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区——渤海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人民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地区之一。
抗战以前，在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这里建立了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领导寿光、昌邑、潍县、益都、广饶、临淄、博兴各县的秘密组织；1938年5月前后，山东省委决定成立清河特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这时清河特委的工作范围包括现在淄博、东营、滨州三个市的全部和济南市、潍坊市的部分地区。1939年初，根据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又作了调整：胶济路以南为淄博区，路北为清河区。1939年7月，清河特委改为清河地委，1940年10月改为清河区党委。1944年初，根据山东分局和军区的指示，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
发动游击战争，保卫清河平原
1937年“七七”事变后，鲁东地区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的指示和部署，广泛发动群众，不失时机地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人民武装，发动游击战争，抗击日本侵略者。鲁东地区东西距离较长，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发动中心。在东部地区的昌潍、寿光一带，发动和组织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7支队和第8支队；在广饶、益都一带发动和组织了第9支队和第10支队；在博兴组织发动了博兴人民抗日志愿军。西部地区，以邹平、长山、桓台为中心，包括淄川、博山矿区和齐东、青城、高苑等县，以长山黑铁山起义的武装为基础组成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1938年7月改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与此同时，山东省委决定建立清河区，并决定调8支队和3支队的第8团到鲁南地区作为省委直接指挥的主力，以创造山区抗日根据地。3支队大部留在清河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这些建立不久的抗日武装，虽然装备窳劣，组织也不够严密，但有党的领导，政治目标明确，军纪严明，士气高昂，自建立之日起，即积极打击日伪军。1938年1月8日，廖容标同志率领游击队，夜袭长山城，捣毁了长山县伪维持会，俘伪公安局长以下30余人；19日又在小清河陶唐口伏击日军汽艇1艘，击毙日军官兵12名，缴获电台1部。临淄我党领导的学生志愿军训团在李人凤、李希晨同志指挥下，于1月2日在辛店以西合顺店和矮槐树村，伏击沿胶济路东进的日军先遣侦察分队，击毙日军小队长以下19人。我第8支队于1月28日在寿光城西南三里庄伏击日军汽车3辆，击毙日军2名，俘虏1名。2月5日，我第5军部队在邹平南部三官庙抗击日伪军400余人的进攻，予敌以重创。中旬，8支队在寿光三合庄一带打垮伪华北治安军散兵一股，缴枪70余支。3月中旬，廖容标等率领第5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围攻博山日军；在淄川开展破袭战，3天内炸毁日军军车7列，并攻入淄川县城，捣毁淄川县伪维持会。我5军部队还破袭胶济铁路，袭入马尚、涯庄车站。8月，我第3支队一部配合友军孟昭进部袭击济南日军，一度攻入王舍人庄和黄台等地。从1938年1月至6月的半年内，我抗日武装先后进行战斗十余次。这些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影响。
为便于指挥，7、8支队和博兴的志愿军，统一番号为8支队；广饶的9支队、益都的10支队与临淄的3大队合并。这时在鲁东地区，我党领导的武装主要是八路军鲁东人民抗日游击第8支队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5军。至1938年5月，这两支部队各发展到5000人左右。抗日武装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是鲁东地区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中共山东省委和鲁东工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从1937年10月起，在我党强烈要求下，一批被国民党监禁的共产党员相继出狱，并立即与省委取得联系。与此同时，中央派一批红军干部来山东，加强了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在发动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各地党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特别是团结当地有影Ⅱ向的进步人士与我党共同抗战，卓有成效。如在邹平、长山一带，刚出狱的姚仲明和红军干部廖容标以及赵明新等同志，与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亲密合作，对这一带游击战争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在临淄，共产党员李希晨与临淄县第二高小校长李人凤合作，组建了临淄的抗日武装。马耀南、李人凤两同志都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3支队及1O团的主要领导者。