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我考进北大之初,专心读书,很少过问政治。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政治空气很浓厚。课余饭后,同学们谈起活来,大部分是谈政治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等等问题。我在中学读书时,接触过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读过一本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对政治也有点兴趣。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对时事政治也关心起来了。
1931年"九·一八"之后,国民党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调集50万军队到江西"剿共"。其结果是:把东北四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定"塘沽协定",从冀东、察东撤出中国军队。于1935年6月,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从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撤走中央军、东北军,并且取消国民党在该两省、两市的省党部、市党部。当时,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具体的行动是:红军北上抗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日。至此我认识到,要抗日救亡,就必须靠拢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何梅协定》签定之后,日本便大举增兵华北,并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华北五省防共自治",并要求在冀察平津成立"防共自治"机构。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大小汉奸蠢蠢欲动。先后发生了香河事件,天津事件。1935年11月24日,在北京以东40里的通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0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当时,日本军用飞机经常在北京上空低飞侦察;日本浪人到处横行霸道,奸污妇女,贩毒品。北平学生喊出了"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危机!华北危机!我深切意识到: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我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了。
2 "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北平学生纷纷南下请愿或示威,激起全国学生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北平的绝大多数大学、中学都建立起进步的有朝气的学生会,成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3年,国民党为镇压学生运动,将宪兵第三团调到北平。大批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被捕、被杀;各校学生会几乎都被破坏了。
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彭涛同志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秘密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在学联的发动下,北平许多大、中学校开始恢复或组织学生会。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
国民党为顺就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筹备组织冀察"自治"机构。1935年11月,南京政府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住在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他与日本方面进行了秘密会谈,决定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总揽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军政大权的机构。由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有些委员是老牌亲日派。消息传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立即决定:由北平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就改为游行示威。得到通知的各校学生,于12月8日深夜,作好了游行准备。
12月9日凌晨,北风凛例,寒气逼人。各校学生,冒着严寒出动了。在北平城西北约30里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8点钟就到达了北平西直门。但城门紧闭,铁门加锁。城上城下,布满了国民党的武装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学生要求开城门。军警说:没有上级命令,谁来也不能开门。城外的学生队伍,转到阜城门、西便门,铁门都已上锁。学生们气愤填膺,斗志昂扬,就在城外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了抗日救亡大宣传。他们从早到晚,斗争一天,滴水未进,忍饥受寒,直到暮色苍茫,才徒步返校。
地处西直门内的东北大学学生,天还不亮,就集合编队,准备到西直门迎接城外的学生队伍,共同游行。当他们得知西直门早已关闭,城外的学生队伍进不来城,便群情激昂,怒不可遏。他们冲破了学校当局的阻拦,高举校旗,单独出发了。同学们肩膀挨着肩膀,手臂挽着手臂,迈着健壮的步伐,走上街头。沿北沟沿(现在的赵登禹路)南进,转到西四牌楼以西,遭到军警堵截,展开激烈搏斗。学生们冲破军警的包围,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队伍汇合,经府右街,奔向新华门。
地处西城的中国大学(现在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所在地)的大门,天还不亮,就被军警层层包围了。学生们越墙而出,集合前进,沿途给被阻拦在校内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解了围。大家共同游行,经过西单,进到新华门。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南门,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听说学生们要来请愿,便大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枪上刺刀的军队和架着机关枪的车队,戒备森严,杀气腾腾。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的学生越来越多。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女附中、市立女一中、东北中山中学、艺文中学等校的学生,都先后到达了。到上午10点多钟,汇集到新华门前的学生,约有二干人。看到新华门外气势汹汹的国民党武装军队,学生们更为气愤,大家挥动着旗帜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I"
"反对华北自治!"
