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为动力机械制造业奠基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成立。同年11月，景晓村调一机部担任管理动力机械制造业的第四机器工业局（简称四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动力机械制造业的基础非常薄弱，全中国仅有十几家小厂，主要从事动力机械修配，只能少量制造一些小型老式的柴油机、蒸汽机和一些杂型的火管锅炉，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景晓村任四局局长时，由该局管理的生产动力机械的工厂只有14个（其中公私合营厂1个），其中只有3个原来是生产动力机械的，其余的都是前两年由地方国营工厂或公私合营工厂新转业过来，要生产动力机械，无论在技术、设备还是加工力量上都存在不少困难。这种状况，显然既不适应当时恢复发展生产的需要，更不适应即将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需要。
景晓村到任伊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原有企业的生产技术工作组织起来，由修配式的生产方式改变为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如何建立健全一套现代化生产企业的管理制度；在改建扩建原有企业的同时，如何规划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骨干企业；在企业自身改造建设的同时，如何组织生产和试制新产品，以满足国内生产建设和为引进设备配套的需要；如何把新转业到工业战线的干部由外行变成内行。这都是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任务十分艰巨。景晓村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刻苦地学习，向内行学习，向苏联学习；全身心地投人工作，注重调查研究，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培养干部和职工，提高他们的文化和专业技术水平。
四局成立之初，调到局里和下属工厂工作的干部大都没有搞过工业，也没有在工厂工作过，对什么是动力机械，是干什么用的，工厂如何建设，生产如何搞等一系列问题，都心中无数。遇到问题束手无策。景晓村对干部们讲：过去我也没有搞过工业，没有在工厂干过。四局也是刚建立，咱们一块儿来学；没有文化的学文化，有文化的学技术、学外语；一年生、二年熟，过了三年当师傅；只要用心钻研，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他身体力行，带头学习。当时一机部机关开办干部文化补习班，景晓村同四局副局长李发奎等许多干部报名参加学习。每周两个早上补习数理化，他按时到课堂，刻苦学习，认真演算习题。在业务学习上，他经常求教于人，不耻下问。1954年他率代表团到奠斯科商谈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电机厂和哈尔滨汽轮机厂等几个大型企业的建厂设计方案期间，对代表团成员说：我们代表团到苏联来，叫审批方案也好，考察也好，但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第一，我们是来学习的，从厂房建设，设备安装到产品生产，要挨着看，不明白就问，搞工业建设，迟早要过这一关；第二，听他们介绍经验，了解怎样建厂，怎样组织生产等等。在工厂考察期间，代表团成员每天到车间、办公室察看、访问、座谈讨论，不弄明白，决不罢休。身为代表团负责人的景晓村每天早上学习俄文，晚上临睡前还要学习业务，六个多月的时间，天天如此，从未间断过。一有空闲，他就请代表团成员、哈尔滨锅炉厂工程师吴恕三和在苏联留学刚毕业的黄毅诚，给他讲解有关锅炉和汽轮机的知识。正是在景晓村这种勤奋好学、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执著精神影响下，许多干部通过学习和实践，很快由外行变成内行。
四局编制动力机械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和长远规划时，大家都缺乏经验，景晓村即与承担编制规划任务的干部一起加班加点，边学边做。他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从不仓促作结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综合正确意见，才作出决策。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他一再提醒大家，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既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又不能脱离中国实际；既要从当前情况出发，又要有长远考虑。他是我国发展机械工业走专业化协作道路的最早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如苏联当时援建的汽车、拖拉机工厂，都是“大而全”的工厂，在编制内燃机发展规划时，景晓村未照搬苏联的办法，而是充分听取技术人员的意见，反复论证，一方面狠抓技术改造，调整工艺路线，使之适应大批量生产；同时，规划建设了油泵、油嘴、铝活塞、轴瓦、齿轮箱、活塞环等专业生产车间和配附件专业生产厂；又制定了内燃机系列型谱和柴油机发展的技术政策。这些高瞻远瞩的正确决策，为我国内燃机行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推动了各柴油机厂新产品的开发。再如，苏联援建的哈尔滨汽轮机厂分一、二两期工程项目，根据汽轮机行业的特点和该厂的条件，景晓村经过论证，决定将两期工程的建设合并进行，这样就可跳过了上海汽轮机厂先试制中压1.2万千瓦机组这一档，直接试制高压2.8万千瓦机组，加快了国内汽轮机行业的发展速度。他采纳大家的意见，在哈尔滨汽轮机厂的设计中增加了产品试验室，并组建了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汽轮机、锅炉的科研工作。他积极支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引进组织设计，为加强汽轮机行业的企业管理，建立正常的生产管理秩序打下基础。
