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平凡而伟大的。父亲钱邦俊、母亲钱王氏一生育有两儿两女，大儿子钱杰东，大女儿钱汝云，二儿子钱振东，二女儿钱汝春。大儿子钱杰东早年参加革命英勇抗日，因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大女儿钱汝云在抗战时期因思念父母兄弟而患病撒手人寰。现只有参加革命历尽风雨的二儿子钱振东和二女儿钱汝春健在。每当兄妹俩谈及父母时无不感恩泪下，不仅感谢二老的生育养育之恩，更感谢他们支持两个儿子革命和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父亲钱邦俊，兄弟四人中他排行第二。他勤劳正直，刚强好胜，是种田好手，也是家中经种的管理者。小时上过私塾，喜欢读古典小说，崇敬杨门虎将和岳飞精忠报国，因而教子严明，主张儿子上学，知书达理，勤奋有志，厌恶游手好闲。母亲钱王氏，勤劳贤惠，上敬老人，下爱儿女，善待邻里，且心灵手巧，是剪裁家务的能手，热心助人，深受人们称道。哥哥钱杰东与堂兄钱文涛童年时，家里请老师教他们上私塾，他俩聪明好学，能背会写，颇受师长称誉。1925年，兵灾匪患，家院遭洗劫，房屋被烧光，全家逃到曲阜城里避难。在曲阜城里，他二人想上二师附小，父亲赞誉有志向、有出息，因而鼓励他俩上学。我五、六岁时，姐姐钱汝云接送我进幼儿园，学一些“一二三、狗牛羊、弟弟来、妹妹来……”。逃难到曲阜城里的四大户中，唯我祖父一家三个孙子上学，其中两个是我兄弟俩。回想起来那时家里生活已很困难，仍让我们上学，足见父亲是非常有远见、有思想的老人。
钱杰东和钱文涛高小毕业后考取济宁七中，父亲赞誉他们能到州里上学好，并鼓励他俩努力学习，学知识、学做人，将来为国出力。他二人牢记老人的教诲，不仅学习努力，而且讲正义、说真话、主持公道，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由一位进步老师帮助他们转到济南正谊中学插班上学。此后父亲对哥哥说：主公道，抱不平这是应该的，现已到济南府里上学，切要好好学，真正明事理才行。“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父亲对国民党打内战争地盘杀中国人及丢弃关外等行为气愤不已。他认为国民党的行为与秦会相同，不能怪学生闹事。同时，父亲深感精忠报国还是需要有文化有本领，因此，他激励哥哥钱杰东还要好好上学，增长才智，弄清道理。钱杰东正谊中学毕业后，先后到博兴县、泗水县教书。钱杰东不仅走出家门当了老师，还带我及钱家三位少年上学，父母及亲友对此非常赞赏。之后，钱杰东又提出再报考师范继续学习深造的想法，父母完全赞同并大力支持。约1934年在他考入聊师后，我祖父这个大家庭开始分家了。当时，我家没有分到房屋，只有空地一份，母亲埋怨命苦，而父亲刚强地说，无房搭棚，我们自己建家。父母既要种地糊口，又要平地建家，还要供应两个儿子上学，日夜操劳，何其辛苦。之后逐步建起了西屋、南屋、北屋，厨房、牛栏、猪圈等。父母叮嘱两个儿子说，你们要好好上学，堂堂正正做人，就是卖几亩地也供应你们上学。父亲的教诲使儿子非常受感动。钱杰东聊师毕业受训后，被分配到乐陵县乡农学校任教务主任，当时他在学校职位高，薪津也不低，不仅走出了家门，而切到外县工作，因而成了家乡的名人，父母为儿子而自豪，亲友们也称道。这个家是父亲钱邦俊辛勤劳作建立起来的，他情愿自己拼命受苦受累，也供儿子上学，不仅是对儿子寄予厚望，也是老人有见识、有远见。
在父母的哺育培养下，我兄妹四人逐渐长大成长。哥哥钱杰东于1931年在济南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投身于革命。1937年11月，哥哥钱杰东奉省委指示回到家乡，发动人民坚持敌后抗战。当他的风尘仆仆回到家中时，我们全家高兴万分，母亲泪流满面说：“好儿子，你可回来了，想死娘了！”见哥哥久患肺病，面黄肌瘦，便要他好好静养，可哥哥说：“日本鬼子快打来了，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危难之时，父亲让我上学，要我精忠报国，我怎能苟且偷生，甘当亡国奴！？”父母听后点头赞许。于是哥哥外出探亲访友，联络进步教师、同学，发动人民起来抗日。此后，进步爱国人士纷纷来家拜访大哥。1938年3月经省委批准成立中共曲泗工委，钱杰东与乔海秋等同志为工委负责人，他们在家中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建立党组织、开展统战、派工委成员争取国民党地方武装抗战等工作。省委两次分别派张林夫、周兰田、红军营长薛云亭也来家中，我的家成了工委会址。父母对哥哥带家中来的朋友都热情接待，也为儿子有这么多为革命奋战奔波的好朋友感到自豪。特别父亲知道大儿子已是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人后，父子情、爱国义集于一身，便把自己的家和儿子与共产党、八路军连在了一起，也认定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抗日救中国。