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22日,在山东渤海平原,距黄河入海口不远的滨州黄河大桥上,列队肃立的人群,目送一位两周前逝世者的骨灰,在五彩缤纷的花瓣的簇拥下,被轻轻地撒进缓缓东流的黄河。这项播撒骨灰的活动,是根据逝世者的遗愿进行的。因为他终生忘不掉这条哺育他的大河,忘不掉为了挽救民族危难、谋求穷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他曾经浴血奋战过的渤海平原大地,忘不掉在这片土地上同他生死与共、并肩战斗过的父老乡亲。他就是当年在渤海平原上妇孺皆知的景晓村。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又投入黄河的怀抱,随着滔滔的河水,滋润着他眷恋的渤海大平原。
(一)少年时代
景晓村本名景慕达,1917年10月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第十区宅科村。景慕达之名,系按景家家族的辈份所起;景晓村之名,则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改用的。宅科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山村,距省城济南比距章丘县城还近,50年代调整行政区划时,划归济南市历城县,以后改为济南市历城区彩石乡的辖地。因此,景晓村的籍贯50年代以前为章丘,以后为历城。
景晓村家世世代代是农民。到景晓村的祖父一辈时,家境稍见宽裕,才供得起孩子上学。景晓村的父亲景琳,毕业于章丘县立乙种农业学校,在读书时曾梦想通过搞实业而富家治国,幻想破灭后,即决心当一名小学教员,投身于山区教育事业。他为人稳重端庄,朴素无华,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深受当地农民的敬重。他强烈的爱国思想,气质禀赋和为人作风,通过言传身教,自然会给儿子以影响。景晓村幼时还从父亲那里得到一般的农家孩子难以得到的知识,使他从小就知道很多天下大事,萌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景晓村的童年时期,正逢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连年混战,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4年,景晓村在本村上小学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开端。这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山东,共产党员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一些进步组织纷纷出现,章丘成立了“农业协会”,景晓村的父亲景琳也加入其中。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山东人民盼望北伐军早日到来。然而风云突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破坏,随后的北伐变成了新旧军阀间的争斗。盘踞山东的军阀张宗昌,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1928年春夏之交,当张宗昌的部队在北伐军进攻下节节败退之际,日军于5月3日向进入济南的北伐军发动进攻,并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这就是有名的“五三”惨案。当时11岁的景晓村听到人们讲述那次惨案的情景,震动很大。他想不明白:“咱们中国的兵为什么不狠狠揍日本鬼子?”阴云笼罩着中国上空。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景晓村于本村初小毕业,考入章丘县第三完全小学读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全国人民感到无比震惊与愤怒。北平等地的学生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消息传到第三完全小学,师生们也到集镇和农村游行示威,进行宣传。景晓村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响亮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向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还参加了宣传抗日的文艺演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
(二)参加地下党,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从193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统治山东的军阀是韩复榘。韩复榘自投靠蒋介石后,即不遗余力地镇压共产党和各地的农民暴动,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1932年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了大逮捕。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和一部分县委遭到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但是一些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的赵健民等,组织地下党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继续秘密活动,努力设法同中共中央恢复联系。景晓村就是在这严峻时刻,于1933年夏天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济南乡师)的。这所学校始创于1929年,建校之初,学生中就有共产党员。首任校长是有民主思想的山东著名教育家鞠思敏。他先后聘请了具有革命或进步思想的范明枢、李竹如、武新宇、田佩之等到校任教或工作。他们在引导学生追求进步,走上革命道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无形中提供了帮助。济南乡师有个好传统:每当新学年开始,地下党员都积极热情地与新同学交朋友。每到晚饭后或课余时间,党员就和新同学三五成群,到附近的农村树荫下促膝谈心,或到铁路两旁散步,交流思想,开展对新同学的工作。景晓村进校那天,就受到比他高一班的同学赵健民的热情接待。赵健民当时是中共济南乡师地下党支部书记。景晓村入学之后,听课十分认真,课余埋头于阅览室中,仔细翻阅各地报刊,使自己眼界大开。他阅读了《呐喊》、<彷徨》、《大众哲学》、《苏俄考察记》、《莫斯科印象记》等大量进步书籍,刻苦学习的精神在广大师生中颇为有名。他还常常把从报刊上看到的消息,在校外散步时讲给菜农和船夫们听。这些动向引起了学校里地下党员们的注意,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对象,并分工由赵健民负责对他进行教育和帮助。学校学生会组织的许多活动,景晓村都是积极参加者。本来济南乡师各个年级都有读书会,地下党组织通过读书会团结广大同学,宣传马列主义及进步思想。但是新任校长处处限制学生们的活动,读书会被禁止。景晓村和赵健民商量后,联合几位同学,搞了一个知能促进会,宣称建会的目的是交流学习心得和切磋学问。他们从研讨如何办农村教育人手,深入分析农业凋敝、农民困苦的原因,激发对现实不满的情绪;研究有关日本的资料,增加对日本军国主义现状的了解,激发抗日爱国热忱。其他年级的同学有些来参加旁听,有的也办起了知能促进会。至此,学校当局才明白过来,知能促进会不就是读书会吗,只不过换了名字,想限制其活动,但为时已晚。
这时担任济南乡师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赵健民工作特别忙。他经常到一些工厂、学校进行活动,帮助那里的党员恢复支部活动,发展新党员。地下党组建济南市委时,他又被选为市委书记。尽管工作很忙,但他对乡师的工作并未放松。他以介绍人的身份向党支部提出:景晓村已达到一个党员的标准,到了该吸收他人党的时候了。1935年10月,景晓村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赵健民对景晓村说:以后我要经常往外县跑,学校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