建国之初，在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国家还来不及对工厂进行有计划、有步聚的整顿，不少工厂的生产与技术工作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必要的组织、规章制度、技术纪律等还没有建立健全起来；生产技术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1953年，一机部提出以计划为中心将企业生产全面组织起来的工作方针，要求逐步达到以工厂提出作业计划，生产技术准备工作计划化，相应加强技术管理，把企业的生产技术工作全面组织起来。为了探索和取得企业管理的直接经验和第一手材料，1953年初，景晓村率领工作组到天津动力机厂蹲点，总结推广作业计划经验。他一到工厂，就住进单身职工宿舍，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严格遵守工厂的劳动纪律，每天按时上班到蹲点的活塞生产小组边劳动，边调查，亲自实践，身体力行。为了测定一道工序耗费的工时，他拿着表同操作工人一样，一站就是8个小时，从无倦意。他同工人一样排队买饭，与工人同桌吃饭，边吃边聊，深受工人欢迎。在3个多月的蹲点期间，他坚持每天早晨学习，白天下车间班组调查，晚上同干部工人座谈。当时天津动力机厂刚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高速柴油机，准备投入批量生产，但生产如何组织，企业如何管理，尚无有效方法，究竟先搞计划管理，还是先搞技术革命，抑或先搞财务管理，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景晓村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完全赞同和支持工厂领导先搞计划管理，以推行作业计划为中心。在领导带头实践的推动下，全厂很快步入按指示图表组织均衡生产的轨道，生产秩序井然有条。生产作业计划的推行，带动了企业管理各方面的工作，如工艺与技术管理，工时、材料、工具、资金的定额管理，各种原始凭证的管理，生产前的生产技术准备工作等，都相应地建立和健全起来。景晓村作为局长蹲点，不仅解决了天津动力机厂推行作业计划的问题，而且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该厂的认识，从而为规划该厂的发展方向，促进该厂的生产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天津动力机厂推行作业计划的成功经验，一机部领导极为重视，部长黄敬亲自主持召开了各司局长和机械行业重点企业党委书记、厂长座谈会，由天津动力机厂厂长介绍推动作业计划和按指示图表组织均衡生产的经验。当年天津动力机厂总工程师、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回忆景晓村在该厂蹲点的情况时，无限深情地说：景晓村是局长，下厂蹲点，从不以领导自居，决不颐指气使，总是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总是把在下面了解的情况，经过消化整理形成自己的意见，向工厂党委和厂长通报，形成党委和厂部意见或决定，再贯彻下去；这种从群众中来，形成领导集体的意见后再坚持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领导工作以很大的教育和启示；他为天津动力机厂的管理工作和长远发展，所赋予的热情、耗费的精力和倾注的心血，使我们永志不忘。
1956年5月，四局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写了一个给中央的关于如何多快好省地发展中国动力机械工业的报告。报告称：我国动力机械工业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规划的生产任务，仅用了三年零四个月，到当年4月即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四局现有局属工厂18个，其中老厂13个，新建厂5个，规划改建扩建的10个老厂，有的1957年前可以完成，有的“二五”期间完成，新建的5个厂，“二五”期间可以完成。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动力资源的状况和特点，提出了从实际状况出发，充分利用动力资源与发展动力机械的意见，并提出“二五”及“三五”期间拟规划建设的动力机械企业和拟开发的新产品的数量、规格，以及人才培养目标。报告提出：我国煤炭、水力、石油、原子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下热能等资源都很丰富，应充分加以利用，并相应发展利用这些能源的动力机械；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对动力机械日益增长的需要，拟在“二五”期间规划建设8个动力机械厂、在“三五”期间规划建设6个动力机械厂。这些规划，以后大部分得到实现。四局“一五”、“二五”建设规划的实施，为以后动力机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6月，中央批准景晓村任一机部部长助理。在任部长助理的两年间，他除继续分管动力机械工业外，还分管人事、劳动工资和教育工作，并受部长委托抓了全国地方机电工业问题。1956年12月和1957年2月，他分批主持召开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方机电工业会议，在会议上深刻阐明地方机电工业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地方机电工业的任务与发展的方针，以及关于地方机电工业的管理体制问题。