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9日17时40分，与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一起战斗、工作、生活了54年的亲密伴侣晓村同志走完了一生坎坷的路程，永远地离开了我和孩子们。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我痛不欲生。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将晓村同志的“丧事从简，骨灰撒到渤海大地；多年的积蓄捐给家乡小学兴学助教”的遗嘱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组织上对此很支持，并给予很高评价。随后，我即带着孩子们去山东完成晓村同志的这两项遗嘱。
晓村同志的骨灰到达位于原渤海区中心地带的滨州市的当天，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及当年同晓村同志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便来到我们的住地，沉痛悼念当年领导渤海区军民浴血奋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的老书记、老政委晓村同志。8月22日，我们大家一道迎着东升的旭日前往滨州市黄河大桥，为晓村同志最后送行。晓村同志的骨灰伴着鲜花撒向滚滚奔腾的黄河。我亲爱的革命伴侣，永远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永远回到了养育他的祖国大地的怀抱。
离开滨州，我们驱车来到济南，会同晓村同志老家所在地的乡及有关小学的同志落实捐款助教事宜。随后，举行了由济南市市长、负责文教工作的副市长、有关的乡长、小学校长等参加的捐款仪式。在仪式上，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转达了晓村同志多年的心愿和他对家乡、后代、祖国未来的殷切希望。
在济南，山东省的高克亭老书记怀着痛惜之情，主持召开了由当年与晓村同志一起战斗、工作过的老领导、老战友参加的悼念座谈会。会上，大家一致称赞晓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称赞他虽屡遭迫害，但百折不挠，始终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忍辱负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大家认为，正是在逆境中，才真正体现了晓村同志的高风亮节，他不愧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并且一致表示：我们要宣传这样的好同志，要给他出书，以纪念逝者、教育后人。听到大家对晓村同志的评价和爱戴，我感动得不能自己。希望给晓村同志出的这本书，不只是写晓村同志个人，也要写那些在渤海战斗过，遭受过饶漱石、康生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甚至冤死的革命同志，写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的英雄的渤海区军民。有了这个初步想法，即着手进行收集资料的工作。
在山东省党史学会、山东党史人物学会、滨州市委党史委和老领导、老战友的支持与帮助下，我和有关同志先到山东档案局和山东省图书馆，从原清河区的《群众报》和原渤海区的《渤海日报》中选择了几十篇晓村同志当年的讲话、报告文章。又从家里找出近十多年来他写的几十篇党史、军史文章和战争年代他的一个日记本。晓村同志在战争年代和“文革”前一直坚持写日记，总共记了17本。但在十年浩劫中有16本被销毁了，现仅存一本。这本日记，记载了晓村同志在战争年代某一阶段走过的足迹、经历的战役、取得的成绩、学习的体会和经验教训等，是他成长进步的真实反映，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许多老领导、老战友也主动热情地提供了许多资料，寄来大量怀念、回忆晓村同志的文章，献出不少珍藏多年的晓村同志的珍贵照片。至此，晓村同志在战争年代、在齐鲁大地上的革命活动资料的收集工作已基本就绪。机械工业部的领导知道这件事后非常重视，在有关同志汇报组织稿件的工作时，部领导明确指示：晓村同志在机械行业奋战40多年，从最初艰苦创业到退居二线，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机械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要很好地宣传、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并当即责成部直机关党委、人事劳动司、离退休干部局等部门积极组织落实出书事宜。机械工业部《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编辑部主动承担起这一重任，张树楠主任率编辑部的几位离休老同志，具体承担了晓村同志文集中部分文章的整理工作和怀念晓村同志的文集的全部编辑工作。我感谢组织上、同志们对晓村同志的深切怀念和由衷敬佩之情，我更感谢养育晓村同志、造就晓村同志的渤海大地和机械工业战线。
