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司令员向中央军委建议卫生学校留在晋察冀军区，军委很快回电同意了。当我们卫生学校到达河北阜平的陈南庄时，聂司令员立刻接见了卫校政委俞忠良同志，当时我是学校的组织股股长，也参加了接见。接见中，聂司令详细地询问了学校各方面的情况。俞忠良同志汇报，我在一旁作补充。聂司令边听边点头。谈话中，他问我们对留在晋察冀军区有什么意见，我们愉快地回答：“服从组织决定，没有意见。”他听到我们的回答，满意地笑了。
随后，聂司令向我们介绍了军区的情况，讲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并对办好卫校作了指示。他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卫校和在延安不太一样，要做到两点：一是要有吃苦精神，要经常跟着部队东奔西跑；二是一切要从战争的实际出发，一切工作方式方法都要符合战争的要求，在艰苦环境中快速培养医疗技术人员。临别时，我们提出请他接见卫校全体教职员和学员，他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当陈南庄后山刚刚抹上金黄色阳光的时候，卫校师生早已集合在村头打麦场上。大家知道聂司令要接见，十分高兴。场上歌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当俞忠良政委陪同聂司令来到时，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聂司令同站在前排的干部、教员一一握手。然后，他走上讲台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们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们，边区的广大人民热烈地欢迎你们……”他鼓励大家要努力教好、学好医疗技术，为抗日军民服务。这次接见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对大家鼓舞很大。大家怀着感谢首长、感谢边区军民的心情，立刻开始了安“家”活动，不久便投入了学习。
但是，学习生活还没有进行两个月，敌人的“扫荡”就开始了。反“扫荡”对于我们来说是生疏的，尤其我们是学校，笔杆子不少，枪杆子却不多，因此战斗力不强。聂司令考虑到我们这个情况，让我们随军区机关一起行动。经过十几天的转战，军区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卫校由于有部队的保护，没受到一点损失。
反“扫荡”结束后，卫校来到了河北唐县牛眼沟村，与驻在此地的军区卫生学校合并。军区卫生学校有一百多人，我们延安来的卫校有二百来人。两个学校合并以后，不但人多了，教员也充足了，组织机构也比较健全了。当时，由于根据地不断扩大，军队逐渐增多，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伤病员很多。因此，对医务工作者的要求不但高，而且工作量也大。聂荣臻同志指示我们，要服从战争，作出规划，加快培养，为提高军民健康水平而努力奋斗。根据这个指示，我们筹办了三个军医班、～个调剂班和一个护士班，共三百多人。规定军医班学习时间为一年半，调剂班为一年，护士班八个月。学习内容很多，而时间却比较紧。因此，学校要求教学要有重点。军医班和护士班用主要精力抓了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课，二是临床课，使学员毕业后能独立地进行工作，起码能完成一般疾病和战伤的救治任务。
聂司令很重视教员的作用。他曾多次和我们讲：办好学校，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教员，有了好的教员，才可能出好的学生。怎么样的教员才算好的教员昵?他认为：一是要有政治觉悟，他们应该热心抗战；二是要有教学能力，他们应当具备相当的学术水平，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三是能适应战争的要求，因时因地搞好教学。对于教材问题，他也不止一次地指出，教员不能照本宣科，要根据敌后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要求，编写出不同于平时训练班的教材，而是适合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独立进行工作的医务人员的课本来，要使学生在学习时易于接受，便于实践。根据聂司令的这些要求，学校经常组织教员学习政治时事，提高他们的觉悟，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研究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组织有实践经验的教员编写教材。为了使学校适应敌后战争的环境，卫生学校虽然不是战斗单位，但也实行了军事化，安排了一定时间的军事训练课，做到了在敌人进攻时能走，又有一定的自卫能力。因为学校经常转移，教学设施就尽可能做到小型、简便、易带。每到一个地方，找一间空房子，打扫干净，用石灰和锅烟灰抹一块黑板就可以作教室。吃住基本是在老百姓家里。如果形势紧张，我们就一边打游击，一边学习。野外就是课堂。当时，虽然环境艰苦，战斗频繁，但我们一直坚持上课，每个班都按时结业了。一九四O年夏，调剂班和护士班毕业。一九四一年春，军医班也毕业了。由于我们是学校，知识分子比较多。有几位还曾到外国留过学，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由于这些同志每个人都有些个性和特点，有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对他们的言行总看不惯，觉得他们的思想有问题，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疙瘩。这个情况后来让聂司令知道了。
一九四O年春天，在曲阳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他把俞忠良和我叫了去，反复和我们讲：“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同志不但有知识、有技术，而且还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是最主要的方面。但是由于他们过去一直生活在那种环境下，旧东西会对他们有影响，思想作风上也会有些表现，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们的教育帮助下，他们会逐步改掉的。不要总挑剔，要相信人家。”他还说：“这些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办学校我们一定要依靠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的卫校是办不好的。别看他们手里拿的是笔杆子，他们的笔杆子和我们手里的枪杆子一样重要，他们的工作和打仗消灭敌人一样光荣。不但战时我们需要他们，将来胜利了搞建设也需要他们。”最后，他笑着说：“当然工农同志有些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抱成见，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要团结起来一道工作。”
有一段时间，学校在党员发展上有一些偏向，多是发展一些工农出身的同志，知识分子发展得很少。聂司令了解情况后找到我，问我为什么?我对他说，这些同志出身复杂，需要较长时间的考验。他听后说：“复杂什么呀?无非就是嫌人家出身不好，这个问题人家自己怎么能选择呢?至于考验，他们早就接受了考验。他们从大城市跑到我们这个穷山沟，和我们一道打鬼子，这就是很大的考验，是个很大的进步，说明他们有很高的觉悟。现在有的教员来了两三年了，表现又比较好，应该考虑他们的入党问题了，不要长期把他们拒之党的大门之外。”根据聂司令的指示，我们立即进行了研究，发展了一批表现好的知识分子。这些同志入党后，积极主动抓工作，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聂司令对教员们的生活也很关心。他曾多次指示我们，要在生活上多照顾教员。当时，敌后抗Et根据地物质条件很差，人民生活很苦，但为了使这些同志有好的身体，生活稍一安定，我们就单给他们开小灶，让他们吃得好点。虽然他们自己一再反对，我们仍坚持这样做。学校转移行军时，我们每次都安排牲口给他们驮行李，对年纪大的，就安排让他们骑马，尽可能从各方面给他们方便。这些做法，对教员的影响很大。他们为感谢组织上的关怀，把全部心血用在了教学上，为抗E1战争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务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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