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泗水县杨柳乡小颜庙村。我家原是勤劳耕种的农村大家庭。我幼年时，因闹土匪，全家逃往曲阜城，家中房屋全部被烧。后又遭军阀混战之害，加之人口逐渐增多，家境衰落不和。在祖父母、舅爷、族长们的主持下，伯叔父兄弟四人分家，由各小儿抓阄。我抓到地多无房的一份。母亲善良，埋怨命苦。父亲耿直，逞强好胜：“各有一份，无屋，搭棚也得安家立户。”亲友们说：这份家，只能分给钱邦俊，他有犟劲，能操持，能创家立业。这既是对父亲平时逞强之评，也是赞他能干之说。从此，父亲钱邦俊，母亲钱王氏省吃俭用，日夜操劳，勤奋耕种，在亲友们的帮助下，于1934年冬开始，在小颜庙村庄东田园里平地起家，先后建起北、西屋各三间，还有东屋、南屋及厨房、牛棚、猪栏等。历尽艰辛，一个新的家园终于建成。在这操劳困苦的日子里，父母亲仍坚持叫两个儿子上学读书，两位老人为生活、为儿女的未来真是操碎了心。
1931年2月，在济南正谊中学就读的大哥钱杰东加入了共产党，开始置身于火热的革命洪流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哥在党组织领导下，率领学生走向街头，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组织参加了轰动全国的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活动。他回家后，对家人、亲友大讲同学们卧轨爬车南行之盛举，还拿出从南京带回的松塔给弟妹们玩乐。晚上我俩睡在一起，他给我讲同学们抗日爱国，反对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事，痛斥国民党不抗日，投降卖国，如同宋朝的秦桧，还讲了李大钊、鲁迅等爱国文学家们的著作。当时八、九岁的我听起来还似懂非懂，可我对他们的敬慕之情却油然而生。
钱杰东正谊中学毕业后，先后到泗水西岩店、博兴县任教，又因宣传抗日，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学生们传说钱老师是共产党而被校方辞退。回家后，他脱下长衫，穿上短衣，随同叔父们一起下地劳动，有时还兼做一些送饭、打草、喂牲口等活计。夜里常常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如饥似渴地复习功课，阅读一些进步书籍，有时彻夜不眠。193３年７月，大哥考入了聊城省立三师。1935年假期回家时，带回了高尔基的《母亲》和鲁迅的书籍多部，供我阅读。大哥参加劳动之余，还到山河村小学拜访教师张林夫，谈论抗日救国，讲述革命道理，赠送进步书刊。1936年回家，他又去柘沟再访张林夫等进步教师，对他们组织的“读书会”阐述了见解，并多次赠寄进步书刊和党的文件，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道理，为泗水党的建立和抗日救国活动的发动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大举南侵，山东危在旦夕。在这大敌临门之时，我们这个地方各种名义的武装，各类旗号的游击队蜂涌而起。1937年11月间，钱杰东接受省委指示回到家乡，以探亲访友为名，联络教师、同学、爱国人士，宣传我党抗战主张，发动人民抗日，在曲阜、泗水一带发展党员。大哥是家乡颇有名望、见过世面的人，他的身份当时虽未公开，但已成为众所传闻的共产党，坚决抗战的“土八路”，进步青年、爱国人士纷纷慕名来访，我家成了他们活动和联络聚会的场所。我则为他们烧茶、端饭，成了他们的“跑堂的”。有时大哥还叫我在外接人，给他们带路，传递消息。因当时与他们接触较多，至今有些人的名字我仍记得，如夏云、夏风、孔实卿(张旭)、翟鹏飞(苏鹏)等。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党员，开展敌区的工作等问题。1938年3月，经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曲泗工作委员会。曲泗工委多次在我家召开会议，决定派工委委员到地方势力派张俊鸿部和国民党游击队七十五大队中开展工作，并报请省委派人前来加强领导，争取他们抗战。省委先派张林大、周庆标，后又派周蓝田、老红军薛云亭来我家开会，钱杰东、乔海秋等工委同志参加。会上，周、薛二同志分别介绍了郭洪涛来山东省委作的关于抗战形势，统一战线，抗日民主政权和建立根据地等问题的报告，研究了争取七十五大队的问题。同时，还接收了一批新党员。家，成了我地方党活动的基地。父母亲一向崇敬北宋岳母教子“精忠报国”，对大哥心爱器重，对他的外出访友，许多知名人士来家谈论抗日救国，同情赞许，对薛营长的来家，由惊疑、敬重到热情接待。老人家已察知儿子是共产党员了。父子之情，报国之义，使老人家成了抗日救国的同情者、支持人。