晓村同志临终之际，念叨最多的是渤海区和第二重型机器厂，这两个地方给予他的最多，他付出得最多，眷恋得也最多。为了追忆过去，重温晓村同志当年的战斗、创业生活，寻觅晓村同志当年创业的足迹，我带着晓村同志对渤海区和二重厂深深的眷念，重访了这两大战场。我首先来到革命老区～一原山东渤海区，参观了战争年代作为革命大后方的八大组（垦利县的永安镇）和教导营的旧址。当年北海银行的遗迹仍依稀可见。晓村同志1943年秋从山东分局开会返回清河时，几乎天天下雨，由于长时间被雨水浸透得了黄胆病，就在八大组疗养了十几天。日本侵略者几万人对清河区进行大“扫荡”，晓村同志病未愈就回到军区，领导全区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随后，我又到了广饶县牛家庄，瞻仰了烈士祠堂。耸立的烈士碑一排一排的，上面密密麻麻刻着烈士们的英名。据祠堂工作人员介绍，至今仍有许多烈士因不知道姓名而无法刻上碑。这使我想起晓村同志在渤海区党史大事记审稿会上讲的话；“血染黄河大地，花开渤海平原！”这块英雄的土地是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好好保持，要教育后代，不能忘记过去。接着，我又到了博兴县纯化镇。1940年10月在这个镇的学校里召开了清河区党的代表大会，晓村同志当选为清河区党委书记。这里也是我俩订婚的地方。随后又到阳信的何家坊。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渤海区党委、渤海军区司令部就驻在这个村，晓村同志和区党委、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在这里组织领导全区军民开展了新的斗争。
离开山东回到北京已经11月份。天气冷了，我顾不得休息又奔赴四川德阳。临行前，我与老领导段君毅同志联系，告诉他我要去二重厂的消息。他对二重厂很关心，对晓村同志也很关心，我从录像上看到，在晓村同志遗休告别仪式上，他先看看晓村同志的遗容与我握握手，然后再看看晓村同志的遗容又与我握握手，这份情谊我永生难忘。我临去二重厂前夕，拟上段君毅同志家里看望他，以感谢老领导对晓村同志和我的关心，但他怎么也不肯让我去，执意要亲自来我家，令我心里不安：怎好让80多岁的老领导来看我！但他还是来了，除了安慰我之外，满怀深情地讲述了晓村同志在二重厂领导创业的情况。当年晓村同志被西南局某些人迫害，无法在二重厂继续工作下去时，老领导只好以学习为理由把他调回北京，使之脱离那个环境。晓村同志遭受那次迫害后，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症，当时他才43岁。
二重厂的组织和同志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大家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怀念深受大家爱戴的第一任老厂长。二重厂建设初期，几万人汇聚到德阳，在一片稻田上，住在不挡风、不隔雨的竹棚内，每个月只有十九斤的定量粮。晓村同志与广大干部、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工程建到那里，他就干到那里。建造水压机车间时，他就住在车间里。被子湿了，工人们就帮他晒晒。他关心大家，大家也很关心他。有的同志回忆，老厂长当年挨整时，他心里挂念的是全厂的职工，是新建的工厂，唯独没有他自己。他会上挨整，会后与群众同干，晚上写检查，白天抓工作。听着大家的回忆，看着当年晓村同志带领大家建设起来的工厂，我就像回到家一样温暖，就像见到晓村同志一样亲切。
走访完晓村同志战斗工作过的两处地方，我稍感宽慰一些，但心情还是很不平静。五十四年来我和他共同生活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和晓村同志相识、相爱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
1940年4月份，我到清河区党委开办的党校学习。那时的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室，时常在村边或墓地讲课，在一个村住两三天就得转移。当时晓村同志兼我们的教员，给我们学习班讲党的建设课。我是新党员，迫切需要了解党的知识。因此学习时很认真，听课很专心，小组讨论也积极发言。课余，我领着大家唱歌，在班里算是积极、热情的活动分子。张仲明（已牺牲）是我们的指导员，经常参加我们小组的讨论。在学习班毕业典礼上，大家一致推选我代表学员讲一讲学习的心得体会，及以后怎样理论联系实际的想法，我不好推辞，便大胆地上台讲了话，表了态。晓村同志参加了这次毕业典礼，我们就这样相识了，但当时没有直接来往。回到工作岗位后，我在临淄县妇救会做宣传工作，与县妇救会主任住一个炕，似姐妹一样。她帮助我学习，教我如何做好工作。一天傍晚，她找我个别谈话，讲到婚姻问题，进而提到晓村同志，我觉得很突然。她讲到晓村同志是党的干部，工作、学习都很好，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好表态，只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家里有没有妻子。如没有，我可以考虑。结果晓村同志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详细谈了我所担心的问题，解除了我的疑虑。后来我昕晓村同志说，他曾向我以前就读的学校的老师了解过我的情况，并向党小组汇报了他与我的关系，党小组会同意了。我们的关系就这样通过两封信、见过两次面后确定下来。我们于1940年12月31日在博兴辛集结婚。婚礼非常简朴，只邀请了老参议长、妇救会主任等四五位同志参加。晓村同志风趣地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婚恋经过是速战速决。
