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12日，豫皖苏区党委安平集扩大会议决定在沙河以南建立四分区。12月，我奉地委之命开辟泉阳县，到1949年3月结束。历经1年零4个月，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任务。
一、泉阳县的设立及其命名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过境以后，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区党委书记吴芝圃，抓紧时机亲自部署，先后开辟沈丘、项城、临泉、汝南、新蔡等县之后，又决定向东扩展，在阜阳以西、临泉以东、颍河以南，这个三角地带增设一个新县。这从战略布局上来看，是很有必要的，记得当时，张国华司令员找我谈话时说了他对开辟这一地区的设想。决定把四分区三团调阜阳以南，建立阜南县，由团党委兼县委，相继开辟颍上，成立颍阜县；由六分区在阜阳北边建立阜北县；把军区十团调来阜阳以西活动，开辟建立泉阳县，团党委兼县委。张国华司令员指示我说：“你去当县长，不要等，从沈丘带点武装，先去开辟。”可以看出区党委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对阜阳城形成包围局势，这就是根据当时在这个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所采取的一条重要措施。
再看国民党方面：国民党为挽救淮河以北的残局(淮河以北我们已在农村大面积铺开)，加强了对阜阳的守备，将阜阳上升为第十四绥靖区(过去阜阳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师管区)，比军管区还高一级，派李觉带了一个军(就是在孟良崮被我们歼灭的整编七十四师，又拉丁补充，拼奏起来的)固守阜阳，负隅顽抗。
双方这一格局很明显，控制皖北阜阳重镇，对敌、我都是十分重要的。当时我们主力部队，二野在大别山，三野在陇海路南北，短期内不可能大兵团包围阜阳，用武力攻克必须由地方上采取合围的办法，使阜阳成为一座孤城，先后建立起这几个县，从地方工作这个角度上讲，完成了对阜阳城的战略包围。泉阳这一地区处在泉颍河之间，分属阜阳、太和、临泉三个县管辖，建立泉阳县的目的就是把泉河和颍河之间控制起来，从西边完成对阜阳的包围，这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按照豫皖苏军区的部署，千方百计地把敌人限制在阜阳城内，最后把它吃掉。王枫司志的“六分区开辟情况”一文中提到，孤守在阜阳城的敌七十四师，到1948年7月，陷于进来出不去，出来进不去的境地，不得不狼狈撤逃。
这个县名是经过研究和考证的。吴芝圃同志对历史典故，地方志都比较熟悉，他翻开《颍州志》和我们商量。“泉阳”主要以泉河而命名。古时泉河也叫过汝河。取泉河之阳命名，也是有根据的。因这一带曾经归属过“汝阴”管辖。“汝阴就是汝河之阴”，在河之南。吴芝圃同志起县名时在“阴”和“阳”上做文章，因为这个县的大部分地区在泉河以北，同时泉河习惯上不再叫“汝河”了，所以不能再叫“汝阳”，最后决定名为泉阳县。这主要说明，泉阳县不是随便起的名，当时讨论时吴说：“不能再叫汝阳啦!”张国华同志讲：“不叫阳叫北吧，还是叫汝北县好。”这里随便提一下，《阜阳地区党史资料》1983年第四期上刊登的“豫皖苏军区史略”，是抄自军区档案，上面关于豫皖苏备县的设置有个汝北县，没有泉阳县，这就是由于张国华同志说“还是叫汝北县好”的原因。可能军区早先在研究县的设置问题已经定下来叫“汝北县”，执行时具体情况有了变化，但档案没有改，结果就留下来了，所以对收集到的党史资料，要仔细研究。事实上那个材料把汝北县的方向也指错了，说是在“汝南北部”。还提到四分区在“太和北部”新设“原墙县”，但太和北部属二分区管，也没有成立过原墙县，证明这是参谋人员的地图作业有误。
二、开辟泉阳建立基层政权
