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山东省文登大水泊镇西南台村，父亲是一位私塾的“教书匠”，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
1937 年 7 月，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年 12 月，中共胶东特委在山东半岛的天福山发动武装起义，点燃了胶东半岛的抗日烽火。天福山就在距离西南台村十几里路的地方，我的家乡自然也就成了胶东地区最早的八路军根据地。
从那时起，八路军在我家乡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热火朝天，抗日救亡的道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山东自古出好汉”，挟齐鲁雄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立刻汇聚了一批又一批忠肝义胆的胶东子弟。“当八路，打鬼子”，在我的家乡蔚然成风。
1938 年 2 月，村里来了一队八路，其中有两位英姿飒爽的女八路，一位姓刘，另一位姓乔。她们的到来，立刻吸引了村里的女青年，年龄稍大的姐姐和她的同伴几乎每天都要去找八路攀谈，聆听关于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四五天后，两位女八路随部队开拔了，姐姐于宜嘉（参军后改名于岐）、堂姐于福嘉以及同村的于佩珍（后改名于淼）和于菊英（后改名王菊）也同时“失踪”。
那天晚上，月儿弯弯，星光闪闪。
姐姐走前，送给我一张小手帕，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泄密。
堂姐于福嘉走前，她母亲正犯“心口痛”病，她留下了一封信，表示了“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的遗憾，并立下了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言：“我们宁可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决不死在家里的炕头上！”
堂姐于福嘉参军后，改名于森。1942 年担任威海卫妇救会会长时，因叛徒出卖，被日军宪兵队逮捕。日本宪兵队长星野用刑7天7夜，她宁死不屈，在狱中英勇就义。
姐姐的不辞而别，急坏了母亲。旧社会“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最初一段时间，母亲说什么也不相信姐姐当兵去了，她坚信，姐姐是因为晚饭时挨了父亲的打，才离家出走或寻了短见。一连几天，母亲由我陪着，一家一家去询问，一片一片树林去查看，一边寻找，一边哭喊着姐姐的名字。一声声悲苦的呼唤，伴着一串串滚烫的泪珠。
由于整日涟涟泪水，绵绵不断，母亲的双眼发炎了，肿得像两个小馍馍，细细的两条眼缝布满了红红的血丝。农村无医无药，母亲只好自己用小火罐把眼睛里的脓血拔出来。这本来是一种既不科学又十分危险的乡下土方，却收到了奇迹般的治疗效果，母亲的双眼逐渐恢复了正常。
后来，有关姐姐的消息逐渐多了起来，母亲的态度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她不再为“女儿跟人家跑了”感到丢人、痛苦，相反，却为女儿当了八路，自己成为“抗属”而自豪。她不再催促父亲去找姐姐，而是千方百计地托人给姐姐捎去衣物。八路军来往过路，只要被村里安排到家里吃“派饭”，母亲总是尽最大的努力给他们做好吃的，就像见到了远方归来的游子。
一年多后，母亲的心平静了，我的心却悬了起来——我想学姐姐当八路，却又怕惹母亲伤心，欲言又止，左右为难。见我心神不定，一天，母亲关切地问道：“你这些日子怎么跟掉了魂似的？”话匣子一打开，我便有了向母亲袒露心扉的机会：“妈妈，我不想读书了。”母亲一下子怔住了，她知道我很喜欢读书，学习成绩也好，常常得到老师的夸奖。百般疑惑的母亲急忙追问：“为什么不想读书了？是不是你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念书的学校在大水泊镇。当时，日本鬼子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大中城市，县城还暂时为国民党所控制。我告诉母亲：“我在学校没发生什么事情，是我们的校长不好，他总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抗日，这不是胡说八道嘛！八路军住在我们村里的时候，成立了自卫团、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办了识字班，讲了那么多抗日救国的道理，村里先后有30多人参加八路军了。爸爸不是还告诉了我们，去年在雷神庙，八路军用土枪打下了日本鬼子的飞机嘛！”