结婚的第二天，没吃早饭，我就去博兴县委报到，任博兴县妇联主任。当时的博兴县是新区，妇女的思想比小清河南落后，封建思想束缚比较严重，十岁左右的小女孩都缠着小脚，青年妇女不敢接触我们。我只好住在抗属家里，通过他们对广大妇女开展工作。那时工作、生活都很艰苦。与晓村同志结婚后，我在基层工作，他在领导机关；我在博兴县，他在清河区一带活动，见面机会很少，也无节、假日。而且还要注意影响。一年能见几次面就很不错了。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晓村同志晚上行军到达了我工作的地方——康家坊，住在一个场院屋子里。他当时还没有吃饭，就从给养口袋内倒出于窝头。抗属赵大娘看到了，赶快煮了两个荷包蛋，他连蛋带汤泡着干窝头美餐了一顿。春节期间他就在这一带住了几天。部队组织了文艺活动，并和驻地群众联欢，扭秧歌、踩高跷，欢度春节。群众非常高兴地说，八路军能文能武还能搞文娱活动。虽然生活艰苦，这年春节还是吃了顿饺子。以后的几个春节就没有在一起过。1943年，晓村同志准备到山东分局参加高级干部会，忙于准备会议材料，春节是在广饶县过的。1944年，我在广饶九区东营村（现胜利油田总部所在地）蹲点，搞减租、减息、动员参军等工作。群众参军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参军的高潮振奋人心，但有艰苦细致的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去做，我也忙得不亦乐乎。比如，参军的青年谈好了，但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又不同意；未婚妻、未婚妻的父母的工作前一天做好了，第二天又可能出现反复。这些思想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因此过春节我也没去晓村同志那里。1945年形势好些了。1946年过春节，渤海军区司令部驻在土桥，准备攻打德州，我和罗加同志（袁也烈司令员的夫人）一块儿去了司令部，来去匆匆。战争年代的革命夫妻更不如说是战友！
晓村同志在战争年代若干次遇到危险，但都脱险了。1944年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组成渤海区以后，他到前方和杨国夫司令员一起指挥战斗。解放利津城时，他在指挥所观察敌情，敌人一发子弹打过来，要不是警卫员一手把他拉开，他很可能被敌弹射中。一次攻打张景月顽固派时，一股顽军冲到我军区司令部，情况十分危急。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晓村同志和杨司令员他们边打边转移，终于脱险了，但有的警卫员在战斗中牺牲了。1943年，敌人出动海、陆、空几万兵力对清河区进行大“扫荡”。由于撤退不及，晓村同志与一个连的同志被堵在抗日沟里整整一天，人与马都不敢出声。敌人汽车好几次到了抗日沟边，又鬼使神差地返回去了。一直等到天黑以后，才从抗日沟里转移出来，晓村同志在日记中追忆此次历险经过后写道：“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万幸！万幸！”
残酷的战争，荷枪实弹的国内外敌人，虽多次陷晓村同志于险境，但他总能化险为夷，越战越强。然而，革命阵营内部的人却从背后给晓村同志的一击，却使他受到致命的伤害。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2月，饶漱石、康生在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上对晓村同志和渤海区的干部全盘否定，肆意诬陷，颠倒是非，乱批乱整。在五个月的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晓村同志担任的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委、山东军区第四路大军指挥部政委等职务均被撤销。他们剥夺了晓村同志革命和工作的权利，干了敌人想干而未能干成的事情。我于1947年4月去大连治病，1948年4月回到渤海区阳信何家坊，见到了晓村同志，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不理解，他与敌人顽强战斗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屡立功勋，有功得不到奖赏，却落得这般下场。