1947年12月间，我接受任务后到界首，刻制了县政府印章，拟印了布告，从沈邱县带来一个班，来这一带开辟工作，一个人，一匹马，警卫员张永周兼管大印。我本想运用前几个月开辟沈邱的方法进行工作，但是这里情况完全不一样。当时在沈丘利用刘邓大军过境的有利形势开展工作，大多数伪保、甲人员愿意暂时和我们“维持”关系，借此推动政令，把大局稳住。这一带情况不同，大军已过境4个多月，已建立县政权的临泉、太和和阜北、阜南，因两河相隔，都没有即时进来。阜阳城住有敌军主力，阜阳国民党县政府还在行使政令，乡村有地主武装和小股土匪、散丁，用大刀阔斧式开辟不易见效，我便采取白天开会，作演讲，贴布告，扩大宣传使群众都知道“这个地方成立县政府”；夜间进行串连，开小会交朋友，建立活动点，做艰苦的点线工作，逐步向前推进，这样宣传调查了10来天，觉得这个地区属临泉管的部分可以公开建立政权，因为群众迫切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希望解放军能开进来。对于建立泉阳县的标准日期，记不大清楚了，大约是在12月20日左右，因为元旦前后，我又回到军区要干部，结果答应给我4个干部，一个是现在临泉的张友武同志，还有杨明枢同志，后来又来了个杨得仁，“老三反”时在颍上自杀了。我将一个班的战士和四个干部分成4摊子，成立了县政府和三个区政府，算是把架子搭起来啦。接着军区陈明义参谋长带三十团来泉阳，团党委兼县委，留了一个连的武装，继续向东推进，又建立四个区政权。
泉阳县的中心地区是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开辟的砖集、陶庙、胡集三个区(现属界首县)。尽管当时环境比较困难，但得到这一带群众和干部的支持、帮助和教育，建立起战斗的友谊，使我终生难忘!界首在颍河之滨，这一带人民古往今来，在颍水滋润下休养生息，对颍河有深厚感情。我的一生，也和颍河结下了难解之缘。所以我对颍河沿岸的群众感情十分深厚，他们对我的帮助、培养和教育，我永远不会忘记。
开辟一个新区，最主要的是抓好三件事：第一，要大张旗鼓的做好宣传工作，把党的方针，政策向群众宣传，把县政府的施政要点跟群众见面，一张布告很重要，使群众知道，我们部队来了，民主县政府成立了。既使只有光杆县长一人，不是地下党的时期了，但是黑夜住地要选择，警觉些，要注意不能叫敌人抓到了。第二，是抓紧基层政权的建设，没有基层政权建设，那就叫吃西瓜，吃一块，抛一块，站不住脚。第三，就是千方百计扩大部队，扩大武装。以上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做好这三件事主要靠正确地执行党在新区的有关政策，政策执行得好就发展的快些，执行的不好就发展的慢些，违反政策，搞左的或右的一套，工作就开展不了，反会把自己搞掉，所以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开辟新区，怎样才算打开局面?主要看基层政权是否为我们所掌握。要把政权变为民主政权主要是发动群众，依靠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起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民主统一战线，要充分发动群众就有个依靠谁的问题，当然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争取那些对蒋政权不满，有正义感的上层人士，打击少数反共的恶霸地主分子和扰乱社会秩序的土匪头子。当时刘邓大军南下，造成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声势，在政治上我们占优势，广大贫雇(佃)农心向我们，只有少数上层人士怕我们。对于上层人物，按照政策，只要他不公开反对我们，也设法做争取工作，起码使其保持“中立”，以减少阻力。胡集的任鼎昌，是临泉国民党三大派之一，在县里很有势力。张国华司令员带独立旅过沙河时曾住过他家，我们县政府也住过他村，虽然他家的主要人物都躲了，我们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没动他家的浮财，所以任家所掌握的武装，没有公开反对过我们。
