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至1944年8月，我在豫东12县进行抗日斗争，往来和居住在界首长达六个年头，对界首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是1938年8月，在洛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38年至1941年受中共河南省委领导，1942年至1947年属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点情报组领导。我和界首地下党组织没有发生横的关系。
1938年冬，我第一次到界首，1939年7、8月间又到界首。这时界首只是一个小集，属过路店形式，由抗战力量控制。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一路第四支队（张普庆任支队长）在附近活动，国民党从新疆调来的骑兵师（回族部队）驻扎其周围。界首北边是黄泛区，再北边是鹿邑县，日寇常来此扫荡，但未建立政权。再向北是柘城、商丘归日本控制。主要汉奸力量是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头目张岚峰，军部驻商丘。
1939年底至1941年底，界首附近形势有变化：我新四军彭雪枫同志在1938年初冬，率领游击支队从确山竹沟镇出发，经西华、界首北，进到鹿邑县境，驻王皮留。当时，他们缺少棉衣，我利用在豫东保安司令部之便，帮助他们解决了棉军装：300套。1939年春节前后，彭雪枫移驻永城县书案店，开始建立豫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夏，国民党调骑二军（军长何柱国）来界首一带，其军部驻沈丘，何柱国驻界首藏公馆。从周口至太和统属骑二军防区。
1941年至1942年，界首成为后方和日寇统治区的交通要道，出现许多街道和商行，人口增多，经济上非常繁荣。1941年夏，国民党为控制豫皖苏边区，把界首作为重点。设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驻临泉。
敌人（日、伪）方面以商丘为中心，并在徐州设淮海省，伪省长郝鹏举。汉奸势力发展到鹿邑、毫县，汉奸部队曹大中师驻毫县。杨树森师驻鹿邑、柘城，宋克斌师驻马牧集。
1942年至1944年8月，彭雪枫部重点移津浦路东灵壁、泗县一带，仅留一部分人员在太和发展革命力量。国民党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也扩大了，何柱国部改编为十五集团军，司令部驻沈丘。李仙洲的九十二军驻阜阳。王仲廉师、陈大庆的二十九军都调至界首一带，这时的界首已成为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和特务活动的中心。敌伪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日寇在商丘北什方园正式驻军1000人。汉奸张岚峰部改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集团军，第八军驻毫州，军长王康德；第二军驻柘城、鹿邑，军长场树森。
那时的界首，国民党建有警备司令部，司令先是安俊才（何柱国部的副军长），后是李铣。还有物质调剂处、物资运输处等。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我是北京大学学生，在运动中被捕。出狱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日工作。7月28日，国民党军队撤离北平后，我根据“民先队”的指示，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办起了伤兵医院，救治抗日负伤官兵。北平沦陷后，我响应“民先队”号召，到达南京，成立南京平津同学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到南京的平津同学一起，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久，我同其他9名执委被捕入狱。出狱后，即赴豫东抗战前线，参加抗战工作。
1938年2月，我和平津学生40人，在中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下，来到豫东。当时正值徐州会战，豫东紧接抗战前线。为支援抗战，我们在商丘、柘城等12县发动地方武装数千人，组织人民抗日自卫队。为了工作便利，我名义上任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委派的民运指导员。各县抗日民众自卫队、中队或大队，骨干分子部分是当地的学生、教员和在外地上学的回乡学生，也团结了一些在乡的旧军官。1938年5月24日，徐州会战中国方面失败，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黄河决口，豫东苏北一带成为沦陷区。我们一同到豫东的同学，大部分也撤离了。我留在豫东，联络在乡的原西北军冯玉祥部下的旧军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开始是蔡洪范为司令，我担任政训处长，而后由宋克斌担任司令，我仍任政训处长。为了解决武器问题，我们拣了一些国民党溃军丢失的枪支，又动员民间交出一部分枪支，组织起有数千人参加的抗日游击队，当时日伪大肆活动，成立维持会。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打击汉奸，反对成立维持会，进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袭击日本据点。我们的游击队给日伪势力以很大的打击，缴获了一些战利品，如机枪、子弹等。当时，我们游击队实际上是豫东12县唯一的一支抗日力量。
1938年8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发来电报，要宋克斌和我速到洛阳。到洛阳后，河南省地下党组织宣布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组织同意，接受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关于把豫东游击司令部改为豫东保安司令部的意见。宋克斌为保安司令，任政训处长，后改为政治部主任。携带电台两部，子弹10万余发回到豫东，继续抗战，曾一度收复鹿邑县城、虞城县城等沦陷城镇。与此同时，我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做好国民党豫东保安司令部的统战工作，为彭雪枫同志率领部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9年初，国民党派卫立煌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夏，宋克斌被免去豫东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职务，但我们拒绝交出部队。当时程潜已调任天水行营主任，我和宋克斌打电报给程潜，要求给这支部队编个番号。程潜决定把这支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移防河北。部队在河北省大名地区，遭到日军扫荡，损失严重。关于部队去路问题，我和宋克斌发生分歧，即离开部队。宋克斌率部回河南商丘，投奔汉奸张岚峰。我到永城见到吴芝圃同志，他根据统一战线原则，让我找程潜解决这个问题。我见到程潜后，程潜说，宋克斌已当了汉奸，问我是否有办法将该部搞垮？我说：“有，因为这支部队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是我做民运指导员期间发动起来的，我同他们有密切的关系。”天水行营派我重回豫东，搞策反工作。我曾于1940年春，策动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袁天柱部二千余人反正；又于1940年冬，和国民党骑二军何柱国合作，策动该军的三个师同时反正（师长是曹大中、宋克斌、李忠毅）。
1942年，我转入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配属电台，来到豫东，住界首附近卜楼寨。我以国民党第一战区参议的名义，并以界首城内悦昌恒商行作为联络据点，搜集各方情报，通过电台及时报给我党。
我在界首的活动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派遣联络人员赴商丘、柘城、毫县等日寇统治的城镇，搜集日军和汉奸部队的情报，及时传递回来。紧急情况派专人传送；一般情况利用商人传递。在这方面，界首悦昌恒商行经理金和仄和会计刘永治等人给我帮了很多忙。第二，我利用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与在界首以及来往界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交住，以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调动情况，报给我党地下组织。例如，我曾利用和国民党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的交住，了解到国民党在豫东的河防部队的调动情况，利用和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副总司令沈克的交住，了解到该边区总司令部的编制和人事安排，并了解到国民党设立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破坏我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另外，为策动商丘、毫州一带的汉奸部队反正，我曾和何柱国商谈；为了了解国民党九十二军李仙洲部的情况，我曾于1943年秋到阜阳（李部长期驻阜阳），见到当时驻阜阳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牟中珩等人，了解到一些情况。
为了搜集到重要情报，我在毫县、商丘、柘城等敌伪统治城镇分别派有联络员。
在他们的周围有一批同情抗日的人员，和他们有紧密联系，可以及时得到日寇和汉奸的情报。例如，1941年春，驻商丘的日本宪兵队得到了我进入商丘城的消息，立即命令伪军加强各城门的岗哨，搜查逮捕我。奉令执行该项任务的伪军特务团团长，马上转告了联络员牛景康。在牛景康的协助下，我越城墙而走，才得以脱险。
我们曾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及时地通过电台报给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