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娅（我原名）你要注意老爷子的身体，他这几天可没怎么外出活动，写回忆录也挺伤人的，回忆以往的事难免想起牺牲的战友，老爷子会难过的”。
“小孙，昆明军区现就你爸爸和张銍秀司令是从瑞金出发的真正走了二万五千里的，你爸爸也八十多岁要抓紧时间留点精神财富给后人啊”。
爸爸说这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规模大，各个部门都来邀稿还要到北京开会，压力也蛮大的。
“脑子很乱，许多往事回忆起来收都收不住，一晚上一晚上的睡不着觉像过电影似的，那些场面很惨烈回忆起来心情很沉重。今天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父亲孙大坤，1913年出生于山东朝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1927年年仅14岁就随舅父到陕西潼关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学兵，因读过几年私塾年龄又小被分配到药学班学司药。同年参加北伐。学班一出现老百姓就说“看，童子军”。爸爸说西北军要求很严，站军姿稍不合格老兵就一巴掌打过来……。少年严酷的军训使身高1.80米的老父80多岁了都是腰杆笔挺。
1931年8月父亲参加著名的“宁都暴动”加入了红军，因读过几年书算识文断字之人，父亲在红三军任司药、军医。
谈到长征，爸爸说：“实事求是的讲，长征也是没有办法”。1—4次的反围剿我们打得都很好，蒋介石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纠集了近百万的军队来围剿红军，卡断了我们所有的供给，我们打得很艰苦最后还是失败了……
毛主席在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原话记不全，毛主席的湖南方言太重，有的听不太懂）说：‘之所以失败，在军事上先是推行的冒险主义，反围剿中又推行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和平均主义，到了后期又实行逃跑主义，这一错误路线是以李德为策划者和指挥者，博古为拥护者，还有人是执行者……。’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开始准备长征，我当时在江西瑞金，出发前为了保密未公开传达。我当时看了张闻天在《中华红星报》的文章《一切为了苏维埃》，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又听了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的动员报告，张的文章和朱的报告虽然一字未提要长征，但文章与报告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大意是为了保卫和巩固已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不为一城一地得失和敌人死拼硬打，可以采取灵活的方法转移到对革命有利的地区消灭敌人。从上述情况来看是准备暂时放弃根据地，可能换一个地方去发展和开辟根据地，与从前由湘赣边界转移到闽赣边区一样。可是临出发前又动员轻装行动减轻负荷，要求把一时用不着的东西寄存回来后仍归还本人。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把1932年打漳州时发的一双最好的胶鞋寄存了，那是南洋陈嘉庚胶鞋厂生产的，这双胶鞋我平时行军穿草鞋打赤脚也舍不得穿，仅供洗脚换洗用的。当时以为和1932年打漳州时到敌后转一大圈筹备经费后再回苏区，可是走了不到两天在途中听我们政委说：“我们不回去了，这次要到敌人深远后方的有利地区去发展新的苏区。”我问他：“为什么不早说，我把最珍惜的一双胶鞋也存了”。他说：“你是外籍红军知道了问题不大，可是广大战士都是江西老表他们不肯离开家乡，如果开动员会只怕他们不肯出来造成混乱。”队伍越走越远，逃兵也多了起来。
“爸爸，红军也有逃兵吗？”
“实事求是的讲当然有了，红军扩编动员当地青年加入红军，大部分人是为了有口饭吃找个出路，哪有多少觉悟啊，到了部队管得严，训练行军日晒雨淋，饥一顿饱一顿，晚上也没个固定的住所，比在家可苦多了。”
我们的队伍先是拉出去走一圈再回来，过几天又拉出去走一大圈再回来……这一次越走越远看来是不会回来了，新兵想法就多了起来逃兵也就多了，最后采取一个老兵盯一个新兵，上厕所都跟着，这样逃兵才少了。
“爸爸，老兵有逃兵吗？”
“几乎没有，一是有觉悟了知道为谁打仗；二来和部队和战友有了感情，那是生死之交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第三嘛回家会被还乡团杀害，一个外乡口音的人在路上也很不安全”。
长征是从南线广东成口突围的。当时的战报报道是：突破敌人封锁线，首先打击广东军阀陈济棠，回马枪刺死国民党。我看到“回马枪”三个字认为还要回去。过了广东接着晚上泅渡湘江，江水较深，高个子水到胸部，矮个子水到脖子上下，还得手拉手向上托着渡。此时正是10月间，过江后寒冷入骨，全身发抖连话也说不出来。天快亮了敌机又来轰炸，形势很严峻的。