这时我开始为哥哥的革命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于1938年4月在家中经钱杰东和孔实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哥哥回家后为革命终日奔波，半年后肺病复发，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让他安心养病，父母不得已着嫂子陪同到其岳父家隐蔽休养。父母不但为生活终日操劳操碎了心，还为儿子承担着风险，哺育养育之恩使我永生难忘！
1938年5月，我“偷”了土匪逃跑藏匿的枪扛到嫂子的娘家，认为有枪就能抗日打鬼子，却不知由此给父母和家庭带来了灾难，也给哥哥钱杰东及地方党的活动造成困难。事后虽把枪还给了土匪，但怕土匪报复，不得已全家逃往林程店孔实卿家避难。父母为大儿子革命也为小儿子的莽撞遭受了磨难。在这危难之时，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钱杰东和孔实卿介绍我去省委干校学习，父母虽爱子心切，但也考虑在那国破家亡的年代，让我在家也难以成器，只有跟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成人，便大义凛然地对我说：“走吧，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去吧。不能尽孝，尽忠也好！”从此，16岁的我走上抗日战场，开始了革命征途。约1938年10月，哥哥钱杰东也离家到泗水县委工作，父母送两个儿子走上抗日前线，又冒险忍辱回到家中。
1939年，哥哥钱杰东在任中共曲泗宁县委书记期间，发展党员，组建抗日武装，建立党的政权，创建了曲泗宁抗日根据地，对敌人的扫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敌伪由此对他恨之入骨，在找不到钱杰东的情况下，转而惨害家属。1939年6月，日寇与伪军包围了小颜庙村，祖父与父亲都被堵在家中。大难临头之际，父亲怕祖父遭难家人受累，挺身而出说：“我是钱杰东他爹，他从不在家，儿子大了管不了，在外干什么不知道！”敌特蜂拥而上，将父亲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烤打。六月的天烈日炎炎，他们把父亲打的皮开肉绽，血汗混流，痛苦难当。任凭敌特软硬兼施，父亲硬是刚强不屈。日特无奈，便把父亲打入泗水县大牢，父亲在牢中受尽折磨，后家中倾产相赎，父亲才免于非命。钱杰东、钱文涛乘夜回家看望安慰老人，父亲刚强地说：“我受点苦也过去了，你爷爷未遭难，你们在外面不出事，比什么都好。”父亲忠孝大义秉然高尚的品德，使儿女们更加敬佩不已，难以忘怀，父老乡亲们都称赞他是红脸硬汉、刚强不屈的老人。
哥哥钱杰东为了革命忘我工作，终因积劳成疾，于1941年4月病逝。父母亲得知后肝肠寸断，悲痛欲绝。他们虽知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但毕竟他们心爱的大儿子离开人世时才29岁，失子之痛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况且此时他们的二儿子钱振东参加革命后音信全无，全家的希望由此都寄托于二儿子身上，思念挂念担心，父母亲终日以泪洗面。
我的家小颜庙村比较偏僻，既非重镇也非交通要道，只因是当地抗日领导人钱杰东的家，是革命和爱国人士活动聚集的场所和领导抗战的基地，小颜庙村便成了日本鬼子及其走狗汉奸的眼中钉、心腹患。1939年春，叔兄钱文涛受县委和钱杰东之命，以教书为名在家乡开展抗日工作，与我地下工作人员往来传送情报，宣传抗战，团结动员开名人士募捐支援我军，接收伤员和掩护部队活动等。1942年春的一天，日寇伪军再次包围了小颜庙村，父亲知道侄子钱文涛为我军卖枪外出待归，便置个人生死不顾，跑到村西岭老林外截到了钱文涛告诉他说：“鬼子汉奸包围咱村了，在到处抓你，你赶快逃吧！”钱文涛得救了，他感恩挥泪告别了二叔，离家上山找到了县委，走上了抗日前线。
此后，鬼子汉奸抓劳工、抢财物，紧临我家修炮楼、建立据点，设立伪区公所，蓄意镇压人民抗日，残害抗日家属。为免遭残害，有人提议请客送礼，父亲正直刚强，义愤痛骂说：“有东西喂狗也不给这些王八蛋！”谁知道屋内说话被墙外的敌人听到，特务们堵门而来。老人看情况危急，趁别人应酬之机逃走。这帮毫无人性的民族败类蜂拥而至，把我家的西屋南屋及院墙铲平，把北屋东山墙挖了个大洞，把一个好好的家院破坏成一切片废墟。之后，伯父钱邦彦也避难外逃。老人们从此隐姓埋名流落他乡乞讨，过着流离失所、吃住无着的生活。1943年6月，住曲阜的特务又将年过八旬的祖父钱昭勤押到林程店，扬言要命拿钱，无钱拿命，以死相逼，伯、叔父们倾家荡产相赎，祖父才免遭残害。家中连遭大难，家人长年受着据点敌特的监视，父母破碎的心整日里伴着忧愁。但父亲爱国义、父子情深，始终坚强不屈，仍与我地下党保持着联系。