这一年的12月9日,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各大城市学生的爱国游行示威汹涌澎湃地展开。此时,张元修担任中共济南乡师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和景晓村等一起研究,决定分头到全市其他学校联系,制定响应平津学生抗日救亡行动的计划。济南学生们的动向,吓坏了韩复榘政权。韩复榘惶恐不安,慌忙派他的手枪旅到各校监视、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派来包围乡师的士兵,同学生在校门口对峙。地下党支部和学生会认真研究了对付这一严重事态的对策,认为不能盲目上街游行,作无谓牺牲。于是决定动员学生们去上课,同时组织部分人做士兵的工作。下课后,景晓村和一些同学提着开水给士兵送茶,并做其小头目的工作;中午,又组织同学给士兵们唱歌慰问。当他指挥大家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站岗的士兵都动容了。小头目对景晓村等表示:你们只要不出校门,在校园里愿干什么就干什么。夜间,学生们翻墙出去,到其他学校串联,介绍他们对付韩复榘士兵的办法。当景晓村向赵健民讲了他们的做法后,赵健民非常高兴,并告诉景晓村说,他近日准备到濮县会见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代表,如果能见到,和党中央的联系就恢复了。景晓村听了也十分兴奋。不久,韩复榘为了摆脱困境,即强令各校一律提前放寒假,任何人不得在学校逗留,并派手枪队到学校强制执行。面对这一情况,乡师党支部决定动员学生利用返乡的机会对农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景晓村回到宅科村,请父亲出面,办起了夜校,上文化课,讲历史上的爱国故事,宣传抗日。
1936年4月的一天,景晓村按照赵健民的通知,来到济南南郊四里山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代表黎玉在这里同大家见面。这表明山东地下党组织已同中央恢复了联系。黎玉到山东后,先听取了赵健民等人的汇报,对济南乡师党支部的活动很重视,了解得很仔细,对汇报中谈到的景晓村的情况也格外注意。这次黎玉同景晓村见了面,对乡师党支部的组织状况、党员的思想状态和学校教职员工的政治情况等进行了详尽了解。景晓村对所提的问题回答得简明扼要,黎玉非常满意。同年5月,景晓村担任了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暑假期间,黎玉和赵健民派他去博兴、寿光、益都、临朐等巡视工作。当时山东各地党组织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正在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有许问题亟待解决,需要上级派人指导。景晓村不负组织上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同年秋天,由于叛徒出卖赵健民等被捕。在严重时刻,景晓村承担起省委巡视员的工作任务,根据这时任省委书记的黎玉的指示,冒着极大的危险,先后去兖州、济宁、东阿等地巡视党的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当时黎玉分析了山东省党组织的状况和斗争形势,向景晓村明确指出:山东省党组织过去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严重,屡遭破坏,我们要接受教训;党在白区的任务,就是争取团结群众,利用合法化、社会化、群众化的形式联系教育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景晓村对此完全同意并坚决执行,率领乡师党员和进步同学做了不少工作。他组织学生在学校附近农村办了数处夜校,上文化课和讲解形势,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日寇侵犯绥远、察哈尔,傅作义率部在百灵庙给日寇以迎头痛击时,他组织学生上街宣传这一胜利。国民党对重点学校派驻军事教官,对学生进行军训,遭到学生的反对。他说服同学利用军训的机会,学点军事知识,以便为武装抗日作准备。同学们接受他的主张,为武装抗日的目的积极参加了军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获得释放后,许多学生不理解。他根据党内传达的指示精神,组织党员学习,并向群众宣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有利于团结抗日的道理。
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济南乡师党支部以学生会的名义成立壁报委员会,组织各年级出版壁报。并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办了一个定期刊物《求生》,选登壁报上比较好的文章。还通过社会关系在济南《新亚日报》办了一个副刊,取名《农园》,每周二期,占半个版面,利用这个合法阵地宣传进步思想和抗日救亡,在社会上起了一定作用。1936年2月,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一批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西安事变后,北平的民先队员纷纷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景晓村根据山东省委、济南市委的指示,热情接待到济南的民先队员,配合他们开展工作,并通过这一活动在乡师和其他学校发展民先队员,使民先队这一进步组织在济南地区迅速扩大。1937年5月1日,济南各学校的民先队员在南郊橛山集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乡师学生到得最多。这次集会,对推动山东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三)参与领导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这时景晓村正好从济南乡师毕业。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他谈话,要他留在省委担任秘书长的工作。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卢沟桥事变后,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大批平津学生撤到山东,一些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人士要求在山东参加抗战。景晓村作为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负责接待他们,并为他们安排生活和工作。因当时山东省委不能公开活动,景晓村根据省委指示,组织撤到山东的学生成立平津流亡学生会和民先山东省队部,使他们在济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同各方面进行联系等,均以平津流亡学生会名义出现。由于山东省委的正确组织领导,平津流亡学生会和民先山东省队部的积极活动,济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国高潮。山东省委又相继派遣大批民先队员回各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并把几百名流亡学生和党员、民先队员转移到范筑先部队的政训班。这批人员一方面加强了鲁西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一方面又成为整个山东干部的后备力量。
与此同时,景晓村还根据省委的指示,在济南、泰安接待了大批被释放出狱的同志,对他们进行安置慰问,向他们介绍抗日斗争形势,组织他们到各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发动工作。这些经过斗争考验的干部,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许多人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省委即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迅速派遣党员、干部分赴各地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并决定由省委直接领导泰安、莱芜、新泰、泅水地区的徂徕山武装起义,以便从实践中摸索经验,闯出一条路子,更好地指导各地区的武装起义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创立山东抗日根据地。1937年10月,日寇侵入山东,德州陷落。山东省委机关从济南转移到泰安县城。10月27日在泰安文庙召开省委会议,确定各地武装起义的时间,选择在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或已溃散,而日本侵略军尚未到达或虽已到达但立足未稳之际,并部署了泰安、莱芜、新泰、泗水及沂水、莒县、日照等县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
