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可鉴：他成了“党外人士”！
沈阳解放伊始，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他只能去沈阳市政府询问。接待人员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实话实说，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他随之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没有地下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
没法，他只得先回北平。火车不通，他只得坐马车。经受了六天刺骨寒风的吹拂，进入了“天下第一关”。这时候的东北大地和“天下第一关”均红旗飘飘，他觉得这些红旗上也有他葛佩琦的一滴血，对在沈阳没有接上关系并没有往心里去。他进了山海关步行到唐山，搭火车到了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慌乱得一团槽。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中的“共党嫌疑犯”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 宣告无罪释放”。1949年3月中句，他们三人回到了北平。但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关系，而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却没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仍然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4月初， 他偶然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10载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说，接组织关系，须经党的组织部门，便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对葛佩琦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要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他当即分别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写了信，交给了刘同志，刘同志要他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结果。
4月中旬， 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这位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葛佩琦要求先安置工作，刘同志说：虽然他入党十多年，但由于长期做地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难，遂介绍他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处理他的组织关系。
到了华北联大政治研究所，他才明白他已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四五百名学员几乎都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一部分社会名流，清一色的党外人士。《社会发展史纲要》、《国家与革命》、《评艾奇逊的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等等，学了半年，和后来他在监狱中人们之集体所学，除了“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之外，几乎完全一样。
毛泽东首登天安门以其洪亮的湖南腔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报总署。一位领导也要他到那里去。可是他却书生气十足，自以为是地觉得革命战争已大获全胜，再也不需要那么多情报人员了。早被批判过的少年时代“科学救国”的理念，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复又萌动起来：只讲科学不讲革命，固然不能救国；但只讲革命不讲科学，像我们这种贫穷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他遂把“科学救国”改为“救国不忘科学”。
所以作如是想，是因为他当年一心要“科学救国”，才投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并在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中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在沈阳频频向地下组织报送重大机密情报的过程中，还忙中偷闲地到沈阳医学院（解放后改称沈阳医科大学）教物理。现在他自认为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是实实在在的顺理成章。虽然只给他工业经济系讲师和理化教研室物理小组长头衔，他照样忙得不亦乐乎。
他一面教课，一面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启示》 的论文，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而于美国率先造出原子弹、苏联首先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而我们的国家除了钱三强等老一辈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也不多，遂结合自己在煤炭部等单位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写了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并出版了《原子核常识问题解答》一书。他认为在没有枪炮声的静谧书斋中这样夜以继日地沥血呕心，与往昔之“深入虎穴”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样，都是为自己的党和国家，为了人民的未来。
但是， 这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还是一名“党外人士”。从1951年2月起，他几乎每个月都要挤出点时间去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学校党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这不免使他很寒心。
寒心中也不免有点后悔：后悔全国解放之初，没有接受老同学罗竹风的劝留。他与罗竹风，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两个人的爱人也是中学到大学的同学。1949年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青岛解放后，罗竹风是接管山东大学的军代表。当年暑假，葛佩琦夫妇到青岛与罗竹风重逢，罗竹风劝他留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但葛佩琦为了急切找到组织关系，执意要回北平。结果，却寒心又寒心！如果留在山东大学，有担任军代表说了话算数的老同学鼎力相助，也许早就回到党的怀抱了！
但是，懊悔顶何用！？太晚了！！
苍天可鉴：他成了“党的敌人”！！
1957年春，“知无不言，言不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热浪滔滔。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接连两次给葛佩琦送来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觉得他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而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对自己的一再申诉似乎无动于衷，凭什么要把自己列为“党外人士”？就凭自己入党近20年来须臾未敢疏忘过的党格，也不能去参加这“党外”的座谈会。
第三次，又送来了通知，并有系总支的一位同志当面动员：校党委三次请你参加座谈会你都不去，这不太合适。这样，他才老大不情愿地跟了去。
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还在北京城内铁狮子胡同原来段棋瑞执政旧址、后改称张自忠路三号的大院内。到了会场，校党委书记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老套套又说了一遍，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真正的党外人士发言之后，葛佩琦才站了起来。他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这是1957年5月24日。
5月26日， 《北京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引题为《克服教条主义、宗教主义、骄傲自满情绪》 ， 大字正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文后对衬的标题是：《教师继续座谈，踊跃提出意见》。
文中共有五个小插题，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八位教授、讲师的发言。前四个小插题是：《不要骄傲自满》，《在学术上要充分发挥独立工作精神》，《教学和科学研究不能凭“人海战术”》，《对几个共产党员的批评》——其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党员教授、系主任在学术上不民主、存在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说：“近百年来，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了；在座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你们是否感到惭愧？”