"收复东北失地！"
"武装保卫华北！"
学生们在新华门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六项请愿要求:
(一)反对成立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组织;
(二)反对中日间的一切秘密外交,立即公布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大会推出12人,作为前往居仁堂找何应钦请愿的代表,但是新华门紧闭,学生代表进不去。学生们的斗争情绪,越来越激昂。坚持到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被迫出来接见。代表们强烈要求何应钦出来与学生见面,并义正词产地宣读了六项请愿要求,还要求侯成下令军警打开西直门,让城外的学生进城,参加请愿游行。侯成战战兢兢的答复说:何代表不在城内(他听说学生要游行,跑到小汤山洗澡去了),诸位提出的要求,兄弟可代为转达。关于下令开放西直门的问题,他推诿说,这不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加以拒绝。他并说,据他所知"并无秘密外交和任何秘密协定","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他要求学生们"谅解政府的困难","好好读书救国",·…¨。侯成的回答,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
"请愿不成,各校代表立即作出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拟定的游行计划是,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新街口转赴西直门,接迎城外的学生队伍入城,共同游行,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并决定由东北大学的宋黎同学担任游行总指挥。当他宣布:示威游行开始!大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四人一排,手臂挽着手臂,大踏步地前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应,声震云霄,气壮山河。
示威游行队伍沿西长安街西迸,到达西单牌楼附近时,手持武器的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上来,挥动木棍、皮鞭、枪柄,向学生劈面乱打。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经过英勇斗争,学生冲了过去。游行队伍转到西单北大街北进,突破西四牌楼军警的封锁线,继续北进时。交通员传来信息说:西直门附近布满了武装军警和宪兵,架起了机关枪,要以武力驱散前去的学生。要打开西直门,已不可能。于是总指挥部决定:改道东行,奔赴沙滩、王府井……。以便宣传群众扩大影响。队伍经过定阜大街时,辅仁大学的100多名学生参加进来。大队经过地安门时,又有河北高中、孔德中学、中法大学、精业中学等校的学生。北京大学事先未得到游行通知,当游行队伍到达沙滩(现在的五四大街)时,我们北大的同学立即鸣钟集合,同学们从课堂、实验室、图书馆汇集到红楼前,举着临时用床单赶制的"北京大学"的横幅,加入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队伍己超过三千人。
王府井大街与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一路之隔。反动当局以为学生队伍要到东交民巷,冲击日本大使馆;就调集了大批武装军警和消防汽车,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布置了一条封锁线。学生代表前往交涉,军警头目握着手枪说:"不准通过,谁敢往前冲,就开枪。"学生们继续前进。军警用高压水龙向学生冲射。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水冲在学生身上,顿时冻成冰。身上地上冰渣哗啦哗啦地响,学生们仍然斗志昂扬地向前冲,冲上去抢夺水龙。武装军警挥舞着皮鞭、棍棒、大刀、枪柄向学生打来、砍来。学生们进行了英勇抵抗。有的学生被军警抓了去;同学们又冲上去夺回来。有些学生受了伤,血流到马路上,霎时间冻成晶莹的血花。但他们还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学生与军警搏斗半个多小时,游行队伍被打散;一些学生被捕,30多名学生受伤。
时近黄昏,学生们战斗了一天,滴水未进。为了保存实力,以备再战,总指挥部下令,"同学们,快到北京大学第三院集合？"(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大街,距王府井大街很近)集合后,指挥部传达了北平市学联的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并再接再厉,准备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们热烈鼓掌并高喊抗日口号,然后分别返校。
历史上把这次运动叫做"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3．我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学生会
下面谈谈"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会的发起和组织。这里说的"一二·九"运动时期,是指从1935年12月9日至1937年7月28日(北平沦陷)这一段时间。
1933年以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北平大多数学校的学生会,遭到反动派的破坏。1935年11月下旬,北大同学刘松云(又名刘江陵,地下党员)对我说:北平学联正在发动各校学生恢复或组织学生会,我们北大同学也应行动起来。"我就参加了筹组北大学生会的活动。12月初我签名发起组织北大学生会。12月6日我参加了在北大红楼召开的学生会筹备会。会上讨论了学生会的组织章程,决定了各班选举代表的办法。推选了筹备委员13人(每系一人),负责印发选票,在文、理、法三院分别设置投票箱,限12月9日中午投票截止,下午当众开票。
12月9日下午,由于同学们参加了示威游行,未能12月9日夜间,北大的地下党支部、团支部和一些积极分子彻夜开会,研究如何组织学生会和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2月10日上午在红楼召开班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学生会组织章程,选举了学生会负责人,我当选为执行委员。班代表大会决定:自即日起,实行全校总罢课;并决定下午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大会。
