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之一。1938年至1943年，这一地区的军队建制归八路军山东纵队。军队除抗日游击战争发动初期由黑铁山起义和临淄、益都、临朐、广饶、寿光、潍县各县的起义部队组织起来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第7、8支队(7、8支队1938年冬调往鲁中)、以3支队为基础组编的山东纵队第3旅为主力外，各县、区、铁路沿线、海陆沿岸也都发展了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对坚持本地区对敌斗争，配合主力作战，补充主力兵源，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清河区地方武装是从1938年冬开始发展，至1943年冬止。5年期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8年冬至1940年9月，即主力部队由3支队到编为山纵第3旅的时间；第二阶段是3支队编为3旅以后到主力部队地方化；第三阶段是主力部队地方化以后。
（一）
第一阶段是地方武装创建和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第一年---1939年，主要是在小清河北各县发展。3支队编旅以后，即从1941年开始逐步跨过黄河向利津、沾化、滨县一带发展。由于主力部队连打胜仗，清河根据地三年跨了三大步，地方武装也逐步在全区发展起来。
1938年10月中旬，清河特委在临淄县苇子河村召开县委书记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由特委书记霍士廉和特委军事部长杨国夫主持。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会议布置和讨论了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问题：重点是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团，建设地方武装。各县建立县大队、独立营、区中队。根据上述部署，从1939年初起，各县逐步建立了地方武装。
寿光县地方武装是寿光县委1939年2月开始发动的。县委决定“武装党员发动群众建立县区武装”。县委设立了军事部，对8支队后方留守处已恢复健康的伤病员及一部分难以归队的干部战士，通过县区党组织联系动员他们集合，对各区委分配了建立武装、扩大抗日部队的任务。在做好准备的基础上，2月下旬以收缴顽固派张景月部插存的枪支为起点，集合队伍正式成立寿光县独立营，营长赵寄舟，政委张文韬。几个月内寿光县独立营得到很快发展，各区建立了区中队。1940年1月奉3支队命令，寿光独立营改建为独立团，团长赵寄舟，副团长隋维唐，政委张文韬，后换张振乙，政治处主任李雪峰。全团700余人，下设第1、3、5、7和特务连等5个连队。1940年7月发展到1000余人，年底发展到1200余人。1940年底寿光独立团及一部分县区武装升级，编为3旅9团，团长赵寄舟，政委岳拙元，全团1500余人。寿光独立团升级后，为坚持寿光对敌斗争，接着又由清东独立营、广饶县大队、四边独立营组成清东独立团，陈乙斋、董有炳先后任团长。该团由地委军政领导小组领导，韩克辛任组长。部队建立不久，于1942年9月日伪军对寿光进行大“扫荡”时，遭受严重损失，至此日军“蚕食”了寿光。为适应对敌斗争形势，我党又组建了寿光县大队，大队长庄中一，政委韩克辛。
长（山）桓（台）县是地方武装发展较早的县之一。早在1938年7、8月份，3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即向长桓县委的负责同志提出组织地方武装问题。先是长山9区侯家庄一带成立了一支以土炮为主要武器的炮兵连，连长耿汉亭、指导员张伯苓，共有120余人，有长、短枪30余支，五子炮10余支，还有一部分土枪。在这个连的基础上，1939年1、2月份即组建长桓独立营，营长刘鸣岐，副营长耿汉亭，县委书记孙铁民兼任教导员，至5月，上级又派高鲁任专职教导员。全营人枪300余，下设3个连队。6月该营随3支队参加邹平刘家井子战斗，伤亡很大，营长、教导员、副营长全部牺牲，只剩下干部战士七八十人；1939年7月以此为基础重建县大队，县委军事部长张冲凌任大队长，许新安任教导员，相子正任副大队长，全队200余人。1939年底，1、2、4、9区成立了区中队，每队20人左右。1940年夏，长桓县区武装发展到300多人枪。从1941年开始，长桓地区斗争形势恶化，斗争方式也随之变化，将县大队调出补充主力，另将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组成军政工作团，坚持战斗和工作。
