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阳县是1947年底建立的，我们二人是1948年3月经组织分配到泉阳县工作的。我们一到泉阳县政府驻地杨老家，便受到县长宁之祥等同志的热情迎接，从此，也就开始了那难忘的战斗生活。
首先是剿灭匪霸的斗争。那时泉阳一带土匪很多，我们初到，虽然建立县大队和区中队但人少枪少，斗争是非常艰苦的。当时李银锁分配到胡集区任区长，以胡集区为例，土匪有好几百人，我们才几十人。但我们战斗力强，枪法准，百发百中。老百姓对我们拥护，经常为我们宣传，这就大长了区队的威风。有一次，胡集区队在代桥的陈庄捉住一个最凶恶的土匪头子，这个家伙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我们捉住他后，通过教育，他就变得老老实实的。国民党临泉县参议长任鼎昌的打手20人，骚扰地方，无恶不作，胡集武装部长郭存友亲自带人去剿除他们，先后逮了19人。艾华山是国民党阜阳县大队长，我们交战的对象，在我们剿匪反霸斗争的威力震慑下，自觉走投无路，在我们的政策感化下，终于向我们靠拢，举手投降。1948年青纱帐期间，胡集区队跑到白庙，捉住了国民党的乡长，收缴了他九支盒子枪，还让他给派30000斤公粮。并和他讲明：公粮交齐将来阜阳解放时，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并让他找人作保，而且必须是他老丈人，这样一来就牢牢地牵住了他的鼻子。一次，区队为了执行任务，夜间在牛树庄地里一直坐到拂晓，遇见一个拾大粪的，他讲牛树庄有9支枪，谁家有他都讲的清清楚楚。得此情况后，我们表示给他保密，以解除他的顾虑。晚上，我们到牛树庄开有枪人家的会，旁敲侧击，点名叫某人交枪，不交不行。挤了一夜，9支枪全部缴了出来。
我们原来只有三颗手榴弹，一个背包，借他们一支枪，三颗子弹其中还有一颗是瞎火。通过以上几次斗争，我们从敌人手中获得了枪枝弹药，枪支多了，我们在赵小庄发展，培养了七个民兵；壮大了区队的武装力量，有了枪弹，干部，战士剿匪反霸的斗志更高昂了。陆集东南黑王庄土匪头子王雅清跑到开封后，在那里生活不下去，又跑回来，我们捉住了他。经过我们动员、教育，自己交出6支20响盒子枪。后来我们又捉住李湖的土匪头子李言学，他交出两支枪，通过教育把他吸收到区队，利用他以匪反匪。李言学入伍后表现尚好，给我们点线，讲谁是土匪，谁罪恶大，谁好搞男女关系，在什么地方，都讲得清清楚楚，为我们的剿匪反霸工作作出一些贡献，为了更好的改造、利用他，区里委他当班长，交给他一支大机头盒子枪，他干的更积极了。兵刘庄有个白面书生，以后当了我们村长，利用他对了解敌情也起了很大作用。不久我们又搞掉洪庄土匪头子王子龙。
在对匪斗争中，我们丰富了经验，提高了斗争艺术。为捉住土匪，除进行前途教育使他们迷途知返外，还和他们约法三章：一是要交枪；二保证今后不能再抢人家作坏事；三要立功，知道哪里有土匪要报告(我们给他保密，解除他们的顾虑，不然他们就不好生活下去)。这样一来，由于有内线，情况掌握的清楚，捉匪捉的很稳。我们对匪斗争另一点策略就是严宽结合，区别结待。如一般小匪都是上面所说的利用对象。但如遇到顽固不化的。也要采取强硬的手段。如捉匪时有的爬在屋里不出来，我们就向屋里投颗手榴弹，炸不死也吓的不轻，有时向他开两枪，他们就不敢不老实了。最顽固的是曹园的国民党清剿区区长何文华，把他捉住后弄到区部(驻张楼)，区委书记刘玉林了解他有一挺机枪，可怎么审他也不肯说。最后和刘玉林商量，采取了有效的审讯方法，逼得他出急腔，连夜从曹园沟里把机枪捞出送来。从以上看，我们在对敌斗争中是方法多样了，什么以毒攻毒、将计就计、能宽则宽、该严必严，分别对象，手段多样，即以对付何文华来说，如不采取手段，他肯把机枪捞出来交给我们吗?看来对敌斗争有时不狠点就不行，对于好人当然不能这样。实际斗争中，我们取得了以上经验，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搞了一段时间，地方秩序较安定，情况好转了。
l948年秋，在胡集东，我们捉住了土匪头子李洪章，他交了几枝枪，把他交区队看管，到夜间，李洪章跑了。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很可能是看管人员放的。我们就审问从土匪中吸收的区队战士王雅清和李言学，这时李言学已在区队中担任排长。经过分别讯问，王雅清讲是李言学放的，并讲出他目睹放的情况：李言学站在墙头里往外送，王世忠(在县大队当炊事班长)站墙外接，李言学也承认了。事情弄清后，我们立即把李洪章(又抓获)、李言学、王世忠三人都逮起来，向县委书记胥光义作了汇报，胥光义签字一律枪决。从此以后，内部没人再敢捣鬼，我们的内部比较纯洁了。砖集、陶庙、胡集、代桥、苏屯各区的情况也都好了。基本群众报信，土匪也报信，利用社会力量，我们剿匪反霸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在工作中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对土匪的办法是：“你真好，我们真放你；你真坏，我们真枪决你!”总之，我们在剿匪反霸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仅胡集一个区共缴获手枪1160支，步枪800多支，各种子弹无记其数。
