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在涡河以北的抗日根据地节节进逼，掀起了反共逆流。在这种情况下，豫皖苏区党委号召党员在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我奉命到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各类杂牌部队盘据的鹿邑地区工作。
当时，我们的可靠友军魏凤楼部还是属于国民党第一战区的游击纵队，驻扎在鹿邑西南部和沈邱交界的地方。在魏部有一个完全由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工作团，约20多人，全是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党员，团长是姜林东同志。区党委要我去找他，在工作团中存身。10月间，我向他传达了区党委的意见，由我、姜林东和林源三同志组成县委会，姜林东任书记。此时，魏部受第一战区调遣到洛阳附近，我们随部队行军到纸店，部队西去，工作团留了下来。姜林东到涡北根据地向区党委请示，上级指示，全体同志都调回去，留下我坚持工作。
创造条件，谋取公开职业
我没有公开职业、社会地位，又是外省人，语音不对，在这样一个政治情况极其复杂的地区，坚持“垦荒”建党，无疑是相当困难。
县委商谈，为我坚持下去创造一些必要条件：第一，工作团原有一匹马，在纸店，我们找经纪人转卖出去，除了一些开支外，给我留下法币20元。第二，姜林东同志给我一张党员同志的名单，这些同志都住在距鹿邑城不远的敌伪区。我可在他们的掩护下定居下来，开展工作。第三，我与这些同志素不相识，仅凭姜林东同志介绍，在他们哪一家住下来，都不大容易。为此，姜林东和林源又给我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鹿邑朱凯店去找一个同情革命的非党人士傅融芝，他和林源同志是朋友，魏凤楼任鹿邑县长时，林源和他同在一个区里工作。傅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个小绅士，谋求存身与公开职业比较容易。
我带着姜林东的介绍信，依照名单和地址，去找这些党员，距鹿邑最近的党员是两个贫农，在县城西南三四里。他们待我非常热忱，安置到草窝棚里，共同盖破棉絮抵足而谈，口口声声说：“你们的同志好，真好，是穷人的同志。”“你们的部队在这里，我们在3名。现在不行，日本转子，保甲长多厉害，暂且不在了，你们回来再在。”拂晓，他们把我叫醒，送到村口，指着那所砖房说：“保甲长大马头，你同志怪声怪气的别来了，我们腰杆子软，顶不住。”根据他的思想状况，我以后没有再去。
我又到距县城约20里的一个村子，找到另一个党员，他是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曾在魏凤楼部队当过学兵。我就以魏凤楼部队下来跑生意的名义去找他，他父亲是算命瞎子。这位年轻同志天真单纯，愿意到涡北根据地学习，我答应送他到随营学校去。他父亲认为我是不干事（即做官吃粮的意思）的买卖人，接受了我的礼物，招待我食宿。可是，当我第二次前往，准备把这位青年带走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他父亲态度大变，推推搡搡地把我赶了出来，时已天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摸黑走了几里路，在一个过路小店住了一夜。
第四个党员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汉奸政权乡公所任乡丁中队长。他用洒肉热情接待我，相互交谈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义气话，他多次向我提出诚恳的要求：“这年头混事要凭资格，名牌大学我没有份，好不好去进你们的抗大。”我考虑他进抗大的动机实在太离奇，以后就不再讨扰他的酒饭了。
