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转入情报战线
我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了一年，准备回我在冀鲁豫地区的部队。当时中央要求每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西北、太行、太岳、济南、冀鲁豫等边区）派一个同志在中央社会部去学习，学习后建立公安保卫工作部门，党内叫社会部。被派的人要求具有三至五年以上党龄，政治上绝对可靠，无复杂的社会关系。冀鲁豫七大代表到延安开会，代表中要选一个人到社会部学习，冀鲁豫去的代表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就找到我，跟我商量，问我可不可以去社会部学习，学习结束后回冀鲁豫去。
我告诉他们，我是从部队来的，是从一二九师调来的，同地方是两回事。当时徐运北也找我商量，说现在没办法，找不出人来了。后来，他们说工作调动问题跟杨尚昆主任（当时负责华北局）说一下就解决了。
当时，我的学习快要结束了，过了年还有一两门课，说是学习一年，实际学了一年多。我想，到延安学习机会难得，多学习一点知识应该是个好事情。我说也可以，学就学吧，就答应了。于是于12月29日去了设在枣园的社会部。当时，干部科长陈刚同志接见了我。他问：“你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吗？”我说：“我是来学习的，听从组织分配！”他讲：“你既然来了，就不能和外面联系，要绝对保密。”当时我感到很神秘。
从枣园进去有一个地方叫后沟，是学员们学习的地方。在这里办了一个学习班，学期一年。我是第三期，每期约二、三十个人，在那里学习中央文件。在业务方面，康生讲了个把月时间，每星期一次，主要讲授调查研究。
当时，康生任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是副部长。给我们讲课的有吴德锋、谭政文等在国民党地区做隐蔽斗争的人。学习结束以后，准备派出去做情报工作。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工作，叫做特别训练班。这时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到了社会部确实没饭吃了，吃那种大麦，再就是小大米。饭还基本上能吃饱，就是没有菜，连三钱盐、三钱油都供应不足。经常是烧点开水，放点豆芽、萝卜加点盐，算是美味佳肴。其实豆芽很少，萝卜也供应不上。延安那个地方本来就穷，部队那么多，外边又来了很多学生、干部，还有从其他地方调去的，加上各地来这里开会的。所以想吃点油，在训练班是吃不到的。有时打猎去，偶尔还可以打野羊等野味。那里的老百姓杀猪不要猪血、杀牛不要牛头。我们这几个人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就跟老百姓去要他们杀猪宰牛剩下的下水。运气好的时候可以要个牛头，我们一起动手把牛毛一烧、一烫，连皮一起煮，大家会个美餐。以后老百姓不愿给时，我们就多少给他们点钱，而大多时候老百姓也很少要钱。
到了12月，学习结束，组织上把我留在了社会部。社会部有两个科一个办公室，一科是侦察科，二科是政策研究科。我在二科工作，因为我是从部队过去的，搞部队工作的，就安排我负责八路军、新四军对敌斗争保卫工作的报告、文件。二科共有五六个人，研究、起草对部队、对敌后保卫工作的指示、文件。起草中央文件很严格，发一次指示、文件要经过六道手续。文件起草后首先交给科长，科长修改后拿回来再整理，整理后再提出来由全科讨论，讨论修改整理好后，再交给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再召集各科长研究，研究后定稿了，交给部长，部长又召集其他有关方面人员再讨论研究，定稿后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不妥的地方再修改一下，才定稿下发。
到了1942年2月底，一二九师的组织部长徐立清打电话来叫我到他那里去一下，他当时在党校。到了那里，他一见我就讲：“北光同志，可找到你了，你何时跑到社会部去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是地方叫我去的）他说师部来了三次电报了，叫你回去。说去了三个，回来两个，叫我查找你。从他口里得知，是他去马列学院查到我去了社会部。他们找到我后，要我回去继续搞部队工作。我问能不能再留几个月，到军事学院学几个月。徐立清说，师部来了三次电话，叫你立即回去。这样，我就准备回去。经延安方面和敌后根据地联系，给我组织了一个干部队，叫我做队长，负责带着40来个干部回敌后。确定1942年2月1日出发。正好第二天是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风报告。2月1日，送我的人劝我说，你别走了，明天毛主席要作重要报告。我说，已经确定了，干部都集中了，不能留了，就在路上看报纸吧。
1942年2月2日，我带着40多名干部告别延安，经过晋西北，越过正太铁路、榆涉公路封锁钱，奔向太行。这一路走了6个月。经过绥德，到达兴县，一二O师驻扎在那里，在途中我遇到贺龙、习仲勋，他俩和我住在一个地主的院子里。他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延安来的。他们一看我带来的都是年轻干部，大声说欢迎、欢迎。我一看就知道他的意思，想截留我们几个同志。我告诉贺龙我们是去太行的。贺龙说：“哟，去太行过不去”。他讲那边形势如何严重（当时敌人已开始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要我们留在一二0师工作。我连忙说：“那不行，队里有一些是一二九师干部的爱人。”他说：“不行，你们过不去，我给你写信，你找甘主任（一二O师政治部主任）留下再说。”贺龙当时是到延安去，第二天我们就分手了。我继续带队前行。我们一到兴县，一二O师政治部的干部科长就来了。来接待的同志分别了解情况，想争取留下几个。我说不行，这里面有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的爱人，还有一个是地委书记的爱人，还有太岳根据地的几个女同志。他们不只是到太行的，有些是去山东的，这些人留也留不住。他们在里面了解情况后，有一对年轻夫妇想留下。一二O师的人就告诉我有某某想留，我说那好，就给你们留下两个吧。走到同蒲路，那里有护送交通站，且刚送过来一批。肖劲光带着一批干部去延安，我们正好住在一起。
