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我在陕北瓦窑堡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派我到东北军做秘密工作，开始在张学良将军卫队二营学兵队任队副，参加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在抗日先锋队任大队长（营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东北军改编，我们抗日先锋队并入于学忠军长的五十一军。我任六八四团三营营长。抗战开始后，我们转战在津浦路南端沿线，曾参加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后因入鲁途中党组织暴露，大多数同志奉命从五十一军撤出。我于1939年春来到西安，10月被派到东北军骑兵第二军（骑二军）步兵旅任营长，转战在豫东皖北一带。国民党为了分化瓦解东北军，削弱骑二军力量，使东北军“中央化“，1943年将步兵旅改编为暂编56师，并与暂编14师对调，使步兵旅脱离骑二军，编入92军序列。随后开到四川万县，又改编为青年军团二0四师，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任用黄埔系青年军官，排挤原有军官。我当时己任副团长，但因是东北讲武堂毕业，不是国民党嫡系，在受排挤之列，不久我就离开了这支部队。1945年，我转入北平，在国民党联勤总后铁甲总队任副总队长之职，战时属傅作义将军指挥。北平解放时，我正在城里，并和中共中央城工部取上联系，受命以国民党铁甲列车的威力，破坏国民党的守城，立足于打，争取和平，从而为北平和平解放，保卫首都风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至此结束。我14年白军工作的历程，归还自己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
1939年10月，骑二军军长何柱国把无马骑兵组建成步兵旅，任命骑二军参谋长孟绍周为旅长。
我党为了搞好这支部队的抗战工作，促使它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我到步兵旅工作。因我是东北军的老熟人，何柱国任命我担任二团三营营长。这年年底，何柱国军长率骑三师，步兵旅等部属离开晋西北，来到豫东皖北一带对敌作战。我们步兵旅的防地，与彭雪枫任司令员的新四军六支队的防地很邻近，由于共同抗日的要求，彭、何两军关系较为融洽，互有来往，没有发生摩擦行为。
在我到步兵旅不久，共产党员苏我华（原名苏恩起）也由山东汪洋同志派到本旅协助我工作，由于我的举荐，苏开始当副官，不久升为连长，后又到总部当运输连长。据我所知，此时骑三师没有中共党员，军部原先有个别党员，但我到步兵旅之前，均已调出，赵华南从骑二军调出后已转地方工作了。特务营的段敬坤早已到五十一军当连长，在灵壁与日伪军作战时牺牲，骑三师杜参谋已调离。所以这时整个骑二军内，只有我和苏我华两个共产党员。
为了沟通组织关系，我们曾三次和新四军六支队彭雪枫同志联系，要求接洽组织关系，请求给以开展活动的指示。为此，彭雪枫同志曾亲自接见苏我华同志，并向延安发电，查问我们的情况。不久，中共中央有一份关于骑二军内党的情况的通报发给彭雪枫部，提到“骑二军步兵旅营长于维哲系中共党员”。这样，就把我们的组织关系介绍给了彭雪枫同志，我们的直接领导就是彭雪枫同志。我们根据党的指示，没有在骑二军内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关于在友军中工作的方针政策，我曾听到有关领导的传达。现在回忆起来，其基本精神有这么几点：①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在一切友军中（包括中央军、杂牌军在内），毫无保留地确定不发展党的组织的政策，原有党员一律停止组织生活，以便建立党的信誉，扩大交朋友工作，争取二百万军队继续抗战。对于这种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②后来中央又指示：凡已经加入国民党中央军的秘密党员，应继续秘密留下，如果共产党自动退出，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对于党，都是不利的。这些党员应推动国民党中央军继续进步，并在其中埋头苦干，坚持工作，争取信任与地位，团结进步力量。③1941年上级党领导又传达毛泽东同志指示：留在友军和反共军内的共产党员，应设法取得上级信任，以达到升级和多带军队的目的。对奉命进攻我军，在友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军官，可事先同他们约好，用打假仗的办法，以敷衍上级的命令。同时，我军部队故意作些败退的行动，以使该党员军官取得上级信任和升级。
党派我到骑二军工作，给我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当大官，争取多带兵，团结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我记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管干部的秘书王卓然同志，在我去步兵旅之前，对我下达如下几点指示：①去到骑二军以后，争取当大官，争取多带兵，到必要时发挥作用；②党的政策是以《新华日报》社论为准的，要多看报纸，掌握中央的政策精神；③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④做好自我掩护工作，不能暴露目标，不能暴露党的秘密，必要时对非党人员谈话亦可骂本党；⑤当我问他怎样联系时，他说： “你把事情做起来，自然有人去找你。“
根据上级的这些指示，我在骑二军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发展党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只是与苏我华同志默默地为党做工作。
我随骑二军来到豫东皖北一带以后，到1943年离开此地，约有三年多的时间，为执行党的团结抗日、广交朋友的政策，踏踏实实地做了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具体工作，现在回忆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心置腹，与东北军官兵广交朋友。骑二军与中央军不同，他们在“西安事变”前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对中国共产党有较深刻的认识，上至军长，下至战士，都把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一起共同抗日、联合作战作为目标，从未发生排斥共产党军队的不友好行为。这对我们实施广交朋友提供了有利条件。我的主要目标是放在骑二军步兵旅中下层军官身上，团结他们共同抗日。