在鹿邑城南约20余里的刘大庄有两个同志，也是有一定文化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个是地主的儿子刘庆鼎，新四军在这里休整准备东进时，彭雪枫司令部就设在他家里。当我找到他们时，频频地询问新四军在涡北的战斗情况，问新四军在庄上驻扎时和他们熟识来往的朋友。我希望他们能找一个小学教师之类的工作做，便于联系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当我提出要在他们那里定居存身时，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在敌伪区既然隐蔽不下来，于是我便带着林源同志的介绍信，到朱凯店去找傅融芝。这里恰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界，傅融芝在地方上算是一个小绅士，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对他也公开了我的身份，谈到工作，他介绍我到镇上一个半私塾式的小学校教书，学生不过60多人，已有两个老先生执教，校长王子寿，教员傅光廷。凭着傅融芝的面子，把我塞了进去。我个人包班，把腿拴住了，不能跑工作。因此，不过二三个月，我就辞职了。
傅融芝又介绍我到朱凯店南太和境傅集的乡公所完全小学去教书，每月有10多元的收入，除了个人伙食，还有必要的零用。可是不过二、三个月，集上来了国民党军，有一个参谋到乡公所探询我的来历，副乡长段培初叫我离开，于是这个安身之处便不得不放弃了。
这时，我想起了光武庙东南谷庄的谷老鸿（谷鸿亮），他原是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教导队的军事教官，该军接受安徽省政府改编以后，教导队撤到涡北根据地去，谷老鸿为负担家庭生活，没有去，回到家中跑生意。我去找他，并和他一起去找王文成同志。他们二人是原西北军的同事，王文成曾到陕北抗大学习，在魏凤楼友军工作过，可能是西安事变前的党员。我在他家住了一些天，商量着找到一个堪供食宿的安身之处，仍然不得解决。而且，王文成家在界首东南王老庄，（可能隶属临泉，是否叫王老庄，记不清了），距离我的工作地区也太远了，隐蔽工作无望，我便于1939年冬或1940年初，回到涡北根据地，向区党委汇报，并请求调离。领导上考虑工作需要，仍要我坚持下去。
回去怎么办?有人告诉我：梁兴华同志（原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教导队同学）在联合中学学习，是太和北双庙集人。我便去找他，因他学习心切及家庭生活困难，不愿和我一同回去，但为我介绍了地下党员王绍舜和王凤保同志，他假都是在涡北根据地学习时入党，因病暂且回家休养的。
王绍舜是太和双庙集人，他家有20来亩地，比较富裕，他是涡北联合中学的学生，又是党员，适于我寄住下来。但是连年遭黄水淹没和苛捐杂税的压榨，维持一家数口人的生活，甚难温饱。门口原开一杂货商店，资金抽光，也早已关闭了。事实上，依赖他家供给我生活所需及工作费用，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朱凯店的时候，听说秋渠集驻有天水行营的特派员葛佩琦，他经常到日寇盘踞的归德策动伪军反正，为程潜拉部队，以行商名义来来往往赚了不少钱。葛佩琦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曾积极参加“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我和他一直在一起做抗日工作。1938年下半年，我离开宋克斌专员公署转移到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时，才和他分开，我了解他对党是同情的，考虑好久，毅然去找他募捐，说明是为了党的工作，而没有暴露工作地点，他慨然捐助我200元法币。我用这200元法币投资在王绍舜家的小店里，由武俊士同志经营管理，开起小杂货铺来，后来又一度兼营粮坊子。我一切所需均取之于小店，王绍舜家及食不裹腹的武俊士家也有借助，他们待我完全如同家人亲属一样。从此，我的生活稳定了，更专心致志于党的秘密工作。
以双庙为中心建党组织太鹿工委
我来到双庙之前，在朱凯店先后发展傅融芝、傅鸿藻入党。我和他们二人组成小组，宣传党的政策，进行党的教育，计划着如何开展工作。傅鸿藻的父亲傅俊纪是一个有道德的老人，讲交情，他和集镇上及附近的红枪会大小头目都时常来往，并介绍我认识了几个头目。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因为他年纪老了，我没有发展他入党，此外，由傅融芝介绍，还发展一个不足20岁的青年，我介绍他到涡北根据地学习，大概是走到亳县敌伪区一个集镇上，听说枪毙了一个新四军探子，他害怕，不敢去了。不久，他的一个亲戚带他到国统区读书去了。