县政府成立后，区政府建立就比较容易，主要采取上面委派，任命的办法，派干部去成立区，只要有能掌握政策的区长和区委书记就行了。全县共建八个区。分三批建的，元旦前后，先成立一、二、三区，张友武去一区(砖集)，杨明枢去二区(陶庙)。三区(胡集)派不出干部，还是个空架子，3月5日刘玉林、李银锁来后才充实。为什么以数字命区名，不叫地名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活动的地区都是几个县的结合部，插花地很多，比如叫陶庙区管不到陈平营，因为陈平营东边有个保属沈邱，我和沈邱县东部几个区研究，以当时的界首到临泉公路为界，路西是沈邱，路东归泉阳。因为开始个把月，我还是沈邱县长，东边情况紧张了，我就到沈邱去住。杨桥区成立的稍早一些，于1947年12月20日成立，算做头一批，它是张畏三、彭亚英他们建的，1948年2月从临泉县划过来，改称七区。介绍来两个区级干部，叫王华雨和郭和武。和武同志是临泉县地下党员，忠厚老实，地方情况很熟悉，对我们开辟工作，特别是建立泉河这一带的基层政权，吸收培养地方干部作出了贡献。第二批建立的四区和五区。当时一股土匪武装盘据在亮集、大新集一带，是从太和北边窜来的。我们刚建立的地方武装在三十团支援下，将这股土匪消灭了，就于1948年3月5日在肖口、大新一带成立第四区，以后派梁楫五、郝全仁同志去了。区党委的意见二、四分区还是以沙河为界，太和的干部撤走了。6月20日在姜堂、文化集一带设立了五区，这个区开辟时比较艰苦，因为面对阜阳城，白镜清同志去了。第三批是六区和八区，这时我们县有个豫皖苏军区情报处派出对阜阳工作的情报站，要我们给他一个地方工作的名称，便于掩护，县委决定成立一个区。为利于情报站活动，把它设在宁老庄，叫第六区。情报站站长李永题同志担任区长。对外是区政府，对内是情报站，双重任务，以搞情报工作为主，所以地盘不大。原准备设在白庙，因离阜阳城太近掩护不住，就设在宁老庄。李永题同志的工作很有成效。他在阜阳城里建立了一些秘密的情报站，还通过各种关系从阜阳城弄到一些武器弹药，具体情况记不清楚了。我们通过这些情报关系，还争取了一些地方武装起义和投诚，艾华山部队从九里沟拉过来，就是六区利用秘密关系做工作争取过来的。李永题同志解放后曾任过阜阳镇长、检察长，可惜已去逝了。这个情报站的工作，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别人难以说清楚。八区在泉河以南大田集一带，区政府设在龙王堂，那一带是和阜阳城敌人斗争前沿地带，把县委秘书连千祥同志调去担任书记，把有开辟工作经验的张友武同志调去任区长。那时三十里河是一片水域，过水向阜阳发展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区把水以西建成根据地，将游击区推向水以东，对驻在宋集一带的四分区后方机关起了警戒作用。
成立县、区政权比较容易，可以从上到下出布告宣布，下命令委任，关键是基层政权。因此，必须学会利用、改造基层原有的政权，要以合法的办法拉过来，为我服务。我到这个区只带了一个班，仅够站岗放哨，三十团主力又不能限在这里，面对那么多的保甲，不能靠武装去“逐个占领”，既使派队伍打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干部去当保长。必须靠政策，对原有的保甲进行改造和利用。我们当时分析了基层政权的构成情况。乡镇以上的解体了，实际上是躲起来了。但保甲这一层，为了地方上的安全，必须有人出面维持秩序，所以各村都自动选择了一些比较年轻的人担任保长。当时在姜堂一带做过，担任保长的多数是二十——三十岁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出面“维持”(当然“维持”这个名不好听。好象日本鬼子的维持会)，这是在“拉锯”情况下地方上必然产生的一种“应付”手段，问题是这些人能否争取到我们手里来，必须教育他们，进而把他们争取团结起来，为我们工作。