1947年底，临泉、太和、界首的国民党县保安队退缩到阜阳城里。到1948年夏初，顽固分子事先派出特务，到陶庙区小胡庄胡风堂家(胡是阜阳特务机关搞谍报的)。后又到界首，陶庙打了几个人，盗窃我民兵名单、枪支号码和干部名单，秘密记录回去汇报。他们行至杨桥，被我部郭和武查出上述密报材料，当时为首的一个人跑掉，捉住的几个经过审讯全给杀掉了。从供词中我们得知退到阜阳的临泉、界首、太和的国民党保安队共有300多人，准备打回来东山再起。约在1948年5月某日夜里12点钟前，我们集结到泉河南岸刘湾村。等到拂晓敌人上了7条船，企图由刘湾渡过泉河向我进行反扑。由于我四分区早已获悉，及时派出两个连配合泉阳县大队，胡集区队作好战斗布置。所以没等敌人上岸，我们就对敌人发动了突然袭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惊慌万状，全部被我们就地歼灭。这一仗胜利后，为了造成声势，迷惑敌人，树立地方干部威信，县大队和区队武装统称为地方干部郭和武队伍。从此形势好转，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支援淮海战役。物质上我们搞征粮磨面(大部分是杂粮)为部队用粮食换鞋子、土布。另就是从1948年秋天起，在临泉的长官店训练常备担架队干部。参加的是先开辟的5个区。人员有陶庙区赵荣秋，胡集区李银锁，砖集区赵福江，大新区梁楫五和杨桥区。另有3个区因刚建立没有出担架。训练后备回备区。过了一段时间正式组织担架队，每区出70多付担架，每付担架6个人，5个区共约2500人。
1948年11月份，黄维兵团过去后，我们就组织好担架集中出发，各区带队领导人：杨桥区是郭和武，砖集区赵立德，胡集区李银锁，陶庙区赵荣秋，大新区郝全仁。去时经界首到临涣，我们接受了命令。我们新去的担架队都派在二线，前线担架队把伤员运出战场后，我们接过来转运到后方。因为战争进展的很快，一、二线混为一体。那时思想没有准备，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上空又有敌机轰炸，陶庙区担架队被炸死1人。这样一来，人心恐慌，担架队员和干部逃跑较多，陶庙区的两个连跑了一个连。剩下的人前后都找不到领导，怎么办呢?这时宁之祥也在前线带担架，陶庙区带队赵荣秋见到宁向他汇报：“我们陶庙区担架队跑的还剩下一个连，我向县长请求，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哪里去。但要求三个条件：(1)得管吃，(2)不到一线，只在二线，(3)胜利后得奖励几条枪给我们。领导一一作了答复，并向我们进行了动员和安置，把担架队交给九纵队钱继伟分配任务。第二天宁之祥又找到赵荣秋，讲他要回去再带担架，将一个通讯班交给赵荣秋指挥，胡集区担架队跑的少些，干部和队员还有70余人。
战争胜利以后，陶庙区担架队回来时到界首北饶楼整顿队伍，赵荣秋讲：过沙河要洗手洗脸，我们干的是光荣事，后方要欢迎我们，在前方得到的东西，都要交出来。由于领导对队员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大家心情愉快地回到家。前方部队奖给一部电话机，一台时钟，四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
陶庙区担架队回来后，区政府抓住两个从前线逃跑的地主，每人罚款100元，唱大戏3天，开了庆功表模大会，发了奖状、奖品，这样一来，影响很大，其他工作也很快开展起来。在支前工作中也培训出一批干部，陶庙区的第一批干部，大都是从担架队中培养出来的。
1949年春，第二次组织担架队支援过长江，接受第一次支前的教训，就有经验了，一切准备的都好，但是没有打仗，一直追过长江，这已是泉阳县合并以后的事了。
淮海战役后，胥光义书记预料到要扩军，首先向群众宣传动员，通过宣传贯彻我们新区政策，作好了思想准备。泉阳县、区干部大都是老解放区过来的，他们仍采取原来的扩军办法。但当时群众对参军有顾虑。我们就首先做好号召、动员工作，讲清形势，说明参加人民解放军是替穷苦人打天下，不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穷苦人就永远不能彻底翻身。又通过诉苦运动，青年人的觉悟普遍提高。他们踊跃争先报名，一时父送子，妻送夫，场景非常动人，参军后给家中送喜报，并及时做好优抚工作。走时，新战士骑大马戴红花给大家看，到区里招持的又好，他们当兵可高兴了。在胥光义书记，宁之祥县长亲自布置下，征兵工作顺利完成。仅半个月时间，每区都扩兵500人。泉阳县先建的一、二、三、四、五五个区共扩新兵1000多人，都整编为进藏部队十八军了(军长张国华)。最后县大队、区队的一千多人也都上升，连窝端全交到进藏部队十八军。这之前在1948年夏，区队也上升一部分，随军南下，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