这些抗日武装在筹集军粮和经费时，实行有力出力、有粮出粮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负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关键性的战略步骤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我军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频繁地进行“扫荡”、“清剿”，胶济铁路沿线县城，甚至较大的村镇均被敌人占领；国民党武装执行反共政策，不断制造摩擦，斗争越来越艰苦。在敌顽夹击的形势下，清河特委采取了第一步战略步骤，将我部分部队转移到淄博一带的山区活动，执行“以山区为主，平原为辅，依托山区，开辟平原，创建淄博根据地”的方针，在铁路两侧开展斗争。可是，这一步并不理想。1939年2月26日，3支队10团一部在副团长刘斗辰率领下，在益都北部的杨家营村被敌包围，突围中刘斗辰同志壮烈牺牲。同年3月13日，在博山县太河镇发生了“太河惨案”。6月，3支队主力6000余人，在邹平西北的刘家井子一带集结，准备向北发展，以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济南敌酋松本少将调集青城、齐东、张店、邹平、周村之敌6000余人奔袭我军，破坏了我军计划。7月22日，3支队东进途中，在桓台牛王庄又遭日伪军袭击，马耀南司令牺牲。7团主力因屡遭敌人袭击，从2000人减少到几百人。多次战斗失利的实践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紧靠铁路沿线两侧敌人敏感地区坚持与敌人的正面斗争是失策的。象刘家井这样的阵地战，我们是拼不过敌人的，必须改变斗争策略。为此，杨国夫司令员等多次向山东纵队领导反映情况，陈述利弊。至1939年底，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明确决定：3支队全力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改变过去横跨铁路两侧活动的方针。1940年1月，山东分局派王建安同志到清河区，在郑家埝召开了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山东分局和山纵关于“巩固河南，向北发展，开辟河北，整理部队，创建根据地”的指示，给开展清河区平原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1940年以后，清河区的斗争形势日趋紧张，经常驻守该区的日军有6000余人，伪军7万余人，顽军4万余人，而我军只有l万余人的主力武装。在日伪的频繁“扫荡”、“蚕食”，“军、政、经、文、特五位一体”的“总力战”进攻的同时，20多股国民党顽军先后投敌，公开宣称：“日可不抗，共不可不反”，“宁伪化，不匪化”等等。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平原游击战争如何坚持，如何发展呢？清河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和山纵的指示，采取了摆脱困境的关键性的第二步战略步骤：于1940年春，选择小清河入海处的寿光、广饶边区一带敌人控制薄弱的地方，和小清河中段邹长边区陶唐口地区，同时作为突破点，分两路渡过小清河，向北发展。东路进至广饶北部和博兴、蒲台广大地区；西路进至邹、长北部高苑、青城地区。我军东西呼应，很快控制了西起高苑，东至广北小清河与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从而使我军摆脱了机动范围很小的小清河以南狭长地带，进入回旋余地较大的广（饶）、博（兴）、蒲（台）、高（苑）地区。在开辟这一地区的过程中，我军与敌、伪、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我东路部队渡过小清河进抵博兴的王文村时，广饶、博兴、史家口等处的日伪军300多人向我军进攻，妄图将我军消灭或赶同小清河以南。经激战，毙伤敌百余人，将敌击退。寿光国民党保安15旅张景月部2000余人，趁我军北进时，进犯我根据地王高村一带地区。我3支队基丁3营，寿光独立团奋起还击，将其击退。同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纠集刘景良、成建基、李青山、周胜芳、薛儒华、杜孝先等13路“司令”，向我进驻广、博的部队进攻，妄图趁我立足未稳之际，将我军消灭或驱走。我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博兴、广北一战，歼灭顽军精锐海军陆战队薛儒华部一部，击溃其大部；小清河南北向我进犯之顽军也均遭痛击退逃。在高苑魏家堡，我军又伏击高苑出犯之日军，击毙小队长以下30余名，俘一名，炸毁汽车2辆，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0余支。这些胜利迫使敌人将蒲台县之小营，高苑县之田镇，博兴县之史家口等据点撤除。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刘景良、朱仲山、张景南、高竹君、薛儒华等部却趁机进犯驻高苑我军，经8天激战，毙、伤、俘顽军千余人，将其击退。此时，蒲台县国民党保安第9团团长王雪亭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率部起义，加入八路军。经过上述战斗以后，我军控制了小清河以北地区，与小清河以南地区连成一片。
