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在春风和照的安样日子里,知识界为贯彻"双百"方针,促使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进一步发展,正在大展宏图,有所作为。五、六月间中央和地方先后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也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希望他们对各级领导提些意见,无非是为了发扬民主,加强团结。言犹在耳,不久就变成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了。当时唯恐人家不放或放得不够,还出现了一种"引蛇出洞"和所谓"钓鱼"的理论,干方百计地引导他们多说心里话。"反右"斗争延续两、三年(包括整风补课)之久,不知有多少人"出洞"、"上钩"！
"反右"一开始,在《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上登出人民大学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骇人新闻,孤零零的几句话,又无前言后语,令人难以置信；但赫然在目,罪责难逃,也实在够令人惊心动魄的了。
葛佩琦,我是很熟悉的,原名葛畔珩,他是我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同学,而且还是山东平度县的小同乡,他爱人朱秀玲是我爱人在北平女一中的同班同学。看到这条重要消息,我和我爱人不禁大吃一惊,葛佩琦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呢!两人窃窃自议,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对葛佩琦,我们是深切理解的,他是苦出身,靠半工半读人中学,依靠埋头用功,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从其为人处世的全过程加以论断,他又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至于背景如何,不得而知,越想越糊涂,这样更增加了我们的迷惘。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我略加透露,便挨了当头一棒,险些落入泥沼。
往事如烟缭绕脑际,退回几十年以前,我从平度知务中学初中毕业到黄县崇实中学高中读书；从平度到黄县约360里,当时还没有长途汽车,只能徒步或者"雇脚"(雇小毛驴)；一般是25里至30里便有驿站。在交通干线上有许多人以"赶脚"为生,来往不绝,我就是利用这种交通工具到黄县的,一站"脚力"为两、三吊钱(铜板约100枚)。没有顺头脚,"鸡声茅店月",就起早背起行李赶一程。葛佩琦因家境贫寒,无力"雇脚",用小扁担挑起铺盖卷儿,步行360里,到了黄县。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引起同学们的赞叹和敬佩。
他半工半读维持学业。男生宿舍早起床、晚息灯,都由他摇铃作为"号令",因此人们戏称他为"学监"。学校有什么文娱活动,葛佩琦总是喜欢自动演点节目,山东梆子、毛轴棍儿(家乡小戏)、双簧一齐来,因而他在同学中是颇有点"知名度"的。葛佩琦就是这样一个朴诚、憨直、勤奋、心地良善、自得其乐的青年学生。
当时北伐军已到山东,国民党政府勒令所有私立中学立案,才承认其合法地位；崇实中学是教会办的,美国人不肯立案,于是学生借纪念"五·三"济南惨案,大闹一场,学校陷于停顿。高中还差一年,我去北平考人大同中学高中三继续读书,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后葛佩琦同学到北平崇实中学,仍然半工半读,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铁工厂干活儿。接着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我们又成了同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踏步侵入东北、华北,国民党在"先安内,后攘外"不抵抗政策下,步步撤退,时局极端动荡。胡适的那一套"读书救国论"已被现实所粉碎,葛佩琦也从实验室走向十字街头,为抗日救国而呼号。因为苦学,学习成绩优良,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后来又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不久,就成为职业革命者了。我是1935年5月间离开北平的,历经"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双十二事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对葛佩琦的情况不很了解；但坚信他一定在革命阵营里为救亡图存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1949年全国解放,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最后的一个据点青岛也宣告解放。我随军接管山东大学时任军代表。这年暑假,葛佩琦和夫人朱秀玲到青岛,由黄县崇实中学的一位老同学曲漱蕙(山大动物系教授)陪同他们和我相见。故人重逢,倍觉亲切,得知他曾打人国民党部队搞情报工作,先在河南,后到东北。我劝他留在山大物理系任教,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而且离家近,探望方便。但葛佩琦一定要去北平,说是为了找组织关系。不便坚留,只得让他们走了。后来知道,他在有名的通县师范教书,不久就调到人民大学去了。不料霹雳一声,他竟然被打成极右分子,生活的艰辛,自然不言而喻。
"文化大革命"十年,雪上加霜,五荤六索,新帐旧帐一起算,葛佩琦便被打人十八层地狱了!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到原工作单位人民大学党委申诉没有结果,他坚韧不拔地先后到北京市委、中央组织部连续申诉,最后"告御状"到了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数十年冤狱才得昭雪。他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坚持到底呢?无非是自信一生光明磊落,心里无鬼；同时相信党、相信群众。此外,还有许多北大老同学热情帮助并加以指点。
起初是听李欣、孙思白等同志详细介绍了葛佩琦的有关情况,我才能够前后联贯起来,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他大半生的全貌。
今年2月间,我从日本回来,葛佩琦的一部书稿《葛佩琦回忆录》已经寄到我的家里来了。我立即给他回信,简单报告近况；过了几天,他有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并要我为他的书稿写一篇"序言"；因知之深,自然一口答应下来。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而我们都进入耄耆之年,真是不胜感慨系之下,我仔细地看过《葛佩琦回忆录》,全文以时间为序,平铺直叙,只讲历史事实,很少发什么议论,这也是让事实来说话吧。把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党艰苦奋斗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我一边阅读,一边激动,心情很不平静。打入国民党军心脏,孤军深入,万一有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正是我们家乡人所说的"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这种特殊工作,需要沉着、冷静、勇敢、机智,可以说非大勇大智莫办；但先决条件必须是对革命无限忠诚,毫不犹豫、动摇。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葛佩琦自始至终地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任务。通过这部书稿,也可以透视当年革命"三角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使读者知道革命胜利的确是来之不易。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展望未来,也只能从以往和现在作为立足点,不能架空,更不能随心所欲。愿读者都牢记我们的革命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做出应有的成绩。
像葛佩琦这样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贯为党为人民正义事业奋斗的好同志,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长达几十年,这只能说在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乌云已经消散,面对现在春光明媚,像葛佩琦这样"劫后余生"的老同志,理应过好晚年吧?但愿如此。作为老同学,我谨向他以及全家祝福。
1991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