母亲似乎猜到了我心驰神往的方向：“你不上学干什么？”“当八路，抗日救国！”我的回答虽然坚定，却又于心不忍。我担心母亲再哭伤了双眼。果然，母亲轻言细语的劝阻立刻随着那忧虑的眼神传递了过来：“你还小啊！”随即，一串串滚烫的泪珠又跌落了下来。
捅破了“要当八路”这层“窗户纸”后，我索性据理力争：“八路军也有小兵，去年冬天住在我们村里的八路军有一位叫吕木兰的小女孩，和我年龄差不多。曰欣不是也参加了八路军嘛？他比我还小一岁呢！”曰欣是我大伯父的孙子，大名叫于乃昌（离休前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等职），他虽然辈份和年龄都比我小，却在一年前就参加了八路军，在“孩子剧团”当上了小演员。不久前，他所在的部队途经家乡时，全家人都见着他了，曰欣肩上斜挎着的挎包系了个白毛巾，轩昂自若，令儿时的同伴羡慕得五体投地。
听了我的话，母亲低下了头，沉默了。就在这段时间，我二伯父的儿子瓯江回家来了（瓯江大哥比我大20多岁，大名叫于永嘉。1927 年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6 年，理琪来到胶东恢复党组织时，瓯江大哥找到了党，并参与了天福山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随后，担任了中共文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并当选为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县长），听说瓯江大哥回来了，我仿佛遇到了救星。“对，找瓯江大哥来帮我求情！”在村外树林里，我找到了正在散步的瓯江大哥，不等我开口，瓯江大哥先发话了：“听五婶说，你要参加八路军？”我点了点头，抬眼传递过去一丝乞求的目光：“怕爸爸妈妈不让。”“五婶只是担心你太小，舍不得你，抗日的道理五婶和五叔都懂。”
瓯江大哥虽然没有正面应承我的请求，但是，母亲从此却默默地开始为女儿做着出征前的准备。她一针一线地为我缝制了一双结结实实的猪皮底布鞋，缝补了几双袜子，改制了姐姐留下的一套衣服。母亲常常一边飞针走线，一边暗自抹泪，仿佛每一针都扎在了自己的心头上。从那以后，我对母亲的无限眷念便永远定格于孟郊的《游子吟》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939 年 7 月，临行前一连几日，母亲一有空，就把将要离去的我搂在怀里，用浸润着泪水的双唇亲吻着我的额头和脸颊，不时地还背着两个妹妹给我煮个鸡蛋吃。
出发的日子到了，父亲不在家，母亲特意为我包了饺子。当热腾腾的饺子端上饭桌，我和妹妹都欢腾起来的时候，母亲却独自一人躲在一旁啃起了玉米面饼子。似乎是一瞬间，我突然懂事了，猛然扑了过去，从母亲手里一把抢过玉米面饼子，两行热泪随之扑簌簌滚下眼帘。那天晚饭，一锅香喷喷的水饺，我和母亲一个都没能吃下。
入夜了，弯弯的月儿挂上枝头，闪闪的星辰布满夜空。母亲把两个妹妹哄睡着后，又把她们移到炕边，然后，坐在炕头上，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哄我安然入睡。午夜时分，母亲悄悄喊醒了我，给我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再亲手给我洗脸、梳头，然后，用筷子夹起一个个油煎饺子喂我吃下，一边喂，一边哽咽地叮嘱道：“到部队上，要注意身体，常往家里写信，想法子找到你姐姐。”
吃完油煎饺子，母亲又把我送到村头的小河边，我接过母亲准备好的衣包，斜背肩上，安慰母亲：“别想我，赶走了日本鬼子，我就回家！”
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一行10余人告别了亲人，借着星月的微光，义无返顾地踏上了抗日救国的艰难征程。
一年多后，我在八路军山东纵队 5 旅国防剧团时，编写了一部儿童剧《儿童团捉汉奸》，经我们国防剧团演出，剧中由我填词并由左平等同志修改的抗日《儿童团歌》，在胶东抗日根据地传唱开来：
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
站岗放哨，又当侦探，盘查行人，捉汉奸。
鬼子来了，我们就跑，找到八路去报告。
领着八路，拿起枪刀，打退鬼子，把家乡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