3支队经过战斗的锻炼和地方武装的补充，战斗力提高，编制扩大。1940年底，山东纵队决定将3支队整编为山东纵队第3旅，下辖7、8、9三个团，一个特务营，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政委，杨国夫任副旅长，徐斌洲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建立清河军区，主管地方武装的指挥和建设，山东纵队任命杨国夫兼军区司令员，我兼政委，陈楚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便于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清河区党委和部队领导机关决定采用积极防御的方针，派部队进驻利津东部之八大组（即永安镇），解放了以八大组为中心的黄河入海口右岸广大地区。随后，又解放了黄河左岸的广大地区。从此，垦区成为我军的后方，后勤机关、军工学校、医院、银行、报社、印刷厂、兵工厂、子弟学校等相继在此安营。直到抗战胜利，这个后方，对支援前线起了很大作用。至此，我军已基本完成了向小清河北、黄河以南进军的任务。在西起高苑、青城，东至黄河、小清河入海口的广大地区，除少数敌人据点外，基本为我所控制，大大改善了我军在清河平原的战略地位。但是，敌、我、顽三角斗争的紧张形势，仍不容松懈。敌伪对我小清河以南地区加紧“蚕食”，对小清河以北频繁“扫荡”；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仍不断向我进攻、袭击，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顽固派反共气焰更加嚣张。
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使我军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山东分局、115师师部和山东纵队指挥部，指示我们打通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清河区党委、3旅和军区决定执行我军扩大根据地的第三步战略计划——向黄河北进军。1941年9月21日，杨国夫率3旅主力部队北进，占领了黄河南岸的左家庄；22日越过黄河解放了义和庄东大门罗家庄、宋家庄一带地区；28日进抵义和庄东侧之王家集，击溃增援义和庄的水上保安1团，击毙其团长李子文，遂即包围义和庄。经激烈战斗，至10月3日，我军攻克义和庄，并相继攻下老鸹嘴等重镇，顽军残部仓皇逃跑。郭家局子、套儿河口的顽军闻风而逃。是役，我军共歼顽军3000余人，控制了垦区、利津北部、沾化东部广大地区。这些地区是纵横百里的旷野，沿海一带荆棘丛生，灌木林成片，人烟稀少。国民党顽固派统治时期，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苦难深重。我军解放后，人民群众如重见天日，无不欢欣鼓舞。我军占领义和庄以后，派出一支部队向西行动，在沾化城北与冀鲁边区教导6旅东进部，队会师。从此，清河区与冀鲁边区打通了陆路联系。
我军解放垦区，意义重大。首先，由于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打通，对鲁北敌伪以惠民为中心的占领区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更有利于鲁北抗日战争的发展。第二，由于广（饶）、博（兴）、蒲（台）、利（津）、沾（化）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使我军有了广阔的机动地带。1942年至1943年，敌人举行万人大“扫荡”时，我军在此地区内自由机动，反转迂回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扫荡”。第三，我军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后方，使我们的机关、部队、学校、医院、后勤有了扎营之地，使我军能够生聚养息，有了可靠的抗日根据地。
当我军开辟小清河以北新区之际，敌人对我胶济路北、小清河以南的老根据地进行了全面的“蚕食”、伪化活动。从1941年3月到1942年7月，敌人在小清河南建立反共自卫团，办保甲，清查户口，发“良民证”，扩大其统治区，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清剿”。同时，在我根据地区域内修公路，筑碉堡，沿县界、区界挖封锁沟，设封锁线，阻止我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活动，并推行自首政策，布置特务活动，引诱我地方武装、地方干部中不坚定分子投降叛变。在此情形下，小清河以南地区的斗争十分残酷，我地方武装和干部不断遭受损失。1941年1月18日，我主力一个排及益寿县大队和一个新兵中队，在广饶南部刘家集宿营时，拂晓遭广饶、益都、临淄三县千余日伪军包围，除部分突围外，队长王品三等79人英勇牺牲。当月，我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和益寿县委机关干部多人驻益北东朱鹿村时，因叛徒告密，遭日伪军包围，李寿岭及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12名干部被敌人惨杀。1942年5月18日，我益、寿、临、广四县边区县委机关及县公安局驻临淄二区南下庄，被广饶、临淄日伪军干余人包围，在突围的激烈战斗中，县委书记丁一民等数十人光荣牺牲。敌人对我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根据地和以清水泊为中心的寿北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两次“扫荡”，并安设了据点。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是坚持还是退出？这又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区党委和部队领导机关经过研究决定：小清河以南地区，不但不能撤出，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除原有骨干继续坚持外，又增派了一批军政领导骨干进入该区。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上，也改变过去在大片根据地里的方法。组成精干的小部队分散活动，主要任务是配合地方党政领导，组织群众开展反“蚕食”，反“清剿”的斗争。地方工作则采取精干隐蔽的方针，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组成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武工队（最初叫军政工作团）。武工队隐蔽活动，昼伏夜出，利用敌人的“灯下黑”，在设据点的村庄建立秘密联络点，搜集情报，开展各种活动，避免暴露自己，麻痹敌人，积蓄力量，伺机打击敌人。同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对开明士绅、抗日民主人士，以及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家属，坚持做教育、团结、争取的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影响与敌人进行合法斗争。
