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陇海、津浦两条交通线被日寇控制，黄水淹没陇海路南，界首成为从敌占区到大后方的通商要道，人口增至十几万。投资商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国民党的官僚兵痞视界首为肥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以界首属于“重建区”要控制界首；桂系李品仙以界首属于安徽，要抢占界首；东北军何柱国以驻军名义要盘踞界首，三方争夺不休，中统、军统特务也混扰其间，为非作歹。界首北面是我豫皖苏解放区，是与河南省委联系的必经之路，是新四军四师和五师联系的重要通道。界首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地位异常重要。能否搞好界首地下党工作，对我党我军关系重大。
一、站住脚跟
1940年6月底，上级决定，沈丘县委由豫东地委划归豫皖地委领导。同时，沈丘县委作了改组：贾达夫同志调走，由我任县委书记，李文钦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司俊任县委委员。七月，地委召集临泉、太和、沈丘三县负责人宋梦麟、宋英和我三人开会，分析界首形势。为了加强界首工作，决定由三县分管改为由沈丘县委管，沈丘县委工作重新由农村转到界首，地委抽调优秀干部加强界首工作，任务是掌握敌人动态，保证豫皖苏解放区与河南地下党联系的安全，具体工作由我来负责，我和李文钦同志都住在界首。沈丘县抽调了程兰谷、王子超、刘芳洲、董种珊，地委调来了马建中、王振江、马翔九等几位同志，后来沈丘县委又调来了王子斌、刘顺德同志。这时已成立中共界首特支，我兼任特支书记。
有了立脚之地，县委动员党员和党外人士集资开办了“豫隆商行”，又利用马建中同志的关系开办了“文化村戏院”，初步在界首站住脚根后，我向豫皖苏区党委汇报，区党委认为： “豫隆”、 “文化村”来往人杂，虽然便于掩护身份，但不利于工作，决定另由区党委出资三千元开设“益友商店”，作为区党委在界首的联络站和沈丘县委的地下机关。“豫隆”作为县委联络站，放弃“文化村”，并在大丁营设立前哨联络站。凡从河南省委来的人都先和大丁营联系，对准暗号，再由大丁营通知界首联络站，以防不测。区党委指示：为随时掌握敌人动态，要派得力干部打入敌人内部，这些同志由我单线联系，不与其它同志发生横的关系。
界首行政上没有统一组织，统辖界首的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这两组织刚成立，汤恩伯、李品仙争夺相持不下，最后落到了何柱国手里。马建中的堂兄马润身在旧军队当过团长，已退役，在界首开药店，是个二等绅士，与警备司令认识，警备司令要马润身出任司令部参谋长，马不愿干。我们便动员他去任职。马润身任司令部参谋长后，就介绍马建中同志去当副官，我们又通过社会关系，派刘顺德同志去警察局。董种珊同志在地方熟，负责统战工作。这样，在敌人内部派遣了得力人员，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二、利用矛盾
马建中、刘顺德两同志精明能干，随时向党汇报敌人内部情况，不仅敌人阴谋计划、人事变动、相互斗争，我们都了如指掌，连其敲诈贪污和宿娼赌博，我们都能掌握。而敌人（包括中统、军统特务）对我们却茫无所知，他们的主子天天叫喊捉共产党，可是却看不见共产党，而且心甘情愿地为共产党效劳。
有一次，有位负责同志（编者注：该同志即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刘子久）要经界首到豫皖苏区去，约定时间由我接送。我按预定时间走到河边，见已封河，心急如焚，立即找到马建中同志，要他想办法。他远远一看，知道是中统封的河，便找一个“军统”，约他去玩。建中知道这家伙是个色鬼，故意说沙河南有玩的地方，这家伙要建中带他去玩，建中摇摇头，向河里一指，说： “不行呀，人家封了河，你过不去。”这家伙一看河上的“中统”便火了， “他妈的，过去，看他敢不让老子过河！”建中还是摇头不去，说：“我这个小副官可惹不起人家。”这家伙拉住建中不放：“我说清楚是我请你去的，还不行吗？”走到河边，果然“中统“上来阻拦，对建中说：“马副官，对不起，上级有命令，今天谁也不准过河。”军统特务上前一步，把特务证一亮，说：“我有重要公事，非过不可，马副官是我请来的，误了公事你负责。
就这样，马建中利用“军统”和“中统”的矛盾顺利过了河。借着军统特务上妓院的机会，马建中与来的同志接上头，又到妓院和军统特务说： “我的老表从大后方来，刚刚赶上封河，参谋长的亲戚到界首连河都过不去，真丢人。“那家伙听了很生气， “有我哩，我连这姑娘（指妓女）也带过去。”就这样，建中顺利地把来的同志接到了河北。当我把这位同志送走，敌人还在封河。
三、搬掉石头
