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我由豫皖苏区党委去阜临太任中心县委书记，代替原皖北特委书记周德威（周季方）工作。1940年9月，中心县委撤消，成立豫皖特委，吴皓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1940年12月，特委撤消，成立皖北和豫南两个地委，我任皖北地委书记，吴皓以区党委特派员的身份指导两个地委的工作。1942年4月，我调至五师（大别山）工作，才离开皖北。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管辖的区域主要有：临泉、阜阳、太和、沈丘、新蔡等地。界首位于临泉、太和、沈丘之间，也在我们的管辖区内，我们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
抗日战争开始后，沈丘、太和、临泉都成立了县委，沈丘县委书记先后是贾达夫、丁兆一、李文钦等，太和县委书记先后是王宇、宋孟麟等。那时的界首分属这三个县管辖，南岸的刘兴镇属临泉县，北岸的东半部属太和县，西半部属沈丘县，三个县委都曾派党员来界首活动，建立秘密联络点。但是这些地下组织无横的关系，互不了解，各县领导各县的。1940年7月，我代表中心县委来到界首，召集沈丘、太和、临泉三县负责人丁兆一、宋英、宋孟麟开会，分析界首形势，认为界首位于豫皖交界处，水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很重要；国民党在这一带驻了很多军队，建立军、政、特机关，消极抗日，专与共产党闹摩擦。因此，我应该加强在这里的地下工作，掌握敌顽动态，保证豫皖苏区党委和河南省委、新四军四师和五师的安全联系，必须统一领导，加强力量。决定建立中共界首特支（或称支部）。由沈丘、太和、临泉三方面抽力量组成，属沈丘县委领导，特支书记由沈丘县委书记丁兆一兼任。
界首特支建立后，丁兆一把沈丘县委机关迁至界首，开办一个“益友花布行”，作为沈丘县委和界首特支的秘密办公地点开始，界首特支仅有几个党员。主要有：李文钦（沈丘县委会副书记）、董种珊、马建忠（太和县委宣传部长）、马力之、王振江。1941年发展到十多人，增加的有王瑞平、王子斌、刘德顺等。
界首特支的主要工作是：一、搜集情报。主要搜集日伪动向，国民党在皖北的军政特机构的变化情况等，提供给新四军四师和豫皖苏区党委。二、掩护并护送同志。我党负责同志秘密经过此处，地下党要做好接送工作。三、做好宣传工作。如秘密印发传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搞“重建区”的阴谋， “皖南事变”真相等。四、做好统战工作。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中间势力，对个别坏家伙，利用社会力量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给以打击。五是筹集经费。如马力之曾在界首货物检查处为党筹办过经费。
1940年冬，我们调马力之到界首，充实特支的领导工作。1941年9月，丁兆一调出，界首特支由李文钦和马力之负责，李文钦兼任书记。1942年初，一些党员奉命先后离开界首，仅留下未及转移的董种珊、马建忠、王振江等几位同志。1942年4月，我到大别山新四军五师驻地工作，离开皖北，界首及沈丘等地党组织均由李文钦负责。但不幸的是，李文钦于1943年4月去鄂豫边区党委汇报请示工作后，与宋英一道回皖北途中遭敌人袭击，在战斗中李文钦牺牲，宋英负伤被俘。界首特支的董、马、王等同志因而失去了组织联系。
关于撤离问题，1942年2月组织上掌握到的情况认为，我党许多同志已被汤恩伯的政干团（实为特务组织）派到乡镇去的人员所注意，有即将暴露的可能，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经豫皖苏区党委决定：整个皖北豫南的党组织，除只留某些隐蔽较好的联络点和农村支部外，其余全部撤到大别山新四军五师去工作。我是最后一批离开皖北的，撤离前（大约是3月底），我曾到界首见到董种珊，王振江，没有布置什么工作，只是说，大多数同志都撤走了，你们有条件留下坚持，可暂不撤。因为当时情况紧急，我只能对负责人李文钦作了坚持隐蔽工作的安排交待，以后就离开皖北了。
应该说，界首特支的同志都是好同志，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努力认真，对党组织有坚强的信心，严守党的机密。界首特支未被破坏就是证明。据我所知，界首特支的董种珊、马建忠、王振江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失去联系后仍然期待着党派同志去找他们，希望和党组织恢复联系，没有暴露组织，也未听说有叛变自首的行为，他们的做法，符合党的“长期埋伏、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