他指出：地方机电工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一五”的前四年中，地方机电工业生产占相当大的比重，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在配合国营工业供应成套设备和协作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适应统一规划，密切配合，合理分工，以充分发挥全国机械工业的潜在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对机械设备的需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地方机电工业的主要任务是：与国营机械工业工厂共同担负制造国家或地方需要的某些机器设备的任务；与国营工厂进行专业化协作，配合制造成套设备；担负部分重点工程非标准设备的制造任务，以及地方工农业部门与中央非机器制造部门所用机器设备的修理任务。从产品发展方向上看，应大力发展仪表工业、轻工机械、农业排灌设备与新式农具，努力发展汽车、拖拉机、柴油机配件，适当发展机床、动力和重型机械的制造能力。对地方机械工业的管理，总的原则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即实行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根据这一原则，计划、生产、技术、供销各方面的业务，除少数部管、统配产品由中央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外，其他均由地方主管部门自行决定。当年，经过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贯彻落实以上两次会议确定的原则，地方机电工业基本上纳入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人事、劳动工资和教育工作方面，景晓村也协助主管副部长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四）筹建西南最大的重型机器厂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根据国家关于加强内地工业建设的战略意图，一机部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15万吨规模的重型机器厂的设想。1956年6月，国家建委确定新的重型机器厂安排在西南腹地的四川省建设。1956-1957年，一机部成立建厂筹备处，并与国家建委联合组成选厂组，在四川眉山、德阳两地踏勘了12个备选厂址，最后筛选了4个厂址上报。1957年12月，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到成都，与四川省委研究将厂址确定在四川省德阳县城南关附近。
1958年6月19日，景晓村奉命率领一批干部到德阳进行西南重型机器厂的建厂筹备工作。7月10．日，一机部任命景晓村为西南重型机器厂厂长。西南重型机器厂的建设规模最初中央规定为年产重型机器12万吨，外供铸、锻、焊件3万吨，比苏联援建的位于黑龙江富拉尔基的第一重型机器厂设计规模大了一倍。景晓村上任后，迅速派出工作组到第一重型机器厂等单位学习和调查研究，与有关单位商调干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骨干；会同设计、施工等部门安排分期建设方案、交图进度和对施工单位进行现场指挥等具体事项；组织地质勘探、土地征用、农民搬迁等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的德阳县，是一个农业小县，选定的西南重型机器厂的厂址原是一片水田，小路崎岖，沟渠纵横，既无电力供应，更无供水设施，建厂初期，只有用竹杆、稻草、泥土搭起的临时工棚。可以说住无房、行无路、用无电、条件极为艰苦。景晓村作为主要负责人，从建厂开始就注意以艰苦创业的精神教育职工。他特别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处处以身作则，强调发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他远见卓识，一再谆谆告诫大家，要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注意节俭，干部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要注意搞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很差，有可能时要创造条件扶持他们。他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为职工做出了榜样。直到90年代，不少老干部、老工人回忆这段经历时还说：“我们十分怀念和崇敬景厂长的高尚品德和朴素作风。他和我们一起排队买饭，每顿饭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加一点咸菜。真正和我们工人同甘共苦，是我们的好厂长！”
1958年第三季度，建厂的筹备工作进入高潮。四川省从中江、绵竹等县抽调了三万多名基建民工参加建厂会战，建工部第一工程局1.2万人的施工队伍也陆续从东北调来，施工工作全面铺开。10月13日，有4万多人参加的开工动员大会在施工现场召开。四川省及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出席了大会。景晓村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剪彩奠基。到会人员和建厂职工与数万名民工一起挥锨破土，揭开了西南重型机器厂建设的序幕。翌日<四川日报》在头版头条以“目前规模我国最大，将来产品世界称雄”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土方大战是建厂工程的第一个高潮。当时，施工机械严重不足，限于工期紧迫，以景晓村为首的建厂指挥部，号召职工、家属男女老少齐上阵，配合民工抢挖土方。他强调指出：必须万众一心，敢于向困难挑战；领导干部要带头下工地，一面劳动，一面深入现场解决问题；开展劳动竞赛，班、组、连和个人都要制定劳动竞赛条件和计划。在轰轰烈烈的土方大会战中，他既是组织指挥者，又是普通劳动者。他在现场手挖肩挑，装得满、跑得快，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襟，也滴进了巴蜀大地。在他的带动下，仅用了80多天，就开挖平整土方47万立方米，还建成宿舍1.9万平方米，施工用暂设工程10多万平方米，铁路专用线路基10余公里和大量的厂外工程。至此，建厂的首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
