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脱离日寇控制辗转到了南京
我们告别北平的目的,是要脱离日寇统治区,奔赴抗日战场。到了天津,日军正在集中兵力,沿津浦铁路南犯。天津到济南的火车不通。我们便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准备赴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船长(英国人)怕冒风险,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坚决反对。船上坐了500多名北平学生,大家选出刘江陵、何礼、谢云晖、葛佩琦、袁汝镛等同学,组成指挥部,与船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我们向船长提出警告:如果你一定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就先把你扔到海里去。因为船再开回天津,我们这批中国学生,就可能遭到日本人杀害。最后船长答应:将船开到烟台。
到烟台下船后,同学们松了一口气,总算脱离了日寇的控制。这时,同学们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赶快投入新的战斗。
我们从烟台坐小火轮,到了虎头崖。下船后,同学们背着行李,步行20多里,到达山东掖县的沙河镇。此处离我的家乡平度县,近在咫尺。有的同学劝我回家看看。我说,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抗日如治洪水,我怎么能一过家门就回家。
我们男女同学约300人,在沙河镇住了三天,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向群众讲了卢沟桥抗日的情况,教儿童唱救亡歌曲,到处可以听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我们的食宿全由沙河镇商会供应,临走时,我和何礼到商会辞行,并要付给他们饭钱。那位商会会长说:"工农兵学商都是一家人,你们为抗日救亡路过此地,我们理应招待,不能收钱。"我们从沙河镇坐上驻济南部队向烟台运兵的回程汽车,到了潍县,转乘火车到了济南。
这时,济南已经汇集了大批平津学生。根据党的指示,民先队领导同志在济南开了一个会,研究决定:一部分同学北上到太原,支援山西的抗战工作;适合于留在山东工作的同学,就留在山东;另一部分同学南下到南京,开展南方的抗日救亡工作,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全面抗战。我和一批老战友到了南京。
2．我参加组织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
我们到达南京之前,已有一部份平津学生流亡到南京,并于8月中旬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以下简称平津同学会)"。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到达南京后,平津同学会进行了改选。当选为执行委员的有: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刘玉柱、葛佩琦、谢云晖、吴承明、赵启海等同学。执行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当时国共合作虽然已经成立,但国民党仍然坚持片面抗战,不敢动员民众实行全面抗战。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平津同学会派何礼、吴承明和葛佩琦为代表,带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往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沧、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
蒋、汪两派都想争夺我们这批平津学生,为他们所用;但谁也不同意分配我们上前线工作。经过交涉,南京政府教育部,为我们这批平津学生安排了食宿,女生住在南京市立第一中学,男生住在市第二和第八中学。对于愿意回家或复学的流亡学生,教育部发给车船票和两元零花钱。汪精卫的妻子送给同学会背心、裤衩、牙刷、牙缸、毛巾、洗脸盆各500件。我们把这些东西转送到伤兵医院,慰劳了伤兵。
在这里我来谈谈往访汪精卫的情况。汪精卫住在南京孝陵卫。离他的住宅约半里地,设置了第一条警卫线;他的大门口,警卫森严。我和何礼、吴承明三人,第一次往访汪精卫,到了第一条警卫线,就被哨兵挡住了。我们拿出平津同学会的证明信,说明我们是从北平来的学生。哨兵以警惕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番,说:不准通过,没有党政机关的证明文件,谁也不能通过。我们扫兴而归。第二天,我们三个换上西服,坐上一辆租来的汽车,再次往访汪精卫。汽车到了第一条警卫线,哨兵不但未盘问,反而订了一个"立正",我们就通过了。汽车到了汪精卫的大门口,卫兵很有礼貌地把我们领到接待室。
我们向接待人员说明来意。接待人员说:汪主席已经"公出"。我们把平津同学会写给汪精卫的信和《上政府意见书》交给接待人员。他说:一定呈给汪主席。时过数日,平津同学会接到汪精卫的复信,大意如下:
平津同学会公鉴:暴敌肆虐,平津沦陷,大好山河横造蹂躏(以上是原文)。诸位同学,爱国心切,辗转来京,请缨抗的。兆铭(汪精卫的名字)展阅大函,无限敬佩。请派代表于八月()日()时,来中央政治委员会一叙。 汪兆铭(签名)