广饶县大队是在中共广饶县委领导下，从1939年5月开始创建，6月正式成立，辖2个中队300余人。这支队伍开始的领导成员为：大队长吕致斋，教导员由县委书记相炜兼任，副大队长徐健秋。8月改称4大队，由陈乙斋、徐健秋分任正副大队长，韩众生任教导员，黄明儒任政治协助员。至1940年4月政委韩众生调出，阎维华任大队政委。这支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即积极投入战斗，连续数次挫败顽军的进攻和日军的小股“扫荡”部队。进入冬季后为粉碎日军的“扫荡”计划，掩护群众大挖抗日沟数百里，并经常带领群众袭扰敌人据点，破坏敌人交通、通讯设施，到敌占区筹集抗日经费等。这支部队1940年7月升级编入3支队新3营，陈乙斋任营长，张伯苓任教导员。部队升级后、县委又将几个区中队组织起来，重建4大队，人枪200余。4大队重建后，就积极投入到反“扫荡”、反顽的战斗中去。1940年9月24日夜，动员万余群众对敌人的公路交通、通讯设施大破袭，破坏辛（店）石（村）、益（都）广（饶）、益（都）寿（光）3条公路，割断电线50余里，拆毁电话线数千斤，使敌人交通通讯陷于瘫痪。同年冬天，4大队配合主力3支队打毛王庄日伪据点，未克，但给敌以重大杀伤。并配合主力在纪家町伏击常家寨出外“扫荡”之敌，给敌人歼灭性打击。此次战斗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2门，步枪13支，药品及军用品一部。并迫使日军撤了常家寨据点。1941年4月，4大队再次升级与寿光2大队合编为清东独立营，经常活动于广寿边区一带。
益都县大队也是一次升级再次重建。1939年2月益都县成立—个游击中队，百余人枪，陈景三任队长。不久该中队与临淄2区李梦鼎组织的一个游击中队合编为益北大队，陈乙斋为大队长。后又将广饶黄景春带的一个小分队编入。这时正值“太河惨案”发生，10团7连遭受重大损失，该大队遂升级为10团新7连。
1939年10月，中共清河地委决定将益都北部（胶济路以北）、寿光西部（即寿光5区）、临淄淄河东、广饶小清河南各区组建成益、寿、临、广四边区，并将原益都县委领导的6大队划归4边县，仍称6大队，人数100余名，李友典任大队长，赵华川任副大队长。1940年春．4边县又组织r青年中队40余人，工农大队50余人。四月四边县撤消，原4边县六大队改为益寿县大队，大队长赵华川。这时在该县4个区先后建立了区中队。这些地方武装积极战斗，打击敌人，反击顽固派的进攻。著名的战斗有：1940年7月为纪念抗战3周年，益寿县大队配合全县广大群众协同广饶、临淄军民万余人，对敌人公路、通讯设施进行大破袭，一夜之间割电线、破公路数百里，炸毁桥梁11座。9月18日拂晓，益都、寿光日伪军l000余人奔袭包围阳河、八户村，我军在突围中毙伤日伪军20余名。10月为配合主力部队，反击该县顽固派游击队徐振中部，发起臧台战斗，歼灭顽军300余人。
临淄县区武装于1939年春开始建立，最初只有几十人，县长陈梅川兼大队长，实际是县政府的警卫武装。此后不断发展，至1940年7、8月份发展到200余人枪，组成县大队，下辖两个中队，陈梅川任大队长，大队政委由县委书记韩克辛兼任，钱金山为副政委。此时该县组织起另一支武装，负责人是訾梅村、孙凤文。为统一领导这支武装，与县大队合并，于1941年5月编为临淄县独立营营长王立庠，政委王效禹，副营长徐东乐。1941年底，独立营一部分升级到清中军分区，临淄重建县大队，队长朱文岗，政委贾平。至1942年临淄根据地被敌“蚕食”，环境恶化，改由精干部队坚持，李铁峰任县长兼大队长，县委书记杨三友兼大队政委，到1943年12月由孙成才任大队长。
邹平、长山一带的地方武装，是1939年5月邹长中心县委建立后，积极组织发展的。6月，邹长中心县委将邹（平）长（山）桓（台）边区自卫团的基干队集中起来成立邹长3大队，队长石侠生，教导员程雨村，下设2个中队。同月3支队在邹平刘家井子战斗以后，邹齐（东）边区环境恶化，邹、章（丘）、齐独立营于9月东移与邹长3大队合并组建邹长独立营，营长石侠生，教导员吕洗尘，副教导员程雨村，干部战士约300余人。至11月独立营又与长山8区一个游击中队合并组建为邹长5大队，大队长刘矫非，教导员朱舒忱，政治处主任宋怡翔，副主任吕洗尘。大队下辖4个中队，每中队百余人枪，共约500余人，活动在邹长一带。1940年9月，邹长5大队大部升级编入3支队基干3营，留1个中队由张永忠带领组建成邹平县大队。县大队于1941年7月与高苑县大队合编为清西独立营，1942年重建邹平县大队，辖3个中队，200余人。闫瑞亭、陈纪明先后任大队长，石伟然、克明、杜之唐先后任政委。1941年春，长山成立县大队100余人，县长马汉三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宋怡翔兼政委。11月与特务l队合编为长山独立营，营长朱庆云，教导员张永忠，下辖3个连。该营1942年由朱庆云带1个连投降了周村的敌人（当年即被长山县大队将其大部消灭，只剩朱庆云带几支短枪躲在周村）。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特务2队，也活动在周村附近，1943年编入长山县大队，为1个中队。1942年冬，实行一元化领导后又重新整编了长山县大队，由主力部队中抽调1个连为骨干，原长山独立营编为1个连，特务2队编1个连，共3个连队，500余人。有日式机枪3挺，日式掷弹筒3门。这个县大队由县长张永中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张维滋兼政委。该大队活动在长山8区一带，执行维护交通走廊的任务，巩固扩大山区根据地。该大队曾3次设伏，袭击进犯山区的日军，缴获日式机枪3挺、掷弹筒3门，并曾数次护送清河、胶东、冀鲁边3个战略区的首长、过往干部，还护送过黄金、粮食等。该大队武器精良，战斗力强，曾多次奇袭、偷袭日伪据点，大都获得胜利。周围日伪军望之生畏，不敢轻易进犯山区根据地。