1937年12月,日寇沿津浦路南侵,逼近泰安。12月26日,山东省委在泰安蓖子店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有黎玉、林浩、洪涛、景晓村等。会议分析了韩复榘10万大军不战而逃、日寇侵占济南后的形势,确定于泰安城沦陷之际,即发动武装起义,并研究了有关准备工作。会后,林浩带领省委机关的一部分和泰安县委机关等,作为第一梯队先上徂徕山;黎玉、景晓村到山阴会同赵杰等发动的队伍,作为第二梯队上山。
1937年12月31日,日军侵占泰安县城。1938年1月1日清晨,山东省委在泰安县徂徕山大寺,召集上山的160多名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誓师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起义发动的这一天,是山东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山东省委将起义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并决定洪涛为司令员、赵杰为副司令员、黎玉为政治委员、林浩为政治部主任、景晓村为政治部副主任兼~团政治委员。誓师大会以后,新泰、莱芜等县参加起义的队伍,相继到达徂徕山。到1月4日,起义部队迅速增加到500余人。
当时起义部队的战±,有工人、农民、学生或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员,成份比较复杂,多数不是党员。他们社会经历不同,思想觉悟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尤其是来自农村的战士.,虽然弃家从军,但对抗日的前途却不清楚,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性质没有一明确的认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把起义部队建设成一支有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战无不胜的抗日队伍,建设成绝对服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摆在起义领导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为此,起义部队的领导机关提出要以红军为榜样,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并决定由景晓村具体领导这项工作。因为当时党支部和党员的身份都保秘,为便于党员活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起义部队里设置了政治战士的职务。政治战士相当于排长的级别,要求他们同战士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对战士进行政治工作,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景晓村将部队中的党员逐一登记、组织起来,建立了党支部,分配他们到班里去担任政治战士。由于党员少,不够分配,还把一些表现好的民先队员、救国会员、小学教员、青年学生使用起来,分配担任政治战士,并加强培养教育,把其中进步快的介绍入党。在起义初期,政治战士对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巩固部队起了很大作用。
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通过党支部和政治战士去做。对部队指战员,主要是进行形势教育,前途教育,使大家懂得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道理,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决心;进行党的领导的教育,说明四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队伍、穷人的队伍、真正抗日的队伍,教育战士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教育战士懂得人民的军队要爱人民,要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不侵犯群众的利益。对外则教育战士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这也是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部队专门成立了宣传队,并发挥了重大作用。
起义部队经过一周的突击军政训练,于1938年1月11日离开徂徕山大寺、光华寺,下山出征。从此,开始了打仗、开展群众工作、壮大游击队和开创根据地的斗争。部队下山后,连打了几次胜仗。首战寺岭,打响了起义部队打击日军的第一枪,毙伤敌十余人,再战四槐树,炸毁敌军车两辆,歼敌40余人(其中有大佐1名),处决了民愤极大、搞汉奸活动的新泰县长朱奎声。又破袭新汶公路,使敌人交通中断,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1938年2月23日,山东省委在新泰刘杜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全省的抗战形势,总结武装起义以来的工作,部署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会后,部队兵分两路:北路为第一大队,由洪涛、林浩等率领,向莱芜、博山、淄川一带发展;南路为第二大队,由黎玉、赵杰、景晓村等率领,向泅水、蒙阴、费县一带发展。两路部队沿途宣传抗日救亡,壮大自身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第二大队到达费县西北大平邑一带后,由景晓村等与地方干部联系,恢复了党的关系,发动群众组织起抗日救国会。4月下旬,第二大队北上莱芜,于28日晨智取莱芜县城,活捉抢占莱芜县城、在秦启荣指使下一再制造磨擦的县长谭远村以下3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接着南北两路部队在莱芜县城胜利会师。这时第四支队已发展到4000余人。从此,这支队伍驰骋抗日沙场,威震齐鲁大地,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四)开辟鲁东南特区的工作
徂徕山武装起义后不久,中共中央在给山东省委的信中指出:省委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根据地为中心;根据地的发展,应以鲁中为中心,依托新泰、莱芜、泰安等地原有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以控制蒙阴、莒县等地区。为了实现向东发展的战略计划,1938年7月,省委决定建立鲁东南特委,由景晓村任特委书记。在此之间,193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改称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景晓村继任省委秘书长、青年部长。
鲁东南特委成立于1938年8月,所辖地区包括诸城、莒县、日照、赣榆等县的全部和高密、胶县的一部分。鲁东南特委成立前,这个地区除胶县、高密和几个集镇为日军占领外,大部分县、区、乡都为国民党控制。国民党军队主要是驻扎在莒县的高树勋新编第六师,其他则是各县建立的游击队、保安旅、保安团等等。他们划地为营,各自为政,十分混乱。当时,我们党在这个地区的基础还很薄弱,党员数量少,组织分散,多头领导,互不联系,缺乏统一指挥,形不成力量,在人民群众中的工作尚未很好开展,影响不大。
景晓村到鲁东南后,首先把特委建立起来,由特委成员杨昆、崔介、刘涌分别担任组织、统战和军事部长,刘居英、张岗在国民党新六师工作。1938年底由李仲林接任组织部长,李均任宣传部长,谢辉任军事部副部长。在特委成立的同时,对刚从沂水开过来改编不久的山东抗日游击第二支队进行了整编,建立了部队的司政机关,调整充实了领导干部,由刘涌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杨昆任副政治委员、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从特委成立,到1939年3、4月间景晓村调离,这期间他在鲁东南地区主要领导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宣传组织工作。主要是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主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让群众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宣传组织群众,举办干部训练班,培养基层工作骨干。通过深入的工作,很快就统一了鲁东南地区党的领导。1938年底莒县、日照、诸城都建立了县委,1939年3月,在胶县、赣榆建立了工委,并建立了莒、赣、临边区工委。
