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春季，日本鬼子对鲁中南地区进行第一次大扫荡。我们干校被迫停了课，在校学习的同志都拉到东大山参加反扫荡斗争。根据反扫荡的需要，学校组建了一个十四人的联络科，崔兰亭同志任科长，我为助理员。主要任务是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收集武器等物资，装备部队，锄奸和保卫根据地。
那时，我们干部学校人多枪少，一个区中队四十多人，只有两支步枪和几个手榴弹，多数同志从来没见过机枪、小炮。这点武器装备就自身防卫来说都很吃紧，就别说上阵反扫荡了。在这种情况下，上级要我们联络科千方百计地收集散兵和地方枪支，利用一切机会，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我们除了利用各种关系打听哪里有收藏的枪支、动员枪主献出外，还瞅机会缴敌人的枪。那时，我们这些同志简直成了缴枪迷，哪里打仗，我们就往哪里靠，哪里枪响就往哪里跑。
一个月的工夫，我们就逐渐地装备起来了，联络科的同志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和一长一短两套武器。
一天，部队驻在垛庄沙沟峪。早上一起来，就听到芦山方向枪声响成一片。大家感到缴枪的机会到了。我和科长一商量，带着十四个人骑上马向芦山方向赶去，走近时才得知是国民党五十一军的一个连在向我区中队进犯，这下子大家可火了，这些家伙不去打日本，经常欺压老百姓，杀害我地方干部，袭扰抗日根据地，专门搞摩擦，这次非狠狠揍他一顿不行。
我们立即支援，从敌人背后打了过去。枪声一响，顽军发现腹背受敌，当时就乱了营，一部分向东逃跑的敌人人数较多，向西逃窜了一小股。我们抓住一个未来得及跑的敌人便衣，从他的口供中了解到向西逃跑的敌人只有十几人，并且带有一挺机枪。“有一挺机枪!”这个消息可把大家乐坏了，纷纷要求追上去，夺敌人的机枪，我们分析了一下敌情，十四个人崔科长带六人，其余跟我，猛追逃敌。
当我们赶到一个小山村时，发现敌人正在老百姓家喝水，准备吃饭，没有派一个岗哨，便悄悄地包围上去，占领了有利地形，突然用枪指住敌人大喝一声：“不要动!谁动打死谁!”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坏了，一个敢动的也没有，乖乖地缴枪投降了。就这样，我们一枪没放，俘敌十四名，缴获步枪十二支，手提冲锋枪一支，子弹三千多发，防毒面具十四套和一挺崭新的机枪。
当大家肩扛着闪闪发光的机枪回到部队时，受到同志们的热烈欢迎，首长接见了我们并给予参战的同志每人三十元奖励。日本鬼子刚进入鲁中南扫荡时，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野蛮地施行“三光”政策。驻鲁中南的国民党部队闻风而逃，将祖国大片土地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鲁中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鼓舞人民起来抗战，打破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我们八路军鲁中南部队勇敢地向敌占区挺进，伺机打击日寇。
七月的一天，我们接到内线情报，得知第二天有三百名鬼子从蒙阴到临沂去。接到这个情报，我们感到打鬼子的机会到了，立即制订了作战方案，决定利用从垛庄到尚店之间的青纱帐打敌人的伏击。我们向上级汇报了作战计划，很快得到批准，全科十四人紧急集合，当晚就星夜行军，于第二天一早到达指定位置。
从垛庄到尚店有一条公路，公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我们隐蔽在青纱帐观察公路上的情况是一清二楚，而在公路上却看不到我们。同志们修筑工事后，悄悄地隐蔽起来。当时，我心里怦怦直跳，因为这是第一次和鬼子交锋，说不上怕，可心里还真没有数呢!
上午八点多钟，听到远处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公路上的日本鬼子排成四路纵队走了过来，我向同志们打了个手势，叫大取繇全集罗荣桓在鲁西战场家沉住气，把敌人放近一点再打。日寇侵入鲁中南以来，还没吃过苦头，全然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连战斗警戒也没有。敌人越走离我们越近，当他们一进伏击圈，我喊了声“打”，一排排仇恨的子弹立刻射向敌群，把鬼子打蒙了，顿时鬼哭狼嚎地乱成一团。
当敌人清醒过来，发现我们兵力不多，组织反扑时，我们早已借着青纱帐的掩护向尚店方向转移了。敌人枪炮打了半个多小时，发现我们已无影无踪了，只得抬着尸体和伤兵继续赶路。当时，日寇以为我们是游击队，扰乱一下就完了。其实，我们又转移到前边的青纱帐里等着他们了。当鬼子再次进人伏击圈时，我们又一次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日寇气急败坏地使用机枪、大炮向我射击，掩护敌步兵向我冲击。我们一看势头不小，就立即撤出了阵地，又向前转移了。
敌人仍以为把我们打跑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实际上我们又在尚店东不远的地方第三次伏击了敌人。就这样，在从垛庄到尚店的十二里路的地段上，我们连续三次伏击敌人，共打死打伤二十多个日本鬼子，我无一伤亡。
这次伏击战胜利的消息迅速向四乡传开，打消了笼罩在人们心头上“恐日”的阴云，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增强了人民的抗战信心，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老百姓都知道八路军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当我们胜利归来时，乡亲们抬着猪羊，担着酒菜来慰问，并纷纷送自己的亲人参加八路军，不长时间，区中队便由二十多人扩大到一百三十多人，县大队由九十多人扩大到二百六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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