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喜在参加了革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无怨无悔地度过了一生；悲在性格所定，在和平年代不会与小人同流合污、阿谀奉承，利用潜规则来保护自己，断送了升迁的人生，遭受了三次被打击报复之苦，险些葬命的悲苦一生。
当在我十五、六岁时，在旧社会的包办、买卖婚姻下，原本父母给包办了一个未婚妻，因家庭经济状况所迫，加上自己外出学徒期间根本取不起老婆成家。抗战之初的动乱时期，女方为了免于女大留家易生祸乱事非，愿意免礼助嫁，对我进行劝娶。当时国家正处于沦亡灭种的危机，若国家沦亡，立家又何能幸福？因此被我以先保国，后立家，待抗战胜利后再论娶，而拒娶。参加抗战后，家乡处于国民党统治区，5、6年未与家里通音信，家中对我生死不明，女方不能盲目久等而另嫁他人。
我自参加革命，在毛主席和党组织的领导教育之下，为了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革命理想，忍受着恶劣战争的生活条件，抱着为革命献身而日夜浴血奋战在沙场。敌人的子弹曾穿进我的肉体，也曾落入过敌手，被敌人打落牙齿、打破头颅，但敌人却不能摧垮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成的革命意志，并忍受着肉体的痛苦，设法解救了被敌人抓俘并拴缚在一起的13位同志。
详细内容如下：
一. 建立根据地及反扫荡
1938年在我军兵工厂工作期间，正好用上了我在青岛学徒期间的铁工手艺，加上好学，很快就成了工作能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受党组织委派1939年去到胶东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学习相当刻苦，到1940年时，经党组织推荐调至胶东抗大政治队受训一年毕业后，于1941年调至南海军区十三团教导队任指导员，后又在鲁南抗大高干队受训（当时设置的课程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一般学习内容有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统一战线、政治常识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结业后，1942年提拔到南海军分区武装委员会当组织干事。因发生了睾丸血管曲张病，又调到军区兵工厂当工务科副科长。因工作积极，理论知识进一步丰富，被提升任军区兵工厂厂长。
本节有关人员介绍（按先后次序）：
吕 勇——南海军分区武装委员会主任；
崔永福——部队连长，负伤后转入地方，任南海军分区武装委员会总务科科长，牺牲；
王庞文——王家埠农会主任；
王清真——王家埠村长；
冷德言——戴家庄老人；
张明华——南海地委工作人员；
辛友志——南海地委工作人员；
王明海——王家埠地下党员，王家埠党支部第二任书记（1945年1月）；
王海昌——王家埠人；
王明高——王家埠人；
王克训——王家埠民兵队长（王明兰的父亲）；
李修山——王家埠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43年2月）；
王克喜——王家埠财粮委员（王克春的堂哥）；
王克清——王家埠青救会主任（王克春的大哥，1970年去世）；
王克臻——王克清之弟（王克春的二哥）；
王克春——王家埠人，李秀琴（秀卓）的父亲，兄弟6人，排行老三。1931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人，1951年参军，任中央军委部队公安警卫师战士，在北京中南海给朱德总司令住房门口站固定岗；1954年因病复员至平度粮食局在兰村的转运站工作（后行政划归即墨管辖），后因病退休回村。
1．反扫荡 （参见附录三十：平度南村——古岘地区地图）
根据1941年7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号召全体党员、各级组织、各地军民“紧急行动起来，为建设坚持巩固的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而斗争！”要求建设坚强的军区工作与普遍的民兵制度。各区要大量地发展地方武装，使平原地区的地方武装多于主力部队一倍，要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打击敌人、团结群众、支持政权的战斗作用。同时在这一时期，日本侵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蚕食”。“蚕食”的方法，一种是在根据地边沿区安设据点，由点到线，有线到面，进行伪化活动，变根据地边沿区为敌占区；一种是在“扫荡”过后，大量安设据点，使根据地大片地区迅速伪化。1941年和1942年，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更加严密。在这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我党我军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反“蚕食”斗争主要采取两种方法：第一，坚持根据地边沿区斗争；第二，深入敌占区开展斗争。反封锁斗争，第一，是在敌占区主要交通要到附近建立秘密交通点线及交通队，开展反封锁的隐蔽斗争；第二，是摧毁敌人设置于根据地要害地区的比较薄弱的封锁线。并且广泛的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敌人对胶东根据地的扫荡最为残酷。1942年12月间，日寇华北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近十万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胶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的铁壁合围，由海陆空配合对胶东半岛实行了拉网式扫荡，妄想把共产党在胶东地区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因南海军分区是开辟不久的新根据地，尤其是平东、平南二县（当时为适应日伪的割据隔离形势，将平度东方和南方成立为两个县区）还处在敌伪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日本鬼子建立了很多据点，在这不大的平原上，日寇的碉堡和伪军的土城堡星罗棋布，间隔距离远的不过二十华里，近者只有六、七华里，太阳旗和青天白日旗互相招展眺望，日寇一出动，伪军便朝着“膏药旗”所指的方向出兵，配合杀人、抢掠。当地村民长期处在日寇和国民党伪军反动派的统治剥削下，造成人民的极端贫困和饥寒交迫之中。我们当时的工作区域是大沽河西岸的平东县，地处平原，又是一个新开辟的游击区，机关不宜集中、或不在一村久住，都划地区分任务，分散进行工作。
