了我们的改编意见。随即确定当日晚将部队开往城北扬召整编，并复派孙洪同志向十支队联系汇报。
    下午6时，部队都作好了开拨的准备，正要集合出发，石鸿典派一副官传来了不同意改编的口头命令，大家闻听很着急，尤其是荆维德闻听石有变化，很不满意，十分着急！我当即又单枪匹马赶到石家村，询问石改变主意的原因，石提出：一怕部队改编后，被十支队吃掉；二认为当纵队副司令无权，不能指挥部队。我当时向他指出这是多余的顾虑，又一一作了详细解释。根据谈话时的情景（石有几个土匪出身的跟班副官七言八语），我将抗日发展前途与个人的出路作了分析解释，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老财为保护他们自身财产，将势必投敌当汉奸，不要看他们现在对我们花言巧语，他们得势后，就会报复陷害我们，这一席谈话倒说的石鸿典他们都不再吭声，只是石的儿子转过来说一句：“当副司令跟副官一样！”反叫石鸿典骂了一声：“小孩子，你们懂什么！”接着石答复说：“那就出发改编吧！”我回部队立即集合出发，时间已过9时，队伍向冠县城西北扬召进发，前卫部队刚走到扬马庄（离石家村约两三华里）被石鸿典派来的一个副官拦住去路，声称：“石司令命令，不准出发！”情况突然又发生了变化。这时我们命令部队停在原地休息，摆在了三四华里的大道上。我立即感到问题严重！石鸿典坚持反对部队联合改编，决心不让部队开走，我们要坚决把部队开走，离开城东一带（因部队大多是城东北人），不然，部队就有被他们搞垮的危险。怎么办？再去做工作说服？已不可能！如谈判不好，就会闹崩，石鸿典是个老土匪，翻脸不认人！是否现在决裂，硬拉着部队走？但搞不好，就可能把部队搞个四分五裂！我内心正在盘算间，着急的荆维德来到我跟前，愤愤地讲：“他（指石）这是干什么！？（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再去做工作，恐怕说服不了啦！”荆要求：“那你还得去一趟啊！”我说：“要去咱们俩一同去！”行武出身、十分机警的荆维德随声答应：“！我们俩去。”也有六七个随从亲信，都是双枪，一长一短。当即作了部署，留下二人听候动静，带着四个人和我一同到了石的家。石躺在北屋东间大炕上，我和荆一同坐在炕沿，为讲话方便，荆推我坐在靠近石的一头。我问石：“么回事？部队已经出发，你还有什么嘱咐？”见荆维德同来，未便多讲，只讲了一句：“他们联合，改编我们的部队，好不好？！”
    把联合改编对抗日、对我们的部队的好处简单说了一下，特别指出：“们是改编成特务团，可以独立活动，你（指石）任纵队副司令，不仅可以指挥十支队的各团队，我们的特务团还是听你指挥；”到此地，我郑重提出：现在已经和十支队议定好联合，你也答应了，人家十支队很欢迎我们，张司令很关心我们，已调了一个团，今夜驻防贾镇（仅离石家村十华里）一带（实无此事，是虚构），掩护我们的部队行动，以防聊城敌人袭击我们。这时，荆副司令紧接着讲：“我们不能做对不住人的事！既然答应了人家，咱就得干。现在队伍放在路上，大家等得都很着急！”他问石怎么办。石坐在炕头上，只是埋头不语。在我们谈话间，只见石的随从们和石的老婆、儿了频繁地出出进进，也不知在干些什么！他们有时想插我们讲话，都被石制止。石沉默了一会才说：“然你们大家都同意，那就出发去联合改编吧！”着又向我说：“主任，你看我病着，不能跟部队去，住在家里，我又没有枪，把你带的那支枪给我留下吧！”我带着一支十子连枪，原是石送我的。我这时明知石是同我翻脸决裂的表示，内心很生气，气愤地说：“可以！我不怕死。怕死不抗日，我有短枪能上前线，没短枪有长枪也能上前线！”我从肩背上摘下那只枪，“叭”的一声摔在他的炕上，从炕上跳下来，随即拉马向村外走去。
    荆维德一声不吭，我们两个并肩走到村边，荆不满意地讲：“兄弟！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枪给他？他是下我们的枪，是给我们难堪！”笑了笑说：“屈求全吧！咱们是要那一支枪？还是要两千支枪？赶快离开这里算啦！”接着说：“呀！你看到我了没有？他（指石）一讲枪的问题，我就把二十响（匣枪）的机头掀开啦！我看他的老婆孩子还在屋里出出进进，如果她们都一出去，我就（开枪）给他嘟噜了！我说：“还不敢和我们闹到那个程度！”说着我们上马来到部队，时已半夜十二点，第二天早晨安全到达扬召宿营地。
