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大为恼怒。九月，“忠救”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指挥杨尉率领“忠救军”第一、第二两个支队闯进澄、锡地区。我们被迫在顾山、鸿山、湖荡里连续进行了几次自卫战斗。
为了避免摩擦的扩大，争取团结抗日，“江抗”主动转移到了路西，留在路东的只有我们设在阳澄湖畔的一所后方医院和三十多个伤病员。当时我是“江抗”政治部主任，在顾山战斗中胸部负了重伤，也留在这所后方医院里治疗。“后方医院”实际上它既不在后方，也没有“医院”。我们三十多个伤病员，分散流动在阳澄湖畔的横川心泾、陆巷、肖泾、长浜、张家浜、西董家浜等村庄里，农家的客合、厨房、牛棚、猪圈是我们的病房，卸下来的门板是我们的病床，湖中的捕鱼小船是我们的交通工具。
我们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非常缺乏，只有一些红汞碘酒和棉花纱布。我们住地的四周，敌伪顽的势力交错。北面的常熟城，南面的巴城和昆山，西面的莫城镇和吴塔市，东面的双风镇、支塘镇、直塘镇，都是敌伪据点。这些据点离我们不过一二十里以至几里的路程。广大农村被“忠救军”的胡肇汉、赵北、马乐鸣、杨忠等土顽武装盘踞着。我们三十多个伤病员都是丧失了战斗力的人，有的伤势病情很重，不能行动。
医院的盛立、张力、赵照等四位医生和包蕴、白山、王玲等十多位女护士也不是战斗人员。我们没有武装保护，但是有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人民群众。在“江抗”西撤的时候，阳澄湖人民向常熟县委起誓说：“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活着，三十多个伤病员同志就能活着。”
记得我来到后方医院的第三天清晨，房东老大娘慌忙地进来报信说：“快跑，赤老来了!”护士同志们熟练地把盖在我身上的黄被子翻了个面，抬起门板就走。也在这里养病的二连长吴立麦同志和团的党总支书记黄峰同志提着驳壳枪，迅速冲出了隐蔽的坟堆边，打算情况危急时掩护我撤退。
我们还没有到村头，就听见日本鬼子在前村“哇哇”乱叫，同志们又转身把我往后村抬。虽然明明知道到后村中间隔条大河，河上没有桥，仓促间又来不及准备渡船，但是此时已无路可走。我一手握着快慢机，一手使劲拍着门板，用恳求的口气说：“快把我放下!不要管我，你们快走!”光一块门板已经很重了，再加上我这个人，累得包蕴她们“呼哧呼哧”地直喘气，脚步也放不稳了，门板在左右晃动。我催促了好几次，她们没有听见似的，仍旧不顾一切地拔腿飞奔。后面的日本鬼子也弄不清这几个女人抬的是什么东西，一面喊着：“不要跑的!不要跑的!”一面紧紧追来。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前面突然传来：“快，快!快上船来!”原来一个老大爷正摇船经过这里，见到我们几个人就知道是新四军同志，已把船靠在岸边等候我们了。
我们一上船，他从容不迫地连撑几篙，小船轻快地驶进了港汊。河网地区的地形非常复杂，要是不熟悉它，不是一头开进死浜，就是绕来绕去原地兜圈子。阳澄湖人民对水网地形真可说了如指掌，不管日本鬼子到处搜索，汽艇来回穿梭，他们总有办法把我们转移到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去，气得日本鬼子在岸上跺脚大跳。在情况最紧张的日子里，我们整天在阳澄湖和河江港汊里过着水上飘泊的生活。
我们东进以来，曾几次横渡阳澄湖，几百条大木船一长列的队形，气势显得多么浩浩荡荡。而现在，当我们躺在船舱里，怀念着部队和战友们，向往着火热的战斗生活。同志们经常喋喋不休地要求说：“主任，放我回去吧!”吴立麦同志是全团有名的“虎将”，身上打了十九个枪眼。他更急呼呼地说：“主任，你放我走，我就有办法回去!在这里骨头都会养懒的!”我知道同志们的心情，不过目前同志们的伤病都没有痊愈，我们三十多个人虽然是伤病员，却象征着“江抗”在路东的存在。我开玩笑地安慰他们说：“过去爬山爬惯了，今天要你们学学当海军哩!”