我们八九名执行委员代表平津同学会,按约定时间前往。汪精卫亲自接见了我们。问寒问暖,笑容可掬。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让我们随便谈谈,不要拘束。我们提出:(一)要动员民众、团结各党各派实行全面抗战。他说:国府(国民政府)已下了动员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参加抗战的义务。(二)我们提出,平津山东等沦陷区,还有大批爱国学生,政府应设法支持他们撤出。他说:国府已有此计划。(三)我们提出:要迅速恢复从沦陷区撤出的高等学校,以便广大同学复学。他说,国府已在办理。(四)我们提出:请支持流亡同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希望分配我们平津学生上前线工作。他说:诸位都是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焉能轻易上前线牺牲;至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你们有完全自由,我支持你们。最后,汪精卫说:你们提的意见都很好,我转达蒋介石。以后的事实证明:汪精卫说的完全是一套汉奸政客骗人的话。在他接见我们之后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以"滋事学生"的罪名逮捕了。这就是汪精卫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除访问了一些国民党的要人之外,还代表平津同学会访问了一些社会名流和迸步人士,如张申府、沈钧儒、中苏友好协会的张西曼等人。他们对我们要求实行全面抗战的呼吁,给予了同情和支持。
1937年8月中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地址在南京傅厚岗66号(现在的青云巷41号)。中共中央指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八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克农同志为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秦邦宪)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所以当时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既是我军派驻南京的办事机构,也是我党派驻南宗的代表机构。
原北平市西城区我党地下区委书记李华(李承如,同志,随平津同学到了南京。他联系平津同学会中的我党地下党员,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蒋南翔、李华同志和博古同志见了面,接上了组织关系。
博古同志指派李华成立我党南京市委员会,由李华担任书记,由于辛(马子卿,和方珂德二人担任委员。在平津同学会中成立了由王文彬、何礼、郑代巩三人组成的党组,受我党南京市委直接领导。当时在平津同学会中有组织联系的地下党员约二三十人。以南京平津同学会中的民先队员为基础,建立了民先队南京地方队部,由丁秀同志担任队长,领导全南京市的民先队。
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南京平津同学会组织流亡同学,做了大量的利于抗战的工作:(一)组织战地救护队,上前线救伤兵。当时中日两军正在上海激战,大批伤兵,无人抢救。我和负责救护伤兵的朱子桥将军(他是全国救济总会会长)联系。他说:昆山一线,有大批重伤兵,集中在火车站,送不出来。他问:你们平津学生能否担任这项抢救任务?我说:只要有运输工具,我们就可完成这项任务。朱将军写了一封介绍信。我们战地救护队,拿着介绍信,和浦口伤兵收容站联系后,就带着担架,登上火车,到了昆山附近的火车站,把大批伤兵,抬下火线送上火车,运到后方,送进医院。有的同学还留在伤兵医院,为伤兵服务。(二)组织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了3个宣传团:由郑训、赵启海等同学组织的"平津同学会歌咏团",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大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流亡三步曲》等救亡歌曲,鼓舞了南京市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由荣千祥(荣高棠)、张瑞芳、苗培时、陈荒煤、张楠等同学组织的"平津学生战地流动宣传团",沿津浦路北上,转陇海路、平汉路至驻马店。抗日歌声,传遍中原。由平津同学叶笃连(叶方)、董凌云、胡笃宏、李庚等人参加的,由南京市委领导的"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走遍大江南北的工矿农村,直到武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激发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抗日决心。(三)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平津同学会除派代表走访了国民党上层人物,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外,我们还和南京秘密学联取得联系,派代表赴金陵大学、中央大学、钟英中学等大、中学校串连,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参加南京市纪念"九·一八"六周年的活动中,平津同学会的游行队伍,高喊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四个人一排,肩并肩,臂挽臂,步伐整齐,威武雄壮,振奋了南京人民的抗日情绪。张瑞芳等同学在马路边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南京大戏院演出的《打鬼子去》和《打回老家去》,激起了南京广大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四)输送了大批青年学生到后方和延安。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来到南京平津同学会的流亡学生,不仅有北平,天津的学生,而且有河北、山东、上海以至九龙、广东的学生。