在这一时期，我军为了巩固南海军区根据地、开辟周边的新根据地、打通平东及平南两县（现平度）的交通通道、发动群众对日寇的反扫荡、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由胶东军区派来一批同志到南海军分区参加组织人民武装的工作。当时我在南海军分区地委武装委员会工作，武委会主任吕勇同志传达布置了地委指示：
“目前的情况是：近几天来，附近各城里敌人的主力都开往东海军分区，集中扫荡东海根据地，南海区各据点的敌人，只留下少量的看守兵力，没有力量出击骚扰我们地区。国民党投向派没有鬼子的配合，他们不敢单独的出来攻击我们，同时他们又怕我们东海的主力转移过来，趁机对他们进行打击，因而都在忙着修工事，等给养，作攻守准备。” 吕主任报告了当时的敌情后，接着传达：
“近来接到上级指示：目前敌人已集中了十倍于我之兵力，并飞机、舰艇配合，向军区所在地东海区进行扫荡，东海军民已进入反扫荡战斗中，估计须时一个月，反扫荡期间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机关部队的转移动荡，上下联系要发生困难，各海区即作反扫荡准备，发挥独当一面的作用，坚持下去，争取这次反扫荡的胜利。” 传达了上级指示，便作了以下的分析和工作布置：
“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南海军区目前的敌情来看，我们地区当前还有一段缓和的空隙。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发挥每个人独当一面的能力，坚持下去，准备迎接敌人的扫荡，争取反扫荡的胜利。”
“我们地方工作的特点，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开群众，必须趁当前暂短的空隙，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帮助群众解决目前最迫切的困难，揭露敌人扫荡的毒辣阴谋，进行反扫荡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 他又加重语气的解释说：“南海区是我们开辟不久的新区，过去长期受敌人的毒化麻痹，未经过惨酷的扫荡，群众对反扫荡没有经验，并对敌人存在着麻痹思想，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工作，将群众争取团结在我们周围，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一起粉碎敌人扫荡的阴谋。”
因地区被敌人分割，又处于扫荡的环境，当时便与军区的联系陷于不正常，东海扫荡的敌人究竟有多少，有些什么新花样、新战术，反扫荡的进行程度、又有些什么新的经验等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只能按过去的经验，作了上面那样的原则上的动员与部署，具体怎样作，这须到实际工作中去摸索。
主任归纳了大家讨论的具体意见，有以下主要三点，即：
1.要彻底群众化，每人都交结几个可靠的群众，好为紧急时作掩护，以保存好干部本人不受损失；
2.当前群众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特别是贫雇农等基本群众没有粮吃，应当发放一部分粮食救济贫苦户，再贷一部分款，以作为开展生产的资金，组织群众积极生产自救；
3.组织群众自卫队和民兵，站岗放哨，盘查来路不明的人，以防敌人奸细，埋藏粮食衣物，实行空舍清野，使敌人来到后，没有粮吃草烧，而没法住下，教导民兵如何使用枪支、地雷、手榴弹等武器，怎样有组织的了解敌情和扰敌、袭击敌人。
我与其他各县区的具体工作干部一样，在做着各人回到自己负责的地区后，如何开展工作，来实现党与上级机关交给的任务，忙着作自己的工作计划。在午夜后三、四点钟，主任便将较远的各县的干部都已具体布置好，陆续打发各回各的工作地区去了。
“洪源同志。” 我听到主任叫我，便已料到主任要马上分配任务，并且在天亮前必须结束这次会议，趁黑夜离开这个据点附近秘密集会的村子，这是因为：一是在这样一些敌人在名义上控制的村中集会，敌人不易发觉，因为敌人只注意的是离据点远，我们工作较好的村庄；二是可以减少我们中心区、村的暴露。我走到主任跟前，主任继续说：
“怎么样？一宿未睡觉，累了吧。” 主任是知道，在这边沿地区工作的同志，内部活动都是在晚上，都习以为常，不会有人感觉很累，但他对同志们总是那样的关心和发出温暖鼓励的口吻。他继续说：
“你知道吧，我们仅利用一个副保长的关系，今夜才在这个敌人统治的村子秘密的开了这次会，我们要在天亮以前，全部人员一定都要离开这个村，不留下一点可疑的痕迹，好保护下这个秘密关系。”
“这我都了解。请主任分配任务吧！”
主任素来就知道工人出身的我是一个坚强的党员，是工作积极、不怕困难的人，缺点是急性子、简单化一些，所以分配任务时已考虑到以上因素：“因为你是一个坚强的党员，所以给你的任务也是艰巨的。” 他一面说，一面不时的抬头看着我的脸，好似是想从我脸上观察我接受任务的表情如何。
“不怕艰巨，有党的领导，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急促坚定的答应着。
“你说的对，党和领导完全相信你，现在把你派到大沽河沿岸，那里是我们的中心区，也是敌人要扫荡的中心目标，你要到那里去发动群众坚持工作。” 他向旁边一指，在那边站着四个不相识的同志，还有一个做总务工作的崔永福崔连长，主任继续说：“这是昨天才从军区派到我们武装部来工作的四位新同志，一位姓姜、一位姓李、一位姓张、一位姓周，都是胶州人。” 他一一的介绍过姓名后继续说：“这四位同志初来，对当地的情况不了解，初到游击区，又是平原，坚持游击生活怕还不习惯，所以决定，由你暂负责带领到沽河岸边的中心区去熟悉情况，住一个时期再分配工作。” 他转过头又对着那四位新来的同志介绍了我们要去的那个地区的情况，并征求意见：“你们各位觉得怎么样，有意见吗？” 说完后便看着四位新同志等着他们的回答。
