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杰东，原名钱汝滨，又名江洪。1912年出生在山东省泗水县杨柳乡小颜庙村一个富裕农民大家庭里。他自幼就长得眉清目秀，貌相俊雅，且聪明伶俐，深得长辈们的喜爱，是在祖、父辈们的爱抚下长大的。6岁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教他和长他一岁的堂兄钱文涛读书识字。他学习刻苦认真，所学的知识都能记牢背诵，因而深得师长的称道。稍大些，他遵照父亲的教诲，放学回家和节假日就割草喂牛驴或放猪等，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左邻右舍都夸他是个懂事爱劳动的好孩子。
1925年，13岁的他正奋发读书，立志将来做一个有出息人的时候，家乡遭到土匪洗劫，家里房子被烧光，东西被抢劫，全家人逃往曲阜城里。家庭的不幸，使他心灵蒙上阴影。这时，房东前院曲阜“万盛”商号的掌柜见他聪明伶俐，主动提出让他到“万盛”当学徒，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他在“万盛”商号干了一年，由于他勤奋好学，勤于劳作，基本学会了记帐与珠算等。同时，他更加刻苦自学，以求深造，于1926年夏同钱文涛一起考入曲阜省立二师附属高小。入校后，因缺少算术和英语的基础，加之从农村到城里穿着不入时，也受到一些富家子弟的歧视，但靠着不懈的努力，两人都进步很快，期未考试时两人都取得了前六名的好成绩，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27年春，北伐军到了曲阜，学校更换了领导和一批朝气蓬勃、思想活跃的青年教师，教材和教学内容都有较大更新，学校的社会活动增多，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日益高涨，钱杰东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参加了声讨济南惨案、抵制日货等大游行和张贴反封建的标语等，他从中得到了锻炼也增长了才干，为今后的革命活动奠定了思想及工作基础。
1928年6月高小毕业后，钱杰东又同钱文涛一起考入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据资料记载，济宁七中是济宁城及周边地区革命的摇篮，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钱杰东入校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济宁七中也和全国一样，中共党团和活动处于隐蔽、停顿状态。
钱杰东入校后，学习认真，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主动接近进步势力，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并接识了一位好同学程铭汉（原名程懋谦，共产党员）。两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他俩经常在一起谈人生、论时局、展望未来，不久，在他们周围团结起一大批同学好友。钱杰东还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学校伙食委员会和文娱活动委员会。这期间，钱杰东与进步同学经常与学校的一些恶势力作斗争。当时，学校伙食很差，每月伙食尾子不公布，他便以伙食委员的身份揭露学校伙食搞得差、克扣学生伙食费，要求给师生一个公道的说法。广大师生对学校的许多做法本就不满，钱杰东的反映引起了学生的共鸣。学校当时的训育主任王麻子不但不听学生的反映，反以打架“带头闹学潮”为名开除了钱杰东、钱文涛、程铭汉等六名同学，学生们被激怒了，纷纷罢课示威。学校当局马上勾结县政府和驻军派军警包围了学校，抓捕钱杰东、程铭汉等学潮首要分子。进步教师褚步程、赵笃生等得知后马上通知了他们赶快离校，这些学生才幸免遇难。在济宁七中求学期间，钱杰东置身于火热的革命洪流中，眼界大开，思想觉悟发生了新的飞跃，很快从一个参加者成为运动的骨干。
1929年夏，钱杰东、钱文涛在已被聘任为济南正谊中学校长的褚步程老师帮助下，转入正谊中学读书，并分别由原名钱汝滨、钱汝洲改为钱杰东、钱文涛。
在这里，他不仅又和早先转来的程铬汉同学同班，还结识了进步同学鹿效曾等，并通过程、鹿二人介绍，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读书会”（实际是校内中共组织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学生团体组织。在这些学生组织里，他如饥似渴地读了一些社会科学读物，如《大众哲学》、《中国近代史》、《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等，认真学习了《共产主义概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同时读了不少鲁迅、蒋光慈、郭沫若、冰心等人的进步文学作品。通过学习他眼界大开，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社会的现状、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等诸多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思想觉悟发生了新的飞跃，进一步点燃了他革命的思想火花。他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希望，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决心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立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1931年，他加入了共青团。