工作上的日夜奔波，倾心操劳，使大哥的肺病日趋严重起来。为了不使父母过分担忧，大哥外出时经常带上我，给他作伴、探路、放哨。在和大哥相伴的日子里，我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教育、启发，懂得了不少道理。提高了觉悟，提出了入党要求，1938年4月，经大哥和孔实卿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我十六岁。
1938年5、6月间，泗水城的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黑夜袭击家沟园的土匪。驻小颜庙村的土匪王凤仁部，听到激烈的枪声逃跑了。父老们惶恐不安，父母逃往焦沟大哥的岳父聂兴儒大伯家。听三叔家长工说，牛棚里有土匪藏的长枪，我趁无人时，用蚊帐一裹扛到了焦沟。原以为有了枪就能抗战打日本，心中得意洋洋，谁知惹出了大祸。日本人走后，土匪王凤仁穷凶极恶，追逼查找，扬言不送回枪就抄家杀人。当时我住在亲戚家，迫不得已，托人说情，将枪送还。还怕土匪们报复，全家逃往林程店孔实卿同志家避难。
由于我单纯热情，此一盲动，给大哥他们进行党的活动造成了困难，把争取王凤仁部抗战的线索割断了，给家中老人造成了第一次灾难。
我党我军坚决抗战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革命斗争急需人材，党组织决定送我到八路军干校去学习。父母虽不愿我离开，但又不愿儿子当亡国奴，更怕我在家惹祸受害，再加大哥的全力支持和劝导，终于大义忍痛地说：走吧，当八路打日本去吧。不能尽孝，尽忠报国也好！1938年8月底，在大哥伴送下，我从林程店到黄土崖，经泗水县委介绍到沂水岸堤军政干校学习，改名为钱振东。从此，我走上了抗日战场，革命的征途。
1938年10月，遵照党的决定，大哥钱杰东也离开了父母妻子到中共泗水县委工作，从此改名为江洪。后调任中共曲泗宁中心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根据党的需要又调转一区党委、鲁南区党委，提任为组织部科长、副部长。1941年春，钱杰东同志在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时，沉疴卒发，吐血不止，与世长辞，埋葬在莒南县换头沟村。年仅二十九岁。
钱杰东任中共曲泗宁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为党的组织建设，发动人民抗日，扩大抗日武装，创建、巩固和发展曲泗宁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曲泗宁根据地成了山东省委经鲁西与华北及党中央联系的交通道路之一。我一一五师等领导同志先后经此开进山东，更加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对敌人的扫荡、伪化、治安进行了激烈尖锐的斗争。
以钱杰东为代表的我兄弟们在前线英勇战斗，日、伪、特恨之入骨，转为丧心病狂地残害家属。1939年6月6日，他们把我父亲五花大绑投入泗水大牢。受尽折磨，老人始终不屈，以“儿子大了，我管不了，在哪里不知道，你们有本事去抓他”来回答敌人的拷问。敌人无奈，家中又托人送礼说情，变卖家产赎人，父亲才被放了出来。这是老人家经历的第二次劫难。
日本侵略军加紧扫荡，强化治安，蚕食我根据地，敌后斗争更加艰苦。小颜庙村既非重镇，又非交通要道，只是钱家抗战子弟多，钱杰东是老党员，声望高，父母亲虽连遭劫难，仍支持儿子抗日救国，敌特怀恨在心，1942年春在小颜庙村庄东，紧临我家挖沟、修堡、垒墙，建立据点，蓄意残害抗战家属，镇压人民抗日。有人提议托人说情，花钱请客，以保住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刚正不阿的父亲大声说：“有东西喂狗也不给这些王八蛋吃！”谁知屋内说话，墙外有人，特务头子堵门而来。老人看事不好，趁别人应酬之机逃跑了。这帮毫无人性的家伙强行把我家东、西、南屋及院墙拆除铲平，把北屋山墙挖洞打通，好好的家园成了一片废墟。老人隐姓埋名流落他乡，吃住无着，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家中老人遭受了第三次浩劫大难。
敌后抗战更加艰苦，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汉奸、特务肆无忌惮，对抗日家属更加凶狠残忍，敲诈勒索，欲置于死地。1943年春，曲阜特务把年过八旬的祖父钱昭勤捕捉押解到吴村，扬言要命拿钱，无钱拿命，以杀相逼。伯、叔父们以倾家荡产相赎，使祖父免于非命。这是家中老人第四次遭到大难。
