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乡村师范学校从1929年建校时起，就有了党的活动，而且一直比较活跃。1932年和1933年期间，中共山东省委及各地党组织连续遭受敌人几次大破坏，济南乡师党组织也未能幸免。一些党员被捕，保存下来的党员也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赵健民、姚仲明等组织幸免的党员同志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继续秘密地进行活动，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赵健民同志并于1933年5月起，任乡师党支部书记。我是1933年暑期考入这个学校读书的，1935年10月加入党组织。
1935年11月，赵健民同志因担负有省委工作，离开学校。乡师党支部书记由张元修同志担任。1936年春，张离开学校。党支部书记是李师侗同志。1936年夏至1937年春，我担任支部书记。以后，白学光、高启云相继担任过支部书记。
1935年，“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使济南乡师党组织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发展和群众的革命活动都展现了一个新局面，成为我党在济南的一个很活跃的阵地。
地下党支部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工作稍有疏忽，即威胁党的生存，党的秘密是党的生命线，所以当时党组织十分注意秘密工作。党员之间除必要的工作联系外，未经组织允许不准发生横的关系，上下也多是单线联系。发展党员根据隐蔽精干的T作方针，绝对禁止拉夫。一定要经过相当时间教育，本人有了入党的自觉要求，经组织研究允许吸收后，才着手做吸收工作，介绍人也不在被介绍人面前先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始终把自己放在同被介绍人共同追求真理寻找党组织的地位。这样即使发展不成，也不会在对象面前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接受新党员的第一课，就是教育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守革命气节，遵守党的纪律。对群众宣传，也以个人口气进行，以免暴露党员身份，造成党的损失。乡师有个好传统：每当新学年开始，党员都积极热情地同新同学交朋友。新同学里面有的是同乡，有的是亲友，有是新相识，每到晚饭后或课余时间，党员就和他们三五成群，到校外附近村庄的树下促膝谈心，或铁路两旁散步漫谈、交流思想，积极开展新班级同学的工作。
党支部为了把群众组织起来，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当时乡师不少班级都有“读书会”、联合订报小组、篮球队等组织。每逢新年还组织剧团演出有进步思想内容的话剧，不仅学生参加，有的教师也参加。我自己就是在1934年元旦参加剧团演出时，开始接受进步同学影响的。1935年春天，我们班的几个党员就团结了十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知能促进会”。因为“读书会”已被外界视为红色组织了，甚至在国民党统治者眼里“读书会”与共产党是等同语了。所以，我们就没叫“读书会”。我们这个团体不仅没有引起学校当局的怀疑和阻挠，而且受到称赞。这样大大便利了党的活动。
那时候，党组织也围绕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以及保卫学生的切身利益，开展过一些斗争。
党的组织在“一二九”运动以前发展比较慎重，党员只有二十人左右。以后在抗日救亡运动新形势推动下，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党的发展也加快了步伐。从1936年到“七七”事变爆发一年半的时间里，党员发展到六、七十人。这个时期根据中央通知，撤消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会员和队员发展到一百多人。党员、会员、队员分布全校各班。这样，在一个共有三百多学生的学校中，我们党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影响占了绝对优势。
1936年春天，我参加了乡师党支部工作。下半年，省工委批示，成立了支部干事会，有于杰、高启云、张文韬、刘少傥等同志参加。支部下设小组，党员按班分组；党员少的班，跨班编组。支委每月开一次会，主要是讨论政治形势，汇报工作和学习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当时把党的小组会视为训练党员的学校，小组会开的比较经常、认真。上级党组织也很关心和重视乡师党支部的小组生活情况。新省委成立后，宣传部长林浩同志就曾到乡师参加我们的小组会，做过调查了解和指导帮助。
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支部很注意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和形势教育，当时凡能公开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论述马列主义的书籍和进步刊物，如《读书生活》、《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中国农村》、《世界知识》、《妇女杂志》等，以及一些文艺作品，如茅盾的《子夜》、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莫斯科印象记》、《苏联视察记》、《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和高尔基、鲁迅的作品等，都成为党员和进步群众学习的读物。这对发展和巩固党的思想阵地，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引导广大群众走上革命道路，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在乡师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占东北。1933年又占热河，1935年在冀东建立殷汝耕伪政权。蒋介石不抵抗，接受“广田三原则”，对日妥协，反共卖国。民族存亡已到危急关头。1935年，我党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1935年底，北京学生首先发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举行罢课，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抗战、停止剿共，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