高苑县地方武装始于1938年。共产党员孙建萍、孙凤喜、孙明光与抗日民主人士孙鸣岗合作，以高苑县旅外大中学生抗日联合会会员、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为骨干，以高苑3区的武装为基础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曾接受国民党军10军团的番号，为第2梯队，人数200余，分设四个连，一个侦察队。经常与八路军3支队一起活动，并参加1939年6月的刘家井子战斗。同年10月，3支队进行2期整军时，该队接受八路军的番号，改编为3支队第3大队。1940年10月改编为高苑县大队，孙明光县长兼大队长，胡兰芝任副大队长，韩众生任教导员（1941年1月由县委书记王东明兼任政委）。1941年1、2月间，县大队升级为3旅8团的1个连，尔后，又以第3区中队为主，动员县党政机关一部分青年参加重建县大队。1941年7月高苑县大队与邹平县大队合编为清西独立营，高苑县大队重新组建，大队长赵仲伦，副大队长王干臣，政委孙建萍。此外高苑县还有3个区中队，即高苑3、4区中队和滨县5区中队。昌邑、潍县是1942年7月根据山东省委的决定由胶东划归清河区的。这2个县划归清河区时，昌邑县有独立营，200余人枪；潍县有县大队，150余人枪。我控制区各区都有区中队。1942年昌邑独立营发展到300余人枪，潍县县大队发展到200余人枪。1942年7月，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胶东区与清河区的走廊地带，遂从清东独立团、潍县县大队、昌邑独立营各抽调1个连为骨干，并加寿光县部分区中队组成昌潍独立团，赵寄舟任团长，何凤池任政委。这个独立团与昌潍两县的地方武装对坚持昌邑、潍县北部的斗争，开展与巩固这个走廊地带起了重要作用。
小清河南最西邻的一个县——历城县，长期是日伪顽统治的地区，我党建有地下县委，并在顽军岳伯芬部我秘密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后因暴露拉出来建立了独立的游击队。清河区党委曾派刘雪琴、牟杰去加强这支武装的领导，但在一次战斗中，2位同志不幸牺牲，而这支武装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以上各县的地方武装都是从1939年初起发动起来的。进入1940年，我军突破小清河进到广（北）博（兴）蒲（台）和高（苑）青（城）地区，经过几次对敌、对顽的激烈战斗，我军在这个地区站住了脚，随即开展地方工作，组建政权和地方武装。
博兴县大队于1940年8月成立，100余人枪，大队长由县长相炜、高兴华相继兼任，副大队长由刘西元、李维汉、李超夫先后担任，政委由县委书记吴志铭兼任，副政委（或教导员）先后由李会民、孙涛、赵永顺、边立敬担任。1941年5月，博兴县大队与临淄独立营、清河区青年营合编为清中独立团，博兴新建县大队。1943年春节后，清中分区建制撤销，独立团大部与博兴县大队合并，编为博兴独立营，营长孙干卿，政委王效禹，协理员王竹川，辖3个连，400余人。1945年春大参军运动时，扩编为5个连，人枪500余。广北地方武装于1940年冬开始建立，1941年下半年成立县大队。最初人员100余，分设2个中队，以后发展到200余人，改为独立营，后发展到500余人，县长门金甲兼任营长，县委书记张力群兼任政委，唐可丰任副营长，马鸣任副政委。另有7个区中队，每队10余人或30余人不等。
蒲台县地方武装的发展是1940年我军解放该县部分地区后开始的。当时该县有两部分地方武装，一部分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先组建区中队，1941年下半年集中一部分区中队成立县大队的。大队长由县长刘铭三兼，政委由县委书记王友琴兼，专职教导员张崇英。1943年春节后，清中军分区撤销，从清中独立团抽调一个连加强了蒲台县大队，到1943年底全县武装400余人枪，另有4个区中队，每队20至30人不等。县大队长马前，副大队长王郁亭，政委王友琴，副政委郑海亭。另一部分是1940年秋，该县国民党保安9团团长王雪亭，因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率部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约1000余人，编为山纵3旅黄河独立团。这支部队以后巩固下一部分，编入3旅。
3支队编旅以后，也就是从1941年开始继续向黄河入海口的垦区挺进，这个地区有三个县，即利津、沾化、滨县。1941年1月，我军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联军的进攻以后，进驻垦利重镇——永安镇（八大组，当时属利津县），解放了黄河以东广大地区。7月建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开始筹建政权和各种人民团体，同时亦着手发展地方武装。至9月，在3旅7团的支持与帮助下，相继组成了黄河中队、利北中队、青年中队，共100余人枪。1942年5月，三个中队进行整编，组成垦利大队，下设3个中队，人枪200余。当时垦利分设五个区，每区组建一个区中队。1943年春节后又组建一个武工队，深入利津西部及蒲（台）滨（县）边区一带开展工作。这支武工队进去时20余人，到1943年底发展成120余人枪，以后编入利滓县独立营。1943年5月，垦利大队改编为垦利独立营，营长朱志明（后为张伯苓），政委王林，副营长张孝屏，政治协助员由子真。1944年利津城解放后，垦利独立营改为利津独立营。这个营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不断发展，先后5次全部或部分升级，补充主力部队1000余人。