盼着共产党、八路军抗战胜利后能见到儿子。喜事终于来临。在地方党政领导的关心安排下，父母于1944年、1945年两次到沂蒙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母亲是小脚，行走本来就比较困难，但思子心切，天大的困难全然不顾，父母硬是冒着生命危险，避开敌特监视，绕过敌人据点，穿过封锁线，越山沟攀蒙山天险，遥遥数百数，赶到沂南革命根据地，见到了离别六、七年的二儿子。看到二儿子已成长为参训队的领导，二老高兴自豪，嘱咐儿子要一心跟党走，坚决抗战到底，并称赞八路军好，毛主席好！
抗战胜利家乡刚刚解放，当时地委领导和革命老同志怀念为党的建设、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党员、老革命钱杰东烈士，派人持信陪同父亲到莒南县换头沟村，将钱杰东烈士的遗柩运回老家重新安葬。地委送挽联和邻近村代表五、六百人参加了追悼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钱文涛以兄长、同学、战友的名义并代表县委致悼辞。父母悲痛欲绝，以儿子英烈宽慰。干部群众无不为失去这位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干部、好领导而悲痛缅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有的军工烈属残遭杀害。父母和伯父钱邦彦在政府的关怀下，历尽艰险撤到黄河北。家乡解放后，父母才又回到家中，父亲出任村长，发动人民群众支援前线。1948年淮海战役激战时，父母不顾天寒地冻和敌机轰炸，随同支前大军到徐州找到了二儿子钱振东，也见到了未婚儿媳武善芳，父母说不尽的喜悦。在徐州我、善芳与父亲合影留念。虽历尽千难万苦，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但老人总算看到了胜利曙光。再三叮嘱儿子儿媳听毛主席的话，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全国解放后，父母节衣缩食，亲友们帮助，修缮了被日本鬼子破坏后摇摇欲坠的三间北屋，使钱杰东烈士故居、中共曲泗工委会址保存下来。
1951年，我和妻子武善芳请假回家看望已重病卧床不起的母亲，回家后，我们刻不离床，衷心侍奉。但终因军职在身，假期所限，忍着切心痛情告别父母回到部队。母亲于1952年12月15日安详去世。回想父母历经千辛万苦，置生命而不顾，特别是母亲裹着“小脚”，与父亲冒严寒，顶着敌机的轰炸，不畏艰难险阻，到徐州看望部队与儿子。父母对我们的教诲以及全力支持我们抗战的言行，使我深怀感激。母亲虽然已安然去世，但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为让父亲与儿孙们一起欢聚，享受天伦之乐，1953年后，父亲随我们在南京、上海、浙江青田县以及北京等地一起生活。为了全力支持我和善芳的工作，1954年父亲从家里找来叔妹钱春如，照顾孙女和孙子，帮助料理家务。1959年，父亲又带外孙女胡文玉到浙江青田县照顾第四个孩子，帮助家务。1961年，我调入北京工作，父亲为支持儿子做好工作、当好干部，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他跟随我们来到北京，帮助善芳管理家务，照顾孩子。他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参观故宫，逛天安门，登长城，深感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有说不尽的荣耀。文革中，因受冲击父亲被迫回老家，后经调查落实才再回北京。1968年，当得知儿子受命出国担任专业组长援助阿尔巴尼亚修建毛泽东水电站时，父亲更是高兴万分，他说过去受外国侵略国破家亡，现在国家富强了能援外，是天大的喜事。我告别父亲时说：这是毛主席英明伟大为国争光的大事，是我一辈子未想到大事，我一定要拼命工作，完成任务，为国争光，为父亲争光。父亲年老生病住院卧养，1969年底，当我回国休假看望父亲时，他对我说“我年老生病，这是天意。你要以国家为重，为国争光。你是领导，应按时回去。你为国尽忠争光就是大孝。我想好了，人要落叶归根，回到老家，请村干部高振生照顾我”。父亲语重心长，1969年底，依照他的意见，我和当时只有12岁的儿子启国将父亲送回家中，并托付给了村干部高振生。我忍痛告别，遵父亲切心的教诲，按时返回阿尔巴尼亚援建的工作岗位，尽匹夫之责。在我出国后不久，1970年1月30日父亲病逝于家中。父母是爱党、爱国、热爱毛主席的老人，他们一生深明大义，一心跟着共产党，不惧艰险，坚强不屈，精忠报国，大义秉然的崇高品德，永远铭记在我及后代心中。
我们永远怀念我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