午后二时,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在新四斋院内召开。首先宣布,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 这是"＿二·九"运动时期成立的第一届北大学生会。全体大会通过下列决议:(一)以大会名义发表北大学生罢课宣言;(二)以学生会名义派代表参加北平市学联;(三)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会选出朱仲龙(朱穆之)、韩天石等三人为北大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副主席)。10日晚上,在北大二院召开了学生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讨论执行全体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措施。
4．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1935年12月14日,北平报纸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定于12月16日成立。"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立即决定:在12月16日这一天,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确定了游行计划和路线,分别通知各校学生会。北京大学学生会15日晚上接到学联通知时,正在开第二次班代表大会。大会热烈通过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决议,并讨论了有关示威游行的各项问题,延续到夜11点才散会。执行委员会紧接着就组织同学做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赶制了许多宣传品,成立了临时纠察队、宣传队、交通队。我在交通队工作,负责各游行队伍之间的联络和通信。北京大学的男女同学,以宿舍为单位分编为五个队。
12月16日凌晨,北大的各学生宿舍都被国民党的武装军警包围了。我住在西斋(第一宿舍),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排,与手持武器的军警对峙在西斋的大门口。当我带着西斋队伍向外冲时,我和举大旗的两位同学就被逮捕了。十几个侦缉队员用手枪对着我们,拳打脚踢,把我们三人押到银闸胡同内六区警察署,拴在木柱上。银闸胡同离北京大学所在的沙滩(现在叫五四大街)很近。当我听到从沙滩传来的口号声、歌唱声,我估计是北大同学的游行队伍冲出来了,我感到很高兴！
上午10点多钟,开始"过堂"(审讯)。审讯室的光线很暗,当中放着一张审案桌,两旁有四个站班的警察,桌子北面坐着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警官。他气势汹汹地间我:"你们这些受共产党蛊惑的学生,闹腾什么?讲,你们游行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你们还要造反吗?"
我气愤地回答说:"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那个审讯的警官威吓说:"不要胡说,谁是汉奸卖国贼?敦睦邻邦,谋求和平,是党国的大政方针,你竟敢在公堂上发表抗日言论,实应罪上加罪。"我愤怒地说:"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者就是汉奸,以国土睦邻者就是卖国贼。我们抗日有理,爱国无罪,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那个警官的八字胡直哆嗦,脸部气白了,恶狠狠地说:"你胡说啥！给我跪下来。"
我忿忿地说:"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堂堂大学生,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那个审讯的警官大肆咆哮:"把他拉下去,给他带上手铸,送市警察局。"
当天下午,我们被押送到北平警察局,警车直接开进大门。下车后,几个警察围拢上来,点了名,下了手铐,搜查了全身。把钢笔、钥匙、钞票等物都收去了;把我们押进了监房。这是三间阴暗潮湿的旧式监房,屋内两边有两铺大炕,当中放着一只尿桶。炕上没有被褥,学生睡在破席上。每天两顿饭,每顿两个小窝窝头,一块咸菜。夜间北风怒吼,饥寒交迫,睡不着,我们就齐唱救亡歌曲。被捕的学生来自不同学校,素不相识,但却亲如手足,团结一致,对敌斗争。监房里,除我们被捕的学生之外,还有几位"老政治犯"。他们看到我们被捕的学生就急切地打听学生运动的情况和社会上的政治形势。我们做了简单介绍之后,他们高兴地说:"革命自有后来人,捉是捉不尽的,杀是杀不绝的!"他们还秘密地告诉我们:监房里有一个假"政治犯",是当局派进来的特务,要我们少和那个人接触。我们被送到市警察局之后,一次也没有"过堂"。
12月20日开始,关押在监房里的各校学生,相继被保释。我们北大在"一二·一六"被逮捕的同学共五人,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校。通过这次被捕坐牢,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就必须靠拢中国共产党。
"一二·一六"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继续,但参加的人数更多,斗争更加激烈。在天桥召开了有学生和市民约两万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出现了学生与军警抢夺水龙,学生们以血肉之躯撞开了西便门的铁门、学生与军警多次展开流血斗争激烈场面。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吓得冀察当局惊慌失措,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我党领导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天津、济南、上海、广州、武汉、西安、开封、太原、成都等城市的爱国学生,纷纷起而响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的爆发。我们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七·七"事变之后,绝大多数投入了抗日战争。