最后一个即第五个小插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其全文是：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
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
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作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
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
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他
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
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
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
候了。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虽然摘发得生硬、不周全，但这和一些领导人也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作的事情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他顿即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5月31日， 《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并用醒目的小黑体列了五个小插题。其中四个小插题都是某某人说的一句话，都是一般的批评建议，如《杨承祚说，人民大学各级领导应职责分明》、《周作仁说，人民大学要克服宗派主义》、《庞景仁说，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该教授多讲课》、《曲学文说，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做了很多工作》；唯有第五个小插题不但长了好几倍，而且内容完全是攻击谩骂——《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错了，“肃反”
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
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
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
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被统购统销政
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
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因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
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
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
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因民党的
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
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
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
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中国是6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 党员有主人翁的
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
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
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
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
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
人家也不会卖国。
笔者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读来颇不通顺的文字几乎全部转录于此，就是想让今天的读者看看，当年一些人为了“政治”的需要，是如何地断章取义，故意地曲解人意。
6月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了《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一文；6月6日和6月7日，又接连刊出四篇“读者来信”：《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葛佩琦的发言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群众生活水平没提高吗？》。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七版，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的长约三千言的报道，六个黑体字小插题中的三个都提到了他的大名：《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 、 《汪金丁说，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划清界限》、《《赵玉珉表示坚决反对葛佩琦的观点》。在《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的那一段说：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
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
重述一边，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
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
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也许葛佩琦在那一段日子里， 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5月31日至6月7日那几篇等于率先对他进行公开揭露的报道和批判文章；当他一看到6月8日的《人民日报》，他的脑袋瓜就更大了！他知道就是在那一期断章取义横加篡改的《人大周报》刊登他的发言全文中，也没有这样一段话。因此这就不只是断章取义横加篡改，而是实实在在的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
予更正。“我要重述一边……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道的全文是：
“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
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
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
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巍栋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那时候，除了别有所图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处于人人自危、自保平安的惊恐中，对“右派”的批判揭露只能火上浇油，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为“右派”澄清片言只语。《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 6月14日，该报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报道， 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 。6月16日，在《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的大标题下，不但有《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题，在《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还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 ”。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 。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话，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
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 的如此带动下， 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苍天可鉴：他被抓进了“党的监狱”！！！