消息传到济南，广大学生立即响应，乡师是最早行动的学校之一。乡师党支部积极领导这一运动，当时推选出了丁莱夫等作学生会的负责人，积极到各校串联，商讨响应平津学生抗日救亡计划。一致决定实行罢课，并于12月16日统一行动，组织游行示威和抗日宣传。
学生的这一行动，吓坏了当时统治山东的韩复榘国民党政权。韩复榘惶惶不安，慌忙派出他的手枪旅到各校监视、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前来乡师的韩复榘军队都荷枪实弹，每人一把匣子枪，一把明晃晃的大刀，气势汹汹地守住校门不准学生外出。
党支部和学生会认真研究对策，决定首先向军队做工作，对他们以礼相待，给他们送茶送水，送板凳坐，主动同他们啦家常，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还给他们唱歌，争取同情。这样一来，不少士兵和军官受到感动，说他们并不反对学生抗日救国的主张；他们也是愿意抗日救国的，只是奉了上司的命令，只要学生不出门，别的事情就不管。另一方面，我们派人偷越院墙。秘密同全市各校保持联系，研究对策，继续准备示威游行。
没过几天，韩复榘为了摆脱困境，强令各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并限期让学生离校，否则即用军队强行押送上车。党组织根据这一情况重新作了研究，认为现在党的力量刚刚恢复，学生会毕竟还是新组织的，如果上街游行示威，势必使党员的活动过分暴露，容易遭受敌人摧残，不利于积蓄力量。于是决定不再组织游行，而要利用提前放假的机会，发动学生到农村、工厂，向农民工人做抗日宣传工作。乡师党支部研究后，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坚决执行了这个决定。
12月19日晚，以学生会的名义在乡师礼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由党支部和学生会负责人张元修、丁莱夫向大家讲明形势和提出改变原来的行动计划。但是，学生的情绪仍然很高涨，许多人坚持要求游行示威。经过彻夜讨论，绝大多数同学同意了新的计划，第二天，同学们即离开学校，分头活动去了。
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一二九”以后，全国高涨的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1936年4月，黎玉同志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恢复了山东省委。从此，乡师党支部即按照上级的指示和部署，把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首先，办壁报。乡师党支部把壁报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和舆论工具。在学生会领导下组织一个壁报编辑委员会，各班组织了编辑小组，吸收各班积极分子参加。每星期一出版，由各班轮流主办。壁报内容有评论、消息、通讯、漫画、图表和文艺作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宗旨，形式生动活泼，很受学生喜爱，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学校当局也多方限制，我们则用各种办法进行反限制。1936年一整年壁报从未中断。
为了把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从学校扩大到社会上去，1935年下半年，即由丁莱夫同志等通过社会关系，在济南民办的《新亚日报》办了一个副刊，取名《农园》，每周一期，占半个版面。利用这个合法阵地，发表了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文艺作品。从1936年开始，济南乡师的壁报办起以后，我们选择壁报上比较好的文章，以乡师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出了一个定期刊物《求生》。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和争取国民党政府的批准，我们特地邀请了几位教员写稿，并采取一面申请登记，一面出版发行的办法，出版了两期。后因未能得到批准和印刷困难被迫停刊。但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停刊以后还有读者来信要求订阅。
利用重要政治事件，扩大抗日宣传。1936年春，济南火车站发生一起日、韩浪人殴打中国海关人员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和怂恿一些日、韩浪人偷运鸦片，贩卖私货，偷税、漏税，毒害中国人民，侵犯中国主权。这种卑鄙行径，中国人民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这次发生日、韩浪人行凶打人事件，消息传开，全市哗然。尤其在学生界，引起极大的愤慨。当时由高中、乡师等校发起串联各校组织讲演，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和揭发日寇的侵略罪行；要求国民党政府维护主权，严惩罪犯；并派代表团慰问被打的海关人员，申张民族正义，在全市人民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是年8月，日寇进攻察北、绥东，危及华北、内蒙。傅作义将军率部奋起反抗，遭到蒋介石的阻挠和破坏，全国掀起了援绥抗战活动。乡师踊跃参加了济南学生的统一行动，成立宣传队，到黄台板桥一带郊区贴标语，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同时，还组织到市各大商店募捐，购买物品，送到察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通过这一事件，扩大了抗日宣传。