“上级照顾的很周到，尤其有洪源这样一位同志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很高兴，没有什么意见！”四位同志的回答是同样的，并走上前来很热情的握着我的手，谦虚的说：“我们初来，对开展平原游击区的工作没有经验，情况不熟，望你多帮助。”
“不用客气，我们都是一样，有问题互相研究，我们解决不了，还有我们的党和上级。” 我们正在热烈的谈论中，吕主任便对我们说：
“你们要带一部分粮食和五万元北海币（注：北海币的来源：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基石之一，就是始创于掖县的北海银行。1938年三月，掖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并筹备建立根据地第一家银行，根据本固枝荣的道理和当时群众“南山松不老，北海水长流”的传统提法，定名为北海银行。1938年10月，北海币正式印成，票面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四种。票面的正面图案，都是以掖县古迹文物为标志的，内有掖县县政府门景、鼓楼、火神庙及玉皇顶全景。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县政府大院内举行成立典礼大会。北海币一经发行，即在蓬、黄、掖3县流通，后扩大到栖霞、莱阳、招远、平度等县，并很快在全胶东以及整个山东流通起来。194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至1953年，全国统一金融，人民币一统天下，北海币才退出历史舞台），到了那里后，首先建立起我们的党组织，发救济粮和进行贷款救济工作，争取团结群众，款已带来，你们分开背着，粮食由总务崔永福同志跟你一起运去，他负责拨发给你们，其他工作你们已了解，不多谈了，望你们将工作做好。”主任顿了一下，若有所思的又说：“崔永福同志是在部队里任过连长，因负伤下来，他很沉着，有些战斗知识，你们要与他多商量。”
“欢迎崔同志与我们一起。”我高兴的说着，那四位新同志也表示欢迎和高兴。
我们一行六人，在天亮日头出来时，便已走了30余里，来到了大沽河岸的王家埠村住下。王家埠是一个小村，也是一个穷村，我在这些村作过一个时期的工作，群众基础比较好，这里有我们发展的党的组织，成立了自卫队、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有一些积极分子。因此，我们便暂以这个村为立脚点，很顺利的向王家庄等周围村庄开展工作，每天工作到深夜，在哪村工作，晚上就分散住在哪个村里，工作很麻烦也很累，放粮、贷款虽是好事，但群众还有怀疑，群众都说哪有这样的好事，古来未听说过有这样的政府，来找着给老百姓粮食吃，还借给老百姓钱花。有些人认为，反正不能白吃人家的，以后又怎么能还得起呢？又加上地主和坏分子散布说：“吃了八路的粮，就得跟八路去打仗送死”等谣言。所以初时粮和款放不出去，因此必须通过有限的地下党员和经教育培养敢领、先接受救济的积极分子，出来带头，另一方面还要反驳谣言和解释党的政策：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是人们的党，是关心和解除人民痛苦的党的道理。到处再三的讲、说、宣传，来打消群众的顾虑，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因群众对党的政策了解不够，所以犹豫。一但有几个人来领取粮食和款子后，马上都来报名要求，但我们的粮款有一定限度，并且救济目标是贫困的基本群众，并不是不分阶级平均主义的一律都发。这就需要事先作好审查鉴别工作，初时依靠1942年10月刚选出不久的村公所及村长刘洪尧来做，但这种村长又是过渡时期的产物，还不是我们真正的赤色群众，往往动用了很多私人感情，他可以从中阻碍，搞得群众意见纷纷，所以要作好这项工作就必须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党组织来开展工作。所以我们与王家埠最早发展的党员李修山同志（1941年3月入党）讨论成立村党支部（后于1943年2月建立起王家埠最早的党支部，并由李修山同志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并由他带领几个入党积极分子挨家挨户的亲自访问了解，并借机进行宣传教育，找出公正的积极分子来具体帮助办理。通过救济，群众就愿意接近，接受宣传教育，便很快的就建立起抗日团体、党的组织和民兵等组织。
1943年1月11日（农历十二月初六），当崔永福同志领着四名新学员回到王家埠时，天已黑下来了。我和崔永福简单研究了一下，由他领着四名新学员到民兵的岗屋子里住下，并帮助站岗放哨。我到农救会主任王庞文家召集会员赶快将救济款发放出去。当发完救济款已过半夜，就在王庞文家里睡下。睡了不大一会，听到窗外墙头上有人尖锐、慌急的在喊：
“于同志！于同志！”
我虽然后半夜才睡下，但长期的游击环境赋予了我的那种机警锐利的敏感能力，就是熬上三天三夜，只要有一点异样的声音，我便马上会警醒起来。我一听到墙外的喊声，立即意识到发生了紧急情况，急忙的、也很迅速的从炕上爬起来跳到地上，一面推醒了身旁正在熟睡着的农救会长：“快，有情况！” 一面就跑到街上来。那时期睡觉是从来不脱衣服的，鞋都是用皮扣绑在脚上的，所以行动很快。一出门，正碰上刚才喊我的那个人，他是今晚夜间负责放哨的民兵，见我出来，便着急万分的“快、快，我们被包围了！”
我想问一下情况，还未开口，那个民兵向南一指，并说：“你看，南面那一大圈，全是敌人点的火。” 从他的说话声音，便听出他是如何的惊慌。
王庞文的房子在村的尽南头，门前就是开扩地，我一看，顺着大沽河的方向，从西、南、东三面连成一条火龙，一堆一堆的火围成很大的半圆，每堆火距离相隔不过百米。村前的火堆两旁的敌人手端着枪，看的很清楚。
“不错，被敌人包围了。” 我好似在对我面前的民兵说，也好似在自言自语。“敌人靠近了，天也快亮了，怎么办呢？” 我在考虑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敌情，根据火堆的情形，估计敌人是相当多的，我主力部队前几天就向西北山区转移了，依靠刚组织起来的民兵的力量去迎击敌人是不济事的，结论只有马上将群众叫起来，先趁黑夜离开村子，转移到野外去，看情况变化再处理。这时王庞文也跑出来了，看到南边已被敌人包围了。便对这位民兵说：“你快去找人将各家都喊醒，趁黑从北面向村外转出去。”民兵听了他这命令式的吩咐，撒腿就跑，我急忙补充说：“告诉群众，将要紧的东西都藏好，武器带着，要沉着、要迅速。” 民兵一面向村中心跑着一面答应：“是！知道了！”