那是1957年12月24日深夜。嘭嘭的敲门声把葛佩琦惊醒。一位穿便衣、两位着警服带着手枪的人被让进了书房，问清了姓名便掏出“逮捕证”。他问为什么要逮捕他，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反革命”。他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作了很多工作”。来人说：“有话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他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便被一副闪亮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然后便开始了查抄。衣箱、书箱、橱橱柜柜，都搜了个遍。当他们搜出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掩护自己真实身份时穿的国民党的军装、骑在缴获的日本战马上照的一张像片时，他们高兴得大叫：“这不是反革命的证据吗？”
查抄完毕，天已拂晓。他戴着手铐，扛着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车，被押进了一所监狱。
这监狱座落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人们叫它“草岚子看守所”，原是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当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就在这里被关押过。 他被关进了没有10平方米的监号。门上有个高约3厘米，横约10厘米的长方形“窥孔”，内有一张木板铺可睡五个犯人，屋角有个大尿桶。每天除“放茅”（上厕所）、“放风”（跑步）外，不能出监号寸步。一个小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和一块咸萝卜的早餐。指导员找他谈话：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同一格式的早餐后，一位女管理员在监号门外喊：“葛佩琦！出来！”他被领到监房院的大门，一位武装战士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院子。这院子北边有一排平房，一溜开着五六个门，每个门旁都挂着“审讯室”三个字的牌子。他被带进了一个审讯室，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他时那位穿便衣的同志。
“你刚进看守所，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把你带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你的问题。你只要好好交代问题，就有前途。”
1958年2月18日， 春节。春节过后，葛佩琦入狱已近两个月，才第一次接受正式审讯。审讯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审讯员。这位年轻人对祖国的现代史和党的地下工作知识，似乎还是一张大白布。当葛佩琦回答他对“历史经历”的询问，说到1938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这位年轻人间：“你组织游击队干嘛？”葛佩琦回答：“抗日。”这位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抗日吗？！”
“你说说，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葛佩琦说，“是党的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你是‘国民党少将’ ， 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年轻的审讯员怒斥道。“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这是审讯室，你要小心！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
这样的审讯一共进行了36次，有时白天黑夜连续进行，葛佩琦视之为“简直是精神折磨”。从第一次审讯后，他就再也不提自己是共产党员。审讯员给他的“写亲笔供词提纲”中，也没有要求写参加共产党和奉党的指派做地下工作这一条。为党为国出生入死十几年，早被一笔勾销了！
1958年秋天，这位年轻的审讯员，对葛佩琦进行了第二阶段共达30次的系统审讯。审讯内容与第一阶段的大致相同，但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你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的？！”葛佩琦说：“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单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个人；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和我在工作上单线联系的李年，也是用‘国民党少将’身份作掩护的”……
1958年初冬，审讯员给葛佩琦一份“写亲笔供词提纲”，他很快写好交了上去。不久审讯员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听候法院开庭审理。”葛佩琦不禁暗自惊喜，以为尽管度日如年地苦熬了几将一年的岁月，终于“结案”快回家了！
1959年2月下旬， 他看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来的一份《起诉书》，他才知道自己的那种“暗自惊喜”未免太想入非非了！《起诉书》中把他的革命历史全部称为“反革命历史” ，把1957年6月以来大小报刊上对他的那些栽赃诬陷的不实之词作为论据，说他“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要求法院对他“依法惩处”。
苍天可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1959年3月4日早饭后，他出庭受审。法庭就在草岚子看守所内监房大院外的另一个院子里。这院内有一栋坐北朝南的瓦房，门上边写有“法庭”二字。审判台上坐着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陪审员，台前站着几位法警。庭内虽然也摆满了木制长条椅，但没有一人旁听。
审判员指着最前面的一张长条椅让他坐下，问了他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由检察员宣读《起诉书》。读完之后，审判员要他陈述意见。这是维护真理与革命法制的关键时刻，他再也不能默默忍受不准提及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的禁令，而为自己作了论据充足、法理畅然的辩护。他说：
《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是“历史
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
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
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
非。
不错， 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 、
“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
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
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
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
产党……这类事实证明，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为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效劳。上述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接
受了共产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
事实证明，我的历史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诉书》控
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
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
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对我的诬陷
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
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
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
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
差了十万八千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相信我
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等等。
《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的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
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
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
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
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
点理由，《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
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
但是，正像开庭前两天，监房的那位女管理员问葛佩琦要不要请辩护律师时说的那样：“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以《起诉书》为根据，是听党的话的。”