当时,日本飞机天天到南京轰炸,为安全起见,平津同学会成立了迎送小组,负责迎来送往。来者不拒,为他(她)们安置食宿。去者不留,发给车船票、零用钱以及通行证明书。去的目的地,自由选择。平津同学会在几个月之内,输送到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在万人以上。他们有些人到了敌后,拉起地方武装,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使"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抗战之果;有的到后方读书,现在成了专家学者,是四化建设的骨干;有的赴延安学习,现在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抚今思昔,倍感亲切。
3．为反对国民党解散南京平津同学会我们被逮捕
我们来到南京之初,国民党当局对我们平津学生抱有幻想,想把我们搞的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为他们所利用。所以他们表示支持我们。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们搞的抗日宣传、群众组织,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超过了他们要求的范围。他们就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想铲除我们。现将当时的经过情况,略述如下:
从1937年9月初开始,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经常来平津同学会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甚至宪兵学校的学生,也约请平津同学,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平津同学会与南京秘密学联取得了联系后,曾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这表明平津同学会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明显的效果。由南京平津同学会输送到后方各地的民先队队员和积极分子,都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发展民先队员。这些活动都超过了国民党所要求的行动范围。国民党当局对此产生疑虑和恐慌。他们感到平津同学会和大批平津学生继续留在南京,对他们是个威胁。
于是在1937年9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以后方各大、中学校已经开学,北平,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在湖南长沙、陕西城固分别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疏散聚积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到后方去。并动员平津学生自行离开南京。但是愿意离开南京的同学很少,大多数同学仍然要求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南京政府教育部发给平津同学会一份"训令",要求同学会自动解散,遭到同学会的坚决反对。南京宪兵司令部借口"维护首都治安",也多次派人催促平津同学会,从速疏散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并要求同学会停止活动。同学会予以拒绝。
为解决平津同学会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这种矛盾,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同志向我们同学会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代表博古同志的指示:为便于将在南京的平津学生,经过合法的渠道输送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可用平津同学会的名义,要求国民党政府,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办个训练班。听了传达后,同学会派我和郑代巩为代表,到南京政府教育部,见到高教司司长周炳琳,提出办战训班的要求。周答,可以转请国府研究,你们自己也要有所准备,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参加?同学会将办战训班的消息公布于全体同学,并请愿意参加者签名。有些同学由于不了解战训班的性质,是否签名?犹豫不决。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党员,向群众作了说明和动员,并由党员和民先队队员带头签名。于是有很多同学签了名。9月下旬,战训班的筹备处派李炳昌筹3名教官,来平津同学会了解签名情况,间男女各有多少人?并拿走了签名册。9月底战训班正式宣布成立,一部分同学去了战训班,大部分同学仍然留在平津同学会。