其二,统一战线工作。主要做三种对象的工作。一是做国民党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部的工作。高部入莒后,在一个时期内同我们党的关系不错。二是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像赣榆县长朱爱国、莒县县长许树声等,在他们手下都有我们一些地下党员担任重要职务。各县区乡的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是地方上国共合作抗日的一种组织形式,各级动委会的指导员,不少是由我们党的干部担任的。三是做地方开明士绅的工作。莒县的一些开明士绅,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其三,武装建设工作。鲁东南的二支队是以原四支队六大队为基础建立的,由沂水开到莒县时只有四五百人,经过收编和扩军,1938年底已发展到一千三四百人,战斗力也不断提高。当时诸城县有一股地主武装,势力比较大,胡作非为,残害百姓,民愤极大。我诸城县独立营的一个连,曾遭他们突然袭击全军覆灭,二支队到达诸城后,摧毁了这股反动武装的两个据点,铲除了石头河的敌伪组织,并进驻胶县重镇泊里,还曾用土炮轰跑了日寇的汽艇。军事斗争的胜利,轰动了胶、诸边区,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景晓村在鲁东南特委虽然只工作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但他带领特委一班人,依靠各级党组织,团结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了有效的工作,为发展和巩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坚持清河区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调景晓村到胶济铁路以北的清河地区任特委书记。清河地区位于鲁中、胶东、冀鲁边三个战略地区之间,既是威胁敌人的交通要道胶济铁路和战略要地济南的前沿阵地,又是鲁中、胶东、冀鲁边交通联络的枢纽。在这里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意义。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盘踞在这个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十分猖狂,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屠杀抗日军民的惨案。如1939年3月30日,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在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逮捕和杀害团级以下干部和战士200余人,制造了令人震惊的博山太河镇惨案。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抗日军民,正处于困难时期。
1939年5月中旬,景晓村从山东分局带领苏杰、夏戎等20多名干部,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抵达桓台县北六庄与中共清河特委的领导干部会合。他主持召开特委会议,传达了山东分局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提出要改正过去忽视根据地建设的倾向,加紧建立专署和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积极扩大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与地方武装,巩固发展地方党组织,改变对顽固分子妥协退让和消极防御的被动局面。景晓村还传达了山东分局的指示:中共清河特委应抓紧筹备成立清河区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一一一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并指定由马耀南任专员。同时传达了对中共清河特委部分领导干部的调整决定。
1939年5月下旬,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率部队由胶济路南返回清河区,在桓台东沙沟河子村与景晓村等会合。当晚,杨、景两人交换了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意见,观点完全一致。他们根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给三支队关于开展章丘、齐东工作,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的指示,率部队到长山县六区三元庄与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即西进至邹平城西北刘家井子~带集结,准备进军章(丘)齐(东),向北发展,以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6月6日,青城、齐东等地日伪军800余人,配备数十辆汽车,并配以若干骑兵,分进合击,向三支队司令部驻地刘家井子扑来。得知敌人行动的情报后,景晓村与马耀南、杨国夫在刘家井子东北角的大庙里召开各团团长、政委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战斗部署,决定以刘家井子为中心,依托该村周围的壕沟和围墙,集中兵力和火力于北门及东门,阻击敌人;同时控制西门外道路,以备必要时由此转移。正当这股日伪军遭我军迎头痛击之际,驻济南、惠民、张店,周村等地的日伪军4000余人,蜂拥而至,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固守围墙,坚决抗击,激战竞日,黄昏后分散突围。这次战斗,三支队以简陋的武器,战胜了武器精良、人数众多的日伪军,创造了毙伤日军井口司令以下800余人(击毙417人)的战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清河抗日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和根据地的开辟建设。但在战斗中,三支队也受到较大伤亡。
7月22日,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副司令员杨国夫率部队东进临淄,途经桓台牛王庄时,遭敌合围,与敌人展开激战,马耀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杨国夫随之被任命为三支队司令员。景晓村在临淄大夫店主持召开清河特委和三支队负责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马耀南牺牲后的斗争形势和应急措施。会后,景晓村到胶济路南会见三支队政治委员霍士廉,然后向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第一纵队兼山东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汇报工作,听取指示。他提出:章(丘)齐(东)一带紧靠胶济铁路,距济南、周村、张店很近,是敌人敏感的地区,我军大规模集结,公开活动,目标太大,在军事实力上,敌强我弱,拼不过敌人,我们应改变方向,向敌人薄弱的地方发展。并建议:三支队在胶济路南的部队,迅速返回路北,与路北部队和特委机关会合,趁青纱帐季节,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徐向前、朱瑞等完全同意景晓村的意见.并明确指示:要树立长期坚持清河区平原游击战的信心,要向北发展,改变东西一条线的狭小活动范围,建成南北一大片的根据地。