我有些怨恨，也有些伤感。但晓村同志却若无其事，见面的时候还高兴地对我说：昨天我们几个人还睡在这个大炕上，不知为什么今晚他们都走了，是凑巧还是有意？不管怎样，在逆境中，我俩又见面团聚了。看到晓村同志的身体、精神还好，我也就放心了。此前在大连时，我不知晓村同志的去向，有说到中央的，也有说到其它地方的，弄得我不知所措。所以我不顾从大连回山东过海时要冒生命的危险，搭乘小汽船一夜就突了过来。以后的一段时间，因为他被撤职，无事可干，我们就生活在一起。晓村同志每天看书，有时我陪他在村边散散步。房东大娘对我们特别好。两个警卫员小魏、小张，马夫小郑都很热情，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大家相处得与以前一样。当地干部群众对我们很关心、很热情。一个月后我们启程，跨过小清河，穿过胶济铁路，离开了我们浴血战斗过的渤海区，离开了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渤海人民。
离开渤海区以后，晓村同志被分配到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我被安排到华东局党校学习。那时我每周六下午回来。学校离华东局机关十几里之遥，没有交通工具，来去都是步行。记得有一次从学校回来，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身上被淋透了。由于雨下得很急，路上到处是积水，我深一脚、浅一脚吃力地行走，到家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晓村同志急得到门口多次张望，见我回来了，高兴地叫警卫员把早已烧好的热水端来，要我擦擦身。这一次，幸好没有感冒，大家又高高兴兴地过了个星期天。结束r三个月的党校学习。不久，我怀孕了，同时又出现流产的迹象。那时无药可吃，组织上把我调到图书馆搞图书管理。晓村同志只要有时间就来图书馆。他很想看书，有时也帮我整理图书。那段时间，他抓紧时间看了不少的书。战争年代想看书，很不容易，所以有了看书的机会他非常珍惜。
怀孕期间，我想吃这吃那，可当时什么吃的都没有，只好精神会餐。济南解放后，与我们住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志到济南买些牛肉，给了我一大块。警卫员借了一口锅，当晚用烤火的炭就烧上了。其时我已躺下休息，晓村同志还在看东西，烧肉的香味阵阵飘来，分外诱人，我起床就吃了一大碗。晓村同志看着我的吃像，忍不住笑了，说：“怎么这么馋！”我说：“我也不知道，怀着孩子，可能孩子需要吧！”。在极大的精神压力下，平凡的生活不时带来温暖及情趣，晓村同志仍精力充沛地对待工作，对待生活。
1949年3月，华东局随部队南下，晓村同志也跟着走了；我因快要生孩子，只好留在济南。5月上海解放，他又随大军进入上海。真巧，我们的孩子也是5月份生的，因此就取名叫新海，意为新上海。6月底，我和孩子也到了上海。增加了一口人，麻烦多了。我的奶水很少，孩子饿得哇哇叫，晚上更哭个不停。怕影响邻居，我俩轮流抱着孩子摇啊摇，直到孩子睡着为止。但晓村同志仍不忘学习。他借了一个收音机，早晨学习俄语，晚上学习业务。特别是1952年8月，我生第二个孩子，上海的天气又热又闷，他怕早、晚学习影响我和孩子休息，我也怕影响他的学习和工作，我们互相体贴着，很快这个困难就克服了。
1952年10月，组织决定晓村同志调北京工作，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管理局。这时我们已是四口之家了，还有一个警卫员。刚到北京，我们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办公室，孩子又小，从上海穿来的衣服单薄，冻得发烧不止。晓村同志到部里，工作不熟悉，要从头学起。1953年他到天津动力机厂蹲点，了解情况，从书本学习进而到工厂学习，整天忙于工作。那时我也是新兵，也要工作、学习，但为了让晓村同志全力以赴地工作，我把家务全部承担了起来。1954年4月，为了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的建设和生产，他去苏联学习、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工作上的逐步熟悉，他也一天天地高兴起来，本来，他官大官小的事从来谁也不提，可是，他母亲有次突然问他：“你怎么官越做越小了？”我们大家都笑了。我心里想老太太还把官看得这么重。晓村同志却很坦然地说，干革命不是为做官，官大官小，没有关系。从此这件事连老太太也不提了。确实，晓村同志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组织上分配他千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到哪里干就到哪里干，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958年，组织上决定晓村同志到四川德阳领导建设第二重型机器厂，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并让我也带着孩子一起去。考虑到建新厂任务繁重，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先走，我随后带着三个孩子也去了。建厂初期，二重厂的条件确实很差，三个孩子都病了，我无法工作，也影响晓村同志的工作。与他商议后，我又把三个孩子送回了北京。在组织的帮助安排下，老大、老二送子弟小学，老三送幼儿园。我送孩子回北京时，组织上也通知我回北京学习，先到机械学院补习一年高中数理化，然后到清华大学学习机械管理。我服从了组织安排。