长征途中我调任红一军团一师，担负长征路上全军团的收容任务和医疗工作。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堵、拦、截，提高行军速度，我们昼行军连夜通过广西全州，又与桂林军打了一仗，一边掩护一边夺路而走未敢恋战。天刚亮进入贵州黎平才算松了一口气改为白日行军。在乌江边找到一只小船轮番过了江，一枪未发进占了遵义。在遵义没几天又经过娄山关、铜梓、土城、赤水准备过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不料川军刘湘把守江防甚严未能过去，后又在黔北、遵义、毕节地区转了一圈折回头第二次攻打遵义，击溃和消灭薛岳、吴奇伟中央军与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地方军数千人。
遵义战斗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并也是个有趣的战斗，可以说是三军混战。记得我们一师是夜间打进去的，从夜袭遵义到夜间追击战，晚上沿着公路向南追击伸手不见五指，在追击中枪也不敢打怕伤着自己人，很像京剧《三岔口》中夜间摸着打盲仗。三军混战，有薛岳、吴奇伟的中央军，有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地方军，也有红军。在公路上三军都搞乱了分不清谁是谁，前后敌我都搞在一起。如何识别敌我：一是靠装备去识别，二是靠口音去辨别，三是靠脚步声去分别。装备上凡是戴钢盔背毛毯的都是中央军，凡是背竹筐的都是贵州所谓的‘双枪兵’（一支长枪一支短枪，短枪是鸦片枪）；从口音去辩别：凡是说贵州方言的都是双枪兵；从脚步声去分别：凡是路上跑的哗哗响穿胶鞋的是中央军，凡是不大响的穿草鞋的是‘双枪兵’；红军更好识别基本上都是江西话。我们边跑边摸，摸到竹筐钢盔毯子就下枪，当我们追上敌人夺下枪时，有的还说：“别闹了红军追上来了，快跑吧！”……
当我们追到公路旁一个村口，看到有架无线电台在发报，从屋里走出一个军官说：“你们是那部份的？这里是旅部，都住满了到别处去看房子吧”。二排长大喊：“别动，我们是红军！你们旅长在哪里？”那个军官吓得战战兢兢地说：“在里边，在里边。”当我们冲进房时，只见行军床上铺着一床洋毛毯，旅长从后门溜走了。后来从俘虏口中获悉，敌人昨天还开了会，说红军正在江边与川军打仗，他们准备去乡下搞些猪羊肉庆祝收复遵义。后来从远方传来枪声以为又是恐赤病或是误会，还认为有娄山关黔军布防万无一失呢！常言说：“把着娄山关，鬼神也难钻！”因为中央军过去与红军打了多年仗也知道红军战术神出鬼没，过去常常听到枪响结果又没事，万万没想到红军这次真的来了……
遵义战斗大捷后，在遵义教堂张闻天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不走了，就在这一带开辟根据地了，这个地方虽然穷，可是越穷越革命嘛”。的确，从长征以来除了行军就是行军，为夺取天险要塞还要提高行军速度，从急行军到飞行军甚至强行军，走的腿酸脚痛筋疲力尽，掉队人员日渐增多……。从我个人来说要求不高，希望能打个胜仗吃顿饱饭（不管好坏）睡个好觉消除疲劳即可。认为离开苏区就是打游击，所谓“游”就是走路，“击”就是打仗，游是手段，击是目的，光游不击怎么能消灭敌人呢？不能消灭敌人怎么能够建立根据地呢？有了根据地就有了后方，有了后方就有了家，有了家就能得到补充，可以安排伤病员休息好。
在遵义会议期间，听到重新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我特别高兴，过去在毛主席领导下，几次反围剿都打得很出色干净利落。后来换了博古（秦邦宪）又是广昌会战又是全线出击，西线吃紧打到西线，东线吃紧又支援东线，除了走路就是走路，实际上是走下坡路。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又重新回到领导位置大家信心更足了。
中央红军在毛主席指挥下，一渡赤水准备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汇合共同北上抗日。蒋介石惊恐万分，除了沿江严密封锁外，又令滇黔军阀和中央军四面围堵妄图把我们一网打尽。毛主席看到敌人重兵防守当机立断下令放弃遵义，他一边命令红军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威信）集中，一边又佯攻贵阳乘滇军入黔为蒋介石保驾云南境内敌人兵力空虚之际，挥师南进机智果断地甩开了敌人，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趁敌不备经盘县、曲靖、沾益、马龙、杨林、禄劝、武定到达元谋，后又昼夜飞行军160里，绕到绞平渡口过了金沙江。当我赶到渡口时看到总部和干部团已经过了江，在渡口北岸有间水打磨房，门口有电台在发报，有位身材魁梧的人从里面出来大声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认出是朱总司令，齐声回答：“一师的。”朱总司令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感到步伐都轻松啦。
“爸爸，当时朱老总在你们心目中很有威信吧？”