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和策略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度过难关，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为我军开辟和建设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建设根据地
1938年下半年，各抗日游击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清河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发动起来。10月，中共清河特委在临淄县苇子河召开了县委书记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了郭洪涛同志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做的《目前战争形势及我们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讨论和部署了发展武装、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准备坚持长期艰苦斗争等各项任务。这次会议后，我地方党组织在邹平、长山、桓台、益都、寿光、临淄等地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团，组织抗日团体，健全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初步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1939年7月上旬，中共清河特委奉命改组为清河地委，我任书记，苏杰任组织部长，赵明新任宣传部长，李云鹤任统战部长，杨国夫任军事部长，并充实加强了工、农、青、妇各群众组织和地方工作的领导。清河地委在长山县傅村一带召开会议，研究清河区的斗争形势，部署建党、建军、建政和创建平原根据地的各项任务。自此之后，各项工作都有较快的发展，先后建立了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博兴、邹（平）长（山）桓（台）等7个县委。至1940年春，全区党员由1939年10月的9000多名发展到1.1万余名。与此同时，工、农、青、妇组织及自卫团也得到迅速发展。到1940年底，群众组织已达30万人。已建立县委的县还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1939年9月，奉山东纵队命令，清河区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军分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马千里任司令员，我兼政委，许云轩任参谋长，毕秀清任政治处主任；各县建立了县大队或独立营，各区建立了区中队。
为了进一步搞好政权建设，1939年10月，中共清河地委在寿光县牛头镇专门召开了5个县的政权工作领导干部会议，研究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总结经验，并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一个施政纲领。1940年5月，清河区各界人民代表、社会贤达在临淄县的李家琚高村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清河区临时参议会和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接着，各县、区也都先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各级参议会和政权机关。
1940年春，我军开辟小清河与黄河之间的地区时，中共清河地委组织了工作团随军北进，开展广饶北部、博兴、蒲台、高苑各县新区工作。在这些县先后建立了县委、县政权和各种人民抗日团体。
1940年10月，清河地委在博兴纯化镇召开了清河区第一次党代会，13个县的180名代表，代表全区1.6万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大会着重研究了当时清河区的抗战形势，继续发展和巩固清河根据地的问题；提出了“巩固河南（小清河南），发展河北”的各项具体任务：继续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组织，建设地方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充实和健全县、区政府机构，开展根据地建设一[作。这次会议，根据上级决定，将清河地委改为清河区党委，我任书记。12月，在纯化镇召开了清河区工、农、青、妇、文各界代表会议，到会代表300余人。会议传达了山东省各界代表会议的精神及各项任务，布置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群众组织的工作，并宣布成立清河区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召开了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决定将清河区专员公署改为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选举了议长、副议长、行政公署主任、副主任。