这年秋天，韩复榘为了镇压学生抗日运动，搞了一次大逮捕，被捕的学生有几十人，其中也有乡师五级一班学生郭爱众等，引起了全市学生各界群众的公愤。党支部和学生会组织营救，找学校，促使校方向政府交涉。后来，韩复榘迫于社会舆论，不敢肆意迫害被捕学生，除将个别人送回原籍县政府看管外，多数学生都释放了。郭爱众同学被释返校以后，学生们举行了欢迎慰问大会。郭爱众同学在会上揭露了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抗日运动和虐待被捕学生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怒。
兴办全校性的时事座谈会，由各班代表准备发言，党内也指定几个同志专题发言。座谈内容很广泛，有国内外政治形势、日本政治与侵华罪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我国经济与农村状况，以及国际重大事件等等。在座谈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时，由于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对当时上海《中国农村》杂志上论述的农村破产情况深有体会，激起大家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的农村政策强烈不满。
就在这时，时事座谈会还讨论过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所推销的“乡村建设”和“乡农学校”的货色。有一次，梁的一位信徒到乡村宣讲“乡村建设”、“教育救国”。学生们展开热烈讨论，深刻地揭露了它的反动面目，指出他们搞的所谓“乡村建设”和办的“乡农学校”实质上是军阀、官僚、地主对广大农民的奴役。按照他们那一套搞乡村建设，越建设越殖民化，越建设农民越穷困，越建设农民受到的剥削压迫越深。对比之下，学生们更加认清了只有抗日救国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党支部利用学校在附近农村办附属小学和农民夜校的机会，分配党员和进步同学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学校当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武新宇同志，他是教师中唯一的党员。他积极支持和组织这项工作，这对乡师学生回乡开展农村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预习。
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大大提高了乡师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了乡师政治气氛。这里举两件事可以说明：大约是1936年下半年的一个下午，有几个国民党特务到学校附近进行窥伺、侦探，当时正值学生放学后在操场上自由活动，几个鬼头鬼脑行迹可疑的特务被学生发现了，在一声“打特务”的呼喊下，成群的学生蜂拥而上，把特务赶跑了。第二件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乡师学生个个欢欣鼓舞，人人拍手称快，而受国民党统治较严的学校情况就不同。当时我遇到一个在济南某中学上学的我在小学时候的同学，他很惊异地问我：“听说你们乡师的学生听到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都高兴得拍手称快，是真的吗？”我说：“是”。并向他解释了西安事变的起因，为什么要和平解决以及西安事变对停止内战实现抗战的意义等等。他听后似解非解地说：“幸亏把蒋委员长放了，不然蒋被害了，中国还有救吗？！”由此可见，抗日救亡和我党主张，宣传工作深入的地方和没有深入到的地方，人民的觉悟大不一样。
抗日救亡学生组织蓬勃发展：首先是学生救国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学生救国会初成立时，只有上层组织，由各班积极分子酝酿，采取个人申请，老会员介绍，会员小组批准的办法，个别吸收会员，建立小组，并按期过组织生活。这种类似发展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吸收的会员要比过去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广泛得多，因而很快形成一个群众基础比较广泛，组织比较紧密的战斗集体。
后来，北京学生到济南串联，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乡师和济南各学校学生救国会都逐步改为“民先”。这样，组织更为严密。虽然学生救国会也未宣布取消，但是此后“民先”就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了，记得1937年春，“民先”在济南市橛山召开了全市活动分子会议，研究了工作的开展，并决定出版“民先”刊物，取名《齐鲁先锋》。在这次会议上，乡师的“民先”队员高唱《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发表演说，表现得非常活跃，深受各校代表赞誉。
救国会和“民先”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就更深入更广泛了。许多工作都是以救国会或“民先”的名义出面去作，党组织因而更易于隐蔽发展和积蓄力量了。乡师“一二九”以后发展的新党员，大都是在救国会或“民先”组织里，经过一段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才发展入党的。
建立学生抗日军训队。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不少学生自动提出要准备武装抗日。乡师党支部和学生会就利用军训这个形式，发动党员、救国会员，民先队员带头参加，组织学生军训团。很快，全校报名参加的有一百多人。并且有几位教员也报了名，其中有推广部主任武新字，国文教员吴天石、杜云庐，历史教员钟星凡，图画教员杨荆石、王绍洛等。这既是军训又是政治学习。除了进行打靶射击、制式教练外，还组织讨论时事，请人作讲演等，搞得十分活跃。
有一次，武新宇老师给大家讲国际形势。他在报告中讲了国际斗争的基本矛盾，阐明了抗日救国的必要性和前途，讲得非常生动、深刻，同学们很受启示。吴天石老师在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讲得声泪俱下，感染力很强。学生听了两位老师的讲话一致要求行动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继续内战”的反动政策，坚决要求抗日。
