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9日，病魔无情地夺走了我们敬爱的爸爸——景晓村的生命。爸爸带着对人生、对亲人、对未竟事业的眷恋走了，永远地走了！
一年来，我们忍受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同时，我们也从爸爸的领导、战友、同事、部下的真诚的悼念、回忆、赞颂中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和鼓舞。由此我们对爸爸的事业、对爸爸的精神世界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逆境识真金，对党忠贞不渝的好爸爸
爸爸是个思想深邃、性格刚毅的人。他一生经历了很多风浪和艰难困苦，但总是临危不惧，遇惊不变，泰然处之。记得“文化大革命”中，爸爸惨遭迫害，被关押在羊坊店院内小礼堂的地下室里，不准回家，不准家人探望。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年纪小，非常想念爸爸。当打听到只有在理发时爸爸才能离开地下室，我们兄弟姐妹便一次一次地等候在理发室门口，渴望能见到日夜想念的爸爸。终于等到爸爸在别人监视下出现在理发室门口时，我们兄弟姐妹又惊又喜又怕，想喊不敢喊，想哭又不敢哭，几对}目汪汪的眼睛同时困惑地望着爸爸。爸爸则用坚定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并朝我们点点头，仿佛告诉我们：孩子，不用怕，我很好，一切都会过去的。
每当回忆起十年浩劫中的幕幕惨景，我们的心就为之颤栗。在那样残酷的迫害下，在那种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人身失去自由的情况下，爸爸仍能镇定自若，对党忠贞不渝，对未来充满信心，确实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爸爸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努力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要求自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坚定不移地与党同心同德，自觉地维护党的利益和形象。他也经常教育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闲余之际，我们都很愿意和他聊聊天，昕他讲历史、讲党史、讲战斗经过。但每当我们因为他受到的非议、陷害和不公正的对待而流露出不满情绪时，他总是淡然一笑，对我们说：“想想许多革命烈士、共产党人为全中国的解放事业连生命都抛弃了，我受这点儿打击或不被人理解算得了啥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社会上及党内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有一次，我们聚在一起谈论社会上的贪污腐败、经济犯罪、拜金主义和灯红酒绿等不良现象，对国家的将来表示担忧之时，爸爸十分严肃地纠正我们话语中的不正确看法及片面认识，教育我们要两点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要讲大公无私、艰苦奋斗，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以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去面对人生、面对逆境、面对一切，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实践了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
重身教重言教，严格要求我们的好爸爸
爸爸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是通过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他从不利用职权拉关系、走后门或谋取私利。在我们几个孩子的入伍、上学、工作安排问题上，爸爸没有向组织上提半点儿要求。1969年，我们为了能当兵，曾几次请求爸爸给他的老战友写封信或打个电话说一说。我们想，只要爸爸一出面，这点儿要求完全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可是爸爸没有这样做。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都已长大成人了，应该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去于事业、闯天下，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不要依靠父母、家庭的优越条件来坐享其成。我相信你们都是好孩子，会理解爸爸的。”爸爸的这番话，从走向社会的第一天起我们就牢记在心，我们决心向爸爸学习，为父辈争光。后来，我们经过自身的努力，分别到海南岛插队、江西干校锻炼、当兵、下工厂，迈出了我们人生的第一步，也为我们以后的人生旅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爸爸更关心我们的思想、工作情况。我们每次回家探望他，他总是问长问短：最近工作怎样？遇到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规划和设想？等等。就是生病住院或者病情恶化期间也不例外。每到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争着向爸爸谈自己学习、工作的收获、体会，不论谈多久，他都很仔细地听，并与我们亲切地交谈，哪怕看到我们取得了一点点进步和成绩，他都由衷地感到高兴。特别难忘的是，1994年8月3日中午，我们去医院探望爸爸。这时爸爸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说话都很艰难，却像以往一样问到我们的工作情况。我们不忍心打扰他，就把我们为部队家属开创三产企业，对家属进行技术培训，使产品的正品率提高到96%等情况简要地作了汇报。爸爸听后满意地点点头，十分吃力地说：“孩子们，爸爸对你们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非常赞赏！”这就是爸爸临终前向孩子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每当回想起爸爸这句充满了信任、希望和鼓励的话，我们对工作就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对国家对民族产生出一种责任感和负重感，从而加倍地努力，去完成爸爸未竞的事业。