10月初的一天,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余仲虎,以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名义,要求我们解散平津同学会。他并威胁说:如果不解散,在南京的平津流亡学生中,一旦出了汉奸,你们同学会要负完全责任。我们同学会负责人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1937年10月8日晚间,我们平津同学会的执行委员正在开会,市委书记李华也来参加。忽然听到窗外有马靴声。郑代巩说了一声:"不好,军队来捉人了,我赶快沿着走廊向东走,看到大批宪兵已经进到院内,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两个宪兵把我押到宿舍,要我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这样,我就被逮捕了。我们同时被逮捕的共10人。即: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葛佩琦、刘玉柱、方琦德、赵启海、蒋南翔、杜天翔。我们被关押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罪名是"滋事学生"。我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的被逮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而害怕爱国学生参加抗战的真面目。
我们被捕的当天,分散关押在有刑事犯的监号内。室内潮湿,空气污浊,臭不可闻。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向警备司令部提出质问: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们?我们是爱国学生,为要求参加抗战来到首都,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爱国无罪,要求立刻释放我们。下午,看守把我们10人集中到一所空监房(关押政治犯用的)。房内有十多个监号,让我们自己安排床位。只锁监房门,不锁监号门。这样,我们就比较方便一些。每天由丁秀带着,在走廊里做早操,由赵启海指挥唱救亡歌曲,上午集中在一起,讨论时事政治,下午自由活动。每天两顿糟米饭,北方同学吃不饱,看守代我们出去买大饼。
十月十日"国庆节",我们要求改善生活(一种斗争方式),看守给我们送来南京板鸭。我们被关押之后,没有受"审讯"。到了第七天,把我们叫到三间空屋里,一位穿西服的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没有字的红格纸,要我们写个人的家庭住址、学历和来南京的目的。我写的是:来南京要求参加抗战工作。写完之后,那个人就要我们回监房取行李。警备司令部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一进门,看到很多平津同学会的老同学,他们围拢上来,和我们热烈握手、交谈,帮着我们拿行李。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无限高兴。
4．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概况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简称战训班)。主任是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民运部,部长陈立夫,副主任是黄仲翔(就是在我们要离开警备司令部那天,穿着西服找我们谈话的那个人)。战训班的地址在南京建邺路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战训班的组织机构:有班本部,下设大队部和政训处。大队长是李炳昌,政训处长是雷锡龄。有学员五六百人,男生编为三个中队,女生编为一个区队。每个中队有一名政治教官,有三个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小队。中队长、区队长、政治教官由班本部委派;小队长由区队长指派学员担任。
战训班的训练内容:(1)军事训练为主,每天占的时间最多。开始是徒手操练,立正、稍息、走步;以后发给每人一支步枪,进行持枪训练,学习瞄准、射击,最后进行了打靶演习。(2)政治训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精神讲话"。汪精卫、陈立夫、黄仲翔、刘健群、晏阳初、雷震等人,都到战训班作过"精神讲话"。汪精卫讲的是"焦土抗战";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刘健群讲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晏阳初在讲话中说国民党的政策是"杀鸡求卵"政策。第二类是政治教官讲"总理遗教"和"领袖言行"。讲得笑话百出,常常被学员们质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3)战地服务常识。其中包括战地救护、战地通讯、战地侦察。
上海沦陷,南京急危,日本飞机天天到南京扔炸弹,训练难以正常进行。1939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间,学员们突然接到命令:"紧急集合!"大队长李炳昌站在队前,用急促的声音宣布:"奉上级命令,本班全体人员,今夜离开南京。现在以中队为单位,做好行军准备,听号令集合出发。"临时从各中队抽调身强力壮的学员50多人,编成一个警卫区队,负责打前站和维护宿营地的安全。行李集中运输。同学们整队到达江边,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南京,登上轮船,沿长江逆流而上,第二天到达了芜湖,在此住了约10天。
12月上旬,南京告急,芜湖受到威胁,战训班的学员们开始了徒步行军,到达了安徽省南陵县的丫山镇,在此驻了约半个月。12月中旬,南京沦陷。战训班奉命转移,由丫山出发,经青阳、贵池、东流、至德,到达了江西景德镇。
战训班在南京成立之初,宣布的训练期限为3个月;到12月底,学员就应该毕业。但训练班当局借口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要延长训练期限。学员们坚决反对,要求按时毕业,分配到前线工作。经过曲折的斗争,学员们终于获得了胜利。战训班当局于1938年1月1日,在景德镇为毕业学员举行了毕业仪式;发给每位毕业学员一张毕业证书和一枚纪念章。
1938年1月上旬,战训班当局将100多名毕业的男学员调往武汉,等候分配工作,我是其中的一个.