景晓村返回清河区后,在长山九区傅村召开中共清河特委会议,传达徐向前、朱瑞的指示。会议研究决定:三支队和中共清河特委大力开展地方工作,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发展党员,大力培养和提拔干部,充实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和各级群众团体,积极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县、区地方武装,普遍发动群众大挖“抗日沟”,以便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9月上旬,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中共清河特委改建为清河地委,景晓村任地委书记。不久,三支队奉命集中在博山池上一带整军。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来三支队检查工作。10月下旬,杨国夫又随王建安去沂水县马牧池村,向徐向前、朱瑞汇报请示工作。对于坚持发展清河平原游击战争,杨国夫和景晓村的意见是一致的。徐向前明确指示:三支队应让出胶济路南的小块山区根据地,部队统统开到清河平原去,依托广大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11月,三支队与中共清河地委在寿光县郑家埝会师。景晓村听杨国夫传达徐向前、朱瑞的指示后,主持地委和三支队领导干部会议,研究落实巩固和扩大清水泊根据地的措施。接着在郑家埝召开了万人誓师大会。景晓村在会上讲话,号召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清水泊革命根据地,并提出了当时的各项工作任务。12月,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到清河区,在寿光央上村向清河地委传达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关于三支队和清河区要向小清河北及黄河以北发展的指示,并宣布由景晓村、杨国夫、徐斌洲三人组成清河区军政委员会,由景晓村任书记,统一领导全区的党政军工作。1940年1月1日,在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主持下,清河区军政委员会在寿光县郑家埝召开会议,景晓村、杨国夫、徐斌洲及李人凤、苏杰等参加,讨论贯彻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指示,并作出具体部署:第一步,先巩固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和以寿光北部清水泊为主的根据地;第二步,渡过小清河,向小清河与黄河之间发展;第三步,跨过黄河,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为利于主力部队机动作战和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根据山东纵队的命令,1940年1月成立了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马千里任司令员,景晓村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
随后,根据清河区军政委员会的部署,三支队于1940年2月间兵分两路向小清河以北进军。东路部队,由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率领,从寿光牛头镇、央上出发,突破顽固派李寰秋、周胜芳、成建基等部在小河清两岸的堵截,从三岔、高儿港附近渡过小清河,直插广饶、博兴北部;西路部队,由李曼村、韩子衡指挥,从长山六区陶唐口一带胜利北渡,进入高苑和邹平的十三乡一带,与孙鸣岗、孙健萍领导的三大队会合,于南寺庄击退日军后,在高苑东部、滨五区、蒲台西部站住了脚。盘据在小清河以北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妄图趁我们立足未稳之际,围攻消灭我军。3月3日,利津、博兴、广饶、史家口、玉皇堂等据点的日伪军500余人突然出动,围攻我驻守博兴东王文村的东路部队指挥机关。分区特务连第一、二排70名指战员掩护指挥机关转移后,在村民的支持下,连续打退敌人8次进攻,毙伤日伪军70余人。至黄昏时敌人狼狈撤退。东王文村战斗,是三支队开辟小清河以北地区的第一仗,打出了军威,鼓舞了军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扩大了我军在新区的影响。
三支队渡过小清河后,痛击日伪军,连战皆捷,发展很快,深受群众拥护。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惊恐不安。1940年5月底6月初,国民党山东省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纠集属下周胜芳、成建基、薛汝华、朱仲山、杜孝先等部4000余人,组成“剿共联军”,兵分六路,向我驻广北、博兴的部队进犯。在马千里、杨国夫、李曼村和李人凤指挥的我军东路、中路、西路和从清河以南北上的部队的协同作战下,进犯的敌军被击溃。同时,小清河以南的我军击退了张景月部2000余人的进犯。9月又击溃了向高苑、青城、邹平一带我军进犯的数千敌军。至此,我军在小清河以北、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站稳脚根,并和小清河以南的老根据地连成了南北一大片的抗日根据地。
在三支队向小清河以北进军的同时,1940年3月,清河地委在寿光县南星落村召开了全区县委书记会议,部署地方党委紧密配合部队的行动,开辟和巩固小清河以北地区根据地。景晓村提出:要抓住我军胜利的有利时机,选调干部,组成工作团开赴新区,全面开展建党、建政、建立抗日群众团体的工作,把新区变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他先后与地委宣传部长马巨涛、广饶县委书记李荆和座谈研究开辟广北和广、博、蒲新区的问题。他再三叮嘱李荆和:广饶北部,东连大海,西接广、博、蒲,地域辽阔,人迹罕至;盘踞此地的成建基部已被我军赶走,我们要把广北建成清河区的后方,进一步向垦区发展;开辟广北,关系清河区的大局,广饶县委要以此为主要任务,抓紧组织工作团,进入广北。并对开辟新区的工作方法、步骤、政策一一作了详细交代。5月,地委组织的开辟新区工作团的100多名干部,由马巨涛团长率领,分赴高苑、博兴、蒲台、广北等县。接着广饶县委先后两批派出100余人的工作团,奔赴新区。工作团在新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帮助当地开展建立党组织、建立政权、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发起生产合作运动等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开辟小清河以北新区工作的同时,由景晓村和地委直接领导的小清河以南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在加速进行,建党、建政工作全面展开。在广饶吴家和寿光牛头镇等地开办了党校和工、农、青、妇等各种训练班,培养出一批又~批的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群机构。这些干部,后来都成为清河区、渤海区的领导骨干。5月5日,清河区参议会召开。景晓村在会上发表讲话,并当选为参议长。同时,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成立,选举李人凤、王兴国分别任正副专员。接着,清河区的农民救国会,青年妇女、职工救国会,文化救亡协会等相继成立。为组织这些群众团体,筹备有关会议,安排人选,景晓村夜以继日地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在各种会议上,代表党委讲话,其年轻人的英姿、丰富的知识、雄辩的口才,深受各界代表的赞扬。
1940年6月,景晓村在清河区与胶东区联合举行的军队党的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我们如何坚持了清河区的平原游击战》的讲话。他详尽地分析了两年来坚持平原游击战的特点。在敌我交错,斗争残酷的情况下,充分动员群众,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建立民主政权,提高了抗日军民的自信心与抗日热忱。在粉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扫荡、围攻斗争中,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处处起模范作用,共产党组织已成为全区人民及进步力量的核心。1940年9月,根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决定,三支队改变为山东纵队第三旅,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政治委员、杨国夫任副旅长。