在二重厂的那段时间里，我在厂里生产处的技校搞生产。技校离厂区约有八里路，我不会骑车，天天来回走，很浪费时间。晓村同志就抽空帮助我学骑自行车。但是学了几次没学会，干脆不学了，还是靠两条腿来回走，早出晚归。大家都忘我地工作，团结一致，干劲冲天，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到处一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很像战争年代的精神面貌。晓村同志身体好、精神爽、斗志昂扬、精力充沛，哪里有问题、有困难，他就出现在那里。厂领导班子上下左右都很团结，形势一片大好。组织安排我回北京学习，一方面是关心培养我，一方面是照顾我。我也很有信心，学得不错，每门功课都考90分以上。我们夫妻各在一方，但通信联系还是经常不断。突然，我有一个多月时间没有收到晓村同志的来信了，我很着急，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也不好问别人。学校放暑假后，我急急忙忙赶到德阳。晓村同志到车站接我，我想立即问个明白：到底出了什么大事？但还是不便于问。到家后，我才知道，晓村同志由于艰苦创业，反映真实情况，说真话，干实事，又被党内的极左分子扣上了一大堆莫须有罪名的帽子。大会、小会批判后，把他二重厂党委书记的职务撤销了。这次晓村同志想不通，我也很想不通：为什么老老实实工作的人，总遭人陷害打击？为什么好人总是不得好报？晓村同志背着沉重的包袱，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但仍然很关心工厂的工作。特别是在工厂下马时，他抓了两件大事，为以后的工厂建设重新上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是：一方面把配套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留下来，对下放的工人也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做到走的愉快，留下的安心；另一方面把用近五万两黄金从国外换来的先进设备妥善保管好，组织人员维护，做好防锈、除锈的工作，使设备保持良好状态，随时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在二重厂遭受的这场打击迫害，给晓村同志造成了严重的内伤，他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症，高压200多。部、局领导对晓村同志很关心，为了保护他，把他调回北京，让他先到莫干山疗养两个月，再到党校学习一年，然后安排到技术司工作。他把满腹的委屈埋在心底，对往事只字不提，只是一心一意地根据上级的指示努力工作。技术工作不懂他就向技术人员学习，向书本学习，用平等待人的作风对待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大家都愿意接近他。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组织上安排他做接待工作，他日日夜夜忙个不停。一天山东来了一些学生，晓村同志接待了他们，而王效禹在给中央文革的电报中说，学生是反革命组织“渤海战团”的，并说晓村同志是“渤海战团”的后台。就这样，晓村同志被抓了，我们的家也被抄了。开始他被关在部大院，还可以叫孩子们给他送饭，后来关到羊坊店院内小礼堂的地下室，不准见家属，急得我彻夜不眠。那时我也挨整了，再加上有些心术不正的人落井下石，胡说八道，问题就更复杂。我真怕他被坏人下毒手，整天提心吊胆。以后让我参加部里在羊坊店办的解放干部学习班。一天，我去给他送衣服，造反派对我讲：不用送了，叫他回家！他从地下室被放出来，我俩便往回家的路上走，边走边聊。我问在地下室的情况，他告诉我：“那里憋死人，空气不好，没办法，我也抽烟了”。他说他还好，天天有人找他调查情况，白天基本在楼上受审，晚上关地下室。我们一直谈到家。我告诉孩子们去羊坊店地下室搬行李。院里十几个孩子骑着自行车，好似示威游行一样地去了。那个年月，人能安全地放出来，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虽然人放出来了，但检查还得继续写，晓村同志写了一次又一次，总是过不了关。他被关押十多个月，与世隔绝，刚放出来什么都感到新鲜。见到林彪当了接班人，每次接见红卫兵都讲话，他无意中说了一句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当时的林彪正是红得发紫，我提醒他写检查时千万不能提这件事，谁知他在检查中又照实说了。幸亏部里对他不错，不然非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1969年，他下放到干校，什么都干，从普通战士到连指导员。落实政策时，他又说实话：“搞逼、供了，但肯定没有信。”支左干部又给他扣上大帽子，在专案组长会上说他是老右派。