沾化县地方武装发展，是在1941年9月我军打开沾化东部地区以后开始的。1942年初先建立了4个区中队，每队五六十人，相继建立了县大队。第一任大队长宋文钦，教导员刘子久，辖两个连，人枪200余。1943年春由主力部队中抽调一个连为骨干，与县大队合编为沾化独立营，营长宋文钦，教导员王光辉，副教导员程克钧，下设三个连，人枪400余。另外沾化县还有一支地方武装。1940年我军开辟沾化县以前，该县有一个保安团。我党早派张荣庭同志在其内部工作。沾化县解放后，该团加入了我军，编为独立团，人枪300余，傅瑞五任团长，张荣庭任政委。以后这支部队也编入了主力。
此外，在这个时期，还发展了一个青年营，一个海防大队和一个抗敌自卫军警卫营。青年营是由主力部队的一个连和清河区青救会发动备县青救会组织青年中队，集中起来组成的，后编入了清中独立团。海防大队是在垦区沿海地区组建的，任务是加强海防，打击敌人和土匪对我沿海地区的骚乱，维护沿海和近海区的社会秩序，保护渔民和过往商船的安全。在长山、周村、寿潍边区的敌占区或接敌区，我们还发展了一批小游击队，名称大都叫特务队。抗敌自卫军是党用统一战线的名义组建的一支武装，有200多人枪，后编入清中独立团。特务队的任务：有的是专门在敌占区（如周村附近）筹款买军用品，在铁路线上护送来往部队和干部；有的是针对敌占据点监视敌人，搜集情况，开展日伪军工作。这些部队的规模大小不一，青年营200多人枪，海防大队有近300人枪，几个特务队，每队20至50人不等，合计近300人枪。
清河在第一个时期的地方武装发展中，为加强领导，根据山东纵队命令成立山东纵队第6军分区，任命马千里为司令员，我为政委，许云轩为参谋长，毕秀清为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成立以后，对地方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加强军政训练做了一些工作。
1940年9月，清河区以3支队为基础组建山东纵队第3旅。为了保证旅的编制满员，清河区党委与支队领导决定组织地方武装升级。3旅编成后，全旅约6000人。当时3支队3个基干营加直属队共约3000人，从地方武装中升级3000人左右。这是地方武装一次全面升级，主要是小清河南地区各县的县大队、独立营及寿光独立团。三旅的编制是：以原3支队基干1、2营为基础，加一部分地方武装编成3旅7团，团长郑大林，政委孙正；以基干3营为基础，组织清西地区各县的地方武装升级编成8团，团长谭祖本，政委李曼村；寿光独立团升级为9团，团长赵寄舟，政委岳拙元；另外3旅还建一个特务连，一个骑兵连。3旅编成以后，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政委，杨国夫任副旅长，马千里任参谋处长（不久袁也烈任参谋长），徐斌洲任政治部主任，陈楚任政治部副主任，官宗礼任供给处长，王星阳任卫生处长。第6军分区番号撤销，以3支队的番号代替，继续管地方武装，杨国夫副旅长兼3支队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李人凤为副司令员，陈楚任政治部主任，先后分清东、清西、清中、垦区4个地区（当时尚未组织军分区），各组建r 1个独立营或独立团。3旅的组成，全清河区有了一支较强的机动力量，加强了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对开辟新区和支援友区增强了武装实力，故能于1941年开辟垦区根据地，并抽出1个主力团由许世友旅长率领开赴胶东，参加胶东的反顽战役。
在组建3旅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矛盾，主要是地方武装普遍升级以后，各县在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中遇到困难，但经做思想工作后，全区各级党组织都懂得了清河区组建一支主力部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得到备县党组织的支持。在各县区的努力下，1942年，县区武装又发展起来。总的数量接近组建3旅以前的规模。
（三）
清河区地方武装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主力部队地方化，即1942年初到1943年底建立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以后。中央军委于1942年1月20日发布统一山东军事指挥令，“将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山东纵队司政机关改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八路军115师统一指挥山东军区所属部队”。据此，山纵3旅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清河军区（保留3旅番号，至1943年3月正式撤销），杨国夫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刘其人任副政治委员，袁也烈任参谋长，徐斌洲任政治部主任，陈楚任政治部副主任，官宗礼任供给部长，王星阳任卫生部长。