当时，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左”倾错误正在全国范围内泛滥。景晓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基本建设方案。他提出：“先小后大、先热后冷、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程序①。同时，根据从部局抽调的干部、老厂和地方支援的工人陆续到厂的情况，他决定先建设技工学校实习工厂，以解决新工人培训和发挥已到厂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作用。景晓村说：“我们要以建设技工学校实习工厂作为生产准备和生产的滩头阵地，要花大力气来抓。要利用技工学校实习工厂来制造非标准设备和基建中所需的非标准件。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培训新工人的基地，这也是贯彻中央关于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按照“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准备”的方针，西南重型机器厂从奠基破土到生产出第一台产品一 5吨吊车，仅用了半年时间，实现了快投入、快产出，发挥r投资效益。
在筹建西南重型机器厂的同时，国家为了改善工业战略部局，计划在德阳一带再兴建5个大型机械厂，即：燃气轮机厂、汽轮机厂、电机厂、电器配套设备厂和锅炉厂。后来由于计划调整等原因，有的削减了规模，有的调整了厂址，先后共建起重型机器厂、汽轮机厂、绝缘材料厂和电机厂。这片工业基地称为德阳工业区。景晓村受命任建设中的德阳工业区副总指挥、工业区党委副书记。1959年3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批准成立西南重型机器厂党委会，景晓村兼任书记。在那段时间内，他日夜操劳，运筹帷幄，组织协调，统筹规划，缜密布置。沸腾的建设工地上，有从外地进川的建筑工程公司、安装公司的队伍，还有四川本省的3万多人的民兵师。他反复强调：“要注意团结，因为我们来自四面八方。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坚决反对宗派主义或山头主义的倾向。要互相学习，反对互相轻视。”他对从一机部机关和东北老厂等地方调来的人员更是严格要求，反复告诫：“要自觉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执行政府的法令，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反对大厂主义思想。不要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因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他以极强的党性原则、组织观念和领导艺术，组织和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使整个建设现场展现出团结奋进的拼搏精神。工程进展顺利，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59年5月，西南重型机器厂改称德阳重型机器厂。1960年4月，刘少奇主席到德阳重型机器厂视察，景晓村受到刘少奇的接见，汇报了建厂工作。
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直对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和浮夸风等“左”的做法持异议，1960年4月至6月间，景晓村在四川省工交基建六级干部会议以及德阳地区五级干部会议上受到不应有的批判，被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被撤销德阳工业区党委副书记和德阳重机厂党委书记的职务，改任德阳重型机器厂党委副书记，仍任厂长。种种诬陷和打击，给景晓村造成了沉重的政治和精神压力，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向任何人发泄一句怨言，对工作也没有丝毫的消极情绪。他处于逆境但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不变，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继续带领广大职工奋战在建设现场。
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上半年，景晓村团结、带领广大职工，顶着“左”倾错误的干扰，艰苦创业，共建设了重型机器厂厂房近13万平方米，其中9万平方米局部投入生产，安装了设备900余台，使工厂具备了初步的生产能力；建成了职工宿舍14万平方米，改善了居住条件，调动了职工创业的积极性。