当时，我与王庞文一起，马上找到崔永福和其他四位同志及村长王清真、自卫队长王克训等紧急商议了一下，“南面有敌人的火圈，北面没发现火，也没有狗吠声，看样子北面暂没有敌人。” 我简单的说明所观察的情况。
“我们怎么办？”一位新来的同志慌张的问。
“我们只有向北面转移。” 我决定性的说。
“对。”其他同志附和这个意见。
“老百姓怎么样了？”崔永福问。
“已吩咐站岗的那个民兵去通知去了。” 我接着说：“我们从村子里穿过去转一转，督促一下，分头叫醒群众，马上突出村去转移。”
这时村里已乱成一团，叫门声、狗吠声、孩子叫，闹腾的声响很大。我们刚走到中街口，忽听“轰轰”两声巨响，接着又是一片“哗哗”的声音，凭借多次与鬼子作战的经验，可判断出，这是敌人向村里打来的掷弹筒弹或是小迫击炮弹的爆炸，这是鬼子每次要攻占村庄前的措施。这时我们与村干部分头带领群众，牵着牲口，抱着孩子，扶老携幼，向没有火堆的村北转移，拂晓前的夜里，天是很黑的，看不见路，好在是平原，不用走大路，容易喊叫联络。走出五、六里路到了一个叫李家屯的村子，天开始放明。若天亮后，很多人在野地里走，因是平原容易被敌人发现并被敌骑兵追上。村干部王清真等提出：再不能往前走了，人多容易被敌人发现，这个村周围我们都熟，我们领着群众在这些村子里转游，三村五里都认识，掩护好掩护，你们几位同志（指我和崔永福等六人）不是当地人，口音又不对，你们赶快趁天还没大亮，远点转出去。因此我们六个人就朝北一直冲过去。
2. 被抓
当天快要大亮时，一看坏了，西边和西北方向的村子都插有日本的膏药旗，周围的村里都有枪声，各村都有老百姓向外跑，后面有敌人骑兵，开枪往回堵老百姓。这时一架飞得很低的敌机，从北面由东向西，又从西向南飞了一个圆圈，飞机所过之村，立时都有敌人从村里出动。我立即意识到，我们所处的位置，正跑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中，离敌人很近。在平原地区的冬天，除村庄外，野地里连棵草也没有，一眼能望见十几里，若是转向跑，必然引起敌人骑兵来追赶，根本跑不过敌人，又没地方可以掩蔽。“怎么办呢？”我们一边跑，我一边想。这时正走在一块泥土未冻结实的地瓜田里，土地较松散，踏破地皮，下面就是松土。我忽然有了想法，马上停了下来，对其他同志们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四周都没有路，敌人一般是顺着路走的，我们可以在此地隐藏起来。” 其他人怀疑的瞅着我发问：“平地怎样隐藏？”
“你们看，土不是很松吗？” 我说着用脚拨弄着松土给大家看：“人可以顺着地瓜岭沟躺下，脸朝下用土埋起来，敌人不踏上去，就发现不了。”
“对，这办法行。” 大家都同意了。因此研究把人分散埋到地里去，掩藏起来，不致被敌人发现。
我在想，党交给的任务，要对新来的同志负责。便命令式的说道：“先将新来的同志分散的埋起来，我与崔同志地方较熟些，我们最后在想法隐蔽。”
于是，我们一齐动手挖土，把手指都挖破了，扒出了二个槽子，由新来的李姓和张姓两同志脸朝下趴在地槽里，用土盖好，呼吸还可以，走不到跟前踏上去是发现不了的，这个办法还行。便嘱咐他们千万要沉着一点，不要动，敌人不踏到身边，就不能动，等敌人过去再说。
又向前走到一个地段，扒了一个地槽，埋下了一周姓的同志。剩下我们三个人了，天也大亮了，地瓜地也没有了，尽是豆子地，硬的很，用手根本扒不开。这时已走到刘格庄村前的坡地里，正碰上坡地里有一口农民浇地而挖的长方形的土井。这里离周围的村子都比较远，又不靠大路，井下面约一米以下是水，水面冻有一层冰。我们三人就到井里去，在水上面，背依在西面的土壁上，脚蹬在井的东面土壁上挖井时留下的上下人的凹坑中。姓姜的同志在北头，我在中间，崔永福在井的南头。得用力的蹬着支撑起身体，否则就要落到水里去了。蹬了一回就觉得确实很累得慌，但也不能出来，因为敌人已开始向这边行动，都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来了。原认为敌人是要顺大路走的，谁知伸出头去一看，他们不走道路，而是满坡遍野都是。我们三人商讨着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对策。
“敌人若走大路，我们可能幸饶漏过去。”“当然这最好了。”
“若被敌人发现，就用我们随身所带的手榴弹向敌人拼。”
“若被俘，就佯装老百姓，绝不能给革命者丢人投降和泄密。”
姜同志是新来的四位中之一，他不断伸出头向来的方向探望。“太好了。” 忽然听到他高兴的声音。“你们看，这帮敌人过去了，小李和小张没有被发现。” 我们都面带喜色。这时我们的视线又转向最后埋藏周同志那里。“坏了。”我们看到两个骑马的敌人正向着埋藏周同志附近走去。突然看见被我们埋藏在地下的那个周同志从地里站了起来向东边跑去了，被敌人追上，骑马的敌人下来用绳子反绑两手，牵着走了。不知他是被敌人发现了喊他起来的，还是他怕被马踏着而沉不住气爬了起来呢？
我们三人尽量坚持，只要敌人不到跟前发现，我们就不动。结果有十几个鬼子直朝井口来了，离井口只有十几米远，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的手榴弹都握在手里，只有拼了。我说打，崔永福第一个扔出去一个手榴弹，接着我也扔出去一个。“轰轰”两声巨响，“啊！哇里哇啦、八格压路！” 一片鬼子的尖叫、怒骂声。正在准备下一次动作时，敌人冲过来开了枪，“叭”一声，把旁边姓姜的学员脑袋打揭了盖，脑浆、血水溅了我一脸。我向崔永福说：“快把东西扔井底下。”因为他身上带着印鉴和粮票等。我们两个人同时掉入水底下去了，并把没来得及扔的一枚手榴弹也掉在水底下去了。等了一回憋的受不了，脚蹬水底冲到水面上来，一露头，便被一个鬼子用绳子一套，套在我的脖子上，把我拖到井上面来了。这时我看见崔永福已经在井上面浑身是水，由两个鬼子用刺刀指着他。当我被拖上井上面后，回头向井内一看，被打开了头盖的姜同志漂在水面上，井水完全是红色的，名副其实的血井，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血井。我肩上还背着我化装用的装点心等物的包袱。这时突然有个鬼子哇啦的叫喊了一声，用枪把我肩上的包袱挑出老远去，落在地上，他还用刺刀挑开包袱，看里面是些粉条、点心，就用脚去糟蹋。就在鬼子用刺刀挑我肩上的包袱哇啦叫、鬼子一齐朝我的包袱看时，崔永福开始跑了。刚跑到井的那边，被鬼子发现开了两枪打倒在那里。