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爱国思想的萌芽
“五三”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激发了反日救国的思想。“五三”惨案发生在1928年5月3日和4日。这时我尚在本村上初小，时年11岁。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伸展，当蒋介石的军队沿津浦线向北进攻，北方军阀张作霖即派兵进占济南。5月1日，蒋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蒋介石下令部队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从3日到4日，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打死打伤中国军民5000多人。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本割去耳鼻，最后与十七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至1929年日本才撤出济南。
“五三”惨案在中国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情绪，特别是山东人民，更感到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和国家民族所处悲惨的危险境地。
因我家靠近济南，家乡乡亲在济南谋生者很多，经常来往做生意的人也很多，有些常在济南的乡亲在惨案发生后逃回乡下避难，因此惨案发生后即听到许多消息和情况，当时听了以后，即在幼小的心灵上激起一股强烈的、朴素的仇恨日寇和反对日寇的感情。“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日本侵略者抢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一二八”事件日军进攻上海。前者发生在1931年，事变发生时我刚考入章丘县县立第三小学上高小，时年14岁。“一二八”事件发生在1932年，我仍在章丘县立第三小学读书。这两起事件在中国和世界引起的震动，当然比“五三”惨案大的多。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全国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对我这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小学生来说，也激发了满腔抗日救国的热情。我记得在这个小学上学的两年期间，我参加了几件抗日活动。第一种是参加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反日游行示威。这时刚入学不久，小学生们一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悲愤异常，自动地组织起来，打着小旗，结队到学校所在的街道和附近村庄游行示威，进行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行，号召人们起来参加抗日。学生的行动，引起了广大村民的广泛的注意和同情。第二种活动是在学校办壁报，写文章，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英雄事迹。“一二八”事件发生后，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自卫，开始了淞沪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厂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当时我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一条复旦大学的几位学生参加淞沪抗战不幸牺牲的消息，带着极为悲痛的心情以《牺牲》为题，写了一篇纪念这几位烈士的文章，颂扬他们的爱国热情，宣传他们抗日救国英雄事迹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这篇文章被选登在学校壁报上。第三种是参加宣传反日爱国思想的戏剧演出。1932年秋天学校中组织了一次学生演出话剧。我参加了这场演出。这出戏在今天看来，主题思想很不明晰（即什么是正确的爱国思想，什么是不正确的爱国思想），但在当时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教育不无作用。这个时期的抗日爱国思想还是很幼稚的，即搞不清什么是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从一件事上可以说明。即当参加一批东北军军官出题考试“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文章时，表示赞成这种反动的主张。从我这一段的经历可以得出一条经验：对儿童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非常重要。教育的主要教材是中国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
二、寻找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
1933年暑假，我在县立第3小学毕业并相继考入了济南第一乡村师范读书，一直到1935年10月我加入共产党，这段是寻找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的时期。小学毕业以后，思想上主要有两种苦闷，一种是个人的出路问题，一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问题。考入济南乡师以后第一个问题算暂时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还是未知数。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上半年头脑中有过几种想像。一是对孙巾山的三民主义还寄托希望；二是倾慕过一段陶行知教育救国的道路。对以上两条道路的探讨都无结果，而且实际上走不通。经过1934年1年和1935年大半年的学习，思想发生了变化，三是找到马列主义…一中国共产党。这个时间读了一部分社会科学书籍，一些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述抗日救国道路的著作、革命小说，很注意读报和进步刊物杂志，得到进步同学的帮助指教，和一些同学讨论时事问题或参加学生举办的时事座谈会、读书心得座谈会等，特别是1935年的暑假放学回家后，看了二批关于抗日救亡的进步书籍。9月份开学回校后又看到了地下党张贴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八一宣言》，比较系统地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主张，并对国民党蒋介石对外妥协、大打内战的反动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上述思想准备的基础上，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于1935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我不仅找到了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而且找到了抗日救国的领导中心，使我抗日救国的素愿建立在更自觉的基础上了。
三、“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济南
