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汤恩伯、何柱国等国民党军队盘踞沈邱、项城、临泉一带，大本营驻所在界首三镇（界首、皂庙、刘兴）。
中共沈邱县委为了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做好新四军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决定在界首建立联络站。2月，县委派我到皂庙镇开设豫隆商行，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不久，县委书记丁兆一亦调至界首镇，以经营益友小商店不掩护，领导界首三镇我党的地下斗争。我和丁兆一同志取得联系后，便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
一是建立联络站。当时新四军彭雪枫部驻在涡北新兴集，经常派人来界首通过我们转送有关情报，了解敌伪顽情况。我们豫隆商行就是转送情报的场所之一，也是革命同志路过界首三镇联络工作进行秘密聚会的场所之一。
二是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罪行。汤恩伯到此以后，勾结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荼毒群众，为非作歹、无所不为。那时，他们控制的界首警备司令部，几乎每天杀人40多名，无数受害者不计其数。此等滔天罪行，人民群众无不痛心疾首，说：“水旱蝗汤，为害人为。”对于他们的罪行，我们经常向人民予以彻底的揭露，使不明真相的人了解真情。
三是宣传我党抗日的各项政策，挫败顽固派的阴谋。我们坚定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阐明我们的抗日态度和抗日政策，提出抗日军不打抗日军。可是汤恩伯等顽固派在界首以重建区名义，发动对我豫皖苏区的围攻。为此，我们曾两次散发传单，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和反共人民的罪恶勾当。汤恩伯气坏了，派了许多便衣特务，三五成群地到处搜查。由于我们工作谨慎，策略得当，他们未查出任何线索。人民群众看了传单，明白了事情真象，都站在我们一边。
四是保护我党同志的安全。1940年4月，国民党县长张国修由项城调到沈邱，密谋策划逮捕我沈邱县委主要领导人赵卓如、贾达夫等同志。我们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采取措施，迅速将赵卓如经界首转移到豫皖苏区，使张国修等辈扑了个空。不久，又经区党委将贾达夫调出沈邱，由丁兆一任县委书记。较红的同志都先后转走了，反共顽固派搜捕我们的计划全部落空。1941年春，反共顽固派大举向我豫皖苏边共进攻，开始大肆破坏我皖北豫东的地方工作。为安全起见，上级将丁兆一调离沈邱，县委书记由李文钦接任。1942年春，李文钦等在界首被敌人发觉，便同胡凌云、马翔九等同志撤退到豫鄂边区。1943年春，李文钦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沈邱地下党便失去了联系。
我失去联系后，经常怀念党的教导，仍积极地为党工作。1945年我在大吕营小学教书，一面完成教学任务，一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发展李干、仇志刚两位教员为民族解放先锋队员。1947年，我党重新开辟沈邱，我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