10月,清河区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博兴纯化镇召开。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博兴、邹长、桓台、蒲台等13个县的180名代表,代表着全区1.6万名党员聚集一堂。景晓村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党的组织,每个党员都有发展党员的义务;要进一步巩固、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发动群众,加强政权建设和地方武装的建设,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平原根据地,并着重指出加强支部工作和改造党的成分问题。会议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撤销中共清河地委,成立中共清河区委(即清河区党委).景晓村任书记。11月,清河军区成立,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1940年,是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迅猛发展的一年,也是景晓村全力抓地方工作卓有成效的一年。这时,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已包括17个县的一部或大部,根据地人口达110万,占全区总人口的30%,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3%。根据地内自区党委、行署以下,县区村都建立了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银行、税收机构、生产合作社等也建立起来。
(六)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1年,日本侵略军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其占领区内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为了掠夺战略物资,控制胶济路运输大动脉,从1941年到1943年,在清河地区大肆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反复进行“扫荡”和“清剿”,“蚕食”和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其“扫荡”的规模和残酷性,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从1940年冬季开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达到顶点。麇集在清河区的国民党顽固派,有的公开投降日寇当了汉奸,有的则以“曲线救国”为幌子公开或暗地勾结日伪,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频频地向共产党、八路军“收复失地”。
从1941年开始,清河区经常驻守的日军在两万人以上,国民党投降派军队达5万人以上,我军处于两面受敌的严重形势之中。1941年3月、7月、¨月和1942年3月、10月,日军在清河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不断增加兵力,增设据点,修筑公路,挖封锁沟,建封锁墙,安置特务,收罗叛徒,推行“保甲制”,加强军事、政治统治,采用“总力战”、“铁壁合围”、“囚笼政策”、“三光政策”等等,对我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到1943年日伪军的“扫荡”达到顶峰:千人以上的“扫荡”6次,3000人以上“扫荡”9次,万人以上的“扫荡”2次,2万人以上的“扫荡'2次,出动兵力达7.5万人次。5月份开始的一次1.2万人的“扫荡”,持续时间长达3个月之久。到1943年11月,清河区安设了日军据点104个,伪军据点247个,岗楼300个。平均8个村一处岗楼,8 -10里一处据点,县与县之间,挖了700多公里长的封锁沟。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以景晓村为首的清河区党委和清河军区一班人,处变不惊,沉着冷静地分析困难和不利因素,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实际情况,领导根据地军民,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和相应的斗争形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1年3月,日寇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从此,清河地区进入艰苦斗争时期。4月1日,景晓村为《群众报》撰写题为《目前清河区的战争形势与如何巩固根据地》的社论。指出:清河区地处战略要地,南临胶济铁路,西靠济南城,是敌人保护其交通命脉与战略据点的重要阵地和掠取丰富资源的供给区域。敌人对此特别加强了统治。斗争更加残酷,巩固根据地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必须深入动员群众投入战争,加强地方武装。要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反奸细斗争。战争愈延长,斗争愈复杂,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就愈艰巨。
同月,景晓村又主持召开清河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对皖南事变以后清河区的斗争形势、党委的领导艺术、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总结了一年来巩固党的工作的情况,提出下一步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小清河以北地区,巩固小清河以南地区。在小清河以北新区发展党员,是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心任务。会议还就审查、鉴定党员,清查党内不纯分子,在党内开展反自首、反叛变、反动摇、反逃跑等工作做了具体的部署。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清河全区11000多名党员,在1941年内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经过了上述审查。在发展、巩固、纯洁党的队伍的同时,还由清河区行政公署组织国防教育委员会,提出军民誓约十条,向军民进行抗战教育。誓约要求:(1)不做汉奸顺民;(2)不做敌伪官兵;(3)不参加维持会;(4)不替日伪做事;(5)不买日伪的货物;(6)不给敌人汉奸粮食;(7)不用汉奸票子;(8)爱护抗日军队;(9)保护军事资财秘密;(10)遵守民主政府法令。5月,清河区召开反逃亡大会,景晓村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国团结一致,粉碎敌人的新进攻》的讲话。他指出,敌人又组织了对我大后方的战略进攻;国内的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制造了反共内战;敌寇经济困难,企图以新的军事进攻迅速灭亡中国以解决危机;四年多的中日战争,已使敌陷于难于自拔的境地。并指出,日本今天的进攻是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做准备,要求抗日军民和一切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反对亲日派的投降妥协,反对逃亡,为彻底战胜日寇而奋斗。
1941年6月,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唆使其所部周胜芳、张景南、傅相坤、成建基、李青山、徐振中等,勾结日伪军,再次组成700D余人的“剿共联军”,进行南北夹击,妄图聚歼我军于广北地区。我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击退南路入侵之敌,又迅速反击北犯之敌,毙伤俘敌650余人,迫使敌人向西南、西北逃窜。经过这次战役,我军与顽军何思源部以黄河为界,形成对峙的局面。至此,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示的渡过小清河向小清河与黄河之间发展的第二步战略计划已经实现。
7月1日,清河区党委组织领导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向各地县、委发出指示,要求传达学习和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时决定对全区分区委委员以下干部进行普训。