接着四、五把刺刀一齐对准了我的心窝和脊梁，把我的衣服扣子全部都给扯掉了，露出前胸和肚子，对我进行了人身搜查。没搜查出什么东西，接着由两个鬼子动手，将我的双臂反扭到脊背后，用绳子绑了起来，并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层绳子扣。这时我看到几个鬼子在抬一个被我们扔的手榴弹打倒的一个鬼子不知死了没有，另一个被炸伤脸的鬼子在脸上扎着白布条，心中有点窃喜，但六个人已牺牲了三位，心又是多么的痛啊。但三位同志的血没有白流，鬼子也付出了代价。有一个带着铜号的鬼子号兵，牵着我身上的绳子，押着我走，并不住的在后面甩动绳子，每甩打一下，我的胳膊和脖子就同时向后收的很难受，他还不住的用枪捅我的脊梁，用枪托打我的腰和腿，可能嫌我走的太慢了。因为我身上的棉衣、长袍都吃满了水，也确实走不太快。走了三、四里远，到了同格庄村西头，一看人山人海，鬼子、汉奸、机枪、炮车，加上被抓来的老百姓，一眼望不到边，都向同格庄集中。这时我从敌人集结的情形才看清楚，敌人主要兵力是从东面方向来的，而不是从西面来的，西面的敌人不过是一个网角子，同格庄可能是一个收网的集中点。有多少敌人？没法数清，也看不到边。这时心想，唯有牺牲，活命是不太可能的了。唯一是希望能见到一个认识的人，将来能向党组织转一下信，让党组织知道已经牺牲了，不要再挂念我了。也最好让我离开了六年的家里知道我已牺牲了，不要让家里人一辈子盼望我了。死是注定了，什么我也不怕了。此时我心里只有两个想法，一是怎样能使党组织知道我被俘，直到最后也没有在敌人面前屈服；二是想尽一切办法和时机逃出去。
这时日本鬼子把我交给了一个骑在马上的汉奸官，转由四个小汉奸牵着绳子和打我。这个汉奸官骑在马上问我：“你是八路哪一部分的？”
“我是大路那边的人。”正好我们前面有一条南北的大路，我向上一仰脸，示意我是大路东面的人，以这样来佯装听不懂审问者的话。
“混蛋！”汉奸气恨的骂着，同时狠狠的照我的头上抽了一马鞭子，“我问你是八路哪一部分的？” 他发狠的慢慢的清楚的说。
我说：“我是老百姓，不知道八路有什么部分。” 一边仰起脸来看头顶上转圈的飞机，来延长答话的时间。
“你不是八路？”他看我在看飞机，没有理会他的话，便用马鞭又狠狠的向我头上“嘿嘿”的发狠敲了两下：“你连个飞机也没见过？我问你是八路哪一部分的？”重复的又问了一句。
“我不是八路。”
他一听我说不是，气的呲牙咧嘴，小胡子直向上撅勾，用他手里的一根打马的棒子，朝我的头雨点般的打下来，头上的血都流到我的眼里去了，因为手被反绑，无法擦拭，不好睁眼。他这一打，四个小汉奸也下了手，枪口枪托一齐打过来，把我打昏在地，再拖起来继续打，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等了一会时间，我稍清醒了点，又把我从地上提起来，骑在马上的汉奸官又问：“你不是八路为什么在井里用手榴弹打死了一个皇军，打伤了一个皇军。” 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已打死了一个鬼子。我心里想就是我死了也已有了代价。我什么也不怕了，就回答说不是我打的。
他喊：“不是你打的是谁打的？”
我说：“还有两个人，不知道是谁打的。”
他说：“那两个死了，你说是他们打的，那你不是八路，为什么和八路在一起？”
我回答说：“我先在井里藏着，他们两个后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八路。”
“你不是八路藏什么？”
“我怕扫荡。”
“不是八路为什么怕皇军？”
“老百姓都怕扫荡、怕抓人、怕打仗。” 正说到这里，一个小汉奸说：“他是八路，他的口音不是这里的人。” 骑在马上的汉奸官“哦”了一声，又用棒子朝我头上打了下来，我已不觉得痛了，已经麻木了，好似一个硬纸壳筒子打在头上，只听到梆梆、嗡嗡的响。四个小汉奸也同时下手打，又是打倒再拖起来好几次。骑在马上的汉奸官又问：“你是哪里人？”
“我是莱阳人。”
“莱阳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嗯！”
“我到姑姑家去看望姑姑，遇上扫荡的兵从东边来，我就向西跑，看见了那个井，就藏在里面了。” 因为他一定知道我身上的走亲戚的包袱。
“你昨天晚上来的？”
“是”。
“你看见了八路没有？”
“看见过。”
“有多少？”
我说：“很多，光看见走了一宿大部队。”
他问：“朝那走的？”
我说：“向东去的。” 我知道自己的主力部队是转移西北方向大泽山一带去了。敌人是从东面来的，是扫荡东海地区回头的一部分敌人，便故意说成是向东开去的。
他骂：“他妈的，我们是从东边来的，你说朝东去的。” 说着便又用棒子打我的头。反正我的这个头算是豁出去了，满头是血蘑菇。
“你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还未来得及考虑出一个假名子来，所以没有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声音更大了。
“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何必多问。” 我无法，便说了一句蔑视意味，带有挑衅性的关门话，心想这一定又要惹起更惨酷的毒打，结果，这句话暂时的救了我。
汉奸发怒的说：“这小子嘴硬。” 便向我的嘴上狠狠的打了一棍，便将我的两颗门牙打倒了，鲜血流了满嘴，又从嘴向外淌。再问我，我只能张嘴“唔唔”的发声。
这时过来一个骑马的日本鬼子，与在马上的汉奸官呜啦了一阵日本话，便朝我抽了一马鞭子，弯下腰，扯起我的耳朵看了我一下，又跟那个汉奸哇啦了几句便走了。骑在马上的汉奸官也走了。
因嘴受伤，不能发出言语的缘故，将近两个钟头的拷问，暂时告一段落，由四个小汉奸把我拖到一个地方，我一看有一流坐着十一个人，都背着手绑着，并用一根很粗的绳子拴在一起，每个人胸前挂着一个随风漂荡的纸片。
“给他带上邮票。” 一个队长模样的伪军官吩咐着。
“给他写上什么？” 一个像是文书的伪军指着纸片问。
“他们只说是在野外捉的八路，你要写什么？” 粗暴的不耐烦的反诘。
那个伪军挨了呲后，不高兴的藐视了一眼，便把纸片放在军用背包上，用铅笔写上“野、八”两个字，在“八”字的外围划上了一个圈圈，拿着走到我面前，一面用纸片上面带着现成的细铁丝向我胸前衣裳上拴，一面讥落地说：“给你带上邮票，这会你可以不花钱就到达目的地了。” 我一看给我拴上的纸片是火车上运行李的纸菲子。