1960年12月，德阳重型机器厂改称第二重型机器厂（简称二重厂）。1961年5月，二重厂下马缓建，全厂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大量的厂房建筑和机械设备需要维护，大量的人员需要妥善安置……。处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的景晓村，对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积极地认真执行中央关于缓建的决定，深入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进而积极动员和组织职工做好停缓建项目的善后工作。他指出：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因停缓建而受到损害，要把工程维护工作做为全厂的中心任务来抓。他领导和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的技术人员制定维护处理方案，安排了工程维护计划，妥善地解决了工程项目的维护问题。对于上万吨的各类机械设备，从全厂抽调1200多人组成已安装设备和库存设备维护队伍，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补建了部分干燥防尘库房，将从国外进口的大型稀有设备运入库房，并分别按周期进行大、中、小规模的维护保养，使工厂大量的设备处于完好状态，为以后的投产利用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
近万名工人的下放疏散，上万吨设备的维护保养，十多万平方米厂房的管理和维护，这些工作是在当时工厂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景晓村深知这些工作既关系到贯彻国家调整方针的大局，又关系到工厂解决当时困难和确保日后的发展的大事。他以大无畏的气度和出色的工作，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在第二重型机器厂的几年里，景晓村总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出现在工作的第一线。他和大家一样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挖鱼塘、种菜、种红苕，为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操尽了心。他关心职工，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处处给予热情的帮助和爱护，常常在深夜到车间看望坚持工作的工人。他与广大工人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不少老工人每当回忆起当年团结奋战、克服困难的情景，总是深情地想念他们的老厂长1
1962年初，景晓村经一机部派往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蹲点，协助整顿企业管理。在那里，他依旧深入车间班组，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为工厂的企业整顿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63年初，一机部商请中共四川省委同意，调景晓村回北京工作。回京后，景晓村即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62年8月，中共四川省委对1960年有关部门给景晓村所作的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和给予的党纪处分，曾经进行甄别，仅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为“思想上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错误，是右倾性质的错误”，党纪处分仍不予改变。1979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复审，认为1960年所作结论和1962年的甄别结论均属不当，应予纠正，批准撤销1960年的处分决定和1962年的甄别结论，为景晓村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十五）在动乱中坚持抓生产技术工作
1965年5月，景晓村任一机部技术司司长。一年后，即1966年下半年，就爆发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他被强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罪名，关进“牛棚”进行所谓隔离审查。10个月后，看管的人员转告他说：你没事了，回家去吧！他才从“牛棚”获释出来。1969年9月，他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8月，调回一机部任重型通用局局长。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1975年8月，为了解决派性，保证航天事业的正常发展，中央调他任七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党委书记、院长。从1965年5月到1975年8月的十年中，有9年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其间，景晓村在一机部技术司和重型通用局负责各约三年，其中有五年是在大动乱的情况下工作的。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操纵的一小撮坏人猖獗时期，他们制造的困难和问题成堆，有的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在那个时期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景晓村则是背着两次蒙冤遭受打击的历史包袱尚未卸却，头上又新增一堆凭空而来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不辱使命地去工作，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但景晓村不计较这些。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和精神，不计条件，不讲价钱，一如既往，忍辱负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各种困难，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争取尽可能好地完成任务。