当时出了个问题。肖劲光他们去延安，我带的人去太行，由于那时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货币，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能用了。我们带的是晋西北的，他们带的是太行的，双方商量互相交换一下货币，于是，个人之间互相做了交换，你给我十块，我给你十块。我也不晓得这种情况，后来肖劲光找到我，说：“盛队长同志，你别欺骗我们啊！”，我感到莫名其妙，问他：“怎么欺骗你们了？”肖劲光说：“你们那边几块才顶我们一块，你们一块换我们一块，我们吃亏喽。”我说：“我也不晓得，反正都是我们八路军的钱，解放区的钱。”就这样，第二天我们就分手了。太行二军分区的一个参谋长带着一个连，专门负责接送。晚上，他们带着我们过了封锁钱。同蒲路过了后，就上山了。一过封锁线就被敌人发现了，双方打起枪来。我们在山上看得清，我对参谋长说搞他一梭子。打了一梭子的机枪，敌人不敢再追。我们进了太行地区，要经过榆涉公路封锁线。我正要过这条路，
一二九师的组织部长张南生来了。“你们是哪里来的？”“延安来的”。“你们是经一二O师来的吧？你是盛同志吧？回去，回去，敌人正在进行大扫荡，我们是被赶出来的！”后来得知，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就是在那次扫荡时牺牲在辽县。
我们从西路到王步。七月间敌人撤退后，我们从武乡到涉县的王堡、赤安，一二九师师部驻在赤安，政治部在王堡。我带来的这批干部，由政治部分配到其他地区。一二九师锄奸部的同志听说后找我来了，说：“你来的可好，我们正缺人，你可不能走。”我说我要回冀鲁豫部队去，回去还搞部队工作。他们说，你是在社会部学习了的，你不在这里不行。不得已，我只得留下，以后就在那里工作了。
1942年8月，中共中央华北局为掌握日军活动情况，决定成立五个外线工作站。我负责搜集以石家庄（即石门）为中心，正太路娘子关以东，平汉路邢台以北三角地带的敌情。当时石家庄是日本人屯兵重地。为便于开展工作，我换上便衣，带着一名小伙计（通讯员），牵着一头毛驴，以八路军干部亲属的身份，在太行一军分区玉皇庙办了个店铺，以此为来往于敌占区活动作掩护。以后我的生意逐渐发展扩大，
1943年前后店里先后增加了六名伙计（调进干部），往返于敌占区与根据地开展情报工作。
当时派我到那里组织建立工作站，得到一军分区帮助支持，秦基伟在一军分区当司令。需要干部由那里派遣。一军分区的锄奸科长和我熟悉，他曾在先遣纵队当过科长。我换了便衣，拿了五块钱，钱是上党票，当时五块钱还值钱呢，牵着一头毛驴，扮成老百姓模样就出发了。我边走边想工作站应该怎么个搞法，到那里先找个生意做掩护。很快出了涉县，途经武安阳邑一个做毛笔的地方，花了五块钱买了两捆毛笔，驮在毛驴上。
到达一军分区后，径直到政治部找锄奸科长王银山，过去我们曾一块在先遣纵队工作。把东西存放在王银山那里后，我顾不上休息，先去了解查看地形情况。从邢台以北，沿着太行山临县至元氏赞皇到石家庄观察情况，悄悄到敌占区活动，沿着山一直走到石家庄以西径县。就这样，一直活动了两三个月。回来时我和王银山商量，我选定一个靠敌占区的地方设站，以做生意为掩护，把敌占区的商人引过来。经分析，最后确定搬到玉皇庙，这里离敌占区仅有一、二十里路，过去就到元氏县了。玉皇庙是一个集镇，离石家庄很近。介绍我去那个地方的村长是个共产党员，我对村长说：你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让他给我找一个地方，对外就说我是从敌占区跑来的，是来找我弟弟的，我弟弟在八路军军队里搞宣传工作，我现在不能回家，因为我弟弟是八路军，我是家属，家都被日本鬼子烧了，想在这里做个买卖。村长满口答应。帮我找了一个老百姓家，并对他们讲，老板家是个地主，家里很富，因为我弟弟参加八路军被日本鬼子把家烧了。烧杀得家里没人，我跑出来了，做个买卖，混口饭吃，顺便找他弟弟。对于我的真实情况，镇上谁也不晓得，我那时改了个姓，镇上都称呼我掌柜的，都以为我很富，反正都知道我是个地主，带了很多钱来的。
就这样我住了下来。过了两天，我安排好店铺后，收留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作为小伙计（实际是我的通信员）。
1942年下半年，那时太行山区很困难。我有了通信员，有人看铺子了，我就在外边摆摊做生意。过了几天，又收了一个"退伍伤兵"（实际没伤）。退伍兵到了那里吵吵嚷嚷地说挂彩了，回家回不去。这个人我也把他收留下来了。后来又收了一个伤兵，是河北涿州人。这两个实际上是组织上给派来的，都是做参谋工作的。
人员配备齐了，我出面向老百姓的借了一间很大的碾房，搞起了一个门面，起了一个字号，叫“鸿盛祥”，写了几个大字挂起来。那时来往敌占区的商品主要是布匹，还有赞皇出的红枣。收山货的商贩大都没本钱，而我们有供给补贴，有粮食，所以生意还不错，做买卖赚了点钱，积攒了一些本钱。在当时商业上我还是懂点行，一看政策发展什么就赶快收，收了过后转手一卖，就可赚钱。什么买卖都干，如提倡养猪，发展生产，我就收购小猪，卖出去就赚不少钱。布匹有时滞销，那些卖布的只好降价，布价一跌，我就大量收购。下次逢集，外边的商人来了，再可高价卖出去。这样，我的买卖做得很活跃，后来生意逐渐扩大，又收了几个人帮忙，其实都是我要的干部。有跑外的，有看铺子的，后来毛驴也换了匹骡子。
这期间，除有两个在店里住着收情报，我们其余几个都到敌占区活动。我到敌占区活动时，元氏县武工队跟着我，因为我对敌占区不熟悉，给我介绍哪个村子、哪个地方等情况。去了两趟，我觉着搞这个工作，带着部队暴露身份，很不方便。后来我说不用部队了。他们说给我一个班，我说不要，给我一个熟悉道路的人就可以了。在那些大山里，地形非常复杂，山上是石头垒起的敌人的封锁墙，每隔一里多路设有一个炮楼，要来回经过敌人的封锁墙，所以我只需要一个熟悉道路的人。
山下面敌占区村子的村长都是两面派，革命的两面派村子也有但不多。我们去了他们接待，日伪军去了他们也招待。就这样我俩跑了大约半年多，我感觉这样不行，于是我决定干脆自己去。下边情况我也基本了解了，于是在一个夏天我穿上便衣，带了把匣枪，拿着把芭蕉扇，枪在芭蕉扇下边，呼嗒、呼嗒就进村了。有的村子里的人对我也有些了解，但弄不清楚，有的认为我打过游击，有一个地主知道一点，试探性地问我一个人出来危险不？我说有啥危险，我有部队，我今天到哪里，我明天到哪里，什么时候离开，部队都知道。我这样讲，他们不敢打我的主意。开展活动时，我主要选择在夜间上山、下山。在穿越封锁线的时候，我遭遇过几次很危险。
