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至1941年，豫皖特委把我分到界首，任统战委员会书记，做党的秘密工作。
我来界首之前，界首党组织已有一批同志，如丁兆一，李敬之（李文钦），马建忠、董种珊。由于组织的安排，我们很快就熟悉了，并共阿开展工作，那时丁兆一负责界首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我负责上层统战工作，总的由豫皖特委（应为皖北地委）李轩同志领导。为了掩盖身份，有落脚地点，上级党组织决定开办“益友花布行”。由董种珊当挂名经理，共产党员王振江管帐。这个商行就是界首党组织地下机关所在地，也是联系工作转送情报的秘密据点。
为了安全，每个同志都必须有公开的职业作掩护。当时丁兆一在界首中学（设在界首一小内）当教师。王子彬、王瑞平在皂庙小学当教师。马建忠在界首警备司令部当副官，蔡宁在党政分会任国民党少校，负责报纸杂志的撰稿编印工作，常住在界首刘兴镇。李文钦先在花行当店员，后到皂庙小学教书。我先是在界首货物检查处当雇员、不久转移到皂庙小学当教师，以后又在三县联中当体育教官。
界首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敌人动态，了解敌顽情况。掩护同志，转送情报。为此，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利用各种关系打进敌顽内部，便于更好地开展斗争。如马建忠当副官，蔡宁在党政分会工作，我开始在货物检查处当雇员。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敌顽的情况，马建忠、蔡宁在敌顽内部，搜集到的情报较多，交给我们后就很快设法传送出去。有一次，在国民党十二军（军长孙同萱，驻郑州）中的秘密党员田玉珍搞到一份情报，派宋××送来，组织上要我到花行接洽关系，我先到花行里观察来人，觉得可信，便出来对暗号，宋把情报交给我，我们立即派李华宣送到边区去。但李到中途被敌顽抓了壮丁（不久又逃了回来）。只得又派其他同志送去。田玉珍为了交送情报，有时也直接到花行找我接洽关系。
1941年，我涡北新四军四师经历了三个月的反顽斗争后，撤到津浦路东，国民党严密封锁涡河，我们过不去，与四师失去了联系，后来上级把我们的组织关系转到新四军五师，在与五师未联系之前，我们的经费很困难。因我在货物检查处当雇员，组织上要我设法搞些经费，我说不会搞，丁兆一他们就叫我学，于是我就留意了，有一次，大商人的船队路过界首，检查处检查后，我未盖印，有意不放行，船商急了，说晚上请我到李经理处说说话。晚上我去了，谁知他们去逛窑子，我不愿意去，借故逃跑了。第二天他们问我为什么走，我说我不干这事，结果他们给了一些钱，我才盖印放行，我即把钱交给党组织，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检查处主任，看我穿的破烂，又没给他任何好处，认为我太笨，把我辞掉了。
在界首搞秘密工作，还必须高度警惕。注意与特务们周旋，我在联中教书时，联中复兴社特务刘可南对我怀疑。经常盯住我，密查我的行动。我也想了个办法，利用休息时间，约他去玩，看戏、洗澡、下馆子。时间长了他怕花钱，就不跟踪我了。
我们在界首期间，对党员的发展并不多，因为那里很复杂，特务机关特别多，对我们非常注意。搞得不好，就容易暴露党的秘密。所以对发展工作，我们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如我们对王瑞平组织关系的恢复，就是采取很慎重的态度，王瑞平原是五战区青年军团的秘密党员，后在固始被捕。其侄王振硕跑行商很有钱，将他保出。后来王瑞平到皂庙小学教书，他看我进步，就经常接近我。我通过党组织和李启祥（迎仙店交通员，常跑固始这一线，有时也来界首送情报）了解到他原是共产党员，被捕期间也没有问题。便让李启祥先和王瑞平谈话，接着我们三人碰在一起，把情况说明，恢复了王瑞平的组织关系。自此以后，王瑞平以教师为掩护，继续做党的工作。
1941年冬的一个星期天，我去皂庙小学找王子彬、王瑞平二同志研究工作。王瑞平有个老乡王××带着特务到皂庙小学找我们。我一看情况不对，估计敌人想下手，便请他坐下，让茶让烟后，我们就先后借故出走了，到河南岸刘兴镇蔡宁那里，了解到敌人确有下手的企图，就到沈邱找丁兆一商量办法。不久，上级决定让皖北的同志撤到鄂豫皖边区（新四军五师），于是我和丁兆一、王子彬、王瑞平、李敬之、李轩、韦振华（陈韧）等许多同志，都先后撤出皖北离开了界首。1942年春天以后，留在界首的只有少数党员，仍在坚持斗争。
界首党组织的同志都很忠诚党的事业，保守党的秘密，为党积极工作，从不向敌顽屈服，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尽管特务盯梢，顽军为害，与四师交通中断，与五师又未联系上，我们的同志仍然千方百计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界首党组织始终未被敌人破坏过，就是明证。
（张子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