清河军区辖清东、清西、清中、垦区4个军分区，同时加强了军分区的领导。清东军分区，司令员董有炳，政治委员岳拙元，参谋长陈乙斋，政治处主任王林；清西军分区，司令员许云轩，政治委员李曼村，副司令员马晓云，副政治委员张文韬，参谋长韩子衡，政治处主任毕秀清（后由王若杰代替）；清中军分区，司令员先是马千里，后换程绪润，政治委员先是王效禹，后换张文韬，副司令员孙干卿，政治处主任李焕，参谋长张明远；垦区军分区，司令员先为杨信，后为王兆相，政治委员先为张缉光，后为陈德，政治处主任先为朱辉，后为辛易之，副主任克明。军区保留1个直属团，1个特务营，1个骑兵大队，官兵3500至4000人，其余部队均下放各军分区，有的加强了县大队独立营。各军分区均有1个独立团作为基干，军分区领导兼独立团领导，每个独立团有500人左右。这时，还有17个县大队（或县独立营），45个区中队，合计全区武装万人左右。
这个时期的对敌斗争形势是，敌“扫荡”频繁，并通过大规模的 “扫荡”合围，妄图消灭我主力部队，“蚕食”我根据地。小清河南地区各县根据地先后被敌“蚕食”，我根据地逐步缩小。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河区的斗争，一方面加强战争动员，依靠军区、分区、县区武装，发动群众反“扫荡”、反“蚕食”，保卫根据地；一方面根据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若干武工队，深入敌区和被“蚕食”地区开展隐蔽的游击战争，变敌区为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清河区进入地方武装发展的第3个时期。这个时期深入的方向，首先是邻近我中心根据地蒲（台）、利（津）、滨（县）边区和沾（化）、利（津）、滨（县）边区。这两块地区包括4县的两个边区结合部，是块较大的敌占区。1942年7月，区党委和军区、行署抽调人员组成两支武工队，由行署武装科长李杰，原直属团4营营长刘竹溪带领，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这些敌占区日伪军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人民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受尽了亡国奴之苦。所以当我们的武工队进去后，人民群众如见了救星，对我开展工作很支持。起初采取隐蔽活动，昼伏夜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站住了脚，逐渐变为公开的活动。10月又派了一批干部进去，组建了沾、利、滨边区工作委员会，由王墨林任书记，李杰、刘竹溪为委员，并建立了3边政权——联防办事处，逐步建立了利（津）西、沾（化）南、滨（县）东三个区委。武装也有发展，初进去的干部战士60余人，三个月后发展到140余人。到1943年春正式编为沾、利、滨武装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共200余人。刘竹溪任大队长，王风阶任副大队长，赵修德任副政委。各区也建立了区中队。到1944年夏，我军局部反攻，攻打利津县城时，这支部队作了有力的战斗配合，随即正式编为滨县独立营，辖3个连，400余人。蒲利滨地区在沾利滨地区以南，主要是黄河河套地区，这个地区也发展了100多人的武装。利津城解放以后，编入了利津独立营。
青城独立团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1943年7、8月间，由清西地委和军分区组织了一个武工队，由李苦争和陈绍昆带领，深入到青城敌占区，利用武工队成员（陈绍昆为青城人）有社会关系的有利条件，先是隐蔽活动，寻找个别关系，开始站住脚，并寻机打击敌人，扩大我军影响，逐渐建立活动基地，发展地方武装。另外在青城与滨县边区发展了一个青滨大队，在青城惠民边区发展了一个青惠中队。相继义争取了国民党青城保安团杨翔南部，后来将这些部队合编为青城独立团，委任杨翔南为团长，共有700余人。
胶济大队的发展基本也是这个过程。1942年前后渤海区党委派陈凤九、何凤池、李玉轩、李晓光、宋怡翔、耿子安等同志从周村、张店到青州一带铁路沿线做点线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开始组织武装。最初是分散发展了几个小游击队，其中1个在张店周村一带，一个在临淄的辛店、淄河店一带，一个在青州至谭家坊子一带，日本投降后发展到300余人，组成胶济大队，下设4个中队。大队长何凤池，政委陈凤九，副大队长耿子安，副政委李玉轩。这支队伍以后大部升级编入野战部队，一部分留在本地编入了地方武装。在深入敌占区发展武装的同时，对小清河南被敌人“蚕食”地区，采取将原党政机关及县大队或独立营撤出，组织小部队坚持的措施。当时，区党委和军区考虑原来这些地区是我军发源地，党的基础较好，群众觉悟较高。敌人“蚕食”这些地区后，烧杀抢掠，引起人民极端仇恨。我党我军仍有坚持的条件。但以连以上为单位的活动是困难的，只能将原县区党、政机关及县大队独立营撤出，另组成小部队坚持，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这类地区比较典型的是益、寿、临、广4县边区。