元氏县有一条进太行山解放区的大路，即骡马路，但必须经过一个村子，从那里走非常近。那个村子是山西、河北交界的地方。村东头是河北人，村西头是山西人，说话不一样，从口音能听出来。那个村子叫鸽子岭，村里组织了一个民兵连，民兵连在村子周围埋了很多地雷，其中有石雷、铁雷，地形很险要，曾有日军一个联队都未能通过。有一次我从元氏的高邑回来，已下午九点，如果我再走原来的小路，就会被敌人发现，比较危险。于是我决定沿着山路绕上大路。我知道村子周围埋有地雷，村里人给我讲过。道路都是用大片石头铺的。我知道，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走不会踩到地雷。
当我爬上山坡快到村边时，太阳快要出来了，心想：村子里该有起早的村民和放哨的民兵。于是，我嘴里哼唱着，以便有人听到发现我。这样走了一段，见没有什么动静，我开始更小心了。我挎着匣枪，胳膊夹着给别的同志买的香皂、布料等物品，边向前走边注意脚下的路，看着不象有地雷的样子。走着走着，突然一下子右腿陷到一个坑里，我刹时意识到踩上了地雷。
按照常识，我知道如果踩到地雷的话赶快打滚，但腿陷进去了，拨不出来，打滚也滚不动了。我趴在一个不到一米深、长半米宽的长方形的一个坑上，哎呀！我想完了，听地雷响吧！两秒过没响我一看坑上面盖着一个板子，我踩到了板子的一角，木板立了起来，没压到地雷拉线，在我身下前胸就是一个大铁雷！我心里砰砰直跳，在这关头，我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慌，不要碰到地雷拉线。后来小心翼翼地把腿抽了出来，摸摸额头，冒出丝丝冷汗。
我摔倒时弄出很大响声，两个民兵听到响声跑过来喝道：“干什么的？”这时我已经爬起来，枪和物品摔出三、四步远。我责问他们：“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我哼着唱着你们没听到？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他们两个讲："我们两个看天亮了，在石头上下棋玩，没有听到。我们村子已经炸死炸伤好几个了。
当时我没怕，可后来一想，确实有点后怕。为革命而牺牲，我早有准备，但如此牺牲了，却毫无价值。
还有一次，我从石家庄回解放区，半路上要翻过一座大山，站在山脚下往上看，山势很陡，山上有一道日军的封锁线，过了封锁线就到解放区了。我想，如果走以前常走的老路，还要转那么远才能转过去。我决定抄小道走捷径。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辨不清方向，必须找个向导。我发现山坡上不远处有间草房，房里亮着灯，我循着灯光走过去，发现屋里住着一个放羊的老头。我推开门，告诉他我要去解放区，找不到山路，请他做向导带一下路。那人说什么也不肯送我，说不知道路。这真是难为我了，我只有采取不得已的办法。我把枪拔出来说：“你天天都在这里放羊，会不知道路？日本鬼子叫你去你不敢不去？我叫你带路，你到底带不带？”那人见状慌忙答应给我带路。说走就走，大概走到离敌人很近的地方，放羊的小声对我说：“前面我真没办法了，我真不知道路了。”他不敢大声说，因为前面有敌人。我悄声说：“老乡，刚才我是吓唬你，对不起。”他说：“不要紧，不要紧”，说完就回去了。我开始自己往上爬。走到一个水塘，里面长着芦苇，忽然一只大鸟“砰”地一下飞起来，吓了我一跳，我心想，这个地方怪吓人的。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一处悬崖旁，这时下起了阵雨，我躲在悬崖下避雨，一阵雨过去，想往上爬，山又太陡，我就绕着悬崖转，转了半天也没找到路。悬崖没多高，没有三层楼那么高，悬崖间长着一些小树什么的，我就抓住树根硬往上爬。过了怪石林立的悬崖就是一片相对平坦的山坡。走着走着，突然一个跟头栽了下去。这是怎么回事啊？定神一看，原来是放羊人挖的坑，足有一尺多深，里面盛的是水，给羊饮用的。我把摔掉的东西找回来后，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天开始蒙蒙发亮，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封锁线石墙。这时候，我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了。再往前走，离石墙还有二百米的样子，山顶炮楼看得清清楚楚，炮楼两边有影影绰绰的人影晃动。怎么过去呢？我一边走一边想，不要太紧张了，先观察一下再说。底下是山沟，上面是平地，两边是炮楼。说起来像个神话，就在这时，从封锁墙底下冉冉升起一团雾来，雾一起来，我看不清炮楼了，炮楼上的日伪军当然也看不到我了。当时我想，也许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了我吧。于是，不敢耽搁，抓住机会赶紧翻山越过封锁墙，磕磕绊绊下到山半腰。这时候，太阳出来了，雾也散了。下面有个大庙，我推门进去，庙里有个炕，我在那里美美地睡了一觉。其实，这事是凑巧，雾起山头纯属自然现象。因为山里潮湿，太阳一出，潮气一蒸发就上来了。也不是什么神鬼的，正好赶上了，该我走运。但以后再不敢这样冒险了。
在北方，狼是很多的，也很厉害。有句成语叫谈虎色变，其实虎是极罕见的，狼则到处都是。家家户户老人吓唬孩子，不让小孩到处走，常常警之以狼。由此可见，狼的普遍性和危害性。在我小的时候，父母也仍然给我讲狼的故事，吓得我天一黑便不敢出门。不过那时候虽然树林田间也有狼在叫，但远不如盛老那个年代到处溜达着凶恶的狼群了。要知那时候狼的危险性，从盛老的讲述我们可略知一二。
我所住的玉皇庙那个地方，狼很多，夜里常听到狼嗷嗷地打架，你不惹它，它也不攻击你。我住的那个房子，是老乡借给我的，那家房东虽很穷，却也不要房租，我就周济他家一点粮食作为回报。我这个房子下面是条又长又宽的沟，有些开馆子的将骨头扔到沟里去，夜晚狼就跑到那里啃骨头。那个地方离军分区司令部住的地方有八九里路，离政治部住的秦林有十二里路。我同政治部的锄奸科长是老朋友，我经常到他那里研究敌情，有些情报也要经过他们送出，我每次去那儿，他们总是不让我走，非留在那里吃饭喝酒不行。有一次，我下午去那里，办完事天色已晚，照例要吃过晚饭再走。吃完饭后夜幕降临，我起身告辞。