乡师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开展农村的抗日救亡工作。“一二九”后的寒假，广大学生转向农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党支部根据这次经验和上级指示，每当暑、寒假期间，布置党员、积极分子利用假期，在农村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组织领导的办法是：支部成员负责分头联系有关党员，党员负责联系周围的群众积极分子，省委还专门对党员的农村工作情况进行检查。1936年暑假，省委赵健民同志派我下乡检查过一次工作。我到了博兴、广饶、寿光、益都，临朐等地，见了张文韬、朱春和、郭玉璋、王文轩、李师侗、高启云、陈锡德等同志，向他们传达中央指示，了解活动情况，看到和听到同志们都在农村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在他们周围都各自联系了一批农村积极分子，有的还找上了过去因组织被敌人破坏失掉关系的党员，帮助他们恢复了党的关系，建立了党的组织。
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
西安事变后，内战停止，全国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乡师的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在新的斗争形势推动下，于1937年上半年开始，在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相继走向迎接抗日战争的新岗位。
奔向延安。1937年春，党中央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培养大批革命干部，通知各地党组织输送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学习。一些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去。这年春夏之交，济南乡师去了两批，一批是学生，有丁莱夫、尤维武、刘登岫等同志，并由丁莱夫同志带去了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焦子佩；另一批是乡师和实验小学的教职员，他们原来也都是乡师毕业的学生，有张奉先、曾昭敏、陈季华、周铭三、张承印等。还有的未经组织介绍自动奔到延安的。他们在延安学习后，有的回到敌后，有的留在延安参加了工作。到国民党军队中做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除了发展壮大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部队以外，还决定推动和帮助愿意抗日的旧军队积极抗战和巩固内部。当时在山东、河北一带的国民党杂牌韩复榘、石友三、高树勋等部，曾要求我党帮助他们吸收一些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到他们部队中去，帮助建立政治工作，提高官兵抗战热情。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在他的三路军中成立了政训处，处长是抗日民主人士余心清先生，他热心抗战并愿与我党合作。乡师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输送了一些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去。其中一部分后来转到坚决抗战的国民党聊城专员范筑先的部队。石友三当时驻河北省，大约在1937年9月间，这个部队中的党组织派人与山东省党组织联系，要求派遣和动员一些党员和进步学生到他们那里。乡师派去了部分同志，记得有刘苏民、高传纶、王英昌、高立身等同志。到1939年，由于石友三反共，阴谋投降日寇，这些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先后都撤出来，返回我军根据地工作了。
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七七”事变以后，日寇沿津浦路南下，侵占沧州，德州、鲁北即将失陷。当时，鲁北惠民一带有党的地方组织。乡师党支部根据省委的指示，选派了一批同志到那里，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准备开展游击战争。这一部分人中有党员李干（李树屏）、牟潜修（韩洪甫）、李维善（李克）、马岩岭、李文清、张允恭等。还有一些同志去鲁东、鲁中、鲁西等地，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发动游击战争的准备活动。后来，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有件事值得一提。到惠民一带活动的韩洪甫、张允恭、李文清等同志，为了打入旧军队做兵运工作，并给党组织筹集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经费，卖身顶替有钱人家的子弟去当兵。其中张允恭、李文清被补到韩复榘的手枪旅。1937年10月左右，他们的军队驻在泰安王母池，曾与组织取上了联系。后来李文清同志在抗战中牺牲；张允恭回到自己的家乡，解放后病故。
服从党的决定，到省、市委机关工作。抗日战争爆后，省和济南市党的领导机关需要加强力量。李均、周美瑶和我等调省委机关工作，白学光，张镜茵、李怀音等调济南市委工作。不久，白学光又调到鲁西南工委，张镜茵去了延安，李怀音被派到他的原籍潍县一带参加发动游击战争的工作。
还有一些党员根据党的安排随校南迁。他们组织了“战地服务团”，1937年9、10月间，随校南迁到巨野一带。后分别转到观城一带参加了当地工作。也有一些同志如窦长祥、周星夫、王宇坤等回到了省委直接领导发动游击战争的鲁中地区，或者回到原籍，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T作，
济南乡师的共产党和受到党的影响的革命师生，在伟大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不少同志光荣牺牲了。我所知道的有陈大学、张承光、刘登岫、王宇坤四同志在清河区抗战中牺牲；周美瑶、汪洋二同志在泰山区抗战中牺牲；李文清在聊城抗战中牺牲；国画教师杨荆石在蒙阴县抗战中牺牲。也有个别同志如边振臣，在“肃托”中蒙冤而牺牲。现在我们活着的人回想起来非常怀念他们！
(198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