至此，清河区东起寿光，西至章丘、历城，南以胶济铁路为界与鲁中为邻，北至黄河，共辖17个县。根据地面积2.2万余平方里，人口近110万。1941年我军解放垦利、沾化地区以后，又开展了垦区工作，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有这样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挖抗日沟，大规模地改造地形。平原游击战争与山区不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变敌之长处为短处，变我之短处为长处，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游击战，保存自己，打击敌人。从1939年8月起，我们就提出学习冀南挖抗日沟改造地形的经验，将根据地内的大小道路都挖成沟内路，形成沟网，抗日军民在沟内既可行路又可战斗。号召发出后得到广大军民热烈响应，各级政府组织动员群众夜以继日地挖沟。根据地内挖完了，再向接敌区、游击区发展，白天不能挖就夜间挖，由部队掩护着挖。日伪对挖好的沟极力破坏，强迫群众填平。可是白天平了，群众夜间又挖，反复多次，坚持挖下去。这一工程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在1943年的一次敌人连续21天的大“扫荡”中，我和军区指挥机关的一部分同志与杨国夫司令员失去联系，前后都是敌人，我们在一条沟内隐蔽整整一天，未被敌人发现，晚上才转移出来。
二、在抗日民主政权日益健全的情况下，积极开展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为了抗战的需要，必须鼓励农民把地种好，多产粮棉，保证军民的粮食和衣物供应。我们在全区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组，奖励劳动模范，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广北的李洪洲、高化基，博兴的韩秀贞、王凤祥、杨恒伦等人，就是清河区有名的劳动模范。各县都有县一级的劳动模范。在农业税收方面，实行合理负担累进税法，征收救国公粮。在开辟垦区以后，我们组织机关、群众开荒生产，谁种谁收。开新荒，3年不交公粮。并颁发了《整顿垦区土地暂行办法》，禁止地主、恶霸强占土地，把公有荒地分配给抗属、贫民和难民。从1942年到1945年，在垦区共安置难民2.36万户，10万余人，开荒40余万亩。
我们充分利用清河区产棉的有利条件，发展农村纺织业，开办公营和合作社营的织布工厂，发展公私油坊榨油、手工卷烟。1943年开盐田3000余亩，产盐6000多万斤。建立北海银行清河区分行，根据地禁用伪钞、统一使用北海币，并发放贷款，扶持工农业生产，仅1943年就发放农贷500余万元。加强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局统一管理公营工商业和监督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有计划地组织粮、棉、盐等物资交流，组织对敌占区的贸易工作，购进根据地内缺少的物资。民主政府还建立了税务机构，解决抗日经费之需。特别是动员和组织大批人力、物力进行整治黄河和消灭蝗虫两项工作，对保护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文化建设方面，清河区出版了《群众报》、《青年人》、《清河妇女》、《战地妇女》等报刊，部队出版了《曙光报》，并翻印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毛主席著作，以及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和漫画。在印刷技术方面，从油印、石印，发展为铅印。还办了新华社清河支社，部队和地方部队文工团，演出宣传抗战的节目，对鼓舞军民的斗志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教育方面，根据地各村庄大都办有小学，各抗日团体办了夜校、识字班，进行成人教育。干部训练方面，区党委办有党校，部队办了教导营，政府部门办了许多训练班和工商管理学校。通过这些渠道，吸收和培养大批干部，适应了抗战的需要。
三、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更大地调动广大农民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这是根据地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根本内容。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在刘少奇同志指导下，进行了4年工作总结，指出山东根据地内必须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清河区是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的。当时，这里的租息都很高，地租按三七或四六分（即亩产的60%或70%归地主，其余归种地农民）；借贷，一般是年利三分以上；实物借贷利息更重，春借1斗，秋还2斗或3斗。这种高利贷，群众叫“驴打滚”。雇工干一年活，除糊口外，所得寥寥无几。因此，党和抗日民主政府提出的“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增加工资”的号召，得到广大农民热烈拥护，雇农、佃农积极性更加高涨。领导机关派出很多工作组，帮助农民搞双减一增，深受农民欢迎。仅垦区1942年冬减租者即达1900余户，减息800多石，增加工资者千人以上。当运动发展起来以后，群众进一步提出反对恶霸和民选村政权的要求，党和民主政府坚决支持群众，把减租减息，反霸斗争作为1943年全年的中心工作。经过一年的群众运动以后，根据地面貌为之一新，在农村中树立了群众的优势。