5．支援平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国民党为了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两套办法:一是由南京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地大、专学校,让学生选举代表,由校长带领,于1936年1月中旬赴南京"聆训";二是命令各地大、中学校提前放寒假。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这两套办法,北大学生会通过两项决议:第一,坚决拒绝选派赴南京"聆训"的代表;第二,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平津学联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团,参加的有平津学生500多人。1936年1月初,一、二、三团由北平出发,四团由天津出发,边行军边宣传。1月8日,四路大军会师于河北省固安县城,进行了四天抗日救亡大宣传。总指挥部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整顿了组织(第四团编入第一团),决定了今后的宣传计划。各团分路出发,继续扩大宣传。这些来自北平,天津的男女学生,冒严寒、走农村、忍饥挨饿,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撒在华北的大地上！唤醒了工农,锻炼了自己。这就是当年平津学生的社会实践。
在那种抗日犯法、爱国有罪的年代,平津学生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也遭到国民党军警尾追、堵截。第二团在河北省辛立庄被军警打散;第三团在河北省高碑店,遭到军警包围,被迫返回北平。只有北大同学所在的第一团(包括天津的一些同学),运用昼伏夜行的战术,甩掉了尾追的军警,完成宣传任务,到达了指挥部指定的地点 保定。在此宣传了两天,接到北平学联的通知,于1月24日(农历除夕)返回北平。我代表北大学生会接待了他们,并和留在北平的天津宣传团员共进了除夕晚餐。
我和北大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留在后方,负责支援南下扩大宣传团。主要任务是:(1)募集捐款,送到前方,解决宣传团的吃饭问题;(2)将宣传团在农村的活动情况,及时传达给留校同学和新闻记者,以扩大影响;(3)将北大以及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情况,特别是反复课斗争的情况,及时传达给南下宣传的同学,以鼓舞士气。我们留在后方的几个负责人,胜利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6 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我党的外围组织,是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的。现将成立经过简述如下:
1936年1月13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到达河北省高碑店,被国民党的警察和便衣包围在一个小店里,强迫解散时,全体团员夜间在小店里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大家慷概激昂,气愤填膺,一致表示:要继续团结在一起,为抗日救亡奋斗到底!并要求成立一个组织,把这支抗日力量保存下来。经过热烈讨论,第三团团长蒋南翔同志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全体团员热烈通过。第三团回到北平后,成立了这个组织。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第一团和第二团的部分团员,于1月21日到达保定。做了两天宣传工作;1月23日,河北省政府便不准他们出门,宣传工作无法进行。旋即接到北平学联要他们回北平的通知。当天晚上,在他们所住的保定大同中学,召开了回北平之前的最后一次团员大会。团员们表示: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的力量要保存下来,就必须成立一个先进的抗日组织。团员们为这个组织提出了许多名称。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把它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推举韩天石等九人为筹备委员。
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于1936年2月又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全体团员大会,经我党地下组织的同意。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正式宣布成立。我当即参加了"民先队",进一步靠拢了共产党。
7 "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北平市当局就掀起了镇压学生的恶浪,许多学校的爱国学生,被逮捕或开除。设立在北平市地安门外的河北省立第17中学(简称河北高中)当局,强行改组学生会,并开除了参加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康世恩等10人。把他们的行李扔到大门外,强迫他们离校。在校学生要求校长收回成命,遭到拒绝。高二、高三班的同学60人,激于义愤,和被开除的同学一起离开学校,流落街头,无处可去。傍晚,投宿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学生宿舍。我们北大同学给予这些在抗日救亡战线上的战友以深切的同情。我和其他两位执行委员代表北大学生会,予以热情的慰问。住三院宿舍的北大同学,主动腾出铺位,让他们住宿。
按照北平学联的布置,各学校的学生代表300多人,于2月13日,护送河北高中被逐出的学生返校。该校闭门不纳,无人接待。学生们越墙而入,遂与该校部分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不久,前来的外校学生即离去。早已闻风躲出校外的该校校长,于下午6时,伙同军警返回学校。将高二丙班学生郭清逮捕,五花大绑,押送监狱。郭清是一位普通的爱国学生,反动派却把他当成学生运动中的领导人物,是"大闹"河北高中的"主谋者"。于是对他严刑逼供,残酷折磨。但并没有从郭清口中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
3月9日,爱国学生郭清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噩耗传来,各校学生悲愤异常,纷纷要求北平学联,对郭清之死要有所行动。学联党团决定:3月31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烈士大会。30日夜间,北大学生会接到学联的该项通知,我和其他几位执行委员连夜把开追悼会的消息,秘密通知了一些进步同学。
3月31日早晨,一位外校学生,用大汽车,从棺材铺运来一口空棺材,摆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上午8时,我来到大礼堂,看到棺材前脸挂着速描的郭清像,棺材周围摆放着各校学生送来的很多挽联和花圈。有些参加追悼会的学生,以为棺材里果真装硷着郭清烈士的尸体,顿时悲从中来!特别是有些女同学,泣不成声!