景晓村到一机部技术司工作时，正逢国家大抓产品质量。当时经过三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国家的各项生产建设逐步进入正常发展轨道，三线建设已经开始，第三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也即将开始实施。为适应国家的建设要求，机械工业承担的为各方面提供技术装备的任务很重。需要提供的装备不仅数量大，技术水平要求高，有的要求供货还很急，其中有不少是新研制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企业就追求数量不注意质量，擅自降低质量标准，致使产品质量不稳定或不合格；忽视设备维修，降低加工精度，使零部件达不到工艺要求。1965年5月，一机部为解决这一问题专门召开了电话会议。会后，景晓村又组织技术司的干部深入检查各企业的执行情况，并将检查结果及时通报各直属企业。针对出现的问题，他要求各企业必须坚定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多快好省，要确立好字当头；对没过关的产品，要集中力量突破，个别质量问题严重的，要停产整顿；要正确处理生产与维修的关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力加强维护保养，实行计划维修，切实将设备管理好、使用好、维修好，为提高产品质量创造条件；要健全检查制度，检查人员不能削弱，认真贯彻执行部颁发的《企业技术检查条例（草案）》。并对因故导致产品质量一时达不到标准，需采取“过渡”办法的审批权限和手续作了严格的规定。经过与有关部门协同工作和企业的努力，产品质量得到逐步提高。
1965年以前，一机部从事技术工作的单位，有技术委员会、技术司、机械院、情报所等单位。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出现了领导多头、工作分散的现象。为了加强对技术工作的统一领导，避免重复，减少矛盾，1966年2月一机部党委决定将技术司、机械科学研究院、技术情报所统一组成为技术口，由技术司统一管理，并成立技术口分党委，由景晓村任分党委书记。技术口成立后，对全系统的技术管理工作重新做了调整分工，将新产品、科研、工艺、质量等方面的计划管理工作都集中到技术司，并设立相应的机构对年度计划、长远计划和重点成套产品的技术工作进行管理，从而避免重复或矛盾。
当时，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一机部要为冶金、化工、石油、电力、国防工业和机械工业本身研制大型成套工程设备37项，约1万种新产品。新产品的试制、科研、技术攻关和提高质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景晓村在组织完成这些任务时，狠抓重点，同有关科研和使用部门协调一致，制定技术政策，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分别组织了高精度精密机床、九套大型设备、化肥设备、炼油设备等30多个“战役”，从而保证了研制计划的执行。仅1966年，就完成新品2600多种，是一机部完成新产品最多的一年。由于措施得力，有关部门大力协作，上述任务除少部分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未如期完成外，大部分于1969年前完成。
景晓村十分重视群众性技术革新在机械科技工作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倡导、热情支持、大力推动这一活动的开展。1965年他任技术司长不久，即由一机部与全国机械工会联合召开全国先进工具经验交流会。会上举行了50多个专题报告会，全国劳动模范、革新能手倪志福、王崇伦、金福兴、苏广铭、孙茂松、盛利、朱大仙等表演了160多项先进工具，展出先进工具1500多件。1966年2月，又组织了先进刀具观摩推广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现场推广，传播经验，共推广先进刀具1000多项，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机械行业的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
1964年，国务院批准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建厂筹备处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适当引进为辅的建厂方针，并要求尽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当时规划，要设计试制自动、高效专用设备1000多种。这项工作开始时由一机部几个有关司局分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许多领导干部受批判、靠边站，设备试制中的问题不能及时协调解决。这时景晓村已经是边受批判边坚持工作，处境十分困难。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以急工作之所急，从大局出发，毅然应承把这些设备作为新产品列入计划，并由技术司统一管起来。采取这一步骤，对保证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进度，起了重要作用。这一件事，充分反映了景晓村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勇挑重担，敢作敢为的气魄和胆略。