马继青原是小学教员，后来投靠界首警察局长李南湖当巡官，这家伙贪财好色，无恶不作，他与界首联络站豫隆商行负责人、地下党员程兰谷同志是同学，弄来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死皮活赖地要在商行里住宿，这等于在眼里钉钉子，怎样把这颗钉子拔掉呢？通过刘顺德同志在警察局了解到巡官们对马继青在外敲诈发财很不满意，他在外搞鬼，并不告诉李南湖。他的老婆是有名的“河东狮子“，他弄这个女人怕他老婆知道。我们利用这两点开展“赶马”斗争，首先在警察局里把马继青敲诈的事实分多次宣传。有个巡官和马继青矛盾最深，他一笔笔地记下来，在李南湖面前告马继青的状，次数多了，李南湖对马继青也产生了怀疑。一次马继青搞了二百两烟土，没有分给李南湖，我们掌握了这个情况，并确知马继青已把烟土转走了，就在警察局内宣扬起来，李南湖知道了大为恼火，要他马上把烟土交出来，马继青否认不了，又拿不出烟土，狼狈不堪，从此在李南湖面前失宠，我们又通过马继青同村的人，告诉马的老婆，说马在界首有了小老婆。马老婆赶到界首大打出手，马继青无脸在界首立足，灰溜溜地离开了界首。
四、巧于周旋
中统特务头子柳守义到界首后，我们调王子斌同志专门与之周旋。柳守义是太康人，与我是开封师范同学，比我高一级，在学校就是CC派，来界首后碰见我，说我在界首发财，对我怀疑，但对我的活动并不清楚。柳很想拉个地方关系，问我有无同学，我趁机把王子斌介绍给他。王子斌本姓韩，是新蔡县委介绍来的，在皂庙小学教书。为了对付柳守义，让他化名冒充开封师范毕业，谎称比我低一届，这样柳就不认识他了，平时王子斌了解开封的地理环境，名胜古迹，及开封师范的师生情况，以便随时回答柳的提问，不致引起怀疑。
由于王子斌同志精明强干能说会道，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平时又能和柳守义打牌下棋逛妓院，柳非常信任他，把他视为知已，甚至把枪都放在王子斌那里，这样王子斌同志了解了很多有关中统的情报，及时报告给党组织，保护了地下党的安全。
五、隐而不发
一九四一年春节后不几天，日寇侵入界首，老百姓纷纷逃反，国民党官兵也都逃离界首。那年春节，我们县委一方面投送贺年卡，慰问群众，宣传抗日；另一方面作好武装抗日准备。县委决定组织两支游击队，一支由王文成在界首西南十二里的东王老家组织，一支由董种珊在光武庙组建。日寇在界首停留一天就撤走了。国民党官兵又纷纷返回，为了不使我们的力量暴露，我迅即赶到东王老家，见王文成已组织十多人开会；每人发了一条枪，我便同王文成等同志把游击队人员遣散，把枪隐藏起来。安排好东王老家游击队后，我又坐船赶到光武庙，找到董种珊，董正准备集中队伍，我说明情况，也就不再集中了。
六、击敌要害
汤恩伯、李品仙为争夺界首，斗争激烈，各不相让。但其反共则是一致的，他们都想把豫皖苏解放区吃掉。我们除随时掌握敌人动态，还要及时揭破敌人的阴谋。1940年汤恩伯与李品仙在界首开会成立所谓“重建区“（包括安徽四十一个县，河南三十九个县，总头目是汤恩伯）宣扬“重建区人民太苦了，受黄水、日寇、共匪三种害，中央政府要求拯救受苦的老百姓”。我们及时印发了“重建区是什么东西？”的传单，告诉群众黄河口是国民党挖开的，日寇是国民党不战而逃引进来的，并列举事实揭露汤恩伯三十一军团的罪行，有意不提何柱国的十五集团军，且讲出他们在高级会议上的斗争情况。传单一直发到他们的司令部里。这不仅使群众了解了“重建区“的真相，而且分化了敌人。何柱国看到了传单，告诉民主人士王岩青说：“共产党有眼光，是非分明”，桂系李品仙表示沉默，心里高兴，汤恩伯则暴跳如雷，喊着追查谁泄露了会议情报。汤恩伯天天要捉拿“奸党”空喊严禁走私。可是敌人对我们的活动一无所知，特务们为了向主子交差，有一次捉了十一个小贩枪毙示众，我们又发出传单，“谁是真正走私犯？”列举了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高级军官走私贩卖毒品的罪行。中统特务柳守义私下对王子斌同志说：“死的几个人是替死鬼，而三十一集团军这些走私的事连我也不知道，人家共产党怎么会弄这么清楚？”“皖南事变“后，我们又印发了“皖南事变真相”、“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等宣传品。由于我们工作主动，敌人束手无策，汤恩伯在他的高级军官会上哀鸣： “共产党在政治上处处走在我们前头，在这重兵驻守的界首，传单竟出现在我们的办公桌上。”
1941年9月，我奉命调离界首，中共界首特支书记由沈丘县委书记李文钦兼任，继续领导界首的地下斗争。1942年春，界首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撤到大别山区，但留下的几名党员，如董种珊、马建中、王振江等同志仍在坚持地下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