在双庙住下来以后，我便以双庙为中心，开展了建党工作。这里天天来往的都是贫苦青年农民和小商贩，同他们除了谈打倒日寇争取民族解放外，侧重谈国民党和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地痞土棍的欺压敲榨，很快就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先后发展了12人入党，连同王绍舜、王风保，共14名党员，除王风保是老王寨人，其余都是双庙人。王绍舜、武俊士和我组成支部一我任书记。王凤保在老王寨附近还发展了两名党员。
我在傅集完小教书期间，经常和进步教师、年长学生座谈，给他们看《拂晓报》和《论共产党员修养》，以及进步书籍。发展段兴荣入党，组成党小组，另二人我忘记了。我离开傅集以后，曾把《拂晓报》、党内文件和一些进步书籍，交给段兴荣同志保存，并经常到他们那里联系工作。
我找到谷老洪（谷鸿亮），不久就发展他入了党，通过他确定了建党的据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淝河口和王楼两个地方。王楼在朱凯店西北，已经是敌伪统治区了。谷老洪和这里的王体生一起跑生意，我到他家去过几次，由谷老洪介绍，吸收他入党，他和谷老洪一起，经常以粮食小贩为掩护，到双庙找我们汇报工作。
当我们抗日人民自卫军教导队驻扎在淝河口的时候，有一次，我从涡北汇报工作回来，患严重湿疹，经淝河口以北遇见了一个青年铁匠，他把我接到家中，休养三天。我和谷老洪曾备礼物去感谢他。通过谷老洪的介绍，又认识了两个四五十岁的农民，他们佩服我们教导队，仰望像教导队这样的新四军赶快回来。他们还愿把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交给我，送涡北去学习。因为他俩的一生活相当富裕，是虔诚的佛教徒，我没有发展他俩入党。
1940年秋，我到涡北根据地向区党委汇报，周季方同志接见了我，颇嘉勉，确定由我、王凤保和王绍舜组成中共太北鹿邑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在太鹿工委之下，除存双庙党支部外，在朱凯店、段老庄(傅集附近)的党小组，因为人数少，没有升为支部，至于王楼的王体生同志，则由谷老洪个别联系。
谷老洪同志跑生意，经常往返归德和界首之间，我是外乡人，在他的帮助和掩护下，和他一起跑工作。但由于他的居址不定，定时开会保证不住，没有参加到工委中来。
栉风沐雨，开展党的工作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我们党的工作转入地下活动。我们这里的党员几乎都是贫苦农民和小商贩，不能和当地的所谓上层人物交往，从事合法斗争，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首先是积蓄力量，加强教育。其次是联系群众，和群众和衷共济，相互帮助。每一个同志都要结识一个知心朋友，从中选取发展对象。段兴荣同志接受我的建议，在傅集乡公所补了一名乡丁，和乡丁中的好几个人结拜为患难弟兄。谷老洪同志除联系上面提到的建党据点外，还联系一些对党对新四军同情、有好感的人。
党员同志们经过努力工作，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之后，便开始从事一些保护群众利益的零星斗争。在双庙征收学田粮及其他摊派，向保长说理抗争，迫使摊派额打些折扣。反对按户分担，实行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无钱不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范兴亮同志在街上出小摊，一个乡丁拿起纸烟，扬长而去，范据理索值，那个家伙竞打他的耳光，几个党员同志立即号召群众，把这个坏蛋围拢起来，揍了一顿，收回纸烟。自此，一些流氓兵痞不敢为所欲为了。
谷老洪跑生意行经敌伪驻军岗哨，常会遇到检查留难，必得塞腰包，施贿赂，方得通过。我和谷老洪计议，团结十来人结帮成队，一人遭难，大家抵挡。遇到岗哨勒索，大家七嘴八舌，拉他去找“长官”说理，就安然通过了。有时遇到伪装官兵的匪徒拦路劫抢，大家追问他们的部队番号、地址和身份证明，他们无所施展便作鸟兽散了。谷老洪结识了不少深恨日寇国顽而同情革命的朋友。
还有一项花了相当力气的工作是争取掌握武装，在傅集乡段兴荣处，以拜把的方式团结了一些人，我们想把这些乡丁逐渐变成党可以号召起来的武装力量。傅融芝和傅鸿藻都建议，给红枪会封官许愿，拉出一部分武装，然后多派干部，掌握到我们手中。红枪会基本上是地主武装，我便把葛佩琦天水行营的招牌打起来了，我曾为此找过葛佩琦，和他商量是否可以弄到天水行营的委任名义，他也同意。后来由于党的上级领导转移到路东，葛佩琦又离开了，我们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还有一次，是汉奸张岚峰部下的一个师长率部反正，拉到鹿邑南部国统区来。这位师长新从国外军事学校毕业，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住到山西晋祠，谷老洪是卫队连长，冯玉祥把他派到卫队连实习，他和谷老洪同志天天在一起，有较浓的友谊。我们便过界首集到王老庄找王文成同志商量，决定去见那个师长，要求给谷老洪一个名义，以联络散处在这一带的旧西北军人，编充他们的部队。那个师长答应了，并给了几十元的必需费用。可是不几天，当王文成同志在河南，谷老洪同志在河北（指沙河）正在联络奔走的时候，这个师长接到一战区的命令，调走了，我们的计划夭折了。