5．我党在战训班中领导的斗争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成立之初,我党南京市委就派地下党员顾大椿、王振洪、刘增奎(刘野亮)等同志,以学员身分进入了战训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进步学员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当时,在战训班中,有组织联系的地下学员20多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在战训班中建立起了分队部,有队员约200人,成为与反动派斗争的骨干力量。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民先队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与训练班当局在班里搞的反动活动,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现将斗争经过,简述如下: 在战训班成立初期,是围绕着汪精卫、刘健群等人,在"精神讲话"中散布的一些不利于抗战的论点,展开的斗争。例如,他们说:必须在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导(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说:必须联合各民主党派,团结一切抗日进步力量,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国民党为了争夺这批爱国青年,为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在战训班政训处的策划下,由国民党学生出面,拉拢少数落后学生,在战训班中秘密组织了一个反动团体-- "战斗青年社"。
有一天,政训处的一位政治教官,召集一些同学开座谈会。那个教官说,为了活跃班里的文化政治生活,有些同学建议办一份墙报。政训处已经同意,希望大家为墙报写稿。1937年10月下旬,该墙报贴出来了,报名叫"战斗墙报"。其中除了进步同学写的几篇生活感受外,大部分稿子是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谬论。编者还要求同学们"踊跃投稿"。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民先队员在同学中间,指明了《战斗墙报》是受"战斗青年社"操纵的;并揭露了"战斗青年社"里几个骨干分子的底细--他们在北平上学时,都是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取津贴的"职业学生"。此后,广大同学很少给《战斗墙报》写稿子。该报出了两三期就停止了。
战训班撤到芜湖之后,一切训练都停止了,学员的生活比较松散。我们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利用空余的时间,组成抗日宣传队,到芜湖市区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宣传 队没有经费,我们一些同学典当出卖自己的衣物,把钱捐给宣传队。在兵慌马乱的年月,衣物不值钱,我把被褥衣物连皮箱一起送到芜湖当铺,老板看我是北平流亡学生的"面子",给了我8元钱。
政训处和"战斗青年社"的头头们,利用在芜湖学员们分散居住,自由活动的机会以请客吃饭、看戏、看电影等手段,拉拢一些人参加他们的"战斗社"。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一些进步同学在吃饭时,一边用筷子敲碗,一边高喊:"战斗!战斗!"以讽刺他们,揭露他们的卑鄙伎俩,使他们发展反动组织的活动受到阻碍。
战训班移驻到江西南陵丫山镇,地址偏僻,消息闭塞。同学们既不知道前线的抗战形势,也不知道战训班要走向何处?产生了烦闷情绪。大家见了面,就谈论怎么办?为解除同学们的烦闷,刘玉柱同学写了一篇复写传阅文章,题目是《怎么办?》其中介绍了外面来信中说的抗战情况,建议同学们多读些书,我们总有一天会走上抗日战场。文章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在传阅时,被政治教官发现,他们以为这是要鼓动学员闹事,就向班本部反映了,并建议要把几个主谋分子捉起来,押送南陵县监狱,以示镇压。政训处的教官和"青年战斗社"的头头们到了丫山,又秘密活动,用各种卑鄙手段,发展他们的"战斗社",引起同学们的不满。
有一天,黄仲翔副主任来到战训班,就被学员们包围了。有的同学质问他:"战斗青年社"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人暗地里拉拢同学参加这个不敢公开的"组织"?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有的学员当场站出来,揭露拉拢他参加"战斗社"的人用的卑鄙手段。女同学们向黄仲翔揭发了中队长戴某调戏一位女同学的流氓行为,并要求撤换戴某。同学们还揭露了司务长贪污伙食费,要求黄仲翔查处。同学们的质问和揭露,弄得黄仲翔哑口无言。他被迫宣布:撤掉戴的中队长职务;不准司务长管伙食;由学员推选伙食委员管理伙食。关于"战斗青年社"的问题,他说:查询后再作答复。
黄仲翔为表示关心学员,他把我和刘玉柱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表白说:我来丫山是为了看望训练班的全体同学,请你们两人来谈谈班里的情况。我说:来到丫山,消息闭塞,对抗战形势不了解,同学们有些烦闷情绪,希望早日分配到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刘玉柱同学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想写完后,送给黄主任看看,再传阅。但是刚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了。黄仲翔说:未经审查,就拿出去传阅,有些不妥,以后注意。刘玉柱接着说:有人秘密拉拢学员参加"战斗青年社";班中是否有这个组织?如果有,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如果没有,也请黄主任向全体学员说明,以解学员之疑。黄仲翔在召集全体学员讲话时,不得不宣布:战训班没有"战斗青年社"这个组织。这样,就把"战斗青年社"打入了非法。至于政治教官提议捉人的问题,无形中被压下去了。