6月29日，距离葛佩琦为自己作出强有力辩护的3个月又25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他作出了“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判决书》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
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
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
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
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
重新作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
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
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
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司章三个、军服两套、
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看了这份《判决书》，葛佩琦的目光久久地凝注着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八个字。对照着他迄今为止的48年来所走的第一个脚印，究竟是谁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又是苍天可鉴的！他立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而且接连申诉了许多次，都被一一驳回。从此，他走入了榛莽漫漫的无期囚徒之路。
消息传出，海外一家报纸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名得力情报人员，是促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溃败的一个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因素，国民党后来想惩治他而只能干瞪眼，想不到共产党自己却帮了国民党的这个大忙。
走在榛莽漫漫囚徒路上的葛佩琦当然不会听到这种对共产党竭尽嘲讽之所能的传说。他虽然对自己和整个家庭所受到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耿耿难平，但他坚信这不是自己的党无情，而是钻进党内极少数坏人为了私利使然，因而他确信自己的不白之冤，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无期徒刑只住了18年监狱；出狱时，
他已成了近乎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
那是一个偶然的幸遇。
1975年冬天，出于政治策略上的某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凡有家可归的，都可回到原籍；无家可归的，由政府分配到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原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或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以上、经当地公安部门同意又有常住户口直系亲属接纳的，可以回到北京、天津、上海这三大城市；愿往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
这样，身置山西监狱的葛佩琦，在12月中旬，与山西省各个监狱就业单位的七八百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一道被宽大释放。 又几经周折，他才于1976年3月下旬回到了北京。这时候，他已成了全身“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65岁的老人了……
在1959年春天审讯“结案”，等待法院作出宣判时，他就被从草岚子看守所转到了北京市看守所，在那儿从事书籍装订劳动改造，一呆就是五年。在这五年中，他不断便血，肋骨结核，血色素最低时降到三点五克，只有成年男子正常数的四分之一，身躯日益衰颓。又由于对右脚拇趾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后又治疗不当，几乎造成小腿截肢，留下了腿脚麻木的后遗症，不得不用双拐代步，与战场下来的伤兵无异。因之在1964年春天转去关押长期徒刑人犯的北京市第一监狱后，虽然那里拥有可以从事轻度劳动的织袜工厂、塑料工厂和钓鱼竿车间，等等，他也不得不长期住在监狱病房。
1966年6月“文革” 开始 扶心清理政治环境，把“地富反坏右”赶往外地的北京市当局， 于8日夜晚，把葛佩琦等五百多名“反革命”人犯锁进闷罐子火车，押送到大同以北、雁门关以外，山西省第四劳改支队管辖的大青窑煤矿。由于他每挪一步都要借助于双拐，在必须下窑的煤矿中等于是个废人，同时塞外气候寒冷，也不利于他的健康的恢复；劳改支队的贾政委出于革命人道的考虑，派人把他送到位于太原的山西省第一监狱。为此贾政委后来遭到批斗，被调离了劳改支队。
对外叫做“太原联保工厂”的山西省第一监狱，内有塑料、铝制品、印刷、制鞋等车间，葛佩琦被分在制鞋车间劳动。1968年秋，他的右目突患急性青光眼，眼压升高到70毫米汞柱，等于正常值的三至四倍，疼痛难忍 多狱医务所的一位针灸大夫误以为是偏头痛，多次扎针而贻误治疗时间。待另一位大夫确诊为青光眼时，却又说外面“文化大革命”太乱，不肯送他去外面有眼科大夫的医院抢救，而让监狱医务所的一位不懂眼科的外科大夫给他做了青光眼手术，给他留下了白内障后遗症。
1969年春，为防范全是来自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带的犯人趁“文革”之乱而越狱潜逃，山西省第一监狱迁往对犯人易于看守的吕梁山边缘的祁县城外，构筑了四面高墙与电网。葛佩琦右目青光眼手术后造成的白内障，发展到对面看不清谁是谁的地步，左目的青光眼也渐趋严重。到了1971年春天，监狱医务所的那位外科大夫，又用针拨法治疗葛佩琦的右眼白内障，仅可照明看道，而左眼青光眼的眼压已高达70毫米汞柱。1973年秋天，经葛佩琦再三要求，监狱医务所主任才批准他去太原治疗。
到了太原，住进太原东南部狄村（唐朝廉正名臣狄仁杰故地）附近的山西省公安医院，人们俗称“劳改医院”。这医院也没有眼科，就把他押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二院眼科主任宛大夫给他做了仔细诊查，主张立即手术，否则有失明的危险；尽管当时病床十分紧张，还想方设法给他安置了一张病床，要他立即住院。但是劳改医院的干部出于职业的惯性，怕葛佩琦从二院逃跑，要求二院眼科沈述约大夫给葛佩琦做个简单的“门诊手术”，术后就用救护车拉回劳改医院。
这种无理要求，被忠实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沈述约大夫断然拒绝。劳改医院的干部就用救护车又把葛佩琦押了回去，捱到1973年冬天，葛佩琦直接向劳改医院领导提出要求，才被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里的一位年轻大夫接受了劳改医院干部的要求，给葛佩琦做了左目青光眼“门诊手术”，术后也同意用救护车把他颠颠簸簸地拉了回去，不但没治好青光眼，还造成了又一个白内障。
1974年秋天，仍在葛佩琦的耐心要求下，劳改医院的干部才把他第二次送去第二附属医院，但仍要沈述约大夫做青光眼的“门诊手术”。经沈大夫据理力争，这些干部才同意让他去劳改医院手术室，给葛佩琦做了左眼青光眼手术。下了手术台，按规定，应用手推车让葛佩琦卧着送回病房；但劳改医院的公安人员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让他捂着蒙眼的纱布，自己走回了20多人哼哼歪歪的大病房，而且没有眼科消炎针、消炎药和降眼压的药，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针青霉素，用治疗皮肤病的四环素药膏代替点眼药。
青光眼算是好转了，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却越来越严重，同时经过这连续多年的拖延折腾，视神经都受到了重大损伤。回到北京时，他的全部视力只有零点一，几乎就是个睁眼瞎。这位“睁眼瞎”经过整整一年的摸索奔波，才次第解决了户口和每月28斤粮票、18元生活费，于1977年3月8日搬进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96号大杂院。
这一天正是妇女们专享的节日，可是在这个连他这个新来户在内一共16户人家的大杂院， 唯独他那间门前坑坑洼洼，只有半拉窗户门朝西的8平方米破旧小屋冷冷清清，孤寡一人。从1949年北平解放到在劫难逃的1957年，他的家每年“三八”节本也是欢欢乐乐的……
早在1945年3月， 他的妻子朱秀玲还在陕西汉中西北医学院做教师时，就生了第一个女孩。其时德国法西斯的彻底完蛋指日可待、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也濒临溃灭；他们为大女儿取名别有新意，希望“抗战早胜利，举国大凯旋”。1946年他本人奉地下党之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了“少将督察”，朱秀玲也跟去沈阳医学院执教。 1947年7月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之意，“稀督全中国早日都红旗飘飘”。1950年在北京，第二个女孩出世。那正是全世界都祈求永保和平、不再有枪炮声的时候。1952年又一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这世界永远光明灿烂。1956年最后一个女儿呱呱坠地，那正是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他们希望祖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所以1957年之前那几年，每逢“三八”节和“六一”儿童节，他们全家大大小小，都是欢欢乐乐的。
可是此时此刻，这都已成了过去的事了。朱秀玲又在十多年前与他离了婚，孩子们都改姓“朱”，不再姓“葛”了。在这刚刚“乔迁”来的八平方米小屋，他只能只身孤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