同年二月，由程铬汉、鹿效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向党庄严承诺，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奋斗，一切服从党，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时，济南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1930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此后，济南特委书记李敬铨等22名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共产党在流血，济南在流血……这时，意志薄弱者害怕退缩了。钱杰东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仍然与程铭汉、鹿效曾等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党的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到历城、一师、北园乡师等处参加革命活动。一次在齐鲁大学开展活动，被敌探察觉，幸而提前得信转移，才免于难。
褚步程校长不久离开了正谊中学，国民党当局为控制学校，派了一名特务吕秀智任训育主任，限制进步学生的活动，并公然声称“防止共党分子进行宣传”，对进步学生和教员进行监视。钱杰东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战我东北三省，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退让政策。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2月2日，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青岛、济南等地学生，准备组织南下请愿团，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请愿抗日。钱杰东、程铭汉、鹿效曾等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号召同学们参加赴京请愿活动，在正谊中学组织了300多人的请愿代表团，与济南乡师、一师、女师、一中等学校组成了2000多人的赴京请愿团在济南火车站汇合，北京大学第二批请愿团和千多名学生也到了济南，高举彩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三省”、“要求抗日”等口号，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在铁路当局执行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坚持不发火车的情况下，钱杰东等领导正谊中学的同学扑向冰冷的铁轨……经过六天六夜的斗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才终于答应给学生备车。济南学生请愿团到南京后一面到街上游行，一面与全国各地来南京的学生们在总统府门前静坐示威，要求蒋介石面见，答应出兵抗日。蒋介石拒不出面，还下令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驱赶、镇压，并野蛮地枪杀学生30多人，逮捕了数百人，有的被特务装进麻袋抛入长江，有的失踪。随之派实枪荷弹的军警将学生遣返。请愿活动使钱杰东彻底看清了蒋介石反动派的真面目，领略了组织起来的伟大，也更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终生的决心和信心。此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抗日救国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20日回校后的深夜，程铭汉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捕，一大批师生被开除。当晚，钱杰东正巧外出办事，幸免于难。好同学好战友程铭汉被捕后，钱杰东侵食难安，他本人不便出面查寻，便找来已转至济南一中学习的钱文涛设法查找。得知程铭汉等被关押在济南监狱第四看守所，钱文涛去看望了多次。程铭汉在狱中已被折磨的面黄肌瘦，遍体伤痕，但他仍叮嘱让杰东倍加小心，今后少去新开的读书社，那是“复兴社”分子办的，专门用来搜寻共产党的情报，并让杰东放心，他会绝对保密。钱杰东听后沉痛万分，对钱文涛说，以后与程铭汉的联系就由你代劳了。（程铭汉于1936年病死在狱中，年仅21岁。）这时，国民党山东党部“捕共队”的名单上已有钱杰东的名字，但由于钱杰东处事慎稳，巧妙应对，加之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未对其下手。
1932年7月，钱杰东在正谊中学毕业后，由党组织介绍到博兴县第一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积极组织师生宣传新文化，介绍进步书刊，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当局只打内战不抗日的行径。钱杰东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博兴党部的注意。是年底，便指使学校将其辞退。钱杰东被辞退后，又到泗水县西岩店小学教书，并带领我和其他三个少年上学。