    五支队原为师的建制，经缩编改为团，番号为特务二团，部队有很大减员，约有1800人，11月底部队整编完毕。队伍刚整编就序，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决定在冀鲁豫地区组建一支先遣纵队，指派李聚奎同志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幼平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刘志远同志为参谋长；中共鲁西北特委会议决定，我特务二团为先纵基本部队，定名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纵队第二团”后决定青纵三团和骑兵团均归先遣纵队建制，受先纵领导指挥。我把这一决定向部队汇报后，上至团长，下至每个战士，立即活跃起来。有的跳跃，有的拥抱。干部们奔走相告，只听几个驻村连队歌声嘹亮，有的连队拉出去跑步练兵；尤其是佩带上“八路军"的符号后，已成了正规八路军一员，感觉无尚光荣，整个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这是鲁西我党领导的部队中改编为八路军最早的一支部队。
    1939年初，我部就地整军。纵队党委选调来一批干部充实二团，原有干部稍作了调整：荆维德为团长，我仍为副团长（党委交代实为团政委）、孙洪为政治处主任、王长年到团部为团副、郭铭阁为一营营长，许树菱为教导员，李铮为二营营长，刘建宸为教导员；佘文尉、窦洪年、许乃昌、赵练等同志均在政治处工作；郭芳臣同志因病和沙延孝等同志一起转地方工作。
    整训后，纵队于3月3日晚率领我二团夜行军东进，到茌平、博平一带活动。3月4日（即正月十五）拂晓，纵队司政机关到达琉璃寺，我团到达于屯驻地时，纵队机关立即遭到日军攻击。我随即带了一营的二连支援纵队司令部，抢占了琉璃寺寨外大院，侧击敌人，使敌人首尾难顾，龟缩在北门外阵地，但我带领二连离团后，二团团部和一营也遭到日军攻击，荆团长率一营与敌人打了一天，敌人伤亡数十名，我团也损失严重，除伤亡一二十名同志外，团长荆维德负重伤（后殉国）。二团一营护送团长荆维德同志的担架退回冠县原部队驻地，靠近十支队活动（后一部失散，一部并入十支队）。我带一营四连和团部干部及一批中共鲁西北特委失散的干部上了大峰山，与纵队汇合。纵队将四连留下作为纵队特务连，要我带二团二营去周边活动。3月21日下午，我单枪匹马去了二营，当时二营正集合准备转移驻地，营长李铮见到我非常高兴，说：“团长你来了，咱到驻地住上三天，你给我们开个会，研究、解决一下我们连队的问题。”我说：“这地方你敢住三天？住两天不出事就谢天谢地了。”李说，那就住两天吧！我没有回答，就默认了。
    傍晚，我带二营到达肥城山区后峪，次日拂晓，遭到日军袭击，在敌人居高临下猛烈的枪弹炮火中，我军拉上了山。战斗中，我的警卫员中弹牺牲，马也被打掉，这是我有生以来被动挨打的一次窝囊仗！由此，我也总结了一些在敌战区带兵打仗的经验。那时我的军事理论只是靠军训时学到的连排攻防战术和朱德总司令“十六字”游击战术。当时我多么渴望有一部“孙子兵法”啊！
    1939年3月，一二九师命令我纵队上太行山整军。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于武安阳邑镇接见了我们。同时，二营营长、教导员调军校学习，我和王长年同志临时任教导员、营长，负责二营的整训。8月，我们下山返抵冀鲁豫边区，恢复二团建制，王长年被任命为团长，我为团政委，在聊、阳、阿地区配合骑兵团开展游击活动，成为我冀鲁豫地区有名的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军民关系好的一支部队。1940年编入新八旅，1945年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师，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步兵军第二十八师。在中央军委和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指挥下，转战冀鲁豫、大别山和大西南各地，参加了上百次战斗，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9年3月下旬，一二九师电令先遣纵队所属部队（包括青纵三团、骑兵团和我二团二营）去太行山整军，当部队由山东肥城县境经平阴、阳谷县境到达平汉铁路磁县东成安一带活动。