比如苏屯保长张克修，当时只有二十岁，他就和我们接头，为我们工作，以后还拉了几个武装，参加十八军入藏了，在山南工委当翻译。正因为出面的这些保甲人员怕地方上不安宁，愿意和我们接近，而我们的政策又是组织广泛的反蒋民主统一战线，这些青年人容易接受，所以就以县政府名义给他们加委，委他为民主保长，也可以叫民主村长，接受我们的领导，按我们的政策办事。这样做就能减少阻力，较快地稳定社会秩序。县政府向这些保甲长下命令，无非是三条；第一条维持社会秩序；第二既要供给我们粮款，又要按合理负担办法筹集；第三要给我们送消息。这些保甲人员，凡按我们条件做的，我们就用他们，否则就改造；凡发现反对我们的，就打击、就消灭，一点不犹豫。我们用这个政策，很快和地方建立联系，孤立了敌人。阜阳城西关的保甲长，都向我们送消息，我们的县政府可以在白庙公开活动了。
我们在靠近阜阳城的地方还有意的建立一些两面政权，就是也维持国民党，也通我们，因为不能要求城附近保长公开接受我们县政府的委任，只能暗地通我们。“两面政权”在抗日时期作用很大，解放战争时期在阜阳没有下功夫搞，建立了几个点线，很快就解放了。
在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我们比较注意吸收当地小知识分子参加活动。阜阳、界首一带中学生很多，我们要他们做一定的事情，调解民事啦，派单一任务啦，把他们逐渐吸收过来。那时豫皖苏建国学院招生，动员愿去学习的经县政府介绍去了。这样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参加了工作。
三、武装建设工作
建立武装是开辟新区首先要抓的主要工作之一。手里有了兵，才能站住脚。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因为它关系到革命的成败问题。我们的做法是：1、整顿零散武装，改造看家队。对地方武装(主要是看家队)有目的、有领导地进行改造，使之逐渐接受我们的派遣和调动。1947年前后，由于历史的原因，零散枪支很多，几乎村村有几条枪，地方上为了安全，组织一些人背上枪，夜间看村子，有的是地主直接掌握的，有的是保甲掌握的，有的是村里自己组织起来的，目的是维持安全。当时社会秩序很乱，经常发生拉铺起票，把人拉走要钱。胡集、亮集、顾集乱的出了名，大部分村子都有武装组织，我们把它叫看家队，是有用意的，这个名称没有政治色彩。有些同志不理解，把它叫做“地主武装”，这样就把它置于敌人啦。所以到新区提一个口号，叫一个名字’，都关系到政策。我们叫它“看家队”，住在他的寨里，他们带上枪为我们站岗放哨，说：“我给你保护，你今天晚上睡觉。”你要说他是地主武装，他不敢接近你了。这样的武装很复杂，要区别对待，有小股的，也有大股的，有的是依靠一个地方作后台的，有的是一些勇敢分子拉起来的想占地为王，也有一些没有形成队伍，黑夜守更，白天散伙。对这些人，首先把他们作为“看家队”看待，这个性质就体现了要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第二步，选机会派人进去，开始先派和我们接近的小知识分子，这些小知识分子是当地人，年青无顾虑，要求参加工作。我们就让他们到看家队去，把这些武装变为我们所用，以后在这里边选了一部分组织区干队。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这种武装的成份复杂，必须抓紧做工作，使之起变化，否则，就容易发生叛乱。在泉阳开始很短的一段时间中，我们稳住了这些力量，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发生大的叛乱，一句话就是政策对头，和他们搞统战关系，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消化掉了。
