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界首后，先为市政府秘书，1949年12月任副市长。至1950年4月，工作近三年半。
界首曾错误没收28户工商业者的财产，后分别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作价，退赔中州币124万余元。由于我们决心大，政策明确，工商界认识到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因此，许多关门停业的，部分重新开业，过去混乱的局面，得到根本的好转。事实表明，党的保护工商业政策，是适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一可以发展民族工商业，二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三可以使工人就业，从而使社会秩序得到进一步安定。
对这项工作，市委领导同志，特别是市长乔道三同志，不仅政策思想坚定，而且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观点非常明确，决心也大。在社会局面进一步稳定的条件下，我们从1949年春天开始着重兴建小型工业。建国后第一个春天到来时，界首已初步建成小型发电厂、造船厂、铁工厂。后又建成榨油厂、酒厂、面粉厂和布鞋厂。加上1948年国家银行投资兴办的两个卷烟厂，共建成小型企业八、九个。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建设速度可以说是罕见的了。除此以外，我们还广泛结交战争时期由界首县外逃来未归的工商界人士，并动员他们集资回来兴办工业。如紫金堂在天津已筹集到四千万元伪法币资金，准备回界首开办火柴厂；刘瑞亭(即上海皖北商行经理刘福斋的哥哥)准备把他在商邱的面粉厂移回界首；还有蔡仲品自筹资金兴办铁工厂等。此后因故均未办成。
兴办工厂也遇到很多困难。没有资金、设备、技术力量，我们只有靠决心大、方向对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以办发电厂为例：开始，我们从财粮科、工商局收集一些零碎物资，又从银行贷来20万斤黄豆，准备到上海把发电机买回来再说。接着向阜阳专署请求支援。专署分管财政工作的负责人认为电业技术高不可攀，小小界首想办发电厂，简直是做梦，不同意。但我们仍坚持不懈，并一而再，再而三向专署负责同志进行要求，努力争取把小电厂办成。当我们与上海签订了发电机设备合同、交过预付款后，专署终于同意我们的意见，拨来40万斤黄豆作为投资。这样，线路设备也在上海购齐了。民用电所需各种电料用款，我们会同工商联动员商户解决。剩下就是技术问题了，凭我们这些打游击出身的人，想把发电厂的设备安装起来，那真是一点门路也没有。但是决心大，就能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我们派到上海去的是财粮科长王毅文，他依靠司法科长张大之(上海人)父亲的关系，结识了交电大学的助教王寄梅先生，这样左右逢源，无偿请来了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四位技术人员，还出资聘定了另外两个技师，共计六个技术人员。他们在寒冬腊月，冒着特大风雪，义务为我们安装设备、架设线路。
困难远不止这些。当时交通不便，黄豆用船只能运到蚌埠，通过粮油行换成豆油，再到上海出售。因上海油价高，可以多卖钱，增加资金。为此，我们请市商联副主席李嵩山同去，协办粮油转运、变换等财务手续。我们的干部真正懂机械、电器的极少。资本家利用这进行欺骗•把已购买好的设备偷换为次品。上海朋友帮助我们，打了两个月官司，才要回设备。为此，市政府又派张大之至沪处理此事。运回设备及进行安装，使界首大放光明。
乔道三市长在兴办界首市工厂的过程中，不仅是主要倡导者，而且新建工厂的一切角落里都印满了他的足迹，甚至各工厂的大小设备和许多零部件，也都留下了他的指印。他以主要精力兴办工厂，经常反复地、不厌其烦地与师傅、工人在工地上磋商建设中的有关事宜。他知人善任，事业心强。他生前为党的事业付出了辛勤劳动，至今还使我们缅怀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