上午9时左有,集合到北大三院大礼堂的各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正准备开始进行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来到会场,严厉训斥学生,勒令停止开会。学生们置之不理。他把在场的北大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大会主持人之一的韩天石同学,叫到校长办公室。一定要他解散追悼会;不解散,就要处分他。当时,北大的各院院长胡适等人,都在校长办公室;
韩天石同学回到会场,汇报了情况。学联党团研究决定:追悼会继续进行。这时,北平市当局已派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的大门。守在门内的学生纠察队,严阵以待。上午11时,追悼大会开始。主席致词之后,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发言,慷慨激昂,悲愤异常。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说道:我们连开追悼会的自由都没有了。大门已被封锁,军警要逮捕我们,怎么办?有人提议"抬棺游行"。大多数学生赞同。但大门已经出不去了。学生们就把北大三院与孔德中学之间的隔墙拆开一个豁口,将棺材抬出,经孔德中学的大门走上街头,开始了抬棺游行。游行队伍经东华门大街转到北池子大街,正在步伐整齐地前进时,被军警的摩托车队追上。他们向游行队伍横冲直撞,乱打滥捕。学生们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结果,有些学生被打伤,有50多名学生被逮捕,押上警车,关进陆军监狱。在被捕的学生中,有北大的男同学5人、女同学4人。
31日下午,北京大学当局贴出两张布告。一张宣布:"本届学生会着即停止一切活动"。另一张宣布:"查本校学生巫省三、吴沛苍、韩天石、叶纪霖因人,破坏秩序,危害全校安宁,应即开除学籍。"
8 为恢复学生会和营救被捕同学而斗争
面对现实,我们北大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和全体同学开展了要求恢复学生会、反对开除爱国同学、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
4月1日上午,北大学生会发表声明:"学生会是由全体同学推选代表组织而成,学校当局不能任意摧残。"在未经全体同学决议停止本会活动之前,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和要求学校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
4月1日下午,学生会派执行委员刘玉柱、葛佩琦去见校长蒋梦麟,要求恢复学生会的活动,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保释被捕同学。蒋校长余怒未息,气冲冲地说:把棺材抬进北大,是侮辱我蒋梦麟;你们学生会不经我批准,就召集外校学生来北大开会,是超越职权;"成命断难收回,学生会不能恢复。"蒋并表示:对被捕学生,"不能再予庇护。"从此之后,蒋校长拒绝接见学生会的代表。
但我们学生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蒋梦麟的态度顽固,而放弃对被捕同学的营救和对被开除同学的支援。我们采取下述方式开展工作:(一)发动被开除和被捕同学所在的班、系接二连三地去找蒋梦麟请愿,要求他保释被捕同学和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访问同情学生运动的社会知名人士,请他们对有关军政当局,晓之以爱国大义,劝他们早日释放被捕学生;(三)联络被捕同学的朋友、同班同学、同乡到陆军监狱探监,送衣物,去的人数次数越多,越能给反动当局以精神压力。
采取上述方式,对营救被捕同学,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从4月2日到4日每天都有各班学生代表多人、多次去找蒋梦麟请愿;4月3日上午11点,有34个班的学生代表66人及女同学代表6人,一同去向蒋梦麟请愿,一直谈到下午两点,还不让他回家。他为摆脱困境,最后说,我因今天接见同学次数太多,精神疲倦,埃改日再谈。代表们才退出他的办公室。经过三天的说理斗争和"疲劳轰炸",终于使蒋校长改变了他拒绝保释被捕同学的态度。
他说:"关于保释被捕同学事,本人已再三声明,决不帮忙;兹念师生感情,尚可尽力帮助。"这样,营救被捕同学的工作,就得到了开展。从4月13日至5月13日,北京大学被捕的男女同学9人,相继被保释出狱。由于各方面的努力营救,其他学校被捕的男女学生,也先后得到释放。
"三·三一"抬棺游行,学生们虽然遭受了一点挫折;但针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面临的险恶环境,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它显示了中国青年的骨气。自从1936年2月,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以来,反动派对平津以至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大批爱国学生被逮捕、关押或屠杀！"三·三一"抬棺游行,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显示了中国青年是吓不倒的,是有骨气的,是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的!