四、加强武装建设，充实主力部队，扩大地方武装。八路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种形式的武装力量，是根据地的支柱，是根据地的创建者和保卫者。清河区各级党组织非常重视武装建设，除主力部队外，各县都有县大队或独立营，区里有区中队，农村有不脱产的民兵自卫团。曾有一个时期（1942年至1943年），因战斗频繁，部队减员，但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参军，单纯依靠地方武装补充主力，因而既削弱了地方武装，主力部队也得不到经常的兵员补充。1945年初，在进行减租减息、民主反霸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了大参军运动。几个月的时间内，全区万余名青年参加了主力和地方武装，仅广北5个区就有3000余名青年参军。全区到处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到处是披红戴花欢送和欢迎新战士入伍的场面，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景象。
在民兵武装的建设方面，早在创建根据地初期，即组织自卫团站岗放哨，盘查可疑分子，捕捉敌特汉奸，并组织基干自卫团配合部队作战。后来，军区、军分区、县、区都设立了人民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负责民兵的组织与建设工作。在抗战期间，全区民兵发展到几万人，自卫团几十万人，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胜利的根据地保卫战
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从1941年开始逐渐进入更紧张的时期。全区经常驻守的日军在20000人以上，伪军和投降派军队也达50000人以上。从1941年到1943年，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一年比一年频繁、残酷，实行所谓“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强化治安”、“军事、政治、经济总体战”，“扫荡”的规模和组织性、严密性、残酷性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1941年，敌人重点“蚕食”我小清河以南根据地，至1942年夏，小清河以南只剩了寿光以北的清水泊和邹长南部的长白山小块根据地。1942年6月，青岛、潍县、张店之敌5000余人进犯我清水泊根据地，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和一部主力，英勇机智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到了1942年1月1日，广饶、博兴、益都、临淄、寿光之敌5000余人，对我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根据地反复“扫荡”后，这些地区全部被“蚕食”。与此同时，清西地区国民党投降派张景南、高松坡、杜心斋、孙永瓒等部，配合日军“扫荡”我长白山区根据地。我军则转入敌后，破袭胶济铁路，诱迫敌人出窠，趁机拔除敌人在山区新设的碉堡、据点，重新恢复了清河区唯一的山区根据地。1942年8月，惠民敌酋高川及伪武定（惠民）道道尹刘景尧，纠集日伪军7000余人，从清河区北部“蚕食”我沾化、利津、垦利根据地。我军英勇反击，歼敌700余人。10月，敌人在第6混成旅团长幡井指挥下，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再次分路进攻我清水泊根据地，经激战，又被我击退，幡井亦被击伤。但由于军分区机关指挥失误，我军亦受到较重损失。11月，博兴县城日伪军袭击我王集一带根据地，遭我反击，残敌退却。这类地方性的反“扫荡”战斗，不计其数，几乎天天都有。
在斗争最艰苦的1943年，日伪军千人以上的“扫荡”十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大“蚕食”就有4次：第一次，1月，日伪军12000余人，连续对我广、博、蒲根据地，垦利根据地和清西军分区高、青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被我军击退。在激战中，我清西军分区参谋长韩子衡同志壮烈牺牲。第2次，4月间，日伪军20000余人，在飞机、舰艇配合下，再次对我广、博、蒲地区合围，被我军击退。第3次，5月份，日伪军12000余人，并胁迫民夫40000余人，带着镰刀，赶着大车，，企图抢掠根据地内即将成熟的小麦，并安设据点“蚕食”我小清河以南根据地。我军给以有力反击，四战四捷，将敌人击退。第4次，敌人于11月集中抽调26000余人、1000多辆汽车、10多辆坦克、十几架飞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我军艰苦奋战一个月，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敌人连续4次大“扫荡”，大“蚕食”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手段残暴，对我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破坏。我军利用敌人的弱点，采取正确的战术，不论敌人使用多少兵力，当其深入我根据地后，还是有隙可寻。对敌人的包围，我们采用翻边战术，趁夜间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转入敌后打击敌人。如1943年11月敌人第4次“扫荡”时，第一天在我军阻击、袭扰下，敌人只前进了30余华里。天黑了，我军留一部分部队在内线继续战斗，咬住敌人，领导机关及大部主力却趁夜跳出敌人合围，不仅使敌人聚歼我指挥机关的阴谋失败，而且主力转入敌后歼灭敌人。