战训班转移到江西景德镇时,原定的3个月训练期限,行将满期。但战训班当局借口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要延长训练期限。学员们坚决反对,要求按期毕业,分配到前线工作。班当局不但不答应学员们的要求,反而企图用高压手段,先从女生队实现他们的阴谋。他们要强迫调走女生队,继续训练。女同学们不接受。班当局就把女生队的政治教官、炊事员和炊具统统撤走;要想用断绝伙食的手段,压服女生队。女同学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们组织起来,轮流站岗放哨,不允许无关人员进"斗姆阁"(女生队宿营地);她们自己抬水,借用老百姓的炊具做饭,以维持生活;并派代表与战训班当局谈判,但没有达到要求。战训班还派人监视她们的行动。男同学们得知后,坚决支持女同学们的斗争。党支部书记刘野亮和民先队员葛佩琦代表男生队到女生队慰问。他们一方面劝女同学们要适可而止,坚持到一定的地步,当局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行了。另一方面,利用大队部与政训处的矛盾,由葛佩琦去找大队长李炳昌交涉,争取他的支持。葛向李大队长陈述了情况,并对李说:如果明天还不给女生队恢复伙食,男生队就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女生队。李大队长说:要调出女生队继续训练的事我知道;给她们断绝了伙食供应的事我不知道,办事总要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断绝了女生队的伙食供应,是不近人情的;明天一定给她们恢复伙食。第二天女生队的伙食果然恢复了。女生队坚持了七天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我们在战训班的斗争策略是,利用大队部和政训处的矛盾,争取大队长李炳昌的同情,以挫败政训处和"战斗社"的反动活动。在与班当局交涉时,多半是由原南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刘玉柱、葛佩琦出面,而不由地下党领导人出面,以免暴露党领导人的身份。此次斗争的胜利,也是利用的这个策略。
6,奔赴抗日战场
1938年1月上旬,我们100多名男学员被调出战训班。由景德镇乘小木船,沿昌江经鄱阳湖到南昌,转乘火车到九江,搭乘长江轮船到武汉。驻在原"日租界"山峙街的两幢日本人留下的楼房里,等待分配工作。
到武汉后,我们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向我党长江局负责人博古同志汇报了情况,并研究了我们的去向问题。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武汉成了战时首都,汇集有各方面的党政军要人和各地的流亡学生。"武汉平津流亡同学会"也成立了。原在北平搞"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友杨学诚、姜纪常等人,已组织起了"武汉青年救国团", 总团部设在武昌三道街39号。这里成了北平学生联络站,我在此地遇到了老战友蒋南翔、何礼、杨蕴青、刘江陵、王蕙兰等人。刘江陵和我一同去看望了沈钧儒先生。
1938年春节(1月29日)后,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说,要分配我们到河南第一战区工作。我找蒋南翔同志给我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他说:你先随着大队到河南,组织上可以把你的材料和要求转给河南省委。我问:到河南我去找谁接关系?蒋说:会有人找你。
1938年2月14日,我们由武汉乘火车北上,第二天(正月十五)到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所在地--郑州。此地接近前线,天天有日本飞机轰炸;马路上弹痕累累,被炸塌的房屋,比比皆是。但有些店铺,为庆祝元宵佳节,仍然挂起了红灯笼。我和几位同学走进一家小吃店,吃了几个元宵,以充饥果腹;夜间住在城隍庙里,睡得也很香。当时,程潜将军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我们从战训班来的100位同学,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训处领导。该处组织我们学习了两个星期。由司令长官程潜分别委派我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我们到豫西和豫东29个县工作。我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40人,主动要求到接近抗战前线的豫东商丘地区12县工作。中心任务是:根据"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原则,在各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前线抗战,主要是支援徐州会战。1938年3月初,我们由郑州出发,分赴各县。
在出发之前,我党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同志找我谈话。他要我有事和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
我们到达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口头上欢迎我们,实际上反对我们,特别是反对我们抓武装。他们说:地方武装已由联保主任组成了联防队(一种限制共产党活动的组织),不需要再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了。长官部规定民运指导员的生活费,每人每月20元,由地方财政开支。他们借口"财政困难",拖延支付,如此等等。我们将这些向程潜长官汇报了。程长官于4月中旬,在开封召开了有各县民运指导员、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加的民运会议。程长官在讲话中指出:各县要将民运工作放在第一位,县长、县党部书记长要大力协助。如有妨碍民运工作者,应受严肃处理。会后,程潜将军以河南省主席的名义,撤掉了商丘地区的6名县长,要我们民运指导员推荐新县长。当时我在虞城县工作,我推荐在冯玉祥部下当过团长的蔡洪范(虞城人)为虞城县长,获得程潜主席批准。