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拔据点，歼敌伪，胜利消息不断传来，敌伪惶惶不可终日。黑暗将要过去，光明即将来临。在地方党政领导帮助下，父母冒着生命危险，躲开敌特的监视，趁黑夜偷偷跑到山后，绕开敌伪据点，穿过封锁线，出泗水经宁阳、新泰、蒙阴，一路跋山涉水，于1944年、1945年两次到达沂蒙根据地参观学习。虽未找到大儿子钱杰东的墓地，却两次都看到了身高体壮、一身戎装、英姿勃勃当八路军战士的我——小儿子钱振东。父母抱住儿子，悲喜交融，泣不成声地说：“孩子，你长大了，有出息。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八路军好好干”。父母的心，老人的话使我激动不已，我坚定地说：我听话，好好干，一定做父母的好儿子。父母看到儿子已成长为八路军的一名基层干部，喜在心里、笑在脸上，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心，带着根据地军民团结、欢居乐业的消息，回到了家乡。
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父母日夜怀念为抗日救国献身革命的大儿子钱杰东。在地、县党政领导的关心帮助下，父亲不顾年老体弱、路途遥远，奔赴莒南县换头沟村，找到了儿子的墓地，挖坟起棺，用牛车把钱杰东同志的遗体运回家来。县党政领导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地委专署送了挽联，钱文涛同志怀着兄弟、同学、战友之情义，代表县党政领导致悼词，以公葬仪式重新安葬。钱杰东烈士永垂不朽!
正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欲消灭人民解放军，置人民于死地。国民党特务、还乡团对我地方干部、民兵、军工烈属任意捕杀残害，父母亲和大伯父钱邦彦等军工烈属在我政府的组织下，撤往黄河北，老人们风餐露宿，受尽苦难，家庭再度遭到摧残破坏。
围歼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大城市，我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面大反攻。1948年底，淮海战役还在激烈地进行，父母亲不顾天寒地冻、敌机骚扰，晓宿夜行，随着支前大军来到徐州北郊，看到了儿子钱振东、未婚儿媳武善芳，老人家说不尽的高兴与欢乐。战争还在进行，肚利需要儿子继续前进，两位老人含着喜悦的泪花嘱咐儿子、儿媳：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听毛主席的话，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快胜利了，干到底，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送走了儿子，老人家怀着胜利、自豪、欢乐、幸福的心情，又回到了家乡。
全国解放后，父母节衣缩食，在亲友的帮助下，对家中摇摇欲坠的三间北屋进行了修补加固，使得生息繁衍的家、钱杰东烈士故居、中共曲泗工委会址依然保持至今。母亲钱王氏于1951年12月15日、父亲钱邦俊于1970年1月30日，钱杰东烈士遗孀聂全真于1985年4月初先后病逝在这所房子里。三间北屋，是父母亲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崇敬忠烈，支持革命，教育儿女一心跟毛主席、共产党走的缩影，也是敌、伪、顽、特对革命家属摧残破坏的铁证。
家，是革命之家，她哺育了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的一代英豪——钱杰东。在钱杰东的教育影响下，钱家兄弟和村中青年纷纷走上革命战场。孔宪德、钱邦礼、钱邦印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个家可谓革命之大家。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亿万人民、千万革命家属的支持和无私奉献才取得的，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此材料原是作为家史对儿孙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用的，希望他们能继承、发扬先辈们的光荣传统，成长为爱党、爱国、爱人民的一代新人。后县政协文史委来信相约，我认为此材料对教育启迪后人有一定意义，故寄去，请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