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界首县地处豫皖交界的一个小集镇，交通便利，有辖毂要冲之称。1928年，这里驻着由西北军分化出来的国民党部队暂编一师，师长肖之楚。当年，我党皖北特委曾派人在这个部队里做兵运工作。
现在要搞清皖北这段历史，就要搞清驻守界首的肖之楚部队的情况，肖部一般来说不算太坏，他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具有西北军的作风，艰苦朴素，军人都是贫苦农民，坚持下操练武，翻杠子、耍大刀片。其装备也不差，他们的战士都有“三大件”长枪、大刀、手枪，打起仗来很勇敢。肖部的纪律也是比较好的，也不象那乱七八糟的土匪。肖师长很恨土匪。在界首有肖师长杀“黄团”故事。据说，肖师长有一次，一夜之间把几百土匪杀完了。当然杀完了也是不对的。因为采取杀不是办法，重要的问题是改造，改造好了还有用的。总之，肖之楚这个师因多年受冯玉祥将军的薰陶还是不坏的，属于一般爱国者。
肖之楚感到在政治上没出路。所以于1927年在豫东于奉系作战失利之后，回西北军，怕受惩处，才编为第五路军。方振武这个人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1925年后参加了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第五军，方任军长，1927年后，还是革命的，属第二集团军，冯玉祥是第一军，第二军是胡景翼，第三军是孙岳，第四军是东北军郭松龄部，随即失败。第五军是方振武，后来胡景翼死了，由岳维峻接替，而岳被蒋介石所收买，在大别山一带发动剿共战争，结果被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消灭了。第五军的方振武一直是很革命的，1929年前后，方曾任过安徽省长。后来方的部队有个余亚农，曾率5000余人编为游击队，反对蒋介石，结果也归于失败。但余亚农从此成为进步人物，一直到他逝世为止。1933年方振武参加了国共两党所共同组织的同盟军，跟冯玉祥一起在张家口作战，但他们最后的战略错了，在军事不利的情况下，于1933年秋攻打国民党部队防御强的北平，结果失败，方本人后与吉鸿昌一起跑到天津。吉鸿昌在我党内有职务，继续在天津参加革命，后被蒋介石捕获，杀害于北平。方振武则跑到香港。方振武的部队在张家口抗日时，原有两个师长都是进步的，早年曾有一个师，师长叫张兆峰，他的整个师都是为我们秘密共产党所掌握。在湖北、河南等地呆了很长时间，张兆峰后来因参加冀西的暴动英勇牺牲了。他的坟墓就在邯郸烈士墓内。
总之，方振武部队还是进步的，里面有我们党多年工作的基础，共产党员郝权平（曾在南阳工作过）就是做方振武工作的。可惜方振武作战最后失败了，如不然的话，这个人是会起历史作用的。所以，我们对方振武这人，应该在政治上予以肯定。他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但是他相信共产党，对共产党是够朋友的，对蒋介石他是坚决反对的。当然这个人在一定时期也可能为蒋介石一时利用过，而蒋介石却不相信他，只给他一任安徽省长，就能说明问题。不久这个省长也被陈调元所代替。陈调元何许人也？他是皖系军阀柏文蔚三十三军的人，北伐军来后，他响应北伐军，才变成蒋介石的新军阀。1929年以后，安徽就变为陈调元统治啦。从以上这些情形可以说明肖之楚想投顺方振武的前因后果。
（二）
现在再谈一下1928年在界首执行暴动任务的一些情况。
1928年，皖“四•九”暴动前夕，我正在在阜阳北行流集与高原同志一起作农民运动，忽有一同志送来封一信，我一看才知道是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要我赶快去界首集，发动当地驻军肖之楚部实行兵变，拉出队伍响应阜阳暴动。当时肖部内有一个年轻的支部书记，名字叫李宣，很年轻，只有十八、九岁，特委给我的关系信指示，是去找政治部主任王铸九，不是去李宣的。原因或许他太年轻。可是王铸九刚入党，已当作党员看待了，虽然为他还未最后批准。现在，你们应该查找到这个年轻的支部书记。如果他还活着更好，如果死了，应该找到其家属，弄清哪里人，在哪里入党的？当时有哪些党员，这样就可能把问题弄得更清楚一些。