2、组织民兵搞“枪换肩”。这些零散枪支，有的在地主家里，有的在中农以上的家庭里，如果实行收缴办法行不通。有的区政府把地主提进来，罚其交枪搞得很紧张，枪都藏起来了，要使它明起来，变成明枪，在条件允许时(局势相对稳定)就组织民兵。民兵首要任务是维持社会秩序。组织民兵看家各方面人士都能接受，就把村里的武器拉到民兵手里，尽管有的民兵开始不可靠，成份不纯，但这是我们组织起来的。二区的赵荣秋对民兵工作做得很好，他那个二区民兵组织得最早。三区的李银锁同志抓着民兵建设，把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为县政府住在胡集创造了条件。
3、建立警卫队。新开辟一个县，能自由活动，保证安全，必须建立起一支自己直接领导的警卫队。在沈邱我建立了二个警卫队，县政府就住进了沈邱城。来泉阳的10个人就是从这个队调出的。到泉阳后在地方上不认识人，就以沈邱来的那个班为基础，采取一个一个扩大，把县政府的警卫队充实起来。这个可要慎重，每进一个人，都要到他家里询问。杨老家那一带，有l0几个小青年都是这样参加的，所以我跟这些战士关系都很好。有一次我回沈邱，在石糟村路边小饭店休息，饭店的小青年知道我是县长，要跟去当兵，他母亲也劝我把儿子带走，他换了一件衣服，就跟我走了。那时扩兵也比较难，许多人不愿参军，凡是要来的就是很贴身的。到1948年旧历年前后我自己手里就有四五十人了，我们县政府不依靠三十团能单独在这一带活动了。这个警卫队的指导员路新同志，解放后在濉溪县当过县委书记。
4、正确处理“拉铺”问题。现在研究党史对“拉铺”有争论，我有自己的看法，“拉铺”是利用各种关系拉起一铺人，不是土匪起票设窝子。因为当时乡间存枪支很多，有些“勇敢”分子，愿意组织队伍，要求我们加委(发委任状)，当时叫“拉铺”。这在豫东、皖北有历史习惯的，所谓“拉大杆，做大官”。问题是这些人投靠谁，就是接受谁的领导。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应准许“拉铺”。这样有利于把零散的枪支集中起来，也有利于迅速扩大武装。你拉10个8个人，给个班长，拉100人给个队长。但对这些人要讲条件，就是要接受领导，听从指挥，不准扰民。但不能拉大股，势力不能过大，要及时派干部进去，任政工干部，对战士进行教育。我们在泉阳拉了10几铺近500人，县大队带他们活动了两月。在长官进行了整编，对战士进行阶级教育，回忆诉苦，揭发了4个有血债的坏人，按军法处置。战士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以上升主力的方式。改编进三十团。对中队长以上的干部，愿回家者准其回家，愿留下送其去学习。大约有30个干部，介绍他们到豫皖苏军政干校学习，这些同志以后多数随十八军南下，有的在进藏后对建设西藏做出了贡献。
5、争取艾华山起义。现在有必要把争取艾华山部队起义归来这件事谈一谈。因为争取阜阳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在四分区只有这一起，当时四地委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一例。艾华山是姜堂人，我们军队没有来以前，他在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支持下，在姜堂、大田集一带组织起一支武装，接受阜阳城内国民党的委任，在县西、姜堂、大田集、程集这一带泉河两岸活动，大约有200多人枪。我们县政府来这里以后，他就把这部分人拉到阜阳城南九里沟和东三十里铺一带，没有和我们县政府对抗过。但是我们泉阳县政府控制这个地方，他这股部队对我们是个威胁，因为有不少保长，带着部队跑到艾华山那里去了。因此要设法把艾华山争取过来，利于开展工作。这个队伍中有三名小知识分子，三个年轻的保长(一个现在河南开封，一个现在四川德阳，一个现在阜阳闻集)。他们感觉到我们县政府的政策各方面都比国民党县政府好，愿意同我们接头。实际上艾华山也怕国民党把他这支队伍吃掉，但也不敢回来，就派三个小知识分子来找我们接头。拉线是一个剃头的，这个人在阜阳南乡暴动时跟红军到大别山去过，他了解红军，知道我们的政策好。我说那好嘛，你就给他讲，叫他回来。艾华山果然愿意把队伍拉回来。下了一段功夫把他拉回来了，给了他一张大队长委任状，归五区白镜清同志领导。派了几个干部进去做工作，要他听从县大队长的指挥和调动。这支队伍起义后，我们在原属阜阳县的地区开展工作，就没有大的阻力了。当时豫皖苏报纸上登过消息，大概是军区敌工部供的稿。以后再也没有宣传过，因为阜阳城解放了，大家当时也没有重视这方面的经验。但在解放战争期间，争取敌方部队起义、投诚，是个重要政策，所以值得一提。艾华山本人在长官店整编后，被介绍到豫皖苏军政干校学习去了，他在进军西藏途中，开小差跑了。这个部队的战士和干部。多数在十八军工作。
