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游击活动的大好时光,一不怕风雪欺负,二没有蚊蠓作对,三有肉吃。我们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的同志们像小孩子盼年一样盼着春天。春天终于到来了。
记得一九三九年的一个春天,我们打了一只“黑瞎子”(黑熊),正围着篝火在会餐。金策政委扛了我一下问道:“小杜,熊肉好吃不?”我直来直去地和他说:“比野菜是强了一点,可就有些土腥味,还带点酸头。”张指挥(李兆麟的别名)解释道:“这是头一回,下次你就不这样说了。”他接着讲起了“黑瞎子”的故事。
他说:“‘黑瞎子’肉比猪肉香,吃了有营养,主要能增加人身上的热量。冬天在山里打游击能捞到顿‘黑瞎子’肉吃吃,保险你浑身热乎乎的,可就是找不到它。小杜,你知道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他接着又问大伙:“谁知道?”大家啃着骨头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可是一个都没猜对。
张指挥扔了手里的骨头,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对着大家说:“还是让我告诉你们吧。到冬天,‘黑瞎子’就在这种大树底下掏一个很深很深的洞,钻到里边去痛痛快快地睡一大觉,一觉睡到来年开春,奇怪的是一冬不吃东西春天反而胖了。金策同志你是大学生,研究研究里面有什么科学……”
金政委咽下嘴里的“黑瞎子”肉,擦了擦嘴笑嘻嘻地说:“科学就是睡觉。我看你还是抓紧时间睡一觉吧。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不过你别和‘黑瞎子’似的睡一冬……”大伙哄堂大笑,我差点儿把嘴里的“黑瞎子”肉喷出来。
“偏了你啦”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们三路军从朝阳山往南北河转移。尽管山茄子、明明菜、老伤芹、老蕨菜、大耳朵猫等都已经枯黄了,但这些野菜仍旧是我们唯一可选择的军粮。有一天野菜煮少了,鬼子又紧跟在屁股后面追,为了赶道不能再做。大伙都掏出饭碗围着热腾腾的“饭食”,谁也不肯去盛头一碗。张指挥望着同志们的眼神笑嘻嘻地说:“又不是走丈人家,还做客呀?来,我给你们盛,快吃了好上道……”说着给大伙分起“饭食”来。分到后来好菜叶子光了,锅底上只剩下一点儿老菜梗。张指挥盛了一碗蹲在一旁吃得好带劲,吃完了他拿着根树枝在一个劲地剔牙。不用问啦,这准是大耳朵猫菜梗子塞住了牙缝,他费了好多事才拔出来,结果把牙齿剔破了。坐在旁边的一个战士说:“指挥,你嘴里咂了几下嘴巴,品着味道说:“这下子我可尝到腥味了,偏了你啦,小伙子。”一句话逗得大家也咽起口水来,早把野菜的苦涩味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篝火旁写字
冬天的野营生活最有诗意。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总是扒开积雪叠起白皑皑的雪墙,然后在当中点起篝火,大伙儿围着火堆背靠背坐在地上烤火,聊天睡觉。尽管每人只穿着一套从鬼子身上扒下来的破呢子军装,可是仍觉得这日子过得挺有滋味。一天,天气实在太冷了。估计至少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火虽在熊熊燃烧,仍然冷得睡不着觉。不等前面烤暖,后面早又冻僵,我的上下牙正“咯咯咯”地打架呢!金政委悄悄地来到我身旁:“小杜,还记得昨日教给你的四个字不?”说着掏出了铅笔和一张废纸,“来,写给我看看。”当我接过铅笔和纸张的时候,两手一个劲儿哆嗦,说啥也不听使唤,结果一个字都写不上来。金政委急忙脱下他唯一的一件破大衣披到我身上,细声细气地和我说:“要好好学习呀,往后没有文化可不行!”随即把着我的手写出了“抗日救国”四个字来。刚巧写完最后一个,铅笔尖被我按断了。金政委轻轻地捅了我一下说:“小家伙,你是把和鬼子拼刺刀的劲儿使出来了吧?”
一只鞋子哪去了?
这时,远处传来张指挥教唱《露营之歌》的声音……浓荫蔽天,野花弥漫。湿云低暗,足迹汗滴气喘难。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就是你没有在兴安岭上过夏天,唱了李兆麟、于天放、陈雷等同志编的这首《露营之歌》,也不难想象出抗联三路军当时所处的情景。不管行军、休息,我们手里总得拿根树枝周身扑打着。只要稍停一下,蚊子、蠓子就叮住不放,一咬就是一片疙瘩。其实,这对我们三路军的战士说来算不了什么。那时最大的问题是鞋子,在那种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里,没有鞋子简直是寸步难行。有了鞋子又不经穿,就连从鬼子那里弄来的帆布做的鞋,也只能凑合三天。
当年,上从指挥,下到战士,只要一停脚第一个任务就是补鞋。一九三九年,敌人集中了大批关东军“勒山”,三路军领着鬼子好好逛了~趟兴安岭,这一下可把敌人整苦了。为了把他们彻底拖垮,有一回我们两天没停脚。好容易盼到了宿营的命令,同志们破天荒第一次不补鞋子就东倒西歪地睡起觉来。我一觉睡醒来,大吃一惊,左脚上的鞋子不见了!急得我骨碌一下坐起来,刚要大声咋呼,看见张指挥和金政委正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补鞋。“小杜,光贪睡不行啊,咱们还要继续前进呢……”循着话音看过去,金政委手里补的那只鞋子正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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