那时大部队过敌人封锁线没有经验纵队急行军，一日行军一百八十里，并指定我和王长年同志率二营作为过封锁线部队的后卫，负责督促、收容掉队人员（那时纵队已调原二营营长和教导员去隋营学校学习，任命我为整军时的教导员，王长年为营长）。王长年领队在前，我选几个精明战士在后面督队、收容。当时我的警卫员小黑子牺牲了，马也被打掉。我腰间只有两只匣枪，轻装行军。过铁路封锁线时跑步四十华里，我鼓励着干部、战士勇敢前进，没有一人掉队。
    4月初，部队到达武安县阳邑镇，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专程去接见了我们，要我们休整。后来我们部队辗转到达到冀西将军墓、洛川再至孟家嘴驻地整训。沿途我看见许多树木被剥去树皮，我很纳闷，问当地老百姓，他们告诉我说：生活困难，能吃的树皮都剥吃光了。由此可见当时饥荒之严重。
    我们整训部队生活也很艰苦，每人一天三钱油、三钱盐，有时没有小米饭，就掺南瓜吃，没有菜，战士上山挖野菜，野黄花菜成了我们的美味佳肴。我和王长年等都没有棉被，夜晚都和衣睡炕上，房主人看我们如此艰苦，借给给我们一条被单。我们整训队伍生活虽然艰苦，干部战士的精神却非常旺盛，学习训练热情很高。经过近四个月的整训，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均有很大提高。
    8月初，日军扫荡冀东地区，我们转移下山东进冀鲁豫地区。这时，原有四千人的部队减员至不足300人，可以说这是五支队的精华。纵队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到我部队讲：“你们这支部队既是八路军的战斗队，也是八路军的宣传队，同时也是八路军的工作队。”纵队命令我们恢复原二团的建制，王长年为团长，我为政委，孙洪归队仍为政治部主任，同时一些原政工干部也相继归队。部队开赴聊、阳、阿地区开展工作，该地区各县武装部队归二团领导。经过整训的二团非常精干，学会了如何打游击战，学会了如何与人民群众建立“鱼水情”。部队在敌占区于夜里一、二点钟进行转移行军，黎明前到达新驻村庄，官兵就地户外休息，不惊扰村民，直到天亮老百姓才发现我们，把我们领进家去。部队驻扎下来，团领导首先观察村子地形，在村子出入口处设立岗哨，一律在12点以前准进不准出。待天亮后，老百姓开了房门，并准备好住房，战士才入户休息。到10点钟左右，部队开始用餐，过午一二点钟后，村子大开放（这时日军不敢出城）。干部召集村民召开各种会议，战士们到各家各户为老百姓干活，要求部队离村前务必使房主“水满缸，庭院净”。
    9、10月间，部队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是配合骑兵团对日军打一场游击战，一次是我部对投靠日军的伪军打一场歼灭战。这两次胜仗，缴获了13匹马，成立了骑兵班；被俘虏的士兵就地教育释放。部队在群众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青年农民纷纷追随部队积极要求参军。
    七、赴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39年9月的一天，政治部主任王幼平来到二团对我说：“你愿不愿意去延安学习？”我高兴地跳起来道：“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还用说吗？肯定愿意去！”一二九师电令我们先遣纵队派两名团级干部到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经纵队确定，与我同去的还有徐法同志。后来，纵队要求多去一个，增加了高境同志，总共三个人。纵队给配备了一匹白马，我们于1939年10月初离开先遣纵队。10月间到了太行山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前方总部，我们在招待所，同招待所里的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等候去延安的安排。当时朱总司令在那里给我们讲了一课。那时中央的同志走到哪里都讲课。给我们讲完课后，朱总司令带了一个警卫连就走了。我们行程的路线，是从河南的渑池县上火车到西安转道去延安。朱总司令走了以后，招待所安排我们三个人进行化装。我带上十八集团军的准尉军衔，步行到了渑池县城，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沿途都有东北军驻守。