6、长官店整编。长官店整编是二野保卫部统一布置的。当时我们这几个县由于拉铺队伍扩大的太快，临泉扩大到好几千人。我们这个县大概有500人，其中包括艾华山这200人，另外那300人是我们采取小拉铺起来的，不包括我们区队、县大队、公安队。泉阳县是我拉的，我是外地人，没有亲戚朋友关系，能把这些人搞来就不错了。按照二野保卫部和军区的布置，采取整编的方法，来整顿这部分队伍。整编时我参加研究。当时决定以县长的名义通知来长官店开会；军区三十团也参加了。会场周围派人保护住，集合开会，我去讲话，叫大家先把枪放下，愿意跟部队干的就到三十团去，不愿意干的回家去，我们发路费。对排长以上干部集合开会，我又讲了一次话，愿意跟我干的，回县里去。长官整编是三十团出的面。当时排长以上的干部，我们杀了4个人，按军法处置，由县政府出的布告。主要的是王化雨，还有任化民、任向锋、吴麻子，这4个人有血债有罪恶，有证据，被杀掉了。对排长以上的，我们基本没动，连抓也没抓，大概30个人愿意回家的就叫他们回家去了，不愿意回家愿学习的就去学习了。当时送豫皖苏军政干校学习的有20人，包括艾华山，也被送学习了。其余的都回家了。我们采取这个办法，没有什么遗留问题。凡是学习的以后都编入十八军了。排长以上干部三十团不要，都回家了，也有到县大队干的。到军政干校学习结束后，大概有两个人跑回来的，如艾华山在进四川的路上，他带一、二人，跑回来啦。
7、成立县大队。1948年春节前后，泉阳县大队宣布成立，四分区派石坚担任大队副，将各区已建立的队伍集中起来，进行初步整顿，形成拳头。兵的来源有三部分，一是：拉铺拉了约五个连，不牢靠，不能作大队的主力，但接受县大队的领导、调遣，也算是大队的武装。长官店整编后，这五个连的建制取消了。二是：区武装，除六区(宁庄老)外其他区都有武装，归县大队领导，叫区队或区干队多者100人，少者30人。三是：县大队直接掌握的几个中队。还有我带那10个人为基础扩大的警卫队，也属县大队，连我的警卫员都到队里当干部了。这样县大队直接掌握的3个连，是基本力量。四是：长官店整编后，将整编时留在县的和从各区的队伍中选编了两个队，县大队由3个连发展到4个连，又把警卫连改成公安队，归县公安局领导，这时县、区武装中有七八百人，但真正算县大队的也只是三四百人，后来县大队上升十八军的就这三四百人，再加上几个区队总的上升十八军的有500人，由石坚同志带到十八军去的；长官店整编进三十团的上升到十八军(连区干队)500人，全县输送1000名子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四、关于建立县委的问题
对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成员和各区干部，界首县党史办已经掌握一个名单，就不再谈了，只说明几个情况：
l、三十团委兼县委的时间。我在界首接受张国华同志分配任务以后，先来到泉阳，这时三十团还在淮河边担任剿匪任务，没有和我们接上头。大约1947年的12月底，陈明义同志才把三十团带来界首，住在沙河南。我第一次和三十团政委冉宪生同志见面，研究成立县委问题，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县里只有我一个人，不能成立县委，就决定大事由三十团党委讨论，我也参加。这次会议研究了成立3个区的事，给我派的3个干部也是和这个团一起来的。会后留了一个连，陈明义参谋长又把团带去执行新任务了。长官店整编时，团党委又开过一次会，冉宪生和我都参加了，讨论拉铺部队整编问题，豫皖苏军区也有人参加，决定按军法处置王化雨等4个人。整编后三十团在长官店住了几天(派到泉阳县的一个连也归建了)，全团就调走了，再也没有来泉阳县活动过，所以，三十团党委兼县委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只开过两次研究县里工作会议。
