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村同志不幸逝世，对于与他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一起战斗、工作、生活了五十四个春秋的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无论从心理上、感情上我都难以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但又不能不接受这一不可改变的现实。尽管在他生病、住院、做手术、治疗、抢救和在家养病的两年多时间中的七百多天日子里，我昼夜守护，不离左右，尽全力照顾他，千方百计地寻医问药救治他，孩子们也做了他们该做的一切；组织上为他治病尽心尽力；友谊医院的大夫、护士长、护士同志们费尽心血、竭尽全力，不分昼夜地治疗和照顾，但还是未能留住他。每当想起这些，我内心就久久难以平静。虽然跷村同志离我而去已四月有余，但是至今我还未从这种情感中挣脱出来。晓村同志的辞世，于我、于孩子们，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曾与他一起战斗过、工作过的战友们、同事们也深感痛惜。几个月来许多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以及晓村同志生前战斗过、工作过的地方、部队单位，纷纷致电致函或派人来京哀悼晓村同志，慰问我和孩子们。大家对晓村同志的这份情、这份义，使我和孩子们感动不已，终生难忘，也使处于极度悲痛中的我和孩子们得到莫大的慰籍。
关于晓村同志的一生，组织上已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无需我再赘述。晓村同志一生中，曾先后到几个地方的不同岗位上工作过。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热恋着那一方土地；每做一种工作，就倾心于其中。然而，在他60年革命生涯中，最使他眷恋不已的仍然是齐鲁大地，仍然是原渤海区那片沃土。在弥留之际，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嘱咐我两件事：第一件，丧事简办，要把他的骨灰撒到山东渤海大地；第二件，要把一生积蓄捐献给他的家乡——历城县彩石乡宅科小学，作为奖学金，兴办教育，培养后代。
晓村同志之所以要把他的骨灰撒到山东渤海大地上，是因为他与渤海区的人民和山山水水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从1939年到1948年初，在日寇、汉奸、顽固派、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中，他同清河、渤海区的军民患难与共，艰苦卓绝地战斗了近10年，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南至胶济铁路，北到天津，西靠津浦铁路，东临渤海的革命根据地。渤海区，对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多次说过：渤海人民养育了我，渤海区的人民群众和子弟兵对我的支持和厚爱之情，我终生难忘；渤海人民为国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时时刻刻激励我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拼博。无数优秀的渤海儿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特别是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时，华东野战军、华东局、两广纵队、鲁中、鲁南、胶东等党政军民机关人员共40多万人，转移到渤海区的黄河以北地区，渤海区党委、行署、军区反复动员各县党政军民机关、组织，竭尽全力安排好这些从四面八方转移来的人员的吃、穿、用、住，使渤海区成为华东战场的可靠后方。渤海区的军民，渤海区的党员、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相当大的。晓村同志临终前说：我对渤海区有深厚的感情；看来我是回不去了；请把我的骨灰撒到渤海大地上，让我与渤海人民永远在一起。1994年8月22日，我带着孩子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到了渤海大地，让他永久地回到了他最眷恋的土地和人民中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捐资助教都是晓村同志多年来的夙愿。他对我说，他的家乡——历城县彩石乡宅科村，是贫穷的山区乡村。他在这里上过小学，现在当地的经济条件仍然很差。他嘱托我将我俩的一生积蓄，拿出一半捐献给这个村的小学作奖学金，另一半留作我晚年的生活费。我与他一起生活五十四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当即表示，另一半我也不留，所有的积蓄加在一起，总共5万元，全部捐献。在滨州撒完晓村同志的骨灰后，我和孩子们立即赶赴济南，于8月24日将这笔凝聚着晓村同志厚望的5万元积蓄郑重地捐给了宅科小学，实现了他的遗愿。
晓村同志对我的晚年生活也是十分牵挂和关心的，嘱咐我，他去世后，我和小儿北海、小儿媳明强住在一起；若经济条件不足，可让其他孩子帮一把。我说：孩子们都对我很好，他们会照顾好我的，你不用担心。每当思念及此，悲痛之情就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晓村同志去世四个多月了，到今天，我才静下来写就此信，深表我和孩子们对所有晓村同志的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晓村同志生前战斗、工作过的地方、部队单位的领导及同志们和有关的大夫、护士长、护士们的感激之情。
此致
敬礼
199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