当时步兵是两个团的编制，每团三个营，一团团长曹鹏，辖三个营，其营长分别是：一营长×××，二营长高杰民，三营长石××；二团团长邵平章，所辖三个营的营长分别是刘惠清、栗创建和我。我和这些营团长的关系都很好，相互了解，无话不谈，是较好的朋友。石营长，这个人真诚，抗战坚决，酒量大，外号大酒壶，战前总好喝几盅。有一次，1940年，我营和石营在毫州十字河奉命夹击以西山秀雄为首的日伪联合之敌，我们配合得较好，打了胜仗，但因石营长喝酒误了一点事，未能全歼日军，使一部分日军龟缩毫城不出，我为此还批评了他，他比较服气地接受了。再如栗营长，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在阻击日军进攻界首时，我因情况突变，路途阻隔，未能到位指挥本营参加战斗。根据旅部命令，我就近指挥了二营，栗营长就近指挥了三营，在不同的地方袭击日伪军，结果虽然我营牺牲了连长郭庆保以下三十几名官兵，但都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受到旅部的表扬。我们的关系更融洽了。邵团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但由于我的努力工作，他对我很信任，我们的关系也很好。至于广大士兵群众，我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不打骂他们，不污辱他们，他们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我们按照党的要求广交了朋友，所以我们在骑二军内是有一定基础的。
二是尊重军旅长，争取更大的信任。我们特别注意上层军官的工作，对军长何柱国、旅长孟绍周及其它军旅首长，我们持尊重态度，听从他们指挥，服从他们调度，遇有情况及时地向他们反映，争取他们的信任。当时，我营在毫南组成便衣队，防止敌人进犯。便衣队给养，有一部分靠自筹解决，我们按照旅部的要求，积极搞好当地的税收工作，征收工商税和农业税，缉查走私活动，把获得的资金和实物及时上缴，受到首长好评，争取了上级信任。
军旅长们为了应付国民党，有时也讲些反对共产党之类的话，但他们抗日坚决，不和共产党部队闹摩擦，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1941年春，李仙洲纠集几万人马围攻新四军彭雪枫部，要何柱国率骑二军参加，何柱国没有参加。1942春，汤恩伯部又向彭雪枫部进攻，命令骑二军配合，结果何柱国没有服从“命令”，借故执行其它任务，没有参加围攻新四军的活动。对于何军长、孟旅长不打内战的决定，我们是忠实地执行了。这不仅符合我党联合东北军共同抗日的方针，同时更主要的是赢得了何军长、孟旅长对我们的更大信任。
当时，豫东皖北一带因蒋介石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大片“黄泛区”，年年灾情严重，人民群众啼饥号寒，流离失所，何柱国军长为了解民之苦，在此发放粮款，设立粥厂，赈济灾民，受到群众的拥护。何军长决心治理黄河，兴修水利，亲自调查研究，写出《对于黄河除害兴利标本兼治之提议》的文章，发表在《颍川日报》上。对于何将军体恤民众的实际行动和美好愿望，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向广大军民宣传，何军长、孟旅长对我们更加器重，许多事情直接交给我们办。不久，又提拔我当步兵旅二团副团长。
三是身先士卒，积极参加抗日战斗。我在步兵旅三年多时间里，参加大小战斗二十多次。可以说步兵旅的主要战斗，我几乎都参加了，而且，每次打仗，我都和战士们一道，勇猛顽强，浴血奋战，直到打败敌人为止。
1940年6月，步兵旅奉命接应曹大中伪军反正，开进毫州城附近，接应后在毫南15公里处驻扎。中旬，毫州之敌西山秀雄，纠集一千余名机械化装备的日伪军企图出城南犯。孟绍周旅长决心消灭来犯之敌，遂令一团三营从十字河以东包抄，又令二团三营（即我营）配山炮两门从左翼包抄。由于我营炮火猛烈，又出敌不意，给日伪军以重大杀伤，迫使敌人仓惶逃入城内，不敢出城达半年之久。1941年1月，驻商丘、毫州、宿县、蚌埠之日伪军，纠集数百辆兵车，组成所谓机械化部队，向淮西进犯，企图对涡阳、太和、界首一带进行扫荡。我们得信后，首先在涡阳义门集一带组织反击，强渡涡河，夺回骑三师八团丢失的马匹约数十匹，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2月5日，我营奉命到达张大桥（界首北八公里处），阻击日军南犯界首。我当时被阻，未能赶上营地，近指挥了二营将士，在毫（州）界（首）的大道上截击敌人。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有伤亡，一直打到黄昏。我们拆毁交通线，断敌补给，迫使日军第二天即撤出界首。此后，我步兵旅就担任毫州至界首、阜阳至水寨约200公里的防务任务。1942年日伪军进攻水寨，步兵旅（此时已改为暂四十六师，辖三个团），在水寨北朱集一带阻击敌人，我们配合三团（由骑四师十团改编成）担任主攻，我们打得非常顽强，杀伤很多敌人，但我军亦有很大伤亡，三团长徐春芳和一些将士为国捐驱，最后，我们还是守住了水寨，敌人被迫退却。
由于我们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受到士兵群众的拥戴，也获得了骑二军和步兵旅首长的信任和支持。
总之，骑二军在豫东皖北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在部队里做了些有益于抗日大业的工作，维护了豫东皖北的抗日局面。这是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光辉指引的结果，而何柱国及骑二军坚持抗日不怕牺牲的精神也起了很大作用，由于他们受到西安事变的深刻教育，始终把坚持同共产党团结抗战作为目标，使豫东皖北出现了三年战时复兴的大好形势，界首一时兴旺繁华，有“小上海”之美称。这一点，何柱国等是有贡献的。汤恩伯率领反共军来到豫东皖北后，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挤跑了新四军彭雪枫部，给日伪军帮了忙，他们自己也被日伪军打跑了，给豫东皖北的抗战造成困难。但何柱国及骑二军始终坚持在这块阵地上，保家卫国，守土御敌，苦撑抗日局面，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才离开。何柱国及骑二军对豫东皖北抗日斗争的贡献，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