2、泉阳县委成立的时间。到1948年春节，我还是光杆书记，春节后苗中路来了，带了几个鲁西南的干部，四地委决定苗参加县委，这时县委就有两个成员了。不久，胡文同志带的一批太行一分区干部来了，地委通知胡文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时县委就有3个人了，可以开会了。没几天，杨尚宇同志带的一批太行二、三分区的干部来到泉阳县，地委决定杨尚宇任副县长参加县委。以后又陆续增加几个县委委员，如七区的崔如太，一区的孔庆祥，县委宣传部长于子龙等同志(于子龙同志河南省正阳人，原是新蔡县长，新蔡县队整编后调来泉阳工作的)。按写党史的要求，要把县委成立的时间调查清楚，但我又回忆不起是那一天开的第一次县委会。如果把三十团党委兼县委的最后的时间定在1948年2月份，那么县委的成立时间可以定在1948年2月25日，因为我是县委副书记，县委已有工作活动了。胡文、杨尚字同志来只是充实了县委领导成员。1948年6月，胥光义同志来任县委书记，县委就健全了。胥光义是二野干部支队领导人，二野和中原局回师临泉后，干部支队在宋集搞了一段地方工作，中原局调配了一些高级干部到各县工作，中原局秘书长杜润生同志担任四地委书记，胥光义同志来我们县任县委书记，胥来后泉阳县的工作加强了，对我们县委的几个同志也帮助很大，我们县领导成员也较稳定，不象有些县那样变动，那一段工作豫皖苏分局和四地委都比较满意。
3、干部的组成。我们这个地方，那时是中原地区，叫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四地委，各路野战军汇集中原，也带来了备战略区的干部，大家在一起团结共事，没有山头之分。泉阳县的干部组成基本可以分为这么几摊子：一是原来在豫皖苏工作的先来开辟的，我和张友武同志，连同带的战士，也不过20人。二是从鲁西南来的冀鲁豫地区干部，趁华野打睢杞战役时过来的，分到泉阳县也只有l0几个人，带队的是苗中路同志，记起名子的还有梅耀、付月波、王建民同志。三是太行山带新兵南下的，他们新兵交给二野后，一大批分配到四分区各县，来泉阳带队的是胡文同志和杨尚宇同志，他们来了把县委、县政府机关都配备起来了，连千祥，赵荣秋、白镜清、赵兴世、张晋英、郝全仁，李银锁、郑广文等同志都是这批来的。四是胥光义同志来的前后，从二野干部团的工作队调来几位同志，还有从大别山零星介绍回来的一些同志，如邵甫同志等。五是大量的基层干部，从本地培养提拨起来的地方干部中有几位地下党员，长期在家乡坚持秘密工作，如郭和五同志。这些地方干部，也应该算一个方面，当时在区乡和县直机关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他们对泉阳县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4、县委、县政府驻地。县委、县政府驻地先后进行了五次迁移，初期设在杨老家寨，以后移住彭湖，赵大庄。1948年1月，刘邓的野司回师临泉后，又迁往朱大庄。到1948年7月1日，县政府移住胡集洪庄，一直到3县1市合并没有离开过。胡集作泉阳县政府所在地，在编写县志时应有一页地位。
五、几项主要工作
1、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