有肖部内，从我个人来说，还有另一个关系，就是王汝楫同志，他是跟我们一起在1927年秋由武汉中央军委派来到高桂滋部作地下工作的王汝楫，回族，张家口西柴沟堡人，北京中国大学毕业生，英文很好，1926年入党。原先在冯玉祥部下孙良诚部，在宣侠父同志领导下作政治员。后来冯玉祥在参加蒋介石的“徐州会议”后也反共了，结果我们在西北军的共产党员，都曾被集中在开封进行审查。一下清出宣侠父、刘志丹、蒋听松、曾晓渊，刘贯一、王汝楫，丁宝铨等32位同志。这三十二人中，我年龄最小。为什么要清我我呢？因为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牺牲在北京，经党批准我写了一篇“悼念李大钊同志”的文章。冯部的人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在上述32人中，于7月17日被所谓“驱逐出境”到达武汉找党中央。当时党央把我们作三部分处理：一部分会军事的，到九江、南昌，参加“八一”暴动去了。一部分到苏联留学，这原是有我的，后来叫我到湖北省委当政治交通。当时党央最相信政治交通，因为我社会关系少，单纯可靠，对党忠诚。当政治交通要送信，要接触负责同志，这要绝对秘密。我第二次在汉口时任同样工作就曾给贺龙同志送过信。因此到苏联留学未去成。第三部分就是分到各省闹革命。刘志丹就是回到陕西后又回到陕北，宣侠父回到浙江省诸暨，分别进行革命活动的。
1927年秋，在武汉的汪精卫叛变与蒋介石合流后，中央军委派曾晓渊带队，带领我们30多位同志来到皖北。曾晓渊原是我的顶头上司，在西北军时，曾晓渊是总政治部宣传处的科长，我是宣传处的科员，也是干事，当时冯玉祥实行三等十二级，设有准将，准校、准尉、干事也是准校黄花四个码，其实我那时很年轻，就是准校了。来皖北的就有王汝楫和王世英，党把我们分到高桂滋部的邢兆堂第六师工作。我是第一团政治指导员，王汝楫是第三团政治指导员，高桂滋部队被蒋介石派人清党后，魏野畴又派王汝楫到界首，做四十四师肖之楚部队的兵运工作。当时魏给他什么职位，以什么名义派来的，这事要弄清楚。这位同志的职位是不会小的，因为他资格老，也能干，善做政治工作。到界首后，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兵运工作一定很有成绩，可以说王汝楫是暂编一师我党工作的开辟者。
1928年4月上旬，我来到界首就找王汝楫，可惜我到界首没找到王汝楫同志，因他出差去沈丘了。我跟王是熟人。这样只得找王铸九同志，第二天经王铸九找到李宣，这位青年是党支部书记，经他布置开了个支部扩大会，或叫作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商定了行动计划，决定了行动方向，准备于次日拂晓拉出我党掌握的力量约30余人，去阜阳参加暴动，并制定了标语口号：“热烈庆祝皖北苏维埃政府成立！”、“皖北工农兵大暴动胜利万岁！”、“打倒叛变革命的新军阀！”规定了联络暗号，即以点火为号。
谁知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当天晚上，参加阜阳暴动的姜纯孝来说，阜阳四•九暴动已经失败了。这时肖之楚也知道了这一消息。他派人把我和王铸九传到师部，肖正在床上抽大烟，身子都没起来，使用训斥的口气说：“你（指王铸九）干得好事！你一个人干还不够，又请来一个！”不容分说便派人把我俩人关押起来。街上立即戒严，真是风声鹤唳，紧张非常呀！我们二人在政治部完全失去了自由，整夜都被监视着。次日天刚亮，一排武装把我俩押出西门。我们以为是枪决的，其实是押送我俩去界首以西河南省境内纸店一个团部内。因团长和王铸九熟，还招待我们吃早饭，饭后宣布说“师长念惜你们年轻，将父们驱逐出境，不要再回来了，不然要军法从事”。
我二人离开团部，踏上征途，商量着今后怎么办？王铸九让我到他家河南省舞阳县去。我说，到你家不好找党，还是北上亳州找党组织去。他说，我这一辈子是再不想干革命了，这次几乎丢掉性命，但今后决不反党。我说，这不是办法，还上北上亳州找党组织为好。因王世英、蒋听松说在亳州。无论怎样劝说，王铸九都不愿意去了。没办法，我二人只好“分道扬镳”了。我们在纸店西头分别雇个小车，他往西，我往北，各奔前程。从此王铸九离开了革命。不过，他始终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没有反共。解放后我们在北京相遇，方知他竟成了齐白石的高足，从事绘画，成为知名画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病去世。他的家属现在仍居住在北京。
1928年皖北四•九革命暴动虽然失败。但它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在中原大地重新燃烧起来。
这就是1928年皖北四•九暴动在界首的一段波澜，虽然整个皖北暴动同归没落了，但它对皖北，乃至整个安徽革命都有着重要意义。这段革命历史应构成界首革命的端倪之一，而载入党的史册，写下革命的光辉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