回玉皇庙，我要顺着一条干河走，河底是鹅卵石，沿着河边是一条路。我乘着月色离开了秦林村……当我途经司令部住的那个村东时，听到后面似乎有个担担子的，发出“呼嗒、呼嗒”的声响。北方有5天一集的习俗，离玉皇庙二三十里路的地方有一个集镇。我想，赶集的人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当时以为是赶集的人，所以没大在意，也就没回头看。走了好大一阵子，心想担担子走路快，应该赶上超过我了，怎么一直在我身后？我不由得回头瞥了一眼。呀！是匹大狼，离我只有三四步远！那天我恰恰没带枪，赤手空拳。怎么办？我索性站住。一看我站住，它也站住了。我看见路两边有很多大石块，就弯腰抓了两块石头，朝狼扔了过去，接着又打了一块。打了两石头，狼有点怕，慢腾腾地转弯下道，往山里的方向去了。我看它怕我，又伸手抓了两石头追它，砸了两石头，它才扑嗒、扑嗒上山了。我想，如果我不机警，让这狼从后面追上来扒在我肩上来咬住我，那就完了。
我继续往前走，那天是满月，月色很美。走了没多久，前面又窜出来一匹饿狼，从玉皇庙那边的河滩上斜插过来，朝着我走来。这回有了经验，我就不怕了，老早摸起石头，口里喊着“哇！打呀！”，朝着这匹狼扔了几块石头，它不紧不慢地溜走了。事后我有点后怕，如果不是发现得早，两匹狼前后夹击，把我包围起来，那我就惨了。
九、策反“一四一七”部队
在外线工作站工作期间，我们除搞一些敌人的军、政、特、警情报外，1945年初还成功策反了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一四一七”部队（即所谓“以八路治八路，以游击对游击的石门兴亚队”；又称“石郊特别挺进队”、“石门感化院”、“感化队”，约有八十多人和枪支）。这个部队成员主要是我们八路军被日本人俘虏去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这次策反，打死了日本特务船户等三人，其他全部起义拉出来，投入了我解放区，给日本特务机关以极大的打击。
日本特务害怕八路军的游击战，夜晚他们不敢出来。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势，日军把抓来的俘虏经所谓感化教育，组成这样一支部队。他们想达到以游击战对游击战的目的，用八路军的人，对付八路军。这种部队有两支，石家庄一支，天津一支。日本人也是试验，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的游击部队。“一四一七部队” 共有一个大队、三个小队。大队长是在晋察冀被俘的一个班长，老家是济南的，战士大都是太行和冀南地区的。实际上，这支部队的士兵也都不愿给日本人卖命，刚开始成立时，他们在农村有些活动，两个日本人带队下乡。以后日本人夜晚怕和我们交火，要大队单独活动。这些人平时都干些什么呢？学打人、摔人，抓到老百姓就摔。这些人走到哪里都要好吃的，炒鸡蛋要炒成整个的，不能炒散了。因此老百姓都怕得很。对于这支部队，日本人自称1417部队，老百姓叫三角部队（臂上带着三角符号）。我们的同志通过地方工作关系，开始做这支部队的工作，找里面的战士往里传话，很快同两个班长联系上了。这两个班长表示愿意接触，说自己是中国人，不愿为日本人干，现在苦于没办法，跑也跑不了。起初，那两个班长要找八路军太行区上面的负责人接头，他们才相信，认为地方的负责人不管事儿，怕靠不住，我只好亲自去。我到了后，告诉联络人苏老九，要他通知他们，就说上面的负责人来了。苏老九有点担心，认为他们靠不住，怕我一个人不安全，劝我多带几个人去见他们。我说，他们原来都是八路军的人，一心想回来，而且过去我们的同志已经与他们联系过，没问题。苏老九对他老婆说：“你们快走，准备打仗了。”然后骑自行车去联系。苏老九到了1417队部找到那两个班长，催促他们说：“上面来人了，我家等着，准备接见你们。”然后他满头大汗地骑着车子跑回来，气喘吁吁地说：“赶快准备家伙，他们来了。”我问来了几个，他说两个。我说，不要紧。我从窗户里看着那两个班长骑着自行车过来。进屋后，他们两个面带愧色地表示：“我们也不愿意干，那是当汉奸。”我说：“这也不由你们，你们是被俘去的，你们也不要先急着回来，敌人有什么活动你们马上把情报送回来，以后不要再欺负老百姓了。”打那以后，老百姓反映三角部队变了。到了1945年6月，日本人对这支部队产生了怀疑，想把这边的三角部队和天津的相互调动。那两个小队长得到消息后很着急，怕被调走。于是急忙找到元氏县武工队表示要起义，要求武工队接应他们。商定好以后，便开始了行动。那两个日本人关在房子里不敢出来，他们往里面丢了两颗手榴弹，然后把“1417部队”拉了出来，带到我一军分区。
1945年7月，上级通知我回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局社会部，至此结束了在外线工作站的活动，我把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和商店生意一同交给了一军分区。谈起外线工作站的工作，那是非常艰险的。同志们经常孤身一人夜晚翻山越岭通过敌人封锁线，跃过敌人的封锁墙，钻入敌后内部开展工作。1942年建立的五个工作站，我们五个站长经过三年的艰苦对敌斗争，有的牺牲了，有的身负重伤（被打掉一条腿）。由于我参加过打游击战和具备地下斗争的经验，所以未遭受损失。如讲工作体会，我认为做敌人的策反情报工作，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政治可靠，胆大细心，机警灵活，依靠群众，多交良友，如此则无坚不摧。
十、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保卫部长
1945年8月初，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社会部将我调回。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我到抗大六分校任保卫部长。10月，六分校与延安来的抗大总校合并，成立了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六分校编为第一大队，我任大队政委。1945年12月，我任军政大学保卫部长，这时的军大校长由刘伯承司令员兼任，后来滕代远参谋长接任校长，徐深吉为副校长，李克农为政治部主任。军大的任务，除培养新参军的知识青年学生和调训一批部队干部外，还整训了高树勋等部起义军政干部，以及部分上党战役解放过来的晋军军政干部，对他们进行教育后，大部分遣返了蒋管区。