我这两年多的时间，生活是够苦的。我经常穿行于国统区和敌伪区之间，每经过驻军岗哨，虽然早就胸有成竹地准备着一套对付的言辞，然而内心还是惴惴不安。我明明知道这些岗哨密切注意的是畈运货物的行商，借机发一点外财。对于我这个单身汉是无所谓的，还是“宁肯绕几里远，不闯万一关”。特别是通过国民党顽军对我根据地设置的封锁线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区党委处报告工作回来，匪军和我军沿涡河对垒，形势非常紧张，再走六七里就要到达封锁线，突然听到一声吆喝“站住，不许动！”从树丛里钻出两个人来，手枪对着我，搜查全身空无一物，就把我带到他们的住处审问，我前言不搭后语。不久，我看到他们的书桌上，摆的都是进步书籍，也有《拂晓报》，心里猜想：“别是大水淹了龙王庙吧?”原来，他们是我军便衣侦察小组，他们告诉我，“这边的渡口都不通了，我们设法送你过河。”
这里是黄泛区，暑天在积水没膝的豆田里艰难地行走着，死鱼漂浮水面腥臭难闻，闷热难受。冬季，黄水退去，到处布满沟壑壑，有的可以一跃而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沟河，没有桥粱通道，就得涉水而行，冰水浸透骨髓。我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进行工作的。
失掉上级领导，保存革命力量
1941年初，新四军受国民党顽匪的进攻撤到津浦路以东去了。我们失去了党的领导。深思熟虑之后，我们决定冒险前往，看一看是否能追得上，于是我和王绍舜同志出发了，走到涡河南岸附近的一个村庄上，那里我们地下党的同志，没有来得及退走。他们告诉我涡河沿岸敌人把守得非常严密，永城根据地有些未能退走的地方医务工作同志，遭受到逮捕和屠杀。我们只得回到双庙，依靠小店经商，艰难维持生活。党的工作，则侧重党内学习和教育。在双庙，我经常向同志们谈中国革命运动史，零零碎碎地谈社会发展史，北平学生运动等。也曾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成语，联系共产党员的品质，加以讲解讨论。对谷老洪、傅融芝、傅鸿藻等，以经商、探亲、访友的名义保持着联系。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兵痞流氓的斗争，暂时放松了一些。
1941年4月间，鹿邑日寇出动扫荡，经由李兴集等地来到双庙，我们的小杂货店遭日寇抢掠。日寇走后收拾劫后残余，勉强维持。伪军袁天柱反正，在双庙及附近村庄驻扎，扰民害民，日伪军追讨袁部，在双庙隔茨河战斗，小商店又经抢劫，难以收拾了。每当敌伪日寇，国顽匪军来到双庙，同志们都是把我隐藏到粱兴汉同志的木船上。有一次，袁天柱士兵抓船运输，我就躲在船舱里，同志们都为我提心吊胆。由于伪杂部队不时到这里骚扰，大家都认为我在这里不安全。夏末秋初，来了特大黄水，房屋倒塌，居民都搬到寨墙上搭窝棚暂住，我随王绍舜同志家人住到一个窝棚里，感到非常不便。而且，小店已无恢复的可能，王绍舜家存粮，计日而食，迫不得已，我只得离开，到临泉滑集中学教书。党的工作，由王绍舜、王凤保、武俊士等同志承担起来。
1946年底，区党委任命徐子佩为鹿（邑）亳（州）太（和）县长，辖原亳县的英武、鹿邑的白马和太和的李兴三个区，任命梁兴华为李兴区区长。梁兴华为搞好开辟新区的工作，首先到双庙，找地下党员王绍舜、武俊士等同志，又和鹿邑县的傅融芝、傅鸿藻等同志取得联系，传达了抗战胜利后的革命新形式。1947年春，建立李兴区，梁兴华同志以双庙党员同志为基础，不到一个月就组织了60多人的武装。王凤保搜集敌情时，不幸被敌人发觉，在太和的胡集西边被害。
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由于同志们的积极工作，队伍日益壮大，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太和县全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