    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吴德衡同志在那里接待我们。他告诉我，这里形势非常紧张，你们不要出门。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三、四天。（谈到这里，盛老回忆说，九七年我去西安，还看了看办事处我住过的那个小房子）。办事处组织了新疆来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几个同志和我们同乘一辆大卡车，卡车里装了一些物资。办事处人员向我们交待：路上检查时，别多说话，不要吭气，由随行的办事处的副官来应付。
    12月29日，我们到达后方八路军总部招待所的。第二天，招待所所长对我们说："对不起了，大米、白面都没有了，原来是全国统一供给的，现在不给了。你们来得巧，今天打扫仓底，还有点大米，可以吃一顿大米饭，就这一餐了。那天吃完饭后，到十八集团军的总政，见到干部科长胡耀邦同志。他问了敌后情况后，给我们写了去马列学院的介绍信。
    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艰苦，到了延安后就没有供应了，仅吃了最后一餐大米饭，以后就吃小米了，基本上没有什么菜。按照规定，困难时期每人每天三钱盐、三钱油。在延安那个地方主要蔬菜是萝卜，再就是山药蛋，要么就是自己生点豆芽。我们这些从地方部队去的都没有钱。我当时是团级干部，一个月发五块，以后发四块。平时刷牙、洗脸的工具买不到，有时在小摊上买点牙粉凑合。普通战士一个月发一块钱津贴。如果想抽烟，就买延安自己造的烟，由于没有卷烟纸，只得从外面弄来的白粉纸，一抽沾的嘴上都是白粉末，这种纸不透气，其他的纸卷烟不行，当时没有好纸。我一看这样不行，就戒烟了。
    我本来很早就学会了吸烟。那是在早期搞地下工作时候，在聊城接触推水工人时开始的。当时没有产业工人，多半都是农民，我们这些学生，跟人家谈话谈不进去。只有入乡随俗，带个小烟袋，见到乡亲们就招呼：来！来！来！坐！坐！坐！抽袋烟，看这个烟怎么样。一抽烟，两个人坐下来就可以聊，所以抽烟较早。但到学校后不能公开抽烟了，只有偷偷地抽，偷着抽烟我不干，就不吸了。放了假，一回到农村就又抽起来。后来当了教员，有了钱，就抽纸烟。以后在战争中，经济困难了，买不起烟，“伸手牌”（向别人要）又不好意思，干脆就不抽了。在延安开荒时，大家抽的是地头的干草叶。我清晰地记着，在马列学院上课时，有些同学上了烟瘾捡毛主席丢的烟头抽。
    毛主席讲课的时候有个习惯，一上来就抽烟，当时大都吸从国统区运过来的白锡包。他抽的烟头，有时丢在讲台下。那些爱抽烟的同学，很会把握毛主席给我们讲课的机会。一看今天是毛主席的课，都抢着往毛主席后面坐。每人拿着小马扎，放在毛主席后面，当时讲课没凳子、没桌子。那些同学就坐在后面等着捡毛主席吸剩的烟头抽。毛主席也不知道有人在后面捡烟头。后来，可能是烟供应不上了的缘故，主席一改往日丢烟头的习惯，看看烟卷抽的差不多了，捏一捏，就磕一磕，把烟头接在另一支烟上，接着抽。所以，主席的烟头渐渐丢的少了，甚至不丢了，所以大家也就捡不到了。当然，那时有的同学也有几块钱，买点地方粉纸做的烟，有人拿出烟来，呼啦一群人就围过来了，一个抽一口，有的一吸吸大半截，其他人就跟着嚷起来。在延安，陈云、刘少奇、邓发、吴玉章、王首道、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给我们讲过课，周总理从苏联回来，带来一个小电影放映机，亲自给我们放电影，如纪念十月革命的《列宁在一九一七》。其他一些学者如吴亮平、艾思奇等都给我们上过课。张闻天当时是院长，给我们讲了“中国苏维埃运动”、“战略与策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