当时，延安抗大总校来的干部都在延安经过整风，其中不少干部都经过“抢救运动”，未经组织明确结论，是带着“包袱”来的，他们小心翼翼，思想沉闷，不敢大胆工作。他们都有七八年以上革命历史，未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我认为，应该相信他们，解除他们的思想包袱。学校校长和政治部主任都很赞同。我召开学校政治保卫工作会议时，邀请他们参加会议，他们都非常高兴，并主动找我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情愫。全国解放后，他们中有的调中央军委工作，有的当了一些省的厅长。
1947年6月间，第二野战军（原129师）组织部长张南生同志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一趟组织部。张南生告诉我：冀鲁豫来电报，要你去冀鲁豫工作，豫皖苏边区也要你去他那里工作，所以征求你的意见，去哪里由你自己定。本来我打算去冀鲁豫，张南生说：“豫皖苏比较困难。”这句话堵住了我的嘴。我说：“去豫皖苏。”
回校后，我召开了保卫工作会议，布置工作任务，准备随二野大军过黄河南下。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我二野大军挥师南下。这时，军大教育训练的起义军政人员要分配进解放军工作，但各部队都不欢迎。再说，解放军生活艰苦，起义人员也不愿干。因此，组织上决定将他们遣返回蒋管区，他们也纷纷表示今后愿为共产党、解放军服务。我趁此选拔了一批思想进步、学习好的人员，如吕重山（即吕出）那样的学员吸收为我军情报人员，利用他们的老关系潜回敌人内部，等待有利时机与我军联系。
十一、随二野南下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我把军政大学的工作交接完毕后，立即随二野强渡黄河南下。7月1日过黄河以后，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一纵队首战全歼郓城蒋军五十五师，俘获万余名士兵补充了一纵部队。按照邓小平政委的指示，部队将俘获的官兵交给我处理。我对俘获的五百名军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政策和政治形势教育，分别发给他们路费，遣返去了蒋管区。在审查俘虏军官中，发现其中五名军官是我在军政大学遣送蒋管区的旧军官，他们在此次作战中，宣传解放军优待俘虏，号召枪向上放，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
8月初，我随二野政治部到达豫皖苏边区柘城、鹿邑一带。一天，刘伯承司令员叫我到他的住地，对我说：“北光同志，你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走了。”接着他又把我叫到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前，用手指划着地图，告诉我豫皖苏军区的位置。我当日下午即带着警卫员、饲养员到了豫皖苏军区，区党委决定要我担任社会部部长兼军区保卫处长。
二野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豫皖苏边区形成敌我拉锯形势，那时土顽非常猖獗。10月，区党委决定发动群众，进行武装土改。组织上抽调区党委、军区、行署一百多名机关干部交给我，要我兼任土改工作队长，先后在淮阳、太康二县搞两期土改，一边剿匪打土顽，一边进行快速的武装土改，斗争了地主，分了地主浮财。
1948年3月，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又抽调二百多名干部，要我兼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到鄢陵、尉氏县进行土改。到了那里，我把土改积极分子发动起来，刚要分土地时，敌军黄维兵团又把我们赶出来。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决定，土改任务交地委、专署继续完成，要我去兼任沙河地工委书记并兼界首市委书记。7月，我带着一个警卫班进入界首市。界首市地处边区腹地，有水陆码头，商业比较繁华，素有小北京之称，系豫皖苏边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在界首市主要做了沟通商业，发展经济，解决民用、军需等工作。同时，在淮海战役中，发动市民群众，组织船只、物资，全力以赴支援了淮海战役。
十二、接收武汉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武汉解放后，盛老负责武汉市的接管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对武汉市国民党、政、警、宪特等，负责维护城市治安与交通，搜剿敌散匪，处理俘虏散兵游勇，安定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党政军人员及首脑机关安全；监管一切敌伪机关、公共场所、车站、码头、仓库、飞机场等；依法惩治一切不遵守纪律之人员及破坏、扰乱治安分子，逮捕敌特战犯；同时，还要检查旅馆、饭店、客栈、公共场所及清查户口等。当时武汉虽然解放了，但是国民党特务、残余军警以及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仍然比较猖獗。国民党败逃后，存留着大量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警察、帮会组织、惯匪、小偷等，国民党也有计划地留下一批特务。这些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有的公然收罗残兵败将，建立反动武装，有的流窜街头巷尾，杀人放火，投毒暗杀、袭击哨兵，为非作歹。一些惯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人员也趁机作恶。我上任后，立即部署人员张贴布告，下令一切敌特、反动分子、帮会成员停止作恶，收缴武器。在这期间，我夜以继日，往来奔去，忘我工作。无论工作与生活节奏都异常紧张。