其次，我军实行内外线配合作战，内线部队化整为零配合地方武装、民兵游击小组，开展地雷战、麻雀战，袭扰、打击敌人；转至外线的部队，则伺机打击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在敌人第4次大“扫荡”中许多据点的日伪军倾巢而出，留守兵力很少，我军则乘机攻其老巢。当时蒲台县的旧镇据点，守敌300余人被调去200多参加“扫荡”，我军派出7名战士化装成老百姓，以送粮草为名进入据点，端了敌人老窝。高苑司家官庄据点原驻日伪军200多人，我地方武装和民兵趁夜进攻，守敌全部被歼灭。第三，对不同的敌人，使用不同的战法。对以日军为主的“扫荡”战，使用游击战术，避实击虚，攻其不备；对伪军、投降派为主的敌人，则正面打击，攻其据点，歼其兵力。如5月间，12000余敌人（主要是伪军和投降派）胁迫民夫40000余人的那次抢粮和“蚕食”，我军正面迎击，20天内连打4仗，四战四捷。第1仗攻克北隋、牛庄，歼灭伪军李青山部；第2仗攻克广、博、蒲三边地带之三里庄，歼灭伪军成建基部；第3仗攻打广北斜里巴据点，重创伪和平建国军王道部两个营，迫使该敌撤退；第4仗攻克了博兴投降派之王文据点，全歼守敌，活捉其副团长刘子刚。四战皆捷后，敌人全线溃退，我军乘胜追击，平毁敌人在小清河上设置之碉堡封锁线，收复了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根据地。在这次战役中，全区各地配合主战场的大小战斗达409次，攻克敌据点139处，毙伤日军113名，俘日军1名，毙伤伪军及投降派部队2010人，俘2148名，缴获马步枪2623支，机枪32挺，大小炮24门，各种弹药50000余发，击毁敌汽车5辆，破坏公路550华里。这次战役的胜利，对保卫根据地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有着重大意义，受到山东军区通令嘉奖。第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和瓦解伪军。如伪“灭共建国军”第8团王道部原驻益（都）、寿（光）一带，对日军令其到小清河以北荒碱地区“蚕食”我根据地，内心不满，而当我军攻其斜里巴据点时，日军又不增援。于是他们对日军更加不满，为免遭灭顶之灾，就向我军提出要求。我军便布置了一场假战，掩护他们回到小清河以南。从此他们与我军建立了联系，于1944年7月起义，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1旅。这一事件，对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起了重要作用。第五，做好反“扫荡”的动员、准备工作。在反“扫荡”之前我们便在部队、干部、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增强斗志，克服麻痹、侥幸思想和恐惧心理，做好坚壁清野工作，把粮食、衣物埋藏起来，把牲口转移到隐蔽的根据地去。同时布置各级干部坚持阵地，领导群众一起反“扫荡”、反“蚕食”；县区地方武装、民兵组织准备好弹药、地雷、手榴弹等，准备袭扰敌人，掩护、保卫群众，并随时配合主力作战。由于这些准备工作做得好，在几次敌人大“扫荡”中都能够比较有组织地与敌人展开斗争，减少损失。广北九区李家屋子一位五六十岁的李大娘被敌人抓住后，用火烧，用凉水灌，逼问她八路、粮食在哪里，但她坚贞不屈，守口如瓶，保住机密，避免了损失。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区党委、军区、行署表扬了这位妇女英雄。
两军会师，夺取最后胜利
1944年初，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便于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统一指挥，有利作战，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报请中央批准，决定将两区合并成立渤海区。这实际上是两个军区的会师，力量加强了，更有利于发挥我军的优势。全区军民积极准备对日反攻。
渤海军区建立后，对部队进行整训，于7月下旬开始组织夏季攻势。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是进攻益寿边区的敌伪据点，策应驻寿光县丰城的伪第8团王道部起义。与此同时，广饶县伪警备队一个中队100余人，在队长苏景三率领下起义；23日，我军在延家集围歼伪李青山部4个连；同时，还拔除了寿光、益都、广饶边区之敌伪据点20余处，切断了广（饶）寿（光）公路。从此，使我寿光根据地与益、寿、临、广四县边区连成一片。战役第二阶段，我军于8月挥师北上，夺取了利津县城。8月中旬继续向北进军，控制了徒骇河两岸的广大地区。1分区部队先后解放了乐陵、南皮两县城，2分区部队解放了临邑县城，6分区部队解放了高苑县的大部。在整个夏季战役中，我军指战员发扬了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英勇战斗，总计拔除敌伪据点280余处，歼灭日伪军10740余人，解放同胞200余万人，创造了这个地区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辉煌战果。1945年，根据山东军区的作战部署，渤海军区以开辟胶济路东段广大地区为主要目标，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我中心根据地，缩小胶东、渤海、鲁中三大地区之间的敌占区。作战部署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拔除一些突出于我根据地边沿的敌伪据点，第二步完成胶济路东段的作战任务。据此，军区主力和5分区部队于4月15日首先发起了讨伐伪第6方面军张景月部的战役。我军连克寿光县境内之王高、袁家桥、邢家茅坨等据点，随后又恢复了羊角沟，共毙伤敌1500余人，收复了侯镇公路两侧的广大地区。5月7日，开始了讨张（景月）战役的第二阶段，连续攻克侯镇，丰城等据点，毙伤俘敌伪军2700余人。
