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春节前,北平和平解放。我在北平和家人团聚,欢度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感到特别高兴。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见到一些从老解放区回来的"一二·九"时期的老同学、老战友,我的,心情更加愉快。这些老同学、老战友很关心我的政治前途,要我赶快争取恢复组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设法找到我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
由于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摧毁了蒋介面的主力部队,南京局势起了急剧变化。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的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3月中旬,他们三位同志以及李年的爱人何英芬,平安地回到北平。我准备了一桌饭菜,为他们压惊、洗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1947年10月,同时被破坏的还有西安、兰州、北平、保定、承德、长春等地的地下组织;被捕的同志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几位同志被敌人枪毙了!我问:赵耀斌的情况如何?他们说:他没有回来,情况不明。
我在沈阳做地下情报工作时,工作上是和李年单线联系,组织上和赵耀斌单线联系。赵耀斌情况不明,我怎样接组织关系呢?!四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全国总工会见到了分别将近10年的刘子久同志。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请他给我接组织关系。他说:接组织关系,须经过组织部门。他介绍我去找华北局组织部。
我到华北局,见到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名字似乎叫刘地)。我向他说了我的经历和组织关系中断的原因。他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他给了我几张信纸和几个信封,要我给能证明我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我当即分别写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每人一封信,交给了刘同志。他说:我们把你的信,通过组织关系,转给有关人员,过一段时间,你来看看结果。四月中旬,我又到华北周组织部,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证明你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我说:华北局可否先给我安置个工作?刘同志说:我们可研究研究。过了几天,我又到华北局。刘民志说: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了;虽然你入党己经十多年,但由于你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难。我们先介绍你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毕业后可以给你分配工作,华大也可以继续给你调查整理组织关系。
经华北局介绍,我于4月下旬,到华大政治研究所报到。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式很新颖,没有课堂,没有课桌,没有导师讲课,没有大部套的课本,不考试,不记分。学员大部分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一部分社会名流。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一个马扎、一本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社会发展史纲要》。学员自由结合,10个人一组,推举一个为组长。学习地点每组在校园内自由选择,树荫下、花坛旁、葡萄架下都可以。全组坐着小马扎,围在一起,阅读《社会发展史纲要》,结合自己的认识,进行讨论。从早晨8点半学习到上午11点半,集体开饭。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两个粗瓷碗、一双竹筷子。学员根据个人的食量,自己去打饭、打菜;端着饭菜,坐在小马扎上,越嚼越香。下午自由活动,溜马路、逛市场、回家都可以。全所共有四五百名学员,只有10多位年轻的指导员,负责管理工作,秩序井井有条,一点不乱。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学习内容有所改变。学完了《社会发展史纲要》之后,还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结合时事政治学习,讨论过《评艾奇逊的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等文件。对于我这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来说,参加华大政治研究所学习,受益非浅。
1949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当时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决定,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心情非常激动!9月下旬,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我们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的队伍进行了多次排练,我积极参加。10月1日,我们的队伍被指定为仪仗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前排。天安门经过修理,焕然--新。城楼上挂着8个鲜红的大宫灯,插着8面迎风飘扬的红旗。城门上方的红墙中央,挂着毛主席的巨大画像,像的两旁是两幅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天安门的对面,正中立着孙中山的画像,两旁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整个会场,红旗招展,宏伟雄壮。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全场掌声雷动。乐队奏起国歌,全体肃立。旗杆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在城楼上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I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l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此起彼应,经久不息。毛主席讲话之后,各队开始游行,分路返校。我们作为仪仗队的华北大学师生,经过金水桥,踊向天安门。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高呼:人民万岁！他由天安门城楼的东头走到西头向我们招手致意,然后离去。我有机会参加开国大典,至今犹感荣幸！
2. 愿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材而努力
我青少年时代,有一种"科学救国"的思想,因此我选择了物理系。参加革命后,我的这种思想受到批判,但我想只讲科学,不许革命,固然不能救国;但只讲革命,不许科学,像我们这样科学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我的思想就转变为"救国不忘科学"。所以我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还到沈阳医学院(现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教物理。
建国后,国家成立了情报总署,过去和我一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被分配到该署。一位领导同志也要我去情报总署工作。我想革命战争已经胜利,不需要很多情报人员了;建国刚刚开始,需要大批科技人材。因此,我没有去情报总署,而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物理。
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我担任理化教研室物理组组长。我一面教课,一面钻研业务。我除编写了中国人民大学用的《物理学讲义》外;1954年我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启示》的论文,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宣读。1956年我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向日本扔了两个原子弹;1954年苏联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这是核物理学在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具体应用。当时在我国,核物理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除钱三强等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为数也不多。当时我对核物理学很感兴趣,我读了一些有关核物理学的书。结合我在煤炭工业部等单位所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我写了一篇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摘登在拙作《原子能常识问题解答》上。然而,我准备对核物理学进行研究的计划和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材的愿望,被打断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