每天要工作20余小时，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1949年2月，我接到中央分局通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边区，恢复原省制，叫我移交沙河地工委和界首市委工作，回中央分局，另有任用。当时边区人马一分为三，军区部队由张国华同志任军长，编为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宋任穷同志带一部分地方同志去安徽，吴之圃、杨一辰同志带部分同志去河南。张国华、王幼平同志说我是军区保卫部长，应随军南下，杨一辰同志说我是社会部长，要我去河南。宋任穷同志说，你们两家争，我不要了。后来，中共中央中原局确定派我去河南省筹建公安厅。3月13日，我到达开封。中原局社会部留我担任情报室主任。中央局社会部都是我的老熟人，我要去看看，这一看，大家都不让我走。就这样，连我带人马和警卫班一同给拉走了。杨一辰一看也不好说了，只得同意我去中原局社会部。情报室工作主要是为解放大军渡江作战服务，重点是做好解放武汉的情报策反工作。
我情报室先后派出三个情报工作组，并先后派出近百个情报工作人员，他们利用不同身份和社会关系潜入武汉三镇和国民党军队，开展了策反与情报搜集工作。在白崇禧指挥敌军撤离江防时，我情报人员联系的张珍部首先起义，打乱了白的军事计划，敌军仓皇布置破坏长江交通要塞的设施，炸毁武汉电厂等要害部位，企图毁灭武汉。我情报工作人员配合地下党发动群众保卫了武汉的要害设施，并控制了汉口特区。市警察局和交警武装部队为我所用，维持了武汉的社会秩序，使武汉顺利解放。我带情报室的同志进入武汉时，中原局组织部长李雪峰同志给我作了交代：刘春同志带百多名干部进入武汉安排中原局机关驻地等，由你任队长，刘春为副队长，你要帮助他。我当时仅带了情报室九名机关干部和一个排的警卫战士进入武汉。我依靠在武汉的情报工作人员接收了武汉党、政、警、特、宪，并决定临时依靠策反过来的旧警察局维持了武汉三镇的交通秩序。
当时连同江汉军区等各方面转来的情报骨干和我派出去的情报策反工作人员，一共509名。那时我们暂住在汉口中山大道万国饭店，这五百多人，有的来报告情况，有的送情报材料，有的要求安排食宿，搞的我情报机关乱成一团。针对这种情况，我把刘春同志找来，对他说：你们的事你搞吧，我帮不上了，我必须把潜伏下来的敌人清除。我们依靠派入武汉的情报人员搜捕敌潜伏特务，在20天内，缴获了12部潜伏电台，肃清了国民党在武汉的潜伏特工组织。我刚进武汉时，那个警察局局长李某某，找到我说："你来了，我交待，把一切移交给您。"我说：“你别急，警察还负责站岗，要照常维持秩序，主要是交通秩序，其他的不要管。”那时候的工作异常繁重，我一天就睡4个小时的觉。
就在这个时候，四野的赵尔陆参谋长来了，提出要我兼四野的情报处长，我把我情报室准备的武汉地图和敌人军、特、警、宪重要人物材料交给了他们。赵说，这对军队来说太重要了。此后，赵每周都通知我和他一同去作战室给时任司令员的林彪汇报敌情。当时我深感我了解的军事变化情况跟不上军事的需要，我情报室主要任务是搜集敌党、政、军情报，进行策反工作，不同于军事谍报侦察、调查工作，还跟不上部队的需要，敌军退，我军追，军事变化太快了。武汉解放后，我根据情报人员的不同条件，除将其中一部份派入敌军工作外，紧接着以解放长沙工作为重点，派出了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四个工作组，领导联系情报策反工作。武汉解放前，我们派遣的情报工作人员就将工作延伸到了长沙，并在长沙利用关系搞到一部电台与我们进行联系，及时发送了情报信息。
7月，我四野大军冒着炎炎烈日南下，四十万大军兵临长沙城下，毛主席指令围而不打。我长沙情报策反人员分别携带了毛主席给程潜的电报和林彪给陈明仁的信，并护送陈明仁的恩师李铭颢进入了长沙。我情报人员从中联络周旋，争取了程潜、陈明仁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我湖北、湖南情报策反工作人员也策动了敌军三万多人起义。华东解放，二野进军西南，四野大军直取两广，蒋家政权溃散逃亡台湾。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情报室完成解放时期的情报策反工作任务，情报室工作宣告结束。
十三、第一任海南公安局长
1950年5月，海南解放。海南岛作为一个地级行政区，归广东省管辖。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的残余部队整师整军逃往金、马等地，有的退到台湾岛，利用其空军，轰炸广州、海南岛等地，扬言反攻大陆。当时不只海南刚解放情况比较复杂，就连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都很紧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党政机构如政法、公安相继成立，海南当时只有游击队扩大的海南纵队，急需建立党政机构尤其公安保卫机关，以便清除潜伏敌人和维护社会治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管辖广东、广西两省，为建立、充实当地组织机构，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发来电报，要两个正师级以上的干部，负责筹建海南岛的公安政法部门和开展边防工作。
在华南分局的要求下，中南局让社会部负责选送两个这样的干部。我那时是中南局社会部的党委成员。情况很急，我们马上开会研究，经权衡，选定了两个人，一个是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侯政，一个是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邓小云。党委就分别找他们谈话，后来谈了几次，谁也不愿意去。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前线很不稳定，两个人都不愿意去，讨论来讨论去，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在当时情况下，我主动站出来说："我去吧"。那时，情报室工作已经结束。组织上原是派我去广西任公安厅长筹建广西公安厅，后来中央公安部又改派覃应基（广西壮族人）去广西，认为壮族的同志去更有利于开展工作。这时候，中南局社会部选拔了一批高中以上的学生到公安学校学习，正好缺少适当人管理。在这个时候，让我临时管理这个学校，任中南公安学校的校长。当时大家听说我要去，都劝我不要去。因为找不着人，所以就只好我去了（准备做边防工作）。