1933年暑假期间，他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聊城后期师范），编人九级二班。这时，聊城党的活动也和全省一样处于低潮，共产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钱杰东暂时不能开展活动，便秘密了解情况，团结同学，为恢复和发展聊城师范的党组织作准备。他像一颗火种时刻燃烧着，他广交朋友，以诚待人，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渠道联系群众，他朴实、热情、忠恳的品德很快赢得了大家的认同和尊重。为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积极动员订阅《世界知识》、《大众生活》、《永生》、《读书生活》等进步书刊，联络了许多的进步人士。如他利用到图书馆读书之际与图书管理员耿荆山结识，后发展其入党。利用课余体育活动打篮球之际，结识了韩复榘派驻聊城一个旅部篮球队外号叫“大个子”的队长，从而了解了不少驻军的情况，和有无对党员或进步人士进行迫害的动向等，以便及时防备。1934年下半年，形势渐趋稳定，钱杰东同志即开始进行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工作。首先发展了杨绪铭同志（即苏明）入党。1935年春，联络共产党员盛北光（原聊师八级学生共产党员）、王连级（又名王晋亭，九级同学共产党员）恢复成立了聊师党的中心支部。盛北光任中心支书记，王连级任组织委员，钱杰东任宣传委员。接着钱杰东又介绍耿荆山、赵芳洲二同志入党，并积极培养耿炜、任汝舟、史中岐、邵玉琢、李相三等为党的发展对象。中心支部还担负起聊城、阳谷、寿张、堂邑、冠县等地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钱杰东提出以合法形式组织同学开辩论会，宣传革命思想，扩大影响的建议，得到支部的赞同。当时拟定两个题目，一是“国家政权是否对人民有利？”，二是“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辩论分两个小组，一组站在国民党政府所谓正统派一边；另组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一边。为了取得合法权利，他们以召开学术讨论会的名义向教务处作了请示汇报，得到了教务主任黄沧溪的同意，并用同样的办法取得了国民党聊城师范监视学生活动的冯训育员（外号冯狗子）的认可。这样，在合法的形式下，狠狠揭露了国民党及其黑暗政府的反动阶级本质，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在学校产生极大影响。事后学校当局虽知事情严重，但由于事先批准，不好追究，只好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了。便气极败坏地下令，以后不准再开辩论会。
由于钱杰东整天废寝忘食地忙于工作和学习，毫不顾忌个人的身体，不知不觉不他的身体垮了下来，气喘、发烧、咳嗽，逐渐消瘦，他并没在意。直到有一天，一阵咳嗽后胸口一阵疼痛，一口鲜血从口里喷了出来。他慌忙埋好血迹避开了同学。他才意识到自己患了肺病，但自认为年轻身体素质好，不会有什么问题，挺一挺就过去了。但同学们还是从他越来越消瘦的身体状况中看出他患了重病，并关爱地劝他趁早治疗，他总是笑笑说没事。而后又是风风火火地工作起来，同学们称他为“铁钱”。
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发生。为响应北平学生运动，中心支部发动全校师生游行示威，并计划组织”赴京请愿团”。校方闻讯惊慌万状，命令不准在校内集会，聊城国民党党部也派军警阻挠。钱杰东同志不顾疾病的痛苦，终日活动在群众当中，领导学生与学校当局和国民党顽固分子进行斗争，由于省委从1933年12月至1936年5月未恢复建立，这次斗争没有得到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支持，因此没取得赴京请愿的胜利。这次斗争失败的教训，使钱杰东认识到取得上级领导的重要性，认为没有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就象没娘的孩子无依无靠。于是，这年冬天，他和盛北光同志冒着纷飞的大雪，骑着自行车，顺黄河大堤，经阳谷，过范县，行程三百余里，历尽千辛万苦，到濮阳古云集一带寻找党的关系，终于在春节后与山东省工委代理书记赵健民同志取得联系。与党组织恢复联系后不仅加强了党的领导，发展了党员，扩大了党的影响，团结了进步同学，也为敌后抗战培养了有知识有才能的骨干和领导人，钱杰东不仅得到了锻炼，也逐步成长为地下党的领导人。
1936年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建立地方武装，扩大势力，在济宁建起乡村建设训练处，命令全省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接受一年的训练。5月，钱杰东等共产党员根据省委指示，在乡建训练处建立了党支部，由张元修同志任支部书记，盛北光同志任组织委员，钱杰东任宣传委员。支部建立后，领导学生同国民党乡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赶走了留学意大利带中将军衔的军事主任。在这些政治斗争中，钱杰东同志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7、8月间，训练处放了一段时间的暑假，党支部的同学们都没回家，根据省委的指示到济南去学习。在济南小布政司街路一家旅馆内，省委派老王（化名）同志给他们作了政治报告，并给了一些学习材料，十多天的学习使钱杰东受益匪浅，对党的方针政策，对敌斗争的原则性策略性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在聊城师范学习的3年时间里，钱杰东还利用假期时间在家乡进行党的宣传活动，于1935年春和1936年底先后两次找进步青年教师张林夫座谈，从国内外形势谈到乡间社情，从党的主张到年青人的志向人生等，并向张赠送进步书刊，还向进步教师孙庆震、夏风、朱玉才等宣传全国的抗战新形势，传播革命理论。此后，几位进步教师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1937年2月，钱杰东同志受训结业，分配到乐陵县东辛店乡建学校任教育主任，同学杨绪铭为校长。乐陵县于1933年在津南特委的领导下，就建立了中共乐陵县委。1937年3月，乐陵县委按照津南特委的抗战指示，根据该县地方民枪多的实际，决定建立抗日武装。钱杰东和杨绪铭到乐陵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钱杰东化名钱杰三，主抓校内工作，他积极向学员进行抗日救亡教育，不久就发展学校的指导员、事务员为中共党员，并培养了一批学员积极分子。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们向邪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老百姓称他们为“青天”，也遭到了封建恶势力的漫骂。1937年3月，钱杰东接任中共乐陵县委组织委员，参加领导该县党的工作。