开跋之前，又将我拴在原来那十一个人的那条大粗绳子上。就像一个挨一个的鱼串儿似的穿在一起，我是第十二个，在两旁有汉奸持枪看着。未过多久，又押来一个青年，拴在我后面，是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穿着大褂，留着一个小平头的矮个子，不像农民，纸片菲子上写的是“拐房村，小学教员，民宪” 等字样。看样子，确实像个小学教员，“民宪”是什么意思？哦，想起来了，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可能“民宪”是“民先”的误写。我又向我前面拴着的一个大高个子的人看去，菲子上写的是：“军区后勤部，采购员，赵×”。我仔细的端详，好似在哪见过。对了，是情报站的一个侦察员刘×，但他不认识我。我想再看看前面的那些都是什么人，但因穿鱼串式的拴在一起，没法活动，所以怎么也看不清楚前面那些人的菲子上写的什么。总之，只有我的菲子上最简单，只有“野八”两个字。
下午，太阳西落的时候，敌人押着很多抓来的老百姓，还有我们十三人，向北面方向出发了。是在野坡地里走的，没看见路。在走的过程中，两旁是由汉奸持枪押解的。
现在拴在一起的共有十三个人。那时敌人抓到八路一般都是用粗铁丝穿过梭子骨一个个的拴连在一起的。这回可能他们没有找到铁丝，才用粗绳子拴连的。
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黄皮子汉奸，棉袄花都破露在外面，用文明棍在肩上挑着一个抢来的小皮箱。在我们一串十三个人中，我前面那个我军后勤的采购员，讽刺这个汉奸：“你到挺能干的”。我接着说：“再怎么能干也得穿破军装”。这个汉奸说：“出来讨伐穿破的，回去就换新的”。我骂他：“你当一辈子汉奸也穿不上黄呢子（日本人和汉奸官才穿黄呢子）。”这个汉奸火了，要上前来打我，被骑在马上的日本宪兵看见了，跑着马过来，照这个汉奸头上就是一马鞭子，把他打跑了，皮箱也甩掉地上不敢捡。日本宪兵又下马来，找到这帮汉奸头头，扇了他一耳光子，骂了几句“八格亚鲁”，把汉奸都赶走了。我们两旁每边换了四个骑马的鬼子宪兵看押着。
当傍黑天时，又刮起了寒冷的西北风，开始上冻了，因我的衣服是湿的，已冻成一个硬板，长棉袍底下冻的刀子一样，一步割一下脚后跟，不能大步走，又是在田里面走，很不得劲，把两个脚后跟都割的直淌血。走过村子时，看到有的老百姓转弯时跑掉了。但我们被拴在一起，是跑不了的。
3. 逃跑计划失败
天黑了后，我们全都押进了一个村子（事后了解叫湾上村），我们和几千群众一起被赶到村子里有一高围墙的大院子里，鬼子宪兵住到了屋里，而伪军在院子里看押着我们。我们十三个人紧靠在房子门前坐在地上。这时有个汉奸官对汉奸兵说：“好好看着，不要跑了人，特别是那十三个八路，不要叫他们跑了”。小汉奸说：“跑了也不管，他们不是不让我们看吗？跑了找谁？”我一听他们有了矛盾，不大负责看管，这时心里想，不能等死，得想办法活下去，继续消灭敌人。脑子里开始向活着逃走的路上翻腾：我们被拴在一起的十三个人，是几万敌人几天来在南海地区残酷扫荡的最大的、具体的战绩表现，是抓获共产党、八路军的唯一收获，只要想法解救与自己拴在一起的这十三个人，就可给敌人这次扫荡有力的打击。今天夜里必须设法脱险，逃出去。想到这里，我开始观察周围有没有逃走的空隙，并尽量识别方向。同时计划着：第一步须弄开绳子，先混入老百姓人群中，然后再找时机逃走。
这时，敌人从被抓的老百姓中找出几个年轻人，到村里老百姓的地瓜井里去搬地瓜，用铁锨铲成一小快一小快的，拿篓子盛着，喂猪似的向人群撒，并喊着：“每人只许捡一块。” 看到谁捡了两块就用棒子打谁。我们的手是反绑着的，不能拿，可是我心想今天夜里一定要突围出去。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怕没有气力战斗。当伪军离开后，我就要求搬地瓜的：“老兄，请给我们几块地瓜。”他瞅着敌人不在眼前，就扔了几个给我们，我手不能拿,就把地瓜压在腿底下。地瓜分完后平静下来。除了在火堆跟前烤火监视的伪军外，其余的都不见了，可能都找地方睡觉去了。我们拴在一起的人因为是在鬼子睡觉的房门前，没有火堆，暗一些，跟前也没有岗哨看押，所以活动不易被发现。我就试着解绳子，因两手被绑在背后，怎样也摸不着绳子，反而弄得胳膊很痛。这时我转头对身后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说：“小弟弟，给我松松绳子吧！”我说绑的太紧了，受不了，叫他给松松。小青年没有给松绳，反而惊慌的向后缩了缩。他说：“我不敢”。我说：“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好兄弟，叫你给松松绳子你都不干，我这样受罪，你看着好受吗？”我启发着他的民族同情心。 这时我看到青年后面还有个大人在用手捅这个青年的背，并推了他一下，这个青年回头望望，大人点了一下头，看样子他们不是一般的关系，于是小青年才凑上前来，在背后给我解绳子，一面松一面小声的说：“你可不要跑了。” 又补充说：“你可不要说是我给你松开的。” 我说：“谢谢小兄弟，你放心，我不是那号人，我不会说的。” 他一边给我松绳子，并问我行不行，我两胳膊用力向外撑着，说还太紧，再松松。当他给我把绳子松开后，我两手可以拿到前面来了，便自己将绳子全解开了，并将腿下藏着的两块地瓜装到口袋内。我解脱后并没有马上逃跑，而想到的是还有十二个被绑的同志必须都解救出去，于是，我便着手一个一个的将其余十二个人的绳子都给松开了。我边松边问他们这里是什么地方？谁对此地熟悉？他们都说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如何逃法？谁也提不出一个具体意见来。我对他们说绳子不要脱下来，先背在身上，以防敌人发现，并让大家暂在原地等着，我一人去找老百姓先了解一下情况，并上前面去看看，有没有能突围的地方，再回来决定，咱们今天夜里必须突围出去。他们答应说好，一定等着我回来。
我夹杂在老百姓的队伍里，慢慢移到前面去观察，发现围墙有个缺口，可以从此缺口逃出去。但缺口有一人多高，踏着一个人的肩，就可以上去，突出围墙外了，并且离伪军的岗哨火堆也较远一些。在向回走时，忽然有一个老百姓拉了一下我的衣服，说：“你怎么也被捉来啦？” 我低头一看，面目很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叫什么名字。老乡又小声说：“你忘了吧，你领我去找过郭县长。”
“哦。”
“我叫冷德言，是戴家庄人。” 他又自我介绍说。
想起来了，是在半年前，这位老乡因被坏人欺负，到国民党政府去评了几次理都输了，弄得简直没法过下去，他就到处找我们的政府给他做主，但因游击区，抗日政府又是到处流动，秘密办公，他找了几天未找到。有一天我和一个老乡在路上正好遇上了他，他对老乡说起他的事情，并说要找民主政府，和我一起的老乡说我可以带他去，我便领他去找到了县长，经我民主政府的了解，欺负他的确实是个坏蛋，便镇压了，此后，这位冷德言（此人“文革” 时期还健在）便成为我们的赤色群众。