秋深了，树叶凋落了，芦苇也枯黄了，原野一片空旷，水上飘泊已无法隐蔽，而且到晚上天气已很冷了。在一个秋风飒飒的深夜，张家浜人民把全村的狗都拴了起来，不让它们吠叫，然后把我们接回来，安置在稻草垛里。江南农村秋收以后，屋前晒场上都堆起一个个稻草垛。群众为了防备日本鬼子的突然偷袭，所以晚上不敢睡在屋里，他们把稻草垛堆成空心的，人钻进洞后又用稻草堵住，睡在里面暖和松软，敌人又不易发现，现在他们让出来给我们睡了。
村西头凌大嫂家的稻草垛安插了谢锡生同志。凌大嫂把她的独养女儿小凌子抱进屋里去睡，小凌子怎么说也不肯回家。她说：“睡在屋里东洋赤老来了逃不掉!”凌大嫂急得没法，只得撒个谎说：“妈做了个梦，好像夜里有只水獭子从湖里爬进了稻草堆……”小孩子再也不敢走近稻草垛了。
有一天，她在后门口玩石子，忽然看见一只烂腿露在稻草垛外面，她吓得惊叫起来：“妈，水獭子!”凌大嫂心里明白了，就照实告诉了女儿。从此小凌子成了谢锡生同志的小护士，天不亮就把饭送来，天黑了再送一顿。有时候她坐在一边望风，让谢锡生同志晒一会儿太阳。阳澄湖人民对我们亲如骨肉的爱护，他们盼望“江抗”回来的殷切心情，在我们三十多个伤病员中，自然而然地酝酿起在路东重新竖起“江抗”的战斗旗帜的要求!党的淞沪特委和常熟县委非常重视这一问题。
特委组织部长张英同志、县委书记李建模同志和“民抗”司令员任天石同志，常在我住的地方开会讨论。他们带来了毛主席一九三八年五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油印小册子，我们如饥似渴地在一起学习。毛主席指示说：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一带等……江北的洪泽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补足之。
毛主席的指示给了我们启示，给了我们鼓舞，也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组织武装，坚持游击战争，恢复路东根据地!”已成为全体伤病员同志热烈讨论的话题。他们不时到我这里来打听消息：“主任，怎么样?什么时候干?”
正在这时，到指挥部请示的原“民抗”政治主任杨浩卢同志回来了，他带来了叶飞同志的指示。杨浩卢、任天石、张英、李建模等同志，在东塘墅河东的一所破庙里举行了秘密会议。杨浩卢同志传达叶飞同志的指示说：“叶司令完全同意我们的看法，路东地区不仅重要，而且群众基础非常好，我们党和老‘江抗’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威信非常高，我们还有三十多个伤病员可以作为骨干，这些都是我们组织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所以他要我们积极进行，只要可能和必要，上级随时会给我们支持。至于怎么搞法，他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研究。”
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江抗东路指挥部”。第二天，我们贴出了安民布告，向人民宣告：新的“江抗”诞生了!我们的伤病员已有一批好了，集中起来编了一个班，安上“江抗东路指挥部特务连”的番号。可是武器太少，现在的武器除了我和警卫员的两支短枪外，只有原“江抗”修械所留下来的几支打不响的步枪。怎么办呢?恰巧六团的作战参谋在高泉发家里养病时，曾经发现高泉发有一挺轻机枪、十支步枪，藏在船舱的稻草下面。高泉发是一个农民，在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溃退下来时，他和周加禄一起拉过队伍。
“江抗”东进后，周加禄被委任为“江抗”五路二支队长，现在周加禄的队伍已随主力西进，他本人仍留在横川心泾，手下也还有几支枪。他的弟弟周加善(建平)在我们部队当连长，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决的同志。
我们研究后，决定动员他再度和我们合作抗日，同时通过他说服高泉发把武器献出来。我们的作战参谋到周加禄家里时，刚好高泉发也在。作战参谋对周加禄说：“老周，叶司令员派老杨回来了，叫我们坚持斗争，我们已经成立了江抗东路指挥部，想请你老兄当参谋长……”作战参谋的话还没有说完，周加禄就一连摆手抢着说：“谢谢，谢谢，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他拒绝得非常干脆，并且还拿过两支驳壳枪说：“你们要拉队伍，我周加禄理应助一臂之力，可是你知道，我周加禄的家当薄，所有的人枪都被你们带走了，就只剩这两支家伙，送给你们发个利市吧!”周加禄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用两支驳壳枪作为试探。其实我们完全有数，他的“家当”不是两支驳壳枪，而是六支驳壳枪。他平时进进出出总是前呼后拥地跟了几个勤务兵，周加禄就是靠这六支驳壳枪在摆架子抖威风的。