没过几天，华南分局向中南局发来电报，说边防有人了，就是海南岛还没人，去一个就行了。这时候，党委通知我，边防不能去了。我说，那我就去海南岛吧。在当时的情况下，与我比较好的一些老同志都劝我：你怎么去那里啊，不要去，你不懂地方话，到那里就像出国一样，而且相当艰苦。过了两天，中南局组织部找我谈话，李雪峰部长说：你真的决定去海南？我说：没有人去，我就去吧。李部长说：你在海南有两年的任务，把海南的公安保卫工作搞起来就回来；到海南谈话要注意，要多讲毛主席，多讲党中央，中南局可以讲，但要少讲。因为有些地方刚解放，海南党组织和广东省党组织关系要协调。听了李雪峰同志的话，我心中有了数。心想：什么情况我都可以应付，为了党的工作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确定以后，中南社会部就给我组织人员，因为那边没人，我一个人去不行。派了几个干部，其中老干部有李林，其他是干校学生，一共是31名，连我共32名。同时，在我走前中南局通知华南局在我到达后给我配一部电台。
1950年10月份，我带着这一批干部南下去了广东。一路风尘仆仆，首先到达华南分局社会部和广东省公安厅。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谭正文兼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临走前中南局社会部部长给我写了封介绍信，信中意见是要我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海南公安局局长。当时，我对这个职位也不太在意，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领导会从工作的角度考虑，因为原来是让我去广西当公安厅长，而海南行政区隶属于广东，所以有些人认为我到海南去是降级了；另外一个考虑公安厅副厅长兼海南公安局局长好办事。到了广东省公安厅，得知谭正文正在北京公安部开会。厅办公室主任王宁把我的介绍信的内容，以及我所带人员情况打电话向在北京开会的谭正文作了汇报。谭正文回话说：“你给盛北光同志商量一下，问他去海南不兼公安厅副厅长可不可以？”王宁和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我是去海南岛工作的，兼不兼公安厅副厅长没有什么关系，不兼就不兼吧！
11月，我带领这31名干部动身从湛江上船去海南。那时候的过海交通工具是木制机帆船，船上安上一个类似汽车发动机的装置，即所谓机帆船。这30多个人大多数没有乘过海船，所以上船之后，大家都非常高兴，感到很新鲜，有些年轻人唱起了歌。大约走了40多分钟后，海上刮起了大风，海浪使船几乎竖起来，大家都高兴不起来了，也没人唱歌了。船上有五名船夫，其中有一位50多岁的老船工。他们使劲拉住船篷，船没有舵了，立刻在海中转了半个圈，在老船公的指挥下，船工们总算把船稳住了。老艄公说：“现在海上有5级风，我的船不行了，如果是1—2级风还可以，3级还能勉强，4级以上的风就很危险了，前面有一个小岛，叫老洲岛，我们到岛上避风，明天看情况再走。”第二天，雨过天晴，我们赶紧出发。这条船摇摇晃晃绕雷州半岛漂了半个圈，终于在海南岛靠了岸。上岛后，大家在一个木板房住下。次日，我直接去海南区党委，见到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司令冯白驹。我向他说明来海南岛的目的和任务。大体意思是：中南局派我来海南，为期两年任务是把海南的公安保卫工作建立起来；我能力不大，没有经验，愿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完成任务。冯听了后很高兴，表示欢迎。
第二天，召开党委会议，会上，冯白驹向大家介绍我来海南是为了建设公安工作的，是自愿要求来的。冯白驹说：“有人说都不愿意来海南工作，盛北光同志不是来了吗？而且还是自愿来的。”接着，冯又向我介绍了海南的有关情况。
当时公安局连办公用房都没有。后来上级拨给我5万元，行署在大英山上划给一块地方，我们开始建房。华南分局给我配备了一部电台，以便我与中南局进行联系。
为了培养公安干部，我筹建了一所公安学校，从海南中学生中招收学员。当时各县已配有公安局长，我把带去的30来个青年分配工作。我把这些情况向党委、冯白驹作了汇报。不久，镇反运动开始，成立了镇反领导小组，由区党委副书记、法院院长和我成立了镇反领导小组。在这期间，我们配合得很好。华南分局社会部长谭政文找冯白驹谈话交换意见，问他：你们信任不信任盛北光？冯连说信任，信任。不久，确定我为海南区党委常委。
公安工作开展后，各县公安局长向我汇报案件情况，我批复处理意见后，他们再向冯汇报征得同意后回去执行。那时，我还发现两件奇怪事：有些县公安局没有看守所，有的县为了关押犯人，造了一些大圆木，圆木分为两片，中间有许多碗口大的洞，他们将人犯的脚嵌入圆洞，然后合拢两片木头，再加上锁，非常牢固，谁也跑不了。我问这是谁发明的，他们说是国民党留下的。我下令取消。
“镇反”中，我发现有的县监狱关押了不少人，其中有些人并非真正的罪犯，叫“白村”政治犯。这有一个历史渊源。当年游击队进入农村时，有些村子让游击队进村，被称为“红村”；有的不让游击队进村，则被称为“白村”，由此出现了“红村”和“白村”之间的斗争。解放后，许多“白村”村长头人被关进监狱，准备镇压。针对这种情况，我作了处理，对他们说：这些都是老百姓，一律都释放了。1952年，党中央决定改革生活供给制为薪金制，群众根据海南评级情况，评我为9级。征求我意见时，我要了10级，认为生活级别低点好。
1952年初，中央公安部提出要审查海南在解放前破获的国民党人员投毒案，这是牵连一批革命青年的大要案件。我请海南的老同志写出破案经过，将客观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向党委作了汇报。与会人员都未说话，没有表态。1953年初，中央华南分局派张维烈同志为海南区党委副书记，调冯白驹同志为广东省副省长，并向海南派遣了一批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由此，海南公安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同时，中央公安部派来工作组平反了海南“投毒案”。1953年6、7月间，我参加了广东省公安会议，会上总结了“大镇反”以来的公安工作。6月底，会议快结束时，我突然接到中南公安局电话，通知我立即去中南局，并告知我的工作另有安排。于是广东省公安厅为我这个副厅长开了一个欢迎、欢送会。