晓村同志从1947年遭到饶漱石、康生的迫害后，由于种种原因，在30多年中，不仅无处伸冤，而且屡受牵连。在上海工作时，陈毅元帅就对晓村同志讲：你的那位老乡（指康生）就好整人。其实，晓村同志在清河区、渤海区任区党委书记和军区政委，是郭洪涛、朱瑞、罗荣桓同志在山东工作期间任命的。当时清河区、渤海区坚持平原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取得了伟大胜利，为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晓村同志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功不可没。罗荣桓等领导同志对清河区、渤海区及晓村同志的工作是给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的。而康生对晓村同志的否定，对他的打击迫害，决不仅仅只是晓村同志个人的问题，也决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方法问题，而是出于他的反动立场和本性。
晓村同志是个经得起冤屈的人，但每次冤屈都给他精神上、身体上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创伤，造成他过早地得高血压病以及由此引起的心脏病、动脉血栓、静脉血栓、脑血栓以致癌症。政治迫害也许不直接置人于死命，直接置人于死命的是疾病，但疾病往往是政治迫害带来的副产物。
晓村同志一生只知道学习、工作，不知道安排生活；只知道关心别人，不知道关心自己。即使退居二线以后，他仍然为工作忙忙碌碌，一天到晚，老是俯在桌上看呀、写呀。我看到这种情况，总是劝他，要注意劳逸结合。为了能让他把学习、工作、活动结合好，我给他买了几盆花，让他负责照料，给花浇水、松土等，结果没几天花都干死了；我让孩子们和他下棋，下几次后也没有兴趣了；甚至每天吃饭都得叫他几遍。我很着急，反复劝他，孩子们也劝告他，但他却说在工作岗位时忙于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看书，现在是学习、看书的好时候了，我要多看点书。结果他把《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选集文选都通读过了，同时还看了一些历史书籍、人物传记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给那些被康生锘误路线陷害的同志平反昭雪，他写材料、接受有关部门党史、军史题目的约稿，总是忙个不停。直到癌症手术后，他仍然一方面积极学习气功与病魔顽强斗争，另一方面不忘抓紧时间看书学习。我和孩子们为了让他多休息，好好养病，有意不给他书看。特别是在住院和在大儿子家养病期间，他为没有书看而着急地说：“你不知道我看书心里有多高兴啊！”
我与晓村同志相处几十年，他艰苦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风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战争年代生活上都是供给制，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特殊之处。衣着上，一天到晚穿着普通的军装。一位老大姐给我做了一双鞋，他穿着合适，我就送给他了。1952年，我们在上海，实行包干制，实际上还是半供给制，每月发给部分钱，他都交给我，一分不留。到北京后，实行工资制，每月的工资也是全都交给我，他需买书时，我再给他。从1982年退居二线后，每月我给他50元钱，用于买书等，用不完月底他退给我。1954年他到苏联学习，做了两套衣服，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坷国后，西装没有穿一次，中山装可就变成了他的礼服。出差、开政协会、都穿这套衣服。后来我看这套衣服已经很陈旧，有的地方磨得没有什么颜色了，商量要给他做一套，他怎么也不同意。就是这套中山装，作为晓村同志留下的珍贵实物由我一直保存着。每次调工资、钱多了些，他就对我说，节省点，买些国库券支援国家建设；并时常讲起，他家乡贫困，要积蓄点钱支援家乡办小学。
晓村同志，你一生为党、为国、为人民、为机械工业出生入死，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为你感到自豪！你把自己的生命、才华贡献给了党，贡献给了人民，贡献给了国家的机械工业，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国家的机械工业！你融自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于新中国机械工业的创业和发展之中。你虽然走了，但你的英灵永在，你的业绩永存，你的高风亮节永辉！晓村同志，我亲爱的战友、挚爱的伴侣，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9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