我就蹲下来向他询问：“大叔，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村叫湾上。”
“离哪里近？” 我又追问了一句。
“村后面是通平度城的大道，东面十五里就是古岘集据点。” 他回答了问话又接着说：“听说东方的敌人比这边的还多，我们这里是一少部分，大部分都到古岘据点去了。”
我又问他们能不能逃出去，这里的地形熟不熟？
他考虑了一下说：“跑出去怕不容易，周围都有敌人，月亮地里看的很远，你没听见外面在打枪。” 他又转换口气说：“刚才听东村的人说，身上带着钱，可向把门的黄皮子送钱，从门口放出去，我腰没带钱，你有钱可去试试。”
送钱是办不到的，伪军要的是伪币票（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和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八路军每月发二块钱的零花，还是北海币（我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现在只有想法冒险向外逃。
“大叔，现在什么时候了？月亮什么时候能落？” 这时月亮稍偏西。
他算了一下日子，说：“初八、二十三，出没半夜天，今天是腊月初七，现在还不到半夜，过半夜12点左右，月亮就落了。”
“谢谢大叔，有事再来找你。”
我便回到原来地方，将以上情况和观察的围墙缺口及我的想法，对其他的十二位说了以后，大家都同意等月亮落下后按我的计划行动。同时我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鼓励和教育：“万一缺口处逃不成，大家谁有办法谁就逃，逃一个算一个，万一逃不成被捉回来，也不能装孬种，向敌人投降，给中国人丢人，死也要死的光荣。”
其中的一个接着说：“对，谁是孬种、谁投降就先把谁揍死。”
大家都安静下来，坐着与月亮靠时间。他们感觉月亮的移动与平时大不一样，太慢了，最好能有一个长杆子将它拨下去，或能用一个包袱把它遮起来？儿童时候看过的封神演义和西游记，本来早已忘掉，这时不知怎的，那些神话人物都钻到我的脑子里来了。正在闭着眼在幻想中，忽然听到旁边传来求饶的呼声：
“老总，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
正碰上汉奸在打一个老头，我听出来了，是那个老头听不懂他的话，没有弄来草把他前面的火烧旺起来。我看到此情形，忽然灵机一动，何不趁这个机会去把我的湿衣服烤干，逃走时，能轻快一些。对！我决定了后，便对其他同志说：“你们先在这等着我，我去去就来。”我就走到那个汉奸跟前说我去拿草，他不让我去，我就到刚才挨打的老头跟前对他说：“老大爷，你去给拿草去，让我给弄火。”
老头很高兴的连连说：“好、好、好。” 就搬草去了。
我把火烧得旺了起来，这个汉奸烤得很恣，我便在火这边乘机烤着湿衣服，前身都烤干了，又转身烤背面。忽听“叭”的一枪，一看，旁边的一个伪军正朝着我原来打算逃走的那个缺口开了一枪，并且还有两个人在继续向上爬。“叭”又是一枪。这时我才发现月亮落下了，急忙走回来一看，不但被捕的同伴一个没有了，而且连周围的老百姓（可能是怕受连累之故）也走开一些，原先我们坐的那个地方空出了很大的一块地方。我心里想，可能是因为我烤衣服回来的太晚了，他们等不急了，或可能认为我不回来了，而都各自逃去了。于是我也不敢在原地方了，就急于转身向围墙那边钻去。抬头一看，糟了，敌人发现有人从围墙缺口逃出去了，便在那里又生起一堆火，在那里放了一个岗哨。其它地方的墙却都很高，一个人是爬不上去的，原来商量好一起逃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了，怎么办呢？后来我又去找到那个姓冷的老乡，就动员他和我一起从围墙上逃走，我告诉他我腰里藏有一条绳子（绑我的一段绳子），先有一个踏着肩上去，再用绳子把下面的一个拉上去。他不愿意，他说：“外面也有敌人，你听，敌人还在不断的打枪，你年青可跑，我老了跑不动了。” 他不同意我的逃走办法。
“难道就等着叫敌人把我们运走吗？” 我说道。
他望了望我，说：“你能想办法，有本事就快走吧，你不是当地人，口音不对。”
“你呢？”我反问了他一句。
“我不要紧，等到了古岘，知道是老百姓就放了，他们要这样的老百姓干什么，再说，古岘有熟人，花两个钱就回来了。” 他存有幻想的说。
我只得自己想办法试试看，我想先能逃出这个圈子再说。我慢慢的趁敌人在火堆旁烤火之机，向两个火堆的中间走去，想溜出去。
“站住！”我被敌人发现了，一个伪军持枪走过来，凶凶的问：“你干什么？”
“我去拉屎。”
“就在这里拉。” 伪军叫我就地大便，他退了几步看着我。
我本以大便来应付询问，并没有屎可拉，如何能便出来？正逼着想办法，忘了时间，敌人走到我面前，朝我头上就踢了一脚，把我踢了个仰马叉。我起来后，他又在我背上打了一刺刀，把我赶回人群里去。
第二次想装着出去搬草，也被堵回来，因为搬草的只要老头子，不让年轻人出去。就这样磨蹭了一宿，天快亮了，这可怎么办？我无法，又回到姓冷的老乡那里去。我对他说：“看样子今夜是逃不出去了，天快明了，你有什么办法？” 我请教他。
“不要怕，咱俩在一起，到古岘我托熟人想想法看。” 他安慰我说。
他的话虽然带有幻想，也只好暂作依靠，总比一个熟人没有要好的多。
“有人问你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说话，先由我来说。你叫我大哥，不要叫我老大爷，你就当是我从外地顾来的泥汉。”
我答应着：“好好。”
他又端详了我一会，说：“能不能再找一块地瓜？”
我说：“我口袋里有两块，你吃吧。” 我以为他饿了，就从口袋里掏出地瓜来。
他笑着说：“不是我吃，有地瓜可以把你的脸和手装扮一下。”
哦，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在家里晒瓜干时，地瓜水摸到脸上和手上，可使皮肤变黑、裂口。我将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地瓜嚼烂，抹在脸上和手上，待了一会，用棉袍下摆擦了擦，将脸上的血迹擦干净了。
“老弟，这回就不要紧了，你的模样全变了，脸变成黑的，头发、眼眉都变成黃的了。” 他高兴的说，我也高兴起来。
