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的一天，经管挺、王树敏二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同年冬，新四军六支队和豫皖苏区党委派王继均（即李轩）来临泉工作，经管挺等介绍到老集。为了给李轩搞个掩护身份，党组以安排我的职业为名，发动老集同学集资，在老集南大街开设一个“协兴文具店”。为避免敌人怀疑，吸收了当地乡长于慈生、保长周传国为该店股东，聘请王继均为该店掌柜，我为管帐先生。文具店实际上是我党在老集的地下联络站。
李轩来到老集后，党的活动更为广泛了。李轩时常要我以小商人身份和买书购货为名，到迎仙店、太和、沈丘、临泉等地联络站送情报，搞联络。李轩有时也亲自去外地联络，深入贫苦群众之中，发展党组织。从1939年至1940年，在这条线上发展了一大批党员，有的到涡北根据地，有的去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在本地参加革命斗争。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党组织在“协兴文具店”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注意。他们到处散布“协兴文具店有赤色味道”，威胁同学不准去协兴文具店，并派特务暗地监视，甚至直接威胁李轩说：“今后你要少到此地来！”形势日益恶化。为避免损失，李轩及时作出决断：立即结束“协兴文具店”的工作，撤走较红的同志，安排没有暴露的党员进行比较严格的地下隐蔽活动，他则以到界首做生意的名义转移到外地工作。
1941年2月间，丁兆一，宋英二同志到了我家，把我介绍到界首“益友筱商社”去，继续为党做秘密通讯联络工作。
“益友筱商社”是1940年10月间在界首开设的一座小商店，表面上是经营文具，实际是我党的秘密联络站。当时我党的沈邱县委奉命移驻界首，“益友筱商店”也是县委的地下机关，先后任县委书记的丁兆一、李文钦就住在店里。1941年3月，丁兆一去外地购货，夜宿阜阳东北马店集，遭土匪抢劫，货物一空。小商店没有资金，我们只得重新筹集资金来巩固这个联络站。由马建中，董种珊、丁兆一（均系中共党员）等出面集资，又吸收到刘润华为股东，大家合夥做生意，将“益友筱商社”的招牌改为“益友花布行”。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以后又将“益友”的“友”字改为“丰”字，即为“益丰花布行”。当时，这个行里有三个人：我任管帐先生，刘润华当学徒，还有一个帮助营业的称杆子手。一些党员不断来这里联系工作。因此，我知道某些党员的分布情况：董种珊任皂庙教导主任，马建中担任界首警备司令副官，王瑞平、王子彬在皂庙小学当教员，马继春（即马翔九）在界首国立廿一中当教官，马继先（马翔九的弟弟）在该中学读书。
当时，我们有一个任务，把粮食运到黄泛区，支援灾区群众的抗日战争。国民党顽固派封锁了河道和陆路，对来往行人严格检查，不准把粮食运到黄泛区。党组织派我从某乡政府搞到一个证明信并打通了关节，经过一个多月，运出粮食达50多万斤。后来，在一家面行中，被敌人发现，将两个具办人捕捉入狱，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花了很多钱才得保释。
1941年至1942年间，敌人嗅出界首共产党的活动，因此多次戒严，进行搜捕。一天夜里，警备司令部发出信号枪，对界首、刘兴、皂庙三镇进行全面搜查。可是很不巧，这天闫崇亭经党组织介绍刚才到界首联络站，突然发生这一情况，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闫同志心慌意乱，开门要走。我随手把他拉了过来，从门缝向外看，只见许多士兵在门前走动。敌人已经封锁街道。我急忙让闫同志睡在我床上，用被子盖好。我站在柜台边紧张地等待着。敌人进来几个人开始从后院搜查，把住在此店的两个中学生和三个客商搜了出来。当到柜台边查时，因光线不好看不清，柜台是土坯垒的，进出不方便，又看我闲若无事表面平静，便一挥手说“走”，都一轰而去了，闫同志安然无恙，我的心也平静下来。
1942年春，有个叛徒跟踪王瑞平来到皂庙小学，装疯打闹，查看情况。过两天，又直接去找王瑞平，见面后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当天晚饭后，党组织送来紧急信件，要求当晚10点前送到皂庙小学，于是我和小马（继先）先给王瑞平。他们依据信件要求，与马翔九等人隐蔽起来。由于形势恶化，上级决定，界首等地的党员全部转移到大别山区。于是，马翔九、王瑞平，丁兆一、马继先等党员都离开界首。后来，上级又决定，董种珊、马建忠和我留在界首隐蔽坚持，继续搜集情报，于是我们在界首以花行的生意为掩护，继续为党工作。
开始，李文钦、李斌、王宇等领导同志，还不断到界首来，了解情报，指导工作。1943年以后，就几乎不再来了。李文钦和宋英来界途中，宋被俘，李文钦牺牲。之后，我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自1941年调到界首后，党教导我要努力工作，保守秘密，作好被捕牺牲的准备。我一直按照党的教诲，紧张地工作着。大部分同志撤离后，我和董种珊、马建忠经常在一起商量，研究如何开展工作，但一直得不到上级的消息。1944年，董种珊，马建忠都因工作变动，相继离开界首。4月，我也离开界首，1948年，才又回到党的怀抱。
（杨民清根据档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