7．组织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天,日军进犯台儿庄,受到重创之后,日本军阀便调集海陆空三军,大举进犯徐州,中日两军展开了徐州大会战。1938年5月24日,中国军队败退,徐州失守,苏北、豫东沦陷。黄河在郑州以东的花园口,人为的决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移到洛阳。派到豫东的40名民运指导员,有39名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我一个仍留在豫东商丘地区。国民党在商丘地区的党务专员、各县的县党部书记长,都已逃跑。我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虞城县长蔡洪范,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展开了游击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蔡洪范任总队长,我任政训处长。我们收集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留在地方上的枪支弹药,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和爱国学生,队伍迅速壮大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就发展成了一支拥有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是当时活动在黄泛区以东的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当时商丘地区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敌伪政权尚未建立,各县的土豪劣绅准备组织"维持会",欢迎"皇军"。我用"武装请客"的方式把那些土豪劣绅请到司令部,把他们制作的"欢迎皇军"的旗子亮出来,并问他们: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都说:是中国人。我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欢迎"皇军"呢?他们无言可答,有些害怕,怕我把他们作为汉奸处理。我一转口气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事情就好办了。第一,不准你们借用日本人的势力坑害老百姓;第二,不准把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报告日本人;第三,要求你们能把日军的活动情况随时报告游击队。他们都同意以上三个条件。我请他们吃了饭,喝了酒,送他们回去了。用这样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待土豪劣绅,为游击队的活动减少了阻力。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我们打了几个胜仗,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防护据点,收复了两座被日军侵占的县城,得到一批战利品,主要是炮弹、机枪、军刀、电话机等等。
6月下旬,我们派秘书李洪同志(地下党员)赴洛阳,向第一战区长官部汇报情况。同时,我让他和我党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让他向刘子久同志转达我的入党申请。7月上旬,我们接到由淮阳地区行政专员转来的程潜长官的电报,要我和宋克宾火速赴洛阳。我们两人带着几个卫兵和一部分战利品,坐着小木船,经过60里路宽的黄泛区,到达了周家口(现在的周口市),日夜兼程到漯河,转乘火车经郑州到洛阳。受到程潜将军的亲自接见、长官部的表扬、政训处的慰问;参加了政训处举行的欢迎晚会。我们举办了战利品展览,洛阳各报纸报道了我们在豫东的抗战情况。
有一天晚上,李洪同志陪同刘子久同志来到我住的旅馆。刘子久同志正式对我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自"一二·九"以来,我争取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感到无比荣幸!我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我向刘子久同志汇报了我见程长官的情况,并说明长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拟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改为"豫东保安司令部",由宋克宾担任豫东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仍担任政训处长。刘子久同志表示同意。为避免意外,刘子久同志和李洪很快就离去了。
当时刘子久同志的职务是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在离开洛阳之前,我去看望刘子久同志,他交给我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交给雪枫同志。
第一战区长官部发给我们步枪子弹20万粒、手枪子弹 1万粒、电台两部、法币5万元。我和宋克宾带着这批军用物资回到豫东之后,有许多股自动成立的地方武装要求收编,部队很快就扩大了。按游击队的编制,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魏风楼兼鹿邑县长,第二纵队司令宋子刚兼虞城县长,第三纵队司令蔡洪范兼永城县长。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成为豫东一支最大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冬,彭雪枫同志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豫南竹沟镇,经西华县来到豫东鹿邑县。先驻王皮流、自马驿,尔后移驻太清宫(老子的故乡)。受到宋克宾等人的欢迎。我单独和彭雪枫同志见了面,向他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并转交了刘子久同志写给他的信。他表扬了我的工作,并要我继续搞好统战工作,有事和他直接联系。1939年春,彭雪枫同志率部进到永城县境,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了几位战士。在永城县书案店为牺牲的战士开追悼会,我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参加。会后,彭雪枫同志约我单独谈话,我要求调到新四军工作。他说: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