当时益、寿、临、广4县边区的情况是：四边根据地已大部遭“蚕食”，敌伪据点达50余处，我军能公开半公开活动的村庄只有60多个，仅限于东西20里，南北10里的狭小地带。1942年7月1日，敌人“扫荡”后，又在这块地区新修据点26处，修公路5条。在此情况下，当即将原县机关绝大部分干部和独立营撤出，另从主力部队中选调优秀的21名班排干部为骨干，以留下坚持斗争的县区干部为基础，以区为单位，组建4个武装工作分队，取名4边特务大队。全队约60余人，由陈景三（大队长）、陈瑛（政委）同就地坚持的李荆和（书记）、赵治安（县长）、王乐三（县委副书记）、张星文（县委宣传部长）等带领，开始了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的小部队活动。11月，因原大队长陈景三被捕（后被营救），改由陈瑛任大队长，李荆和兼任政委。4边特务大队从开始组建60余人的4个武工队，经过两年的努力，经过艰苦奋斗，1944年8月又争取一个经过长期工作的伪军中队反正，已发展到2个中队、5个区队，达400余人。
另一个与四边县类似的地区就是长桓县，这一地区因靠近敌人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军事据点张店，所以从1941年起局势即开始恶化。特别是由于这个县的公安队长张裕安、副队长张裕良和一个短枪队投敌，斗争形势更加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原县大队及地方党政干部大部抽出，精兵简政，党、政、军、民领导一元化，组成军政工作团，坚持斗争。历尽艰苦，先后牺牲两任县委书记，即马兢生和李本荣。直到1943年7月小清河北反“蚕食”战役胜利结束，清河区整个形势好转，这个地区形势才有所缓和。于1943年8月恢复了县大队和各区的区中队，县大队长相子正，政委由县委书记孙铁民兼。
上述各个阶段的地方武装的发展除县区武装外，还有公安武装。清河行署公安局有一个武装连队100人上下，各专区各县公安局都有武装三五十人或七八十人不等。全区4个专区17个县，加行署公安队总计有武装700至800人枪，这也是地方武装的一部分。
（四）
清河区地方武装发展中的几点经验教训：
1．发展地方武装必须坚持我党的建军原则，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加强部队中党的建设，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这方面在清河区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各县地方武装的发展历程来看，绝大部分是遵循党的建军原则，在各地县委、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并经过工、农、青、妇各抗日群众组织共同努力组建起来的。因此，保证了部队的纯洁，保证了部队的领导掌握在政治坚定、忠于党的路线的干部手中，保证了部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良好的纪律，有良好工作作风和战斗作风。也因此才保证了地方武装执行作战任务，保卫根据地，保护群众的利益，配合地方工作，升级补充主力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清河区地方武装的发展也有反面的教训。有个别独立营和游击队不是依靠党的组织发动和发展的，部队没有党的领导，因此，在困难的时候往往叛变投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临淄县的王砚田独立营就是一例。这个部队是1939年由我3支队10团改编的1支土匪队伍。初期有二三百人，1939年冬3支队进行2期整军时把该部大部编入了3支队基干2营。独立营营长王砚田带少数人回临淄继续发展，到1940年又发展到三四百人。1941年敌我斗争形势进入比较严酷的阶段，这个部队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在敌特、国特的策动下投降了敌人。此后，对我临淄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将其彻底消灭。再如长山县独立营，这个营的一部分部队也不是地方党发动起来的，内部成份很不纯。开始还接受主力部队的领导，为我军做些筹款、买军用品的工作，但因部队中没有党的组织，纪律极差，又因它活动在敌占区，我们难以控制和整顿，该营于1942年冬叛变投敌，对我长山南部地区的一些党组织破坏很大。朱庆云叛变以后，其带走的部队编为长山县伪保安大队，驻周村。于1943年冬，我长山县大队将其基本消灭，给朱庆云以严重打击。直到日本投降，我军攻占周村时，才将朱庆云这个祸害除掉。
2．组建地方武装，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群众是我们进行革命战争的力量源泉，是部队成长壮大的基础，部队完成每一项任务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清河区的地方武装是依靠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1938年冬至1939年春，清河区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普遍开展了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团和基干队的运动。许多县区的地方武装是把自卫团、基于队集中起来加以组织的；有些地方是通过工、农、青、妇各抗日救亡团体发动群众报名，由青年中队、工农大队组建的。清河区是平原地区，我们发动群众、挖抗日沟、改造地形，阻碍敌人快速部队的行动，方便我军民行动，便于进行反“扫荡”战斗。在游击区，敌占区，敌我斗争异常残酷，更是离不开群众。部队要占住脚，发展下去，离开群众寸步难行。