同月,日寇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采取“合围战术”进行“清剿”,修筑碉堡和公路,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我军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一方面,在各县成立群众武装指挥部,组织1万多人参加破袭战,一周之内将广饶至淄博、博兴至道旭(浦台县)、博兴至广饶等地段的公路和日伪军的电线杆和电线全部毁坏;另一方面,我三旅主力部队和县大队于8月间先后里应外合,智取长山县,毙伤俘日伪军40余名,并争取100余伪军反正;夜袭临淄岳家庄,将恃险顽抗的100余日伪军焚死于碉堡内;攻克邹平县东范据点,毙伤俘伪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给张景南以沉重打击。在取得胜利的同时,清河区党委即着手组织力量,开辟垦区根据地,为实现跨过黄河、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的第三步战略计划创造条件。
11月,日寇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人在小清河南岸西起石村渡口、东至东北坞一线,每隔三五里即修一碉堡,控制渡船,实行囚笼政策,妄图切断我小清河南北交通,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在侵占我根据地后,实行三光政策,进行经济掠夺和破坏。为了粉碎敌人的三光政策和囚笼政策,清河区党委和清河军区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实行空舍清野,向敌人展开麻雀战、地道战,使敌人的“扫荡”和“蚕食”屡遭失败。同时,党政军民齐上阵,改造平原地形,大挖抗日沟、护村沟、交通沟、沟沟相通,村村相连,能攻能守。四通八达的抗日沟网,既便于我军民隐蔽、转移,打破敌人的封锁,又可以迟滞和阻挠敌人的袭击。抗日沟是平原抗日军民在对敌斗争中的一大创造,它对坚持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当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1942年1月,景晓村在青年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战斗的1941年与1942年》的报告,回顾了一年来对敌斗争取得的成绩:在1941年内全区进行了大小战斗307次,取得了反封锁、反分割、反碉堡的胜利。在政治上加强了反欺骗、反内奸、反捣乱;在经济上展开了反围困、反掠夺、反伪币;在文化上进行了反伪宣传、反反动思想、反文化摧残等一系列斗争,从而巩固了游击区和根据地。他指出: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的斗争形势将更加复杂,斗争任务将更加艰巨。同月。山东省军政委员会发布1942年坚持和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提出要粉碎敌伪的连续“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保持山东各区之间的互相联系,实行敌进我进之“翻边战术”,坚持边缘区的斗争,制止敌人的“蚕食”。同月,日伪军2000余人分四路向我垦区八大组一带“扫荡”,在我内外线部队配合反击下,各路敌人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只好草草收兵。1942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加强山东军区的工作,以山东纵队司政机关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山东纵队第三旅改编为地方军,三旅机关与清河军区机关合并,任命杨国夫为司令员,景晓村兼政治委员。清河军区辖清东、清西、清中三个军分区。
3月,清河地区日寇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叛徒、汉奸、特务的破坏活动,保卫抗日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社会治安,制止违法行为,清河区党委决定清河区行署公安局与清河军区政治部保卫科合并。区党委同时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研究对日伪推行的“自首政策”进行斗争的情况,并以区党委和行署名义联合发出<如何反对敌‘自首政策’的指示》,要求加强气节教育,严密党的组织,密切党群关系,揭露敌人推行“自首政策”的阴谋。
同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分局部署各级党委开展整风运动。清河区党委组织党员干部利用战斗间隙学习整风文件。为指导整风运动顺利开展,景晓村于4月8日为《群众报》撰写了《拿起思想改造的武器》的社论。9月17日他对区党委整顿三风的工作作了初步总结,11月叉在区党委机关整风会议上作了题为《学风文件学习总结与怎样学习党风文件》的报告。
为了推动根据地生产的发展,1942年4月,景晓村在清河区第二次生产建设委员会议上,对1941年的生产作了总结报告。他指出:1941年根据地农业丰收,组织了棉布生产,进行了日用品的交换与运输;这对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产热忱,增加生产,支持抗战,作出了贡献;但在生产建设中尚存在着无组织状态和形式主义、宗派主义现象。他指出:部队要在推动生产建设上做工作;要注意生产建设中的技术改进与研究,要发现人才,搜集人才。
1942年6月初,日寇纠集5000余人采取长途奔袭、分进合击战术,对清水泊根据地进行“扫荡”后,小清河以南根据地大部分被敌人“蚕食”,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敌人为隔断我小清河南北的联系,挖了300多公里的封锁沟,修筑了200多公里公路。清河区党委根据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和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分局党校接见清河区学员时提出的清河区不要丢了小清河南、要坚持小清河南的斗争、要组织一定的力量到敌人占领区内活动、打破敌人的封锁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景晓村于6月间主持召开清河区党委会议,研究部署反“扫荡”和加强小清河以南被“蚕食”地区的对敌斗争,并在会上作了清河区八个月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会后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率领武工队,插入敌占区,组织群众,恢复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建立两面政权,打击和牵制敌人,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蚕食”区为我隐蔽的根据地。当时提出的斗争口号是:敌人来端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去砸烂敌人的坛坛罐罐。
同月,景晓村还主持召开区党委会议,研究贯彻执行山东分局5月4日《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清河区全面开展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运动后,改善和提高了群众生活,密切了党和群众关系,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为了确保把粮食收好藏好,支援战争,同年9月,清河区党委和军区组织保卫秋收工作团,分赴各县、区发动群众,组织民兵自卫团,保卫家乡,保卫秋收。景晓村在沾化县保卫秋收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党政军民齐动员,用一个半月的时间,突击搞好秋收,搞好储粮工作。根据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清河区经济工作的指示》,清河区党委和清河区行署大力开发垦区,发展农业和海盐生产,利用清河区产棉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纺织工业。同时调整政策,大力发展日用必需品和军工原料的生产。经过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当年生产取得很大成绩。全区产盐1500万公斤,所产粮食除供应根据地军民需用外,还组织6000万公斤出口。