现在剩下衣服和鞋还有点不像，我就提议我们俩把鞋换了过来，因为，我穿的是皮底鞋，当地老百姓穿纳底鞋，不穿皮底鞋。而后，他就把他身上穿的白孝服褂子、白帽子、白鞋等全套白孝服换给我化了装，因他母亲刚去世不久，他正在带孝。敌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不讲迷信的，八路的工作人员是不穿白孝服的。
天亮后，我向周围看，认出了好几个区委和农会的同志，夹杂在群众里面，并有王家庄的村长和王家埠的民兵。我就移到他们跟前去了解情况，他们都认不出我了，我一说话，他们才听出来是我，都说我化装的很好，简直变了样。我便回到冷德言身边，对他说：“那边有王家庄附近很多的熟人，咱们到他们那里去吧，熟人多办法总是多的。” 他跟我一起过去了。
当鬼子宪兵睡足了觉，从屋里出来要提人过堂，一看抓来的八路一个也没有了，“哇啦、哇啦，八格牙路”的叫骂，朝着一个警备队长“咣、咣”、“扑嗤、扑嗤”的手打脚踢一齐交加，耳刮子打的非常清脆响亮。
不一会儿，便来了百十个汉奸，端着枪，“奶奶的，小舅子”的直骂，骂谁不明确，并到老百姓里面去找谁是八路，口里还不断的喊着八路快出来！二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八路也没找出来，四、五个鬼子正在那里“八格牙路”的直骂。
鬼子几万大军几天来的辛苦所得到的唯一战绩，是抓了十三个共产党（即他们所说的“大物”——日语中“大猎物，大人物”的意思），他们就以这十三个人的成绩，作为向他们的上司报捷的依据，来获得天皇陛下记功的资本，而这唯一的战功、仅有的荣誉全飞了，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他们头一天就迫不及待的用发报机向上司报了功，这又如何交差呢？如何能不发疯，又如何能善罢甘休呢？
“有一个八路脸上被砍了一刀，有个口子，把脸都仰起来。” 挨耳刮子的队长叫喊着。汉奸们一齐呐喊：“仰起脸来，仰起脸来！” 十几分钟过去了，没有。
这时又一个汉奸喊：“把帽子都摘下来，有个留小平头的”。
老百姓都把帽子摘了下来。
“这里，这里”一个汉奸喊着，结果不大一会就抓到一个留小平头的，紧接着一群汉奸围着他用棍子把他打倒在地，头破血流。有一个汉奸吆喝：“不要打死他，还要叫他认出那些人来。”这才把他绑起来，拴着叫他在人群里认人。我一看正是原来拴在我后面的那个拐房村的小学教员。
“还有一个掉在水里的，看哪一个衣服是湿的。” 一个汉奸又喊了起来。我一听，便知道是指我说的，虽然衣服已经烤干了，也与别人换了衣裳，但我的手还是赶紧的摸了摸衣服还湿不湿。
“还有一个戴礼帽的大个子。”又过去了十几分钟。
汉奸用棍子打着群众，让八个一行、八个一行的坐整齐，好来往的挨个的认人。
将近八点，认人时又抓了三个人，这四个人里面共抓起来两个留小平头的，四个人都被打的头破血流，惨不忍睹。我看了一下，除第一个小学教员外，其他三人都不是原来十三人中的人。
开拔的时间到了。
半晌午时，押着所有人到了古岘据点，全部赶到日本鬼子据点的围子里面，又叫四个一行行的坐好继续认八路。
四个一行的时候，我们一起的老乡，他们让我坐在中间，并嘱咐我：一不准害怕，二不准我说话，有事他们出来对付。
当敌人牵着在湾上村抓的所谓四个八路来回认人时，那三个不是头一天的，不认识，所以我没有表示害怕，唯有那个小学教员过来时，因我给他解过绳子认识，怕他认出我来，我即将脸朝旁边转，引起了汉奸怀疑，将我踢了起来说：“他是八路，他害怕。” 并问那个小学教员：“他是不是？”我心里说：“你千万不要说是。”
那个小学教员说：“他不是八路，八路不迷信，没有戴孝的。”
把我放过去了。我身边的王村长和冷德言等三位群众埋怨我说：“不叫你害怕，你转脸干什么？再不要害怕了。” 我口里答应，而心里很是难过，他们不了解这个人认识我，我也不能实话告诉他们，怕引起他们也怕起来。
不大一会工夫又抓了几个人，又用绳子牵着，再让他们来回认人。这些人中我又认出头一天的十三个人中的一个。当他走到我跟前时，我又避开脸怕他认出来，一个鬼子又把我踢了起来，汉奸叫他认，他说：“他不是八路，八路不穿他那样的鞋。”鬼子和汉奸都看了看我的鞋，走开了。这又受了三位群众的埋怨。
我心里认为：“他们可能确因我化了妆的缘故，认不出来，或已经认出我是给他们解开绳子并商量如何逃脱的，而不肯出卖我，故而以衣服、鞋子等借口，把敌人搪塞过去？”
敌人为了一定要将夜里逃的十三个八路抓出来，一直快到下午两点钟，敌人最终抓够了十三个人的数，绑在一起，才算认八路结束。我看了一下，其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原来的十三个当中的人，其余的都不是。
我自认为应该高兴，为脱险的同志而喜悦，为破坏了敌人唯一的战绩而骄傲。我心理在想：“你们虽然捉了十一个无辜的顶替者，但你们这愚蠢的野兽，也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有丝毫收获。” 对无辜的顶替者寄以同情，对两位同志表示敬佩，向敌人投以蔑视。
当敌人在这些被拴绑在一起的十三个假八路的两旁，外层排上8个骑兵，内层又排上20个持着上了刺刀的步兵，保护着他们这最大的战果，向据点大门外走去。
4. 押解路上的惨杀
下午，敌人把抓来的上千人押解着出了古岘，顺大路向东。押解的路上，是群众在中间排成行，队伍很长，像流水一样向前走，两旁汉奸不敢靠近，都相隔十余米持枪而行监视着，再外层每隔四、五十步即有一个日本鬼子，再外层就是骑马的日本宪兵来回视察。
这时老百姓的面色更加阴沉、苦闷，因为他们先前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鬼子只抓八路，到古岘后弄清不是八路就可放出来，现在看不是这样，不对头了，正在嘀咕着“这要到那里去呢？”谁也答不上来，只得闷头跟着走。
前面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离开了行列，站在路边，两手捂着小肚子，哈着腰，在喊叫肚子痛，不知是急性肠炎，还是因为两天没吃饭饿的。汉奸用枪托打他，逼他快走，他尖叫着倒在地上乱滚，凶暴的汉奸又狠狠的向他肚子上踢了几脚，孩子惨叫了一声，直挺挺的躺在那里，不再叫了，也不动了。不知这个没有人性的汉奸不放心呢，还是不舍气，又踢了两脚，看了一下，认为死了才走开。看到此情景，老百姓都对那个汉奸怒目而视，口里小声的骂着“没有天良的汉奸、黄狗，不得好死”。
又走了几里路，忽然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白发苍苍、胡须达胸，光脚穿着毡靴，手还提着裤子，走不动了，跪在路边叩头，求一个伪军放他回去，哀求着说：“老总，你放了我吧！八十多岁行将就木了，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