9 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而斗争
由于"三·三一"抬棺游行,北大学生会虽然被学校当局命令"停止一切活动";但实际上,学生会的原组织依然存在,一天也没有停止活动。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原学生会的组织机构,仍然是北大抗日救亡的领导机构。
1936年夏天,华北局势急剧恶化。5月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防共自治协定"。在此时期,日本将"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该部实际上是日军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指挥部。为了加紧侵略中国,日本大举向华北增兵。自1936年5月中旬至5月底,由日本运到天津的侵略军,就有七千多人。装备有大炮、坦克等各种轻重武器,耀武扬威地经过天津繁华区,开进日本兵营。
日本侵略军把被迫为他们扩建兵营、修筑军事工程的大批中国工人,秘密处死,将尸体抛人天津海河。我亲眼看到天津海河上有不少浮尸。日本侵略中国的这种残暴行动,激怒了天津爱国学生。5月28日,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海河浮尸,天津市的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彻查海河浮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表达了中国青年抗日救亡的决心。
北京大学的同学为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纷纷要求原学生会执委会要有所表示。执委会遂即于5月31日(星期日)上午,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决定:(一)自6月1日起停课三天;(二)发表宣言,支援天津学生的示威运动;(三)自动恢复学生会,并向学校当局备案。由于北大当局拒绝备案。原学生会遂于6月1日上午在三院大礼堂,再次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恢复学生会的问题。刚刚宣布开会,北平市当局突然派来警察、宪兵多人,进入会场,制止开会。他们说:原学生会己被学校当局下令"停止一切活动",无权再召开大会。学生正在与警察、宪兵交涉,北大教务长和秘书长赶到会场;劝说学生停止开会。学生乃退出礼堂,撤到三院大操场,开座谈会。讨论决定:(一)将北大学生会改名为"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二)由原学生会执行委员负责印制选票,分发给全体同学,选举救国委员会委员,名额为21人;(三)限6月2日上午9点当众开票。
我们原学生会执行委员分组负责,按大会决议进行工作,于6月2日下午3时,当众开票选出救国委员会委员21人。我是当选的委员之一。原学生会执行委员会,遂将学生会的全部工作和文件,移交给救国委员会。这届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虽然始终未得到北大当局的批准备案,但在民先队的大力支持和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下,仍然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并且参加了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
10．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六·一三"示威游行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于6月13日举行全市学生示威游行。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接到通知后,我和其他委员立即发动北大同学,响应学联号召,积极参加游行。在这次示威游行中,学生没有和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这是一个新的特点。
从《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采取了敌对态度。高喊:"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对待学生的办法是:狠打,不杀;捉而不判。所以在"三·三一"事件中,造成很多学生受伤,50多名学生被捕。
1936年4月初,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他指示学生们:要把宋哲元看做统战对象,要对他进行统战工作。于是在"六·一三"游行中,学生们改变了游行方式和所喊的口号。在游行方式上,采取了打游击战的方式,迂回前进。运用"头掉尾,尾掉头"的战术。当游行队伍遇到军警阻拦时,就来个向后转,以后尾部队带头,绕道前进。再遇到军警阻拦时,再来个后转;原来的先头部队,就又是在前头了。如果游行队伍的两头都遭到军警的拦截,队伍就约定集合地点,化整为零,分散前进,到达约定地点集合。在口号方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军警听到这些口号,也不追打学生了。所以在这次示威游行中,学生和军警未发生正面冲突。采取迂回战术,经过七散七聚,躲开军警的拦截,各路游行大军,终于会师于鼓楼广场,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会后,各校学生按地区分路游行。东城区各校学生队伍以北大校旗为导,游行到朝阳门内,分别回校。这次示威游行的胜利,显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
11．募捐支援绥远抗战