9月,八路军115师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报告介绍了清河区的斗争形势,指出:清河区原有地区已被敌人据点所分割,目前我们的反“蚕食”斗争在游击区应采取麻痹敌人、隐蔽精干、保存力量的策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加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10月,日寇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0月15日,日军第六混成旅团长幡井,集结日伪军7000余人,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分四路“扫荡”我清水泊根据地。我清东独立团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突出重围,毙伤日伪军200余人,重伤敌酋幡井。但我军也受到很大损失。
10月,山东分局在“抗战四年来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的决议中提出,今后斗争的总方针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全民,咬紧牙关,继续坚持长期抗战,巩固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各游击区,积极反对敌人的“蚕食”,积蓄力量,准备条件,克服困难,在三角斗争中求得对我有利之转变,并夺取最后胜利。清河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提出的总方针,部署安排各项斗争任务。接着,清河区党委组织各县分期分批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整顿。在对党员进行审查的基础上,挑选政治坚定、斗争勇敢、工作积极的党员组成新的支部委员会;对在反“蚕食”、反“清剿”斗争中消沉畏缩、经教育仍不改正的党员,暂不吸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经过整顿,大大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力,提高了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有力地保证了反“蚕食”、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均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景晓村再次被任命为清河区党委书记、清河军区政治委员。各县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大部分均兼任县大队(独立营)政委、区中队指导员。各级党委成为各地最高领导机关。由此加强了对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3月12日,景晓村同清河军区政治部主任徐斌洲等离开清河区,于4月1日到达山东分局驻地,参加山东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4月29日,景晓村在会议上对清河区的工作作了全面汇报,主要内容有:(一)社会情况与党的基础。包括清河区全区自然概况、清河区的战略意义及其作用和战前清河区党的基础。(二)游击战争的发动、发展情况。包括九股抗日武装发动的情况及经验、五年来清河区游击战争发展的形势与取得的成就和现在工作概况(包括根据地现状、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区参议会情况、善政之实施、土地政策、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生产建设、财政建设、文化教育、群众组织,精兵简政以及党的工作等)。(三)几个主要问题的检讨。包括战略发展问题、统一战线问题、锄奸工作问题、武装政策与军队建设问题。(四)领导问题。包括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工作领导问题。山东分局的领导认真听取了景晓村的汇报。据历史资料记载,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听取汇报时,写了6500多字的记录,全面系统地记下了景晓村汇报的内容。在会议期间,景晓村先后听取了朱瑞、萧华、黎玉等领导人的讲话,认真学习了毛泽东有关战略问题的论述,并结合自已的工作情况,写了心得体会。6月19日,他给清河区党委各位同志写信,传达了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第一阶段会议情况和会议精神。8月初,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结束,他在返回清河区前,于8月5日到7臼,先后同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等谈话,听取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对清河区工作的指示,并作了详细记录。8月8日离开山东分局驻地,12日途经鲁中区党委驻地,会见了鲁中区党委和鲁中军区领导人罗舜初、霍士廉、高克亭等,并请高克亭介绍了鲁中区整顿基层党支部的经验。9月5日,回到清河区党委驻地,12日到13日,主持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山东分局会议精神。10月13日到19日,清河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山东分局的五年工作总结,对清河区抗战以来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总结,统一了认识。景晓村在会上作了当前山东形势和工作方针的报告。
日寇在清河地区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失败以后,又推行更加毒辣的所谓“新国民运动”,妄图使我根据地伪化。为了打破敌人的阴谋,1943年9月,清河区党委发出《关于反对敌人新国民运动的指示》,动员群众积极开展反伪化斗争。1943年11月18日到12月8日,为解除我军对胶济铁路的威胁,以便抽兵南下应付太平洋战争,在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策划下,山东敌酋第十二军团长喜多指挥第七混成旅团、三十二旅团、五十九旅团及四、五旅团各一部,加上各地伪军共计26000余人,配以汽车900余辆、飞机10余架、坦克10余辆,采用最残酷的三光政策,对清河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拉网合围大“扫荡”,妄图围歼我军,彻底摧毁我清河根据地。我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坚持敌进我进,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在突破敌人第一、第二合围圈后,化整为零,分散转移,相机打击敌人。景晓村同司令员杨国夫率一部,采用翻边战术,自西南方向插入敌后打击敌人;副政委刘其人同政治部主任徐斌洲率一部,掩护党政机关,插入垦区黄河人海口处,坚持内线作战;参谋长袁也烈带领军区机枪连、迫击炮连,凭借垦区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与敌周旋,并指挥军区侦察队、当地游击小组和民兵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打击敌人。军区骑兵大队北渡黄河,吸引敌骑兵。我清西、清东、清中、垦区军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民兵,则乘机袭击敌之侧后,奇袭周村、长山、邹平、滨县、北镇等城镇的日伪据点,破路炸桥,使敌人通讯中断,运输瘫痪,后方告急。敌人在我人民战争的顽强打击下,渴无水,饥无食,行无路,打无目标,不得不狼狈撤回,大“扫荡”以失败而告终。
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清河区军民粉碎了敌人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新国民运动”,取得了无数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到1943年底,根据地有了新发展,面积已达8000平方公里,占清河地区总面积的33%;人口99.7万多人,占清河地区总人口的26%,游击区人口150万,占清河地区总人口的30%。基本上改变了被敌严重分割封锁的局面。随着垦区的开发,根据地发展扩大,为打通清河区和冀鲁边区的联系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