3．在战斗中成长。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消灭敌人，保护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地方武装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打大仗，但打击小股敌人，配合主力作战，每仗争取胜利，积小胜为大胜，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只有多打胜仗，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更有效地保卫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才能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进而组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中去。1942年至1943年的两年间，我清西军分区部队及邹长、长山两县地方武装主要战斗达几十次之多，毙伤俘敌伪军1050人，缴获长短枪797支、八二追击炮1门、掷弹筒2具、机枪3挺，攻克敌据点3处（青阳店、屯里、韩家店子），平毁敌伪碉堡39处，炸毁火车2列。我军也付出重大代价。1942年1月，我3旅8团团长罗少卿在旧口战斗中光荣牺牲。1943年1月，我清西军分区参谋长韩子衡率一个连在反“扫荡”中被敌合围。他们与敌反复冲杀，毙伤敌伪200余，终因敌众我寡，除冲出25人外，其余全部牺牲，韩子衡与连指导员王凯为国捐躯。1942年10月，我长山县大队2连在长山8区反“扫荡”中被敌合围，10余人突出重围，连长张连胜及数十名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943年11月，我长山县长马涵三，在长山8区由家河滩与敌作战中光荣牺牲。
长山县大队于1942年冬编成，在大队长张永忠、政委张维滋的指挥下也打了许多胜仗，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又如4边大队（又称4边特务大队）于1942年夏季起至1944年夏季止，在敌人据点林立的四边地区坚持3年斗争，单独或配合主力战斗100余次，毙伤敌100余人，俘伪军数百人，攻克与迫撤敌伪据点40余处（其中有些据点反复攻克过2次），缴获长短枪800余支、机枪1挺、掷弹筒1具、炸毁火车1列、汽车1辆。我军也付出了一定牺牲。1943年5月，寿光5区分队，在永和村遭敌包围，区委书记郭民、分队长刘德艺光荣牺牲。四边大队在战斗中不断消灭敌人，壮大了自己，锻炼成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此外，长桓县的武装发展大体也是如此。
4．地方武装的编制形式和活动方式，要随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清河区的地方武装一般的编制形式是军分区设独立团，县设大队或独立营，还有区中队。但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如在我根据地被“蚕食”变成敌占区，敌人据点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封锁沟密如蛛网的情况下，我军以连为单位的活动已不可能，便把成连、成营的大部队撤出，另抽调坚强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小部队，以班、排或战斗小组的形式进行活动。在新开辟的敌占区，初期我大部队进不去时，则组织武工队，先进去作秘密活动i争取群众，积蓄力量，武工队逐渐扩大为游击中队或游击大队，逐步变为半公开或全公开活动。斗争策略也随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一般小部队活动的斗争策略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政治斗争包括逐村逐户地争取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上层开明人士；大力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争取伪军弃暗投明，或警告伪军伪组织人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立功赎罪为自己留条后路；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向他们宣传