1936年11月l6日,日本驱使大批匪军和伪军向绥远进攻。傅作义将军指挥绥远守土将士,奋勇抵抗,绥远抗战爆发。为给绥远抗战将士以物质支援和精神鼓励,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特发起募捐运动。我们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遂即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展开了募捐工作。并要求学校当局停止学生宿舍和教室的取暖煤火三天,各位同学自动节食一餐;以所节省之煤火费和节食款,捐助绥远抗战将士。全校教职员,也各自捐薪一日,作为劳军之用。为扩大校外募捐,我们北大募捐委员会,商请学校当局同意,于11月20日下午停课半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讨论援绥募捐问题。在召开的师生大会上通过决议,U月21日学校停课一天,到校外募捐。
北大全体师生,按照募捐委员会的布置,于11月21日早晨分队出发,到北平市各繁华地区募捐。我带领的一队,到北京东四至朝阳门地区募捐;这个地区有一些山东老乡开设的商店,他们都踊跃捐献。截止到11月23日,总计北大学生停火三日所节省的煤火费、节食一餐所省的饭费以及校内外募捐,共得款1000多元。全部送交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募捐委员会,购买了钢盔、皮衣等,送往绥远前线。北大教职员捐薪一日所得之款1300多元,全部用于购买药品。连同北大女同学们亲手缝制的一批绒裤、绒手套,由北大师生劳军代表团,带往绥远。
1936年11月25日,绥远抗战将士收复百灵庙,取得绥远抗战的伟大胜利!捷报传来,北平学生极为兴奋。
12月4日,北平学生援绥募捐委员会收到傅作义将军来电,全文如下: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募捐委员会公鉴:来电敬悉。此次绥东告警,举国关怀,乃荷勋勉有加,予以募捐援助。三军闻命,益壮声威。自当更为激策,奋勇杀敌,庶效忠党国,亦仰副我爱国同仁之殷望耳。特先电谢,惟希荃察。傅作义敬叩。
12．为争取成立合法的北大学生会而斗争
"一二·九"运动时成立的北大学生会,因"三·三一"抬棺游行,被北大当局勒令"停止一切活动"。1936年6月1日,经全体同学大会议决成立的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始终未得到学校当局的承认。实践证明:没有一个合法的学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1936年秋季开学后,原学生会执委会推出的代表刘玉柱、葛佩琦和各系推出的代表,曾多次与北大当局交涉关于组织北大学生会的问题。当局一直拖延到11月底,才有条件地答应筹组学生会。条件是:必须按照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的"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进行组织。否则,学校不予立案。因此,这届学生会完全是按"法定程序"组织的。
各班选出代表二人,组成学生自治金筹备委员会。1936年12月4日,在二院礼堂召开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讨论决定:(一)由刘玉柱、葛佩琦、袁宝华、陈忠经、王德昭、何佶(吕荧)、周文老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学生自治会章程;(二)该起草委员士人即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三)成立学生自治金筹备处。
l2月11日上午8时,在三院大礼堂,由北大学生自治金筹备委员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章程》,正式宣布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
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章程》规定:五人自由结合可选代表一个的办法,各班分别选出班代表。于12月11日晚在二院大教室,举行北大学生自治会第一次班代表大会。在北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选举学生会主席、副主席、执行委员。结果选出:陈忠经为学生会主席、葛佩琦为副主席,刘玉柱、袁宝华、陆平、胡昭衡、顾大椿等17人为执行委员。
13．发动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一二"示威游行
为了庆祝绥远抗战胜利,支持青岛工人抗日大罢工,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各校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平全市的游行队伍共分为三路,东城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合编为第一路,由北京大学领队。北大学生会接到通知后,立即发动同学们参加游行。为避免游行队伍一出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这次我们采取了分散出发,到约定地点集合的战术。
12月12日早晨,天还不亮,各校门口就布满了武装军警,准备把学生队伍堵在校内,不准外出。但直到太阳高升,军警也没有发现学生队伍的踪影。8点钟左右,那些在马路边、小胡同里,溜溜达达的学生,一声号令,就集合成游行大军。高呼口号,齐声歌唱,使得军警博然不知所措。三路大军在东皇城根会师后,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路通宋哲元坐在小汽车里,学生就把汽车包围了,要求宋哲元出来接见。宋迟疑不答。学生们高呼,"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保卫冀察!"并把一些传单递给宋哲元看。最后,宋哲元答应:下午在景山公园接见学生。
放走了宋哲元的小汽车,大队继续游行。中午12点多钟,各路游行队伍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大操场集合。正在召开大会,忽然接到北平市内六区警察署(在北大附近)传来的通知:下午宋哲元在景山公园接见学生并发表讲话。游行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整队前往。