1953年7月初，广东省公安会议结束以后，我离开广东乘火车到达武汉，中南公安局政治部的同志在车站接我，一下车他们就告诉我，让我就此乘船去庐山，杨部长在那里等我。就这样，我于当天坐船到达九江接待站。记得当时发生了一件难为情的事。上山时，他们硬要我做轿子（滑竿），我不坐，但他们坚持要我坐，于是只好上轿。刚抬上庐山街头，遇到杨奇清，我难为情，又下不来滑竿。杨奇清见状喊到：“走吧！我们也是坐上来的。”当晚，杨奇清同志和我谈话，要我回中南局筹建公安学校。我对组织的工作安排一向绝对服从，从不讨价还价，对这一次，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是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我问杨奇清：“能否让我在广东再干一、二年？”杨说：“不行，半年也不行。现在全国公安系统要轮训公安干部，中南公安干校需要你。”于是，我只好服从。余下的时间，我不愿在庐山疗养避暑，乘此机会回家探望非常想念、又有7年多未见的八十多岁的父母。
十四、公安教育战线上的八年
1953年8月间，我回到武汉后即到中南公安干部学校，筹划选调各省市的县公安局长进行培训工作。从此，我离开了广东海南那些与我共患难的新老同志，自那时起我与那些海南挚友三十年未有机会见面，有的迄今没有见过面。我时常对他们感到内疚与怀念！
对于教育轮训公安干部，我以前没有经验。我根据当时毛主席的批示：“要配有象样的县公安局长”、“公安工作必须加强”和周总理“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指示精神，做到以下几点：1、要培养教育他们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2、要培养教育他们具备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政治思想，3、在业务工作上要反对神秘化、特殊化和唯心主义的迷信，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那时的干部学校，都要学习中央宣传部规定的五门课。我主张学习课程应该结合实际，少而精。在政治上，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教育培训，使大家都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当时中央党政领导都很重视公安机关的建设，中南行政委员会由林彪（时兼任中南行政委员主任）签署了我为中南公安干校校长的命令。
1954年各大行政区撤销，中南公安干校改为中央公安学院武汉分院，组织上确定我任中央公安学院武汉分院院长兼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1955年4月，周总理签署任命状，我出任中央公安学院武汉分院院长，负责轮训全国公安局（科）长。1957年，武汉公安分院改为中央第二民警（武警）干部学校，任命我为中央第二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未设政治委员）并兼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为湖北省政法委成员，周总理又任命我为中央第二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校长。
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训练武警部队的连排和营级军政干部。这支部队是由地方人民武装部队和调配部分国防军正规部队所组成。其任务是对重要场地的镇守，警卫首脑机关、捉匪办案、看守押解人犯、保卫重要交通桥梁等等。这支部队以前接受的是国防军事训练，现在要结合他们的实际任务进行公安保卫训练，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当时学校调配了一些在解放军部队有训练经验的同志，以充实教学力量。我向这些选调的同志提出：不搞团以上的大兵团战略战术训练，主要搞小部队攻防战术训练；政治上注重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和单个独立思考活动能力。技术上，除搞射击、投弹刺杀外，加强摸爬滚打、捕捉擒拿、格斗战术等训练，并编了一套战斗术。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四不象”，我说：“这就对了，这就是武警部队！”武警公安部队李司令员和副政委宋烈看后连声说“好”！对此作了充分肯定。据统计，这期间，我们给各省、市、区培养训练了近万名县、科级公安干部和武警连排营军政干部。
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公安部队（即武警）也进行了评衔，我们二警校第一批评定军衔，我被评为少将军衔。当时因对解放军正规制看法不一，周总理指示公安部队暂缓授衔，故我们未授衔。1952年，全国实行薪金制。定级后54年第一次调级，中南公安局政治部黄主任、办公室尹肇之主任和我都是十级，我们商定都不调级，因为一旦我们上调了，就会影响其他二、三十人调不上。此后从1955-58年，年年都调级，每一次学院里都给我上调一级，但我想到来学院工作的同志们大多数是从基层选调上来的，级别都不高；再者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中等，不需要更多的钱，所以从1955年至1957年给我上报的晋级，都被我圈掉了。1958年院党委的同志们认为：学院全体同志都提了级，有的已经提了三级，只有院长一人未提，过去我们给他提了，他不要，现在无论如何也要给他提！于是，校党委背着我，给我晋升一级上报。当时恰好中央通知十级以上不予调级，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仍保持1952年的老十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