在半年的时间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知识界建立了党组织。“七·七”事变后，他根据党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地方上层人士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乐陵县长同意，在全县各乡学校和农村建立了抗日武装。先是在校内成立了一百余人的抗日队伍，并在此基础上组建起了钢枪队、土炮队、大刀队共500多人的抗日队伍。1937年10月，日军和“协皇军”组织兵力分三路围攻乐陵，钱杰东和杨绪铭二同志率领第三乡校武装部队和该区的农民武装共2000余人，在庆云一带展开阻击战，战斗打得残酷激烈，经半天一夜激战，敌我仍相持不下，后来敌人调来迫击炮向我军阵地猛轰，加之西、北两路敌军又占领了乐陵县城，钱杰东同志所率部队受到三面强敌夹击，不得不组织撤退。由于刚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缺乏战斗经验，致使撤退时部队失散难控。钱杰东、杨绪铭同志奋力突出重围，辗转济南到泰安，找到了省委。
1937年底，日军突破黄河侵占济南，沿津浦铁路长驱南犯，形势异常紧急。省委要求，凡家乡未被日军占领的同志要回家乡发动民众武装抗日。根据省委的指示，钱杰东回到家乡泗水县建立抗日武装。
钱杰东回到家乡后发现，济南失陷后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的二十二师经泗水南逃，沿途抢掠民财，民心惶惶，泗水县处在一片混乱中。此时，他的肺病已有明显的发展，身体非常虚弱。回家后，家人喜出望外，但见他面黄肌瘦一身的疲倦，父母和妻子都心疼地哭了，并劝他在家静养一段时间。但他一心想着党的抗日救亡活动，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并很快与地方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改名为江洪。他日夜奔波在曲阜县东北部泗水县西北部一带的农村，以走亲访友为名到处联络同学、进步教师及爱国人士，宣传党的抗战政策，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我一边照顾哥哥钱杰东，一边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时，我的家里成了他联络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聚会的场所。来家次数较多的有夏云（夏道云，泗水杨柳镇老泉庄村人）、夏风（夏传玺、夏宝庭，洒水柘沟镇四村人）、张旭（孑L实卿、孔实禀，曲阜县董庄乡林程店人）、苏鹏（翟鹏飞，曲阜韦家寨人）等。周蓝田、乔海秋等一批共产党员经常来家里研究工作。1938年一、二月间，泅水党组织响应省委的号召发动了武装起义，周蓝田、管戈、刘海岩等同志带领队伍参加了省委领导的四支队。钱杰东同志看到许多党的骨干离开了地方，认为要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扩大党的影响，必须马上建立党组织，把现有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先努力把曲泗边区党的工作开展起来，然后推向全县。于是与乔海秋研究，向省委请示批准，在曲阜、泗水边缘区建立了中共曲泗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曲泗工委），隶属于山东省委，钱杰东、乔海秋成为工委主要负责人，张旭、苏鹏、武雨琴、夏云为工作人员。在省委的领导下，工委首先抓了党组织建设，先后在曲泗边区一带发展了一批党员。主要有我和刘教行、彭彬、王玉林、夏风、马斌、孔凡生等，并相继在泗水县的孟家村、小乔家村、柘沟、围家沃和曲阜县的董家庄建立了党支部。
1938年初，泗水县北部的一些上层人物为了迎合群众抗日和防备匪患的要求建立了保枪团，后国民政府定番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第五纵队第三梯队第七十五大队”。为了加强地方党的领导，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曲泗工委一面派夏云、武雨琴、夏风到国民党七十五大队做争取工作，一面致函请求省委派武装干部来帮助做该队的工作。四支队二团政委程照轩接信后马上派曾经参加过徂徕山战役两名干部张林夫、周庆标到泗水帮助曲泗工委做改编七十五大队的工作，省委也派有斗争经验、有组织能力的党员干部周蓝田和红军干部薛云亭到泅水工作。周蓝田、薛云亭、钱杰东等在我家里向工委传达了省委的指示，钱杰东也汇报的工委的工作，审议通过了通过了夏云、夏风、武雨琴、彭彬、王玉林、刘教行加人中国共产党，并研究了争取七十五大队等工作，并决定派周蓝田等进入七十五大队开展工作。国民党发现七十五大队逐渐被共产党控制后，把队伍拉到莱芜集训，我们派去做工作的同志只好暂时退了出来。但部分官兵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提高了思想觉悟，后来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七十五大队一部分人接受了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泅水县独立营，成为泗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1938年6月，根据形势需要，省委决定撤销曲泗工委，建立中共泗水县委。山东省委派孙汉卿同志来到泗水，在高峪乡东候家庄外茔地里召开了泗水县党的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泗水县委，孙汉卿任县委书记，周蓝田任组织部长，武雨琴任宣传部长，张林夫任青年部长，夏云任统战部长，乔海秋任二区分区委书记，钱杰东同志因病重只任县委委员。曲泗工委建制虽然只有3个月，但由于钱杰东和乔海秋的积极努力，做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为以后扩大党组织建设，建立抗日武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月底，孙汉卿同志调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曲泗宁县委，由周蓝田任书记，钱杰东同志带病接任组织部长。这期间，钱杰东虽身患重病，但工作毫不懈怠。他把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爱当作鞭策的动力，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他总是和同志们一样走村串户，深入群众开展各项工作。县委的每项工作每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浸透了他的心血。