泉阳县发动群众工作影响深远，应该把开辟之初，号召群众向敌人进行斗争那个过程算作一次，这不象搞土改那样，派工作队去组织发动，而是靠正确地执行政策去调动千军万马。因为那时候人心所向，只要我们政策对头，可以把群众团结在反蒋这个总目标下去和敌人进行斗争。但在具体工作上要特别重视稳定社会秩序，抓紧剿匪反霸。泉阳县初期的群众运动主要抓了剿匪反霸。上面讲的那么多工作，都是围绕号召、发动、团结、组织群众。但有些零散的小股土匪扰乱社会秩序，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搞的人心不安。群众迫切要求剿匪；而这些土匪往往和恶霸地主有勾结，所以剿匪反霸，可以安定社会秩序，社会安定了，我们就有了一个稍微和平的环境。进行剿匪反霸，扩大武装是我们开辟新区、建立政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对于在新区如何发动群众。当时陈克寒同志来过一次，他说邓小平同志从大别山回来以后派他们几个到沈邱、泉阳征求意见的(陈克寒同志是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研究如何在新区发动群众。我们的意见应该以剿匪反霸为主扩大武装，建设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把阜阳的敌人围困在城里头。
2、支援前线。
（1）给刘邓部队补充粮食、棉花、布匹、布鞋等物资。有县财粮长科长赵兴世经手搞的，数字他可能知道，我现在说不清楚。因为刘邓部队从大别山回来以后，有的连棉衣都没穿上，部队很艰苦。临泉等县动员群众，积极送交布匹、鞋子、粮食等物支援部队，有两个多纵队都由四分区几个县包下来了。（2）支援淮海战役后勤粮食供应。界首兵站的粮食，泉阳是个主要供应点。这时大部队北去了，泉阳县的大事小事都经过界首过河到北边去，具体搞时我就不在县里了，到四分区搞担架去了。(3)成立担架团。四分区成立了一个常备担架团，我是团长，我们泉阳县是一个担架大队，区设中队，泉阳县是我直接带的，所以减员较少，贡献最大，基本上完成任务，胜利后才回来。泉阳县共去一、二、二、四、七五个区。因是先开辟的区，基础好些，每区都是正副区长带队。一区赵福江；二区赵荣秋；三区李银锁；四区郝全仁；七区郭和五，每中队(即区)组织担架七、八十付，每付6个人，加上带队的干部每区近500人。泉阳县总计约2500人参加担架队，支援淮海战役。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份，历时1月左右胜利的完成支援淮海战役的任务。有的区回来后，召开欢迎大会和庆功表模大会。如陶庙区赵荣秋同志召开庆功大会，唱大戏，发奖品，影响很好。
3、动员新兵，充实部队。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地委布置，县委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扩军工作。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县各区向群众作了广泛地宣传动员，通过讲形势，讲任务，使广大群众都知道人民解放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不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穷人永远不能翻身。特别是通过诉苦，广大青年觉悟普遍提高，出现了踊跃报名参军的动人景象。仅半个月时间，五个区扩充新兵400人；加上原大队、区干队的600人，共为我人民解放军部队充实了近千名新兵，这部分同志上升十八军，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作出了贡献。
1949年初，淮海战役后，中央决定恢复原来的省建制，泉阳县奉命撤消，将所属各区划归阜阳、临泉、太和。四地委根据豫皖苏分局决定，通知了撤并移交时间，确定了干部去向，泉阳县是l949年2月底结束的，县委书记胥光义同志带了一些人回二野，到南京去接受新任务。杨尚宇同志带一批干部去安庆工作。胡文司志留在临泉县，我就带县直属机关于3月3日全部到颍上县，作为颍上县直属机关，公安队也全部到颍上县去了。泉阳县经过1年零4个月，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