“那当然，实事求是的讲他那时威信比毛主席高，总司令嘛！朱毛红军朱毛红军，朱排名在毛前面的”。
我高兴地忘记了疲劳加快步伐跑步跟上了队伍。过江后宣传队教唱“金沙江胜利战歌”，据说是朱总司令亲自编写的，歌词我还记忆犹新：金沙流水响叮当，常胜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河流急，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要渡江，我们真顽强，守岸敌人心发慌，一枪未发逃山上，红军胜利渡过江，为北上抗日扫除天险和路障。
红军以坚强的意志克服着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广大指战员缺衣少粮，不少人没鞋穿光脚行军，靠野菜充饥身体浮肿，各种疾病流行，腿脚溃疡（烂疤子），疫情严重时非战斗减员一半还多，整班整排的掉队。地方的反动武装很坏，有几枝枪又不敢和大部队交锋，就跟在后面杀我们掉队的同志。在这严峻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上级决定加强收容工作，当务之急要把所有掉队的伤病员收容救治跟上部队，不被后边围追堵截的敌人杀害。上级说我个子高体质壮（红军战士多是江西人，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人称老俵，我1.8米的个子北方人，人称老乡）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负责。我们分析认为任务确实很艰巨！因为收容队走在队伍后尾，若一人掉队就影响整个收容队的行进，都是病弱伤残仅配备一个排作掩护，一个担架班还多数腿肿脚烂本身就带病，光是给伤病员扛枪都费劲，而且一个团就有百名伤病员还不算临时发生的，每当一个伤病员掉队就导致整个收容队不能随大部队前进，我们与大部队距离有时拉开数十里，尤其是赶上夜间行军我们这支病弱伤残的收容队有时迷失方向走错路径，一旦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就会被追敌堵截，还要小心专打红军后尾的地方反动武装。若是被敌人堵截就要翻山越岭与敌人周旋，边掩护边绕过敌人寻找大部队。我们收容队常常掉队，大部队黄昏宿营，次日晨出发时我们才刚赶上大部队，可他们又要出发了……。这样收容人员和伤病员经常无法睡觉，得不到休息疲惫不堪。
“爸，这样说你走得不是二万五千里，是二万七八千里了”
“没计算过，不好说，二万六千里是有了吧？”
收容部队还有筹粮吃饭的困难，沿途都是大山人烟稀少，即便有几户人家仅有的粮食也被前头部队筹光了，伤病员吃不上饭。我的一根皮带在过草地时煮了，加上点野菜管了两三天。
“爸爸，这皮带还真管用吗？”
“那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我是舍不得的，肚子饿了把皮带紧了又紧顶点饿；刮风下雪时把衣服紧一紧，皮带扎在外面也好一点。”
毛主席在贵州分析形势时调侃说：“红军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西昌是个稍大的地区，有个土寨子，红军想打进去搞点补给，但那个土寨子修得十分牢固据说土墙是灌了米汤夯筑出来的，攻了半天攻不进去还增加了不少伤员，我们只好绕道走了。
“爸爸，红军队伍是不是特别团结友爱啊！”
“那当然，你妈妈和小弟到广州军区治病，光说军区那些人真诚慷慨，那多半是一块长征走过来的，军区一副政委常说多亏我给了他一把炒面他才坚持下来没倒在长征路上”。
“我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过草地时一个伤员打摆子，他就找点树枝烧个火烤，我两步冲上去给了他一巴掌，两脚就把火踩灭了，我说你要给敌机报信啊，这里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他吓得直哭……（这人后来当XX司令，还打听着要见我）。
“我们那时也是凭着年轻，吃惯了苦啦”。
未过雪山草地前，红一方面军已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减到万把人……
过江后就是会理，在城旁稍作休整就到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河面虽不太宽但流速惊人，小船行至中心连船工也难撑稳航行，浪撞在石礁上可高达数十米，使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我以前曾看过《太平天国》这本书，说石达开当年率兵30万到大渡河天险，因前后均有清军追堵拦截，当地少数民族砍树堵塞道路，使太平军30万人全部覆没！说太平军是被清军所灭不如说是被大渡河所灭。蒋介石为红军前面有大渡河所阻而兴高采烈，叫嚣说红军就是当年的石达开，红军步石达开的后尘来了。蒋介石还没高兴几天，我们就克服万难强渡了大渡河。
过金沙江后我被调任中央军委干部团任卫生队长。我们与友邻部队沿河北上追击残敌，红军控制住沿河两岸道路对敌人穷追不舍不给他们喘息机会，使敌人在泸定铁索桥上搞破坏的阴谋根本来不及实施。我军争分夺秒冒着敌人炮火冲了过去为后面部队开辟了通道，所谓飞渡泸定桥，主要是追得快使敌人根本来不及破坏。