6月10日发起以恢复蒲台县城为目标的蒲滨战役，攻克了蒲台、道旭、北镇、滨县城、鳌头周等日伪据点24个，解放了蒲台、滨县两县大小村镇600余个，人口30余万，毙伤俘及反正敌伪军29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机枪23挺，炮12门，汽车11辆，战马40匹，粮食30万斤。7月1日，山东军区首长通令嘉奖参战部队。从此，横跨黄河两岸的4、6分区根据地连成一片，渤海区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7月底，我军又发起第二次讨张（景月）战役。首战目标是攻克张景月吹嘘为“铜墙铁壁”的田柳庄据点。守敌是张景月的主力团，2700余人。经几天强攻，冲进了围墙，又遭敌人反扑。赶来增援的胶东军区13团，用两门步兵炮将敌人火力压住。我军与敌军在村内展开激烈战斗，敌人纷纷投降，伪团长马成龙和副司令孟竹三被我活捉，南面增援的敌人也被我击退。张景月闻讯率其司令部从尚庄、垒村仓皇逃跑。
田柳庄战斗胜利的那天，正是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我全体指战员欢腾雀跃，高兴万分，立即乘胜向日军盘踞的寿光县城进攻。伪军数百人投降，一个小队日军拒降顽抗，被我全歼。
这时我军接到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军民发出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指示，山东军区发布了山东我军分五路向敌人进军的命令。渤海军区部队协同友邻部队进攻益都至济南和天津至济南两线之敌，并命令渤海区组成第4前线指挥部，将主力部队组成山东野战军第7师和第6、7两个警备旅。第4前线指挥部根据敌情，兵分3路举行全面反攻。主力部队为南路，沿胶济线由东向西进军，先后收复了寿光、临淄、广饶、桓台、长山、邹平、章丘、齐东等县城；中路部队于小清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先后收复了博兴、高苑、青城等县城，北路部队收复了宁津、阳信、临邑等县城，并派一支部队直逼津浦铁路，攻战桑园车站，切断了津浦路北段交通。
在我军反攻中，渤海区境内敌伪军大部被消灭，残敌逃至胶济、津浦两条铁路线上。另几股较大的伪军和投降派部队分别据守在惠民、商河、无棣几个县城，妄图作困兽之斗。这时，国民党中央下了一道不准八路军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摆在我军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夺取济南，这将使我军与数万日伪军及国民党刚刚空运到济南的部队作战，而且济南有较强的城防工事，如强攻，势必打一场消耗战，于我不利。二是暂将济南和铁路线上的敌人放在一边，主力移师北进，消灭惠民、无棣、商河的伪军和投降派部队，肃清内地敌人后再进攻铁路线和济南这样的大城市。正在权衡这两种选择时，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反攻前线总指挥萧华同志赶到邹平，向我们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指示，明确了我军要先攻取小城市和乡村，消灭内地敌人，巩固后方，然后再进攻大城市的指导思想。我们决定采取第二种选择，军区主力随即挥戈北进，以夺取惠民城，消灭惠城之敌为第一个目标。部队从青城渡黄河追击撤离渡口逃敌，在惠民城南徒骇河畔，将杜孝先、成建基等几股屡遭我军打击后的残敌围歼。伪军溃散，落荒而逃，我军缴获大量武器弹药。9月1日，我北路大军解放了惠民城。9月4日，我2分区部队解放济阳县城；9月9日，1分区部队解放了盐山县城。这时庆云、盐山、德平、陵县的伪军残部慑于我军压力麇集于商河、无棣两县城。两处伪军共万余人。我三路大军分别兵临商河、无棣城下。前线司令部决定把力量较弱的商河县城敌人包围，而先打较强的无棣城敌人。经4天激战，无棣守敌投降派保安第6旅张子良部6000余人被我全歼，张子良被击毙，副旅长冯振纲被活捉。被我军围困在商河的伪军师长田敬章、副师长李光明、白玉章所部4500余人，当我打下商河东门外水寨村时，便宣布投降。2、6分区部队，在章丘讨伐翟毓蔚部，歼敌3000余人；1、3分区部队进击津浦铁路沧县至德州段，攻占了吴桥城。
从8月1日我军发起田柳庄战斗至9月底，渤海区我军共歼敌26000余人，解放县城25座、人口575万。除津浦、胶济铁路线上的大部城镇尚为日伪军控制外，渤海区内地成股的敌人已全部被歼。新老解放区一片欢腾，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群众笑逐颜开，载歌载舞，庆祝胜利，慰问亲人八路军。
商河战斗结束后，又接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通知：“根据中央指示，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政治部主任萧华，率山东主力部队，由陆、海两路赶赴东北，收复东北国土。”并决定杨国夫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徐斌洲政委、阎捷三参谋长率第7师，再组建1个旅，由军区副政委刘其人、4分区司令员王兆祥、分区政委陈德、3分区司令员刘贤权等率领，共6个多团的兵力，星夜兼程进军东北。区党委、军区立即研究，一致认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必须坚决执行。7师和1个新编旅去东北后，渤海区尚有万余人的武装，仍能完成保卫渤海区抗战胜利果实的任务。在区党委、军区及各地委、军分区去留干部确定以后，分级进行了深入动员，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做到走者愉快，留者安心。各级干部带头，做好干部和战士的思想工作，发挥党组织的核心堡垒作用，巩固部队，提高士气。经过部署、动员以后，全体指战员一致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自觉自愿地远征东北或留渤海区工作。
共同战斗8年的战友就要分手了，各自依依惜别。为了保密，没有举行欢送大会，战友们互相话别，预祝新的胜利。留在渤海区的同志，送别远征东北的战友，表示一定完成保卫渤海区胜利果实的任务，配合他们远征的战斗。
(198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