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界首虽无专职的统战干部和统战工作机构，但统战工作却做得卓有成效。为什么呢?因为这项工作各级党委都非常重视，并由全党动手去做的。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指示，使全党大大地提高了对于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在革命实践中，市委一班人都吃过统战工作“左”倾关门主义的苦头，也尝过做好统战工作的甜头(如急性土改树敌过多，保护工商业能稳定局面等)。当时的统战工作不仅由市委书记兼市长乔道三亲自抓，市委宣传部长曹川林具体负责团结知识分子方面的工作，政府各有关部门各负其责。文教科做中、小学教师工作，工商税务局做民族资本家及中、小工商业者的工作，民政科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市长、市政府秘书都直接同文教界、医药界、工商界以及回民等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接触，交朋友。另外，从1949年开始还成立了全市各界代表会，定期开会听取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意见，提出咨询，作为政府与各界协商通气的桥梁。
由于全党重视，大家动手，当时界首市的统战工作可算是做得有声有色的。概括起来讲界首市委团结了能够团结的各阶层人士和各族人民，开辟了新区，稳定了全市的局面；开展了对敌经济斗争，支援了军需，支援了前线，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繁荣了工商业；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若干中小城市的工作经验。
现将几个具体方面的工作情况分述如下：
关于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界首解放之初就实行了中央规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使许多受国民党欺骗宣传而外逃的工商业者纷纷回来，恢复营业。当时，乔市长、齐世钦和工商局长戴洪烈都在商界交了朋友，如王耀三、饶艺君、周捷三、关天衡等，曾帮助我军向敌占区抛售物资换回军用棉布、药品等军需物资和食盐等日用必需品，也有的帮助我们搜集过敌占区的军事和经济情报。大军渡江以后，他们还帮助我们向大城市出售过粮油等农副产品，换回若干工业设备。大约在1950年，又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孙青士任主任，李松山任副主任，白宏光等为委员，又通过他们团结了更多的工商业者。他们在发展工商业和兴办公用事业方面曾有过突出的贡献。在执行对工商界的统战政策上，界首市委一直是坚持有团结、有斗争的原则的。例如：在处理卷烟厂(当时界首有好几家小型烟厂)的劳资纠纷上，既注意到让资方有利可图，又坚持使工人的待遇有所改善。总之，既做到了团结资方生产，又斗争其欺压工人的不法行为。在处理不法商人偷税漏税上，既有经济惩罚，又使之能维持。1949年初，上级要界首市组织一只船队支援大军渡江作战，市委把这项工作交给财政科长王毅文和我负责筹办。那时船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大船主徐辅臣等人又散布“支前渡江有船毁人亡的危险”等恐怖情绪暗中活动船主们拒不接受这一任务，造成一时难以完成任务的局势。我们就把徐等几位水上的头面人物找来市政府，说明任务必须完成，责成他们出面组织这支船队，把担子压到他们头上，化阻力为动力。有人暗中捣鬼，我们一旦抓住把柄，就坚决斗争。后来，多数船民深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大义，船队如数组成了。徐辅臣等人把负担转嫁给中小船民，部分地逃避雇船经费负担。这样就使原来多数船民因怕危险而两眼盯着政府的矛盾，变成了因负担不合理、处理事情不公的徐辅臣的矛盾了。由于平日就受大船主们的欺压，我们又及时提出“清算帐目，实行合理负担”的口号，迅速把绝大多数船民团结起来，揭露徐辅臣等人舞弊内幕，迫使他们低头认错，改正退赔。我们达到了对船业资本家团结——斗争——团结的目的，从此水上运输业再没人敢公然横行逆施。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在界首临解放时，许多青年学生因对共产党不了解而流亡外地，留在本地的师生起初对我党我军能否胜利也是存有疑虑的，因此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在当时是存在一定困难的，面对这个情况，市委决定先从兴办中小学入手，来培养发展青年干部入伍。除团结一批老教师外，还团结了一批青年教师，使许多犹豫观望的青年学生纷纷前来入学了。这批学生，只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思想起了飞跃，进步很快，很多人先后要求参加革命，投入支前。现在有很多人已成为我们各方面的骨干力量了。就我所知的，有李连四、杨井亮、王化成等县以上的党政干部多人，还有复旦大学教研究室主任魏嵩山、专署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玉珍，专建办公室总工程师李洪等一批科技、学术界的骨干。当时，团结知识分子的办法有：在政治上，除平时通过交朋友、谈心、组织学习时事，座谈听取意见等办法给予帮助外，还给他们的代表人物安排一定的社会工作。贺升平就担任了界首市各界代表会的主席，另外，还聘请了王襄天等人为各界代表，在经济上，对一部分人实行了以粮食计价的薪金制，使之在生活上较优于一般干部。总之，解放初期直至建国之初，界首的知识界可说是比较心情舒畅的，基本上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关于回民工作，界首的少数民族工作对象主要是回民。解放前回汉两族有着一定的隔阂，解放后市委始终非常注意团结回族同胞来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未尽任务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为此，首先是注意到尊重回民的生活习惯。为了保护清真寺，尊重他们信奉真主而做礼拜的习惯，不准党、政、军人员随意地侵入寺内，干扰其正常活动。对他们过斋日，到寺内洗澡，举行丧葬仪式，以及请阿訇宰杀牲畜家禽的习惯，一律不加过问，听其自便，不得强迫回民青年干部吃猪肉，不准在言语上就禁食猪驴肉之事加以污辱。其次，是在注意发动回民中的基本群众参加工作的同时，做好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那时不但动员了杨春发、康玉成等一批贫苦回民当干部和脱产工作，而且对阿訇马慈辅等也进行了大量的争取团结工作。马在国民党时代曾当过三青团小队长，但无明显劣迹，镇反时不仅未予惩处，还安排他为各界代表会的代表，使之感激政府的宽待，遇事能与我们合作。在与回民打交道的问题上，我们一直注意贯彻协商办事的原则，遇到矛盾不使激化，始终能保持着回汉之间的融洽状态。例如，1950年婚姻法公布后，公安局的党员干部唐国振与回民妇女哈桂珍恋爱，要求登记结婚，这是回汉通婚的第一例，在当时是比较难办的。市政府认为，根据婚姻自由的原则政府无法拒绝他们登记，但由于习惯上回汉不通婚，即使通婚汉人也必须随入回教(这对一个党员来说是办不到的)，如果冒然准予登记就很容易触伤回胞的民族感情。对于这件事，我们就是通过协商办法解决的。经我去找马慈辅几番商议，既晓之以婚姻法中必须遵守的大义，又让他们去了解女方的真实心意及恋爱经过，使他感到这事无法阻挡，也感到政府来人登门协商已经非常照顾到回民的情面，因此最后同意了按婚姻法办法，让他们登记结婚。这事，通过协商既贯彻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又做到了不伤害回民的感情。再如在禁止私宰耕牛问题上，弄不好政府与回民是容易发生矛盾的，后经吸收回民代表共同办起屠宰场，协商办事，携手防止宰杀可使役的耕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对回民的工作上，是经历了内外多种斗争的，一方面首先要反对干群中残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遗毒，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回民中妨碍国家法令统一实施的言行。
解放初期，界首市的统战工作成绩很大，这是主流，但是也有不足之处。例如，那时基本上没做基督教方面的工作。镇反运动中，对个别上层人物不该打击的打击了。不过，这些都属于支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