我们的作战参谋故意对他说：“还有四支呢?”周加禄像被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脸色刷地变白了，狠狠地说：“你们太黑心!”作战参谋忍不住哈哈大笑，把两支驳壳枪还给他说：“老周，我们的交情不浅了，你的老弟是我们的老同志，你也是老‘江抗’的队长，但是你到今天还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不错，你的队伍被我们带走了，可你不想想我们带去干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抗日?我们新四军、‘江抗’是抗日的部队，正大光明地想请你当参谋长，为的是共同抗日，决没有别的目的，你尽可以放心!”“是，是，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怕力不胜任……”经过一番劝说，周加禄同意了。作战参谋转身对高泉发说：“老高，你怎么样?一起干吧，你不是还有一笔资本吗?与其让它放在稻草堆里烂掉，不如借给我们抗日吧!”周加禄显然不知道这个秘密，他吃了一惊，转而装出一副上司教训下属的口吻说：“对，泉发，有枪就应该拿出来抗日!”高泉发倒很爽快地回答说：“好，你们‘江抗’要，我会小气吗?等会儿我送来!”我们这个班就这样武装起来了。虽然只有一个班十几个人，但我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共产党员、红军老战士，是一个可以顶十个的老骨干。其中有两个连长，一个副连长，好几个排长和班长。我们组织了领导核心一党支部。
这个班成立的第二天，我们小试锋芒，在东塘墅和常熟城之间的八字桥实行伏击，把从常熟城出动的一队日伪军打得昏头转向。敌人隔了好一阵才清醒过来，机枪、掷弹筒叫个不停。我们故意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东面出现一个人，西面又出现一个人，逗得敌人越打越起劲。因为我们知道，枪声是最有力的语言，它告诉人们：新“江抗”开始了战斗!阳澄湖人民的愿望实现了。
他们奔走相告：“救星来了!‘江抗’回来了。”有许多青壮年自带武器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每当部队进入村庄宿营时，妇女们替我们洗衣服、补衣服，烧水烧饭。青壮年主动帮助我们放哨监视。河网地带行动困难，有些地方连换哨也要用船的。但我们每次行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声通知，马上就人到船到，而且往往要从黄昏摇橹撑篙直到天明。这时候正是严冬腊月，风雪凛冽，河面结了冰，不得不破冰而进。他们的手和脸冻肿了，衣服溅湿了，有时还得跳进冷水里推动船身。
在一次战斗中，有几个船老大不幸被日本鬼子捉住了，胸口被挂上“新四军船夫”的大标牌在常熟城里游街示众，为了抗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新“江抗”在敌伪土顽势力交错的复杂形势下和斗争中，又以一支军事上、政治上强大的抗日力量，屹立在阳澄湖畔。杨沟楼血战，全歼日本鬼子一个小队；梅李镇伏击，缴获一挺崭新的三八式机枪；桐梧战斗，又歼鬼子一个小队，火烧了敌人的汽油船；血战张家浜，再歼鬼子一个小队，桐岐包围战，桐岐庙变成四十多个敌人的葬身之地……同志们在这样火热的斗争里生活着。
我却因伤势始终没有好转，还是离不了病床和两根拐杖。我们的医院因为设备太差，根本无法动手术从胸部取出弹头。陈毅司令员曾几次派人来探望我，要我到上海去治疗。
一九三九年底，终于在上海党的帮助和掩护下，我化装成老弱多病的土财主模样，搭江北船到了上海，进了同仁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的医治，伤口复原了，上海我党派人护送我到苏北。我到了老六团，会见了叶飞同志，又拍电报向陈毅司令员报告我已伤愈归队。没有几天，陈毅司令员发来急电，让我速回路东。
我立即渡江南来，回到茅山江南指挥部。皖南军部派何克希同志担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吴仲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同志出任“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领导东路地区的抗日大业，我和张开荆、戴克林等同志也奉调到“江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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