“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于1935年12月9日，首先在北平发起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当时，华北的形势，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寇步步退让，按照《何梅协定》把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地区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与日本于1933年签订《塘沽协定》后，至1935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于5月29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一面由东北调遣军队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三日答覆。经何与日方秘密会议谈，于7月6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诺了日方的要求，通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华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察哈尔，并指示汉奸殷汝耕成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12月9日，北平学生60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1万余人又举行了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一二九”的消息传到济南以后，济南市高中、乡师、第一师范等几个学校的学生在各校地下党组织、支部的领导下，研究决定成立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组织罢课，组织上街游行示威等。乡师学生救国会选丁之夏为主席，我也是领导成员之一。并派出多名代表到外校联络。我和朱春和同学到齐光中学联络，找到该校活动分子张钧，劝他们参加学生爱国的行动。这样各学校学生很快即行动起来。正在各校学生积极准备举行游行示威的时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了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派出了大批军队，分别把各个学校的校门把守起来，禁止学生外出。学生则针锋相对，向军队开展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工作。乡师的学生即派人与驻守的军队聊天，送板凳、送茶水，给他们唱歌，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样，不仅消除了军队对学生行动的敌视态度，而且争得了他们的同情。他们表示，只要学生不结队外出游行示威，其他爱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他们不干涉。这样僵持几天之后，中共济南市委考虑到如组织游行示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必然遭到镇压。济南刚刚恢复起来的革命力量还不强，从长远的斗争看，这是不利的，因此决定停止游行示威的计划，用别的方式开展活动。接着国民党政府又宣布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分散回家。根据形势的变化，党组织决定将计就计，把学生的爱国行动从城市转向农村，发动学生乘放假回家的机会，到农村开展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这一计划的改变，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根据寒假结束学生回校后的调查了解，学生中的许多活动分子，都在家乡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开展了活动，提高了邻里乡亲、农村群众对抗日救国的认识。我回到家乡以后，在本村组织起一个农民夜校（名叫识字班，吸收了几十名青年农民）一方面教识字，一方面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对提高这些青年农民的爱国思想起了良好的作用，并在其中选择重点对象，进行个别培养，为在农民中建立抗日救国的组织作好准备。
从1936年5月起我担任了济南乡师地下党支部书记工作。当时支部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学生中深入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工作，扩展壁报篇幅，召开时事座谈会，用学生救国会、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形式，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如1936年上半年，日本的走私浪人，打了济南车站的海关人员，在学生和市民中组织了一次要求国民党政府维护中国主权，严惩日本浪人，声援中国海关人员的行动。1936年下半年又举行一次援绥抗战，向全市开展宣传和募捐的活动。另外还受省委的派遣在1936年暑假和1937年寒假到鲁东的博兴、寿光、益都、临朐和鲁西的东阿、鲁西南的济宁、兖州调查了解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情况。
四、西安事变和抗日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在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是蒋介石对日军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张学良是东北军的总司令，杨虎城是17路军的总司令。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红军。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因此，张、杨在临潼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当时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企图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派周恩来到西安调处，争取蒋介石抗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开放民主，实行抗战的主张。然后，蒋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在山东、济南、济南乡师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有了进一步大发展。从这时起到“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爆发，半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的活动：首先是向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广泛深入地宣传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时在全国，在山东济南和广大学生中，总的反响是好的。但党内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中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响。例如有的学生对西安事变不理解，认为张、杨逮捕蒋介石不对，是犯上作乱；有的则相反，对和平解决、放蒋介石回南京不理解，主张杀掉蒋介石。党的主张是支持张、杨的行动，主张和平解决。
(1994年5月)
这是景晓村为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应历城文史部门之约写的回忆文章的初稿原题为“纪念抗日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计划写五个问题，只写了一部分即因病辍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