下午1点多钟,我们北大的游行队伍首先进入景山公园,其他各游行队伍相继到达。共到学生约五干多人。北平市当局派人送来包子、开水;但学生们没有吃,也没有喝。下午两点多钟,大批武装军队开进景山公园,沿红墙内侧布岗。学生们有些惊疑,要向外冲。指挥部的同志高喊:镇静!镇静!是凶,是吉?有些人仍在猜疑。直到下午5点左右,北平市长秦德纯才来到会场。他说:宋委员长到西山开会去了,他代表宋委员长和同学们见面。他发表了简单的讲话,表示愿意抗日,但要大家不要对外声张。大会主席团提出几项关于抗日救亡的要求,秦德纯一一答应。其中有一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秦说:今天就办。全体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宋军长抗日!""拥护29军抗日!"等口号。大会结束。
当学生队伍步伐整齐、气势雄壮,走出景山大门时,站岗的士兵向学生敬礼!学生们高呼,"拥护29军保卫冀察！"这时,天色已黑,各队学生在返校途中,仍然高呼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抒发胜利愉快的心情!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取得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14,学习游击战准备上前线
1937年6月中旬,我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山东省教育厅介绍我到省立第五中学(当时该校设在临沂县)教物理,但我不想离开北平。当时想得最多的,是前途问题。我有两种打算:如果抗日战争爆发,我就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战;如果中日暂时打不起来,听说到秋天,清华大学要召考公费留美学生,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至于职业问题,我并不发愁,在北平有关中学,找几个钟点课教一教,就可以吃饭。
从1937年6月28日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院校学生,在西山大觉寺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实行军事编组。北大同学杨雨民任司令、宋尔纯(宋应)任政治部主任、孙兴诗(孙思白)任第二大队长……。夏令营的课目:除学术讨论、名人讲演、时事政治以及各种游艺外,还请了红军老干部袁也烈同志讲游击战。当时,我在城内某中学兼课,不能用全部时间参加夏令营。为了学习游击战知识,我专程到夏令营,听袁也烈同志讲课,从而学到一点游击战常识,例如: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打游击战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游击战的16字令是"敌来我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引诱和迷惑敌人的方法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根据我在夏令营学到的这点游击战常识。在抗战时期,我也组织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
l5．支援"七·七"抗战创办伤兵医院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在北京西南15公里)。守桥的29军,予以英勇还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炮,抗日战争爆发。
北大同学听到炮声,精神振奋纷纷表示:誓作29军保卫北平的后盾。7月8日,北大学生会组织了几个慰劳队,分赴卢沟桥和城内伤兵医院,慰劳伤员。我带着一个慰劳队,到了东直门内陆军总医院。伤员们有的头上裹着纱布,有的腿上打着石膏;他们不顾伤痛,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战斗情况;并表示:争取早日伤愈,重回前线。学生和伤员亲切握手,互相鼓励!
7月9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组成了战地联合救护队,到战地救护伤兵,我也参加了。抬进城内的伤兵,无处收容。在民先队的支持下,我们把北京大学第三院改为伤兵医院。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医药,一切全靠自力更生。
我去见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他表示大力支持。他说:学校的东西,医院都可以借用;炊事用煤、水费、电费,由学校负担。北大同学们把宿舍的床铺,抬到三院大礼堂,布置起一个简易病房。经人介绍,我到北平灯市口公理会,找到一位王大夫;他帮助我们募集到一批药品和米面;我们请他担任医务主任。我担任总务主任,执行院长职务。宋应同学担任担架队长,负责收容伤兵。医学院的同学负责医务工作,女一中等校的同学负责护理工作,北大同学负责后勤工作。这样,伤兵医院就成立了,开始收容伤兵。我们收容的伤兵,绝大多数是29军的抗日战士;少数是原驻通州的冀东保安队,张庆余部反正时,被日军打伤的保安队员。北大同学刘江陵、朱穆之、宋尔廉、汪洪文、白文治、孙思白、徐世纶等,都积极参加了抢救伤兵的工作。
7月28日凌晨,日军出动飞机、大炮、坦克,向29军南苑兵营发起猛烈进攻,炮声隆隆,黑烟滚滚,战斗异常激烈。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28日夜间,29军撤退,北平沦陷！
日军尚未进城,我们继续抢救伤兵。8月5日,听说日军要进北平城,我们把伤兵转移到安全地区。8月7日,平津铁路恢复通车,我和刘江陵、朱穆之等几位老战友,登上火车。我们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告别北平:可爱的北平,愿你无恙,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