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形势，宣传抗战必胜，日军必败的道理，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对伪军伪组织要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分化相结合的政策，对罪恶昭彰的汉奸死硬分子要坚决打击和镇压；对愿与我们建立关系，找出路，留后路的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如提供情报，里应外合，消灭敌人，争取为我们服务；对敌人控制的伪乡、村长，伪自卫团，伪联防队等亦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办法，能争取为我做事者积极争取；对坚决与我为敌的头子要坚决打击，打击以后再做政治工作。尽力做到这些基层的伪组织应付敌人，也为我们做事，利用他们跟敌人进行合法斗争，尽可能保护群众利益，保护抗日工作。对敌人的“清乡”破坏活动采取武装打击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斗争。敌人“清乡”破坏我基层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我们的对策是一面发动群众采取各种方法进行逃避和扼制，揭露敌人的阴谋，增强党员、群众的胜利信心，加强气节教育，提高觉悟，自觉保卫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组织；另一方面，武装部队积极配合群众斗争，打击日伪“清乡”活动。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极为重视，主要是对这类地区的上层分子，名流绅士，包括一些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家属，特别在当地有一些影响和地位的人士，积极做争取联络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他们做瓦解和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
5．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要互相支援。清河区地方武装在发展中得力于3支队、3旅的支持。首先是3支队、3旅领导重视发展地方武装。主力部队开辟了广大的根据地，为地方武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前面说过清河区根据地发展走了三大步。三步都是以3支队、3旅为先锋，打开了局面，然后才开始地方武装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的。在每打开一个新的地区以后，主力部队即支援武器、支援干部，帮助组织地方武装，而后逐渐发展起来。其二是3支队、3旅抽调和培训大批干部加强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清河区县级武装的绝大部分军队领导干部是由3支队、3旅先后抽调出来配备的。3支队、3旅还办了教导营帮助地方武装训练了大批连排干部。特别是1942年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以后，3旅司政机关改为清河军区领导机关，3个主力团除留一个主力团、一个特务营、一个骑兵大队外，其它部队都按军分区地方化，各军分区组建了独立团，并抽调一批连队，加强了县级武装。所有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地方武装的领导，加强了地方武装军政素质，提高了战斗力，对胜利地渡过1942、1943两年最困难的时期，起了决定性作用。地方武装对主力也作了重要的支援，这主要是地方武装升级补充主力。例如3支队编旅时，兵源的一半左右是地方武装升级的，除这一次全面升级以外，日常战斗中在一段时间里战斗减员主要是由地方武装补充的。到抗战胜利进行战略反攻时，渤海区（1944年初由清河区、冀鲁边区合并而成）组建山东人民解放军第7师。7师进军东北时，渤海区又组织一个旅随7师挺进东北。这两个野战师（旅）都是以军区直属团为骨干，以渤海区部分分区的独立团、县大队、县独立营组建起来的。这两个野战师（旅）进军东北以后，在解放战争中渤海区又连续组建了两个野战纵队，即第3野战军第10纵队、渤海纵队。这两个纵队也是以原来小量的主力和大部分地方武装为基础，在实行土改后，发动群众大参军运动组织起来的。这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的建军方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位一体的建军思想。
（1992年7月）
*这是景晓村应《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委会之约写的文章，载于《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下）》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