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9年在项城南屯经司峻、刘振海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8月，中共沈邱县委调我到界首工作，1941年5月又调我回项城开辟新区。我在界首做了10个月党的工作。
那时，界首党的工作，属于沈邱县委领导，沈邱县委书记和许多同志就住在界首，县委机关设在自己筹办的“益友商店”内，店在界首中山街，距国民党界首警备司令部不远。在县委机关——益友商店内工作的有5人：丁兆一任县委书记，董连杰（董种珊）负责界首上层统战工作，掌握敌顽情况，他俩的掩护职业是商店经理；我是政治交通，不断去太和与宋英等同志联系，掩护职业是会计；王子超负责接待通讯看大门，掩护职业是店员；另有一名非党人士苏玉山，具体开展本店的商业活动，但他并不知道县委机关的存在。
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界首军警林立，特务横行，情况极为复杂。为了保护县委机关的安全，“益友”的外围还设立两个联络点：一个在豫隆商行，由共产党员程兰谷负责；一个在大丁营，由共产党员丁国典负责。如有人来界首联系，需先到大丁营或“豫隆”联系，经组织审查后方能引进“益友”与县委负责同志见面。还有一个“文化村”联络点，由共产党员马建中负责，但因这个点来往人杂，不易保密又撤消了。为了更好地掩护“益友”，了解敌情，经县委研究决定并报上级党委批准，通过统一战线和私人关系，让共产党员马建中和刘顺德分别打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马任副官，刘任警长。二人做了大量工作，一是了解了很多情报报给县委，帮助党组织掌握动向，采取正确对策，有效地开展党的活动。二是抓住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矛盾，制造矛盾，使其互不信任，削弱其力量，发展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活动。三是帮助散发传单，揭露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镇压和迫害人民的罪行，宣传我党方针政策，扩大我党影响。
我入党后就在处于地下状态的沈邱县委做政治交通工作，开始的交通线是跑太和、鹿邑、亳县、永城等地，直接和省委联系，1939年我曾到永城西边的小豆庄，向省委书记吴芝圃（以教学为掩护）递交县委的回报材料，并领回省委的指示。当时沈邱县委管辖的区域比较广，项城、槐店、界首等地党组织都属于其领导。
领导沈邱县委的上级党组织，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豫皖苏省委（即彭雪枫部）领导，我最后一次到省委去见到的是省委代理书记，他曾到过我家——南屯水牛刘庄。第二阶段是1942年以后，属鄂豫皖党委新四军五师领导，沈邱县委因县委书记李文钦牺牲而失去联系，仅项城的三个支部与五师联系上了。第三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此地属豫皖苏区党委和中原局领导。但沈邱、界首的几个支部因长期失去组织关系而没有联系上。
上级党组织经常派来联系工作的有王治国（政治交通员）、徐天民（联络员）。1940年我调界首后，有一次，丁兆一去河溜未回来，王治国推着火石来了，因他在某城被盘查，就拐到界首找我，我叫王子超送他一程才脱离盘查区到达目的地。徐天民是李轩撤离后，来界首联系工作的，当时我已不在界首，他又到南屯水牛刘庄找我。还有一位经常来界首的是李彬，他曾任西华县委书记和豫东地委特派员，他经常以行商的名义拉架车或骑洋车，奔走于津浦路以西，京汉路以东及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各县委联系。有一次，他带着土布和皮带来到界首，站在益友商店的柜台旁，对我说，丁兆一在河溜，你们在家要沉着机智，不要慌乱。1941年皖南事变后，彭雪枫转移到津浦路东，我们失去组织联系，丁兆一去河溜也未联系上，所以我们思想很紧张。我曾安排王子超不要怕，不要慌，看好门，又到太和找宋英研究中原局势变化情况，因此我们思想有准备，行动有安排，安全渡过危难时期。
我离开界首后，界首党组织仍在坚持革命斗争。1943年春，我在水牛刘庄接到鄂豫皖区党委的通知：在卡瓦房战斗中，李文钦牺牲，宋英被俘，李彬、赵华、刘振海、刘芳洲火速转移!结果，我到亳县某草帽商店，李、赵转移到商水县政府门前，以开修车铺为掩护，刘振海奉调去了五师。因为李文钦、宋英本来是准备来太和、界首、沈邱一带领导地下斗争的，他俩的变故使界首党组织因而失去联系。但是，界首的党员如董种珊、马建中、刘顺德等，仍然坚持党的工作，保守党的机密，设法与组织联系。所以界首的党员都是好党员，界首党组织一直未暴露，未出问题，就是明证。
（杨民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