过了大渡河，通过雅安以西到了达功地区，翻过大雪山——夹金山，下山后到了达维当晚与四方面军汇合又进入毛尔盖，举行了两大主力军会师庆祝会并整编了部队，军团改为军。
过草地也异常艰苦，那里人迹全无，看到冒泡的地方就知道下面的沼泽中有我们的人被吞噬了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有加倍小心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走，不敢偏半分。过了草地北上到了甘南腊子口，突破了敌人要塞守兵，进入甘南重镇哈达铺。我住在一个地主家，在糊墙的报纸上看到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个标题“悍匪徐向前，土著刘志丹”。徐向前为我们所熟悉，而刘志丹何许人也？问了一个当地商人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因当时根据地都是分割的，加上通讯器材短缺难免信息不灵，得到陕北红军的消息激动地我们昼夜兼程向陕北急行军。通过甘肃通渭河发现了盘踞西北的“五马骑兵”，所谓五马即马鸿奎、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步英，对我们不断地跟踪、骚扰……。红军吃了凶残的‘五马’很大的亏！
“爸爸，中央红军刚和‘五马’交涉，他们怎么就如此凶残？是不是陕北红军和他们打过仗？”
“这就是阶级斗争！更多的是民族矛盾！”
过了六盘，我患了重病七天不能进食只能喝些冷水，发烧40多度寸步难行，幸亏碰到宋任穷政委，他说：“孙队长，我看你快坚持不住了，快骑上我的小毛驴吧！”我无力推辞，骑了十余里后，缓了口气不忍心再骑，后边骑兵紧追我只好拼命强行跟上，勉强进到陕北苏区边沿吴起镇，睡了一个稍有安全感的觉消除了些许疲劳，继续随部队向瓦窑堡行进。沿途受到陕北苏区群众热烈欢迎，有的送上烧好的开水，有的端着炒好的南瓜子、豆子、包谷等。这对于经过长途跋涉，缺吃少穿饥寒交迫的红军是多么大的鼓舞和安慰呀！
“这就是根据地呀，老区的老百姓真好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省下食物给我们（现在一想到解放那么多年他们的生活还很苦，我就很有愧啊）”。
“那根据地的老百姓看到你们也一定很高兴吧？”
“刚开始也不见得，经过这种长途跋涉衣衫褴褛，头发胡子又长，毫无军容风纪可言，老百姓也是议论纷纷的……”
到了吴起镇每人发了一件羊皮大衣，正赶上下大雨被我当伞用到宿营地，睡了群众的热炕后，第二天外表没布料的羊皮大衣变成硬团了！在这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实在让我心疼不已……
那时物质真是十分贫乏，刚到延安时我是中央军委卫生所的所长，负责中央首长和军委机关的医疗保障工作。我们去巡诊贺子珍给了一小包白糖，我们没见过这亮晶晶的真好看，回到宿舍大家开抢，撒在桌上用手指蘸着一粒粒往嘴里送，那个好吃啊！刚抢完，不知谁用力拍桌子，掉在桌缝里的糖粒蹦出来大家又再挤成一堆抢着蘸着吃，闹成一团十分开心。
“爸爸，那你常见毛主席吗？”
“那是经常的。我们出诊路过主席的窑洞都放轻脚步，尽量不打扰他的工作。如果在外面散步时碰到，主席就笑容满面地问我们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是不是从江西长征过来的？还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我们也一点不拘束。邓颖超身体不好，每次去巡视，邓颖超都很客气的说：‘孙医生你来了’，而周总理就自动退出从不以首长的身份干扰医生的工作”。
不管怎样我的命算大了，幸好我体质好，如果早发病几天，如果没有同志的帮助，我就会象千万个身旁的战友一样永远倒在长征路上了。到达了陕北根据地到了家，使我成为一名大难不死的幸存者。
“爸爸：你说的比较多的词汇就是‘实事求是’……”
“当然了，就是应该实事求是嘛，要历史地看待问题，但凡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不要强调了一个侧面而否定了另一个侧面，我们平时处理问题也应该这样，要踏踏实实，不要说空话、大话、假话、废话”。我们现在纪念长征主要是要传承长征的精神，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坚强的信念，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精神，要完成这样的壮举是难以想象的。
“你们高干子女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艰苦朴素，物质上不要有过多的需求，俭养德啊！钱多了就捐给老区人民……”
每每写到父亲的叙述，字像活了一样会发出父亲原声的带有山东腔的语音，让我掩面而泣……。爸爸，女儿记住您的教诲，女儿会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
爸爸，您在马克思那过得还好吗？
女儿，想—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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