景晓村十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他政治上信任他们，业务上依靠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保证的情况下，他也甘冒风险，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一些老专家、老技术人员的安全，给他们生活上提供一些最实际最急需的照顾与帮助。在他未被关进“牛棚”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家几乎成了为一些受冲击的老科技人员无偿提供吃住的“避难所”，他们夫妇也成为“避难”的科技人员的义务服务员和联络员。景晓村特别重视科技人员在领导决策中的作用，总是把自己的决策建立在充分尊重科技人员意见的基础之上，以避免或减少决策中的失误。
1972年8月，景晓村由五七干校调回一机部任重型通用局局长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尚未结束。经过几年的折腾，国家的重型通用机械行业遭受了很大破坏，管理混乱，生产滑坡，质量没有保证。而当时中央又提出“大打矿山之仗”，尽快把钢铁工业搞上去，要求一机部及时提供采矿和炼钢的成套设备。面对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景晓村一方面大力抓企业整顿，恢复生产秩序，健全管理制度，加强质量检查与监督；一方面与有关部门、科研单位和企业大力协同，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地研制和生产重点工程急需的成套设备。从1972年到1975年，所提供的重点工程成套设备主要有：一机部与冶金部协同研制的30万吨高速线材连轧机；为马鞍山钢铁公司制造的1000立方米高炉设备；为武汉钢铁公司制造的1700毫米热连轧机；为首都钢铁公司制造的2300毫米中板轧机、650毫米中型轧机、750毫米连续热轧带钢轧机；为川沪天然气输送管线研制的1220毫米螺旋焊管机；30万吨合成氨设备，24万吨尿素设备，以及为三大合成设备、输气管线等设备配套制造的鼓风机、压缩机、阀门和泵等。
重型机械行业提供的设备，大都用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对此，景晓村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对提供的设备出了问题而不管，就是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的不负责任。他要求重型机械企业一定要树立牢固的为用户服务的思想。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简称攀钢），是1965年我国自行设计、随后全部采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重要的大型企业，其中冶炼、轧制设备大部分由一机部重型机械企业研制生产。1970年攀钢各车间陆续投产后，设备在生产运转中总的状况是好的，但由于这些设备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生产的，也暴露出一些质量方面的问题。为了使攀钢迅速发挥大后方钢铁基地的作用，总结设备成套工作的经验，1973年4月，由景晓村和冶金工业部高扬文主持，在四川渡口市召开了设备设计、制造、使用三结合现场经验交流会，全面分析了攀钢的设备质量情况，肯定-成绩，弄清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逐一提出了解决的措施。确定对有问题的设备该更换的更换，该修补的修补，该增加部件的增加，该改进的改进，并落实到生产单位，限期完成。会后，景晓村组织干部下现场服务，不解决问题决不罢休。这次现场服务，对攀钢设备完善化和解决备品配件的供应起了重要作用，是设备生产厂家主动上门服务，听取用户意见，改进设备设计制造的一次成功的尝试，由于出色完成任务，一机部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好评。
第二汽车制造厂的设备，绝大部分也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并采用了大量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由于都制造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投产后均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一些问题。从1972年到1975年，景晓村不遗余力地组织有关企业，与第二汽车制造厂密切合作，对设备进行改进和维修，基本达到了当时生产的要求。
随着石油资源的开发，我国的石油钻采设备的品种发展很快，但由于没有及时制定技术标准，产品质量不稳定，不少产品迟迟不能定型，部分产品的技术性能落后，成套性也差。针对这些问题景晓村组织调查组到使用部门和制造厂深入调查之后，会同燃化部制定出石油钻机的国家标准和产品系列标准，安排进行产品攻关、试验、鉴定、定型，进而达到了提高产品质量、提高设备成套性的要求。在通用机械中，阀门泄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景晓村组织调查研究，弄清泄漏的主要原因是填料、垫片质量差、品种少，由于品种少，在供不应求的时候，有的用户采用张冠李戴的办法替代。原因找到了，景晓村就会同国家建委，一方面制定填料、垫片技术标准，产品目录，改进工艺，改进填料、垫片质量；一方面规划扩大产量，保证供应。通过努力，逐步改变了阀门泄漏的状况。在此期间，经过调查研究，还制定了鼓风机、压缩机的“三化”标准，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的技术水平。
景晓村在一机部技术司和重型通用局主持开作期间，常常在路线混淆、是非颠倒的境遇下工作。但他从不随波逐流，更不趋炎附势，而是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只要是符合党的整体利益的事，他就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不怕个人担风险。每谈及那时的一切，技术司的干部都称道景晓村是“我们的好司长”，重型通用局的干部则称道他是“重型通用机械行业发展中的一位功绩卓著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