1939年1月，周蓝田同志调泰山特委工作，钱杰东同志任曲泗宁县委书记。钱杰东主持县委工作后，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在曲阜先后建立了曲城分区委和泗河北分区委，在泰安、宁阳边区自治区内，先后建立了多个基层党组织，在曲泗边区的一些村庄也建立了党支部，并建立了中共曲泗宁边区分区委员会。在石（莱）放（城）华（村）地区建立了中共泗水第五分区委。曲泗宁县委先后辖泗水的第二、第四、第五分区委，曲泗边分区委，曲阜城区分区委和泗河北分区委，宁阳县的东庄分区委，泰安的第七分区委共8个分区委。
1939年6月，曲泗宁县委将争取的原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第十五军第二十九师的一个团（黄瑞章任团长）约300多人枪，建立了一一五师第三大队，大队长由黄瑞章担任，副大队长吴可寄，钱杰东兼任政委，参谋长由赵桓（曾用名肖兰城）担任。刚改编时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后将曲泗宁三中队改编为该大队的第三中队，将泅水五区区中队改编为该大队的四中队。1939年下半年，为开辟曲（阜）泗（水）邹（县）抗日游击根据地，该大队奉命到泗南、邹东地区活动。1940年初该部队编入我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1939年9月，曲泗宁县委扩大为中共曲泗宁中心县委，钱杰东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所辖的党组织除原曲泗宁县委所辖的分区外，另将泗南的中共泗南分区委划归中心县委。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和艰苦的生活环境，钱杰东同志完全置自已的疾病于不顾，他带领县委一班人，奔波于汶河以南、泗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广大区域，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地开展对敌斗争，为地方党组织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一年的时间里，巩固和发展了曲泗泰宁边区根据地，先后组建了九个区委，近百个基层支部，发展党员200余名，还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了数百名战士。同时，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利用东庄“自治会”的公开名义，先后护送了罗荣桓、陈光、朱瑞、徐向前、肖华等首长过往铁路线，为一一五师挺进鲁中、鲁南、滨海做了大量的侦察、警戒带队等工作，还掩护一批伤员在地方养伤，为主力部队输送大批物资和传递信件，使曲泗宁边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出现了新局面。
1940年2月，钱杰东同志凋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组织部任干部科科长。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是根据北方局的的指示，为了加强对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的山东南部广大区域的领导工作于1939年7月成立的，因此亦称大鲁南区党委。不久，他又调任第一区党委三地委（原尼山特委于1939年9月改建）组织部部长。同年6月，鲁南区党委成立，钱杰东同志又调任鲁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这一时期，他从基层调到上级领导机关，从抓一一个县的全面工作到上级机关专做组织工作，环境、职责变了，但他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精神没有变。他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严以律己，扎实苦干，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1941年4月，钱杰东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他渴望学习结业后，用学到的知识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但终因积劳过度，旧病复发，高烧不退，咳血不止，医治无效，病逝在莒南县换头沟村，年仅29岁。
1945年10月，党组织派人和我父亲接回他们的优秀儿子钱杰东，重新安葬于我的家乡小颜庙村，地委、县委领导敬献了花圈和挽联，曲泗县委民主政府秘书钱文涛代表县委、县政府并以兄长、战友的身份致悼辞。县委有关人员和本村及邻村的群众代表五六百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钱杰东同志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奋斗的一生。他从走上革命道路起，就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奋进。他英年早逝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他短暂的革命一生，是泗水人民特别是我家人的骄傲。他的革命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