爸爸非常关心“希望工程”的进展和落实情况，经常教育我们：现在我们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贫困地区的人民，特别是一些革命老区的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全国还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1994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当爸爸得知自己的孙子把积攒下来的300元压岁钱捐给了贫困山区，可以救助一名失学孩子读完小学的消息时，他高兴极了。他要奖励孙子，可是由于病情太重，他已经不能出门了，于是便委托我们上街买些有益的书籍，作为他“六一”儿童节送给孙子和其他孙辈的礼物。孙子们从爷爷手中接过了心爱的礼物，也从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热爱人民的美德。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他们又向希望工程捐助了400元压岁钱，救助一名儿童重返校园。爸爸，您在九泉之下听到这一消息，肯定会为您有这样的儿孙而感到高兴的！
心系工厂，深得群众爱戴的好爸爸
完全靠自力更生建成的我国最大的重型设备生产厂——第二重型机器厂，倾注了爸爸全部的心血。为了建设二重厂，爸爸披肝沥胆，以惊人的胆识和魄力，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和技术人员，和大家一起苦干，一道流汗，创造了不朽的业绩。爸爸的名字与二重厂是分不开的。1991年10月，爸爸、妈妈应二重厂邀请重返故地。爸爸回到二重厂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飞遍了整个厂区。老工人、老技术人员、老干部纷纷赶来看望他。当地10月份的天气阴雨绵绵，气压较低，年过古稀的爸爸由于长途跋涉的劳累，血压增高，心脏也不太好。陪同人员劝他好好休息，尽量少接见来看望他的人。爸爸笑笑应着，照旧亲切地接待每一位来看望他的人。不论是普通工人，还是一起并肩工作过的老同志，他都十分关切地问寒问暖，问这问那，从工作到家庭，从工厂的过去、现在到今后的发展等，他都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当听到工厂生产发展、职工生活环境改善的情况时，爸爸显示出异常的兴奋和激动；当听到工厂资金困难，重型机器生产任务不足，三角债严重困扰企业等情况时，爸爸则显得焦虑不安，为帮助寻找对策而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在二重厂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爸爸走遍了工厂的每个车间，
开座谈会、听汇报、倾听工人群众的呼声，爸爸的心与群众是相通的。在这期间，我们听老同志讲了许多爸爸当年在二重厂工作时的故事。其中有这么一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1958年，正值二重厂创业时期，身为党委书记兼厂长的爸爸，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和干部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爸爸脖子上扎着毛巾，和工人们一起手挖肩挑，工人身上流多少汗，他也流多少汗。结果新到工地的人把爸爸当成了壮工，还夸奖说：“这个壮工真能干！”
一生为人民谋利益，不停息地为党工作的好爸爸
爸爸身居领导岗位，一生屡建功劳，但从不居功自傲。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总是不停息地为人民谋利益，不停息地为党工作。
爸爸退居二线后，本来可以把生活的节奏放慢一些，调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但他放不下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同时承担了部里安排的老干部工作和领导编写《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等重要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决定之后，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爸爸激动和兴奋得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战争年代，他曾任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由于被饶漱石、康生一伙错误地批判、撤职，蒙受了长达30多年的不白之冤。在终于有机会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自己彻底平反的关键时刻，爸爸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和自己一样遭受迫害的同志。他不顾年高体弱，积极奔走呼号，要求为那些受饶漱石、康生错误批判、撤职的同志，或在“肃托”中被错误镇压的革命烈士平反昭雪。他不辞劳苦，主动与山东省委和省、地党史办联系，查找资料，寻找佐证。同时，他又主动牵头与当年在渤海区工作过的领导同志以及受害的当事人联系，请他们帮助回忆，写证明材料。为了核实问题，他把了解情况的老领导、老同志、烈士的亲属请到家中来，逐个交谈，集体回顾，详细了解当时事件处理的每一个细节。这期间，我们家时常成为义务招待所。他对每一份证明材料都认真审核修改，还发动全家老少帮助抄写证明材料。为了给同志和战友平反昭雪，爸爸真是费尽了心血。尤其让我们不能忘怀的是，他对平反后烈士子女们的工作安排也是十分关心，考虑得非常周到。他不怕麻烦，不辞劳苦，亲自出马，多方联系，周密安排。有时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安排不合适，他能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段时间里，他曾两次因劳累过度而导致心脏病、脉管炎复发住进医院。医生嘱咐他一定要卧床休息，可他放心不下，硬是背着医生和家人偷偷写材料、安排谈情况的人到医院来。我们也曾多次劝他，让他当心自己的身体，等病好之后再工作。可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为蒙冤的同志平反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些为革命不惜牺牲生命的同志，错误地挨整被撤职，有的甚至被错误地杀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为他们负责，要为他们的后代负责。我这点病算不了什么。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对党负责一天，对同志负责一天。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党，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爸爸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的委屈埋在心底，为战友、为同志能伸冤昭雪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他的积极努力下，许多同志得到平反昭雪，他们本人或家属来到我们家里，满含热泪，有的竟泣不成声，一遍又一遍地感谢党的关心，感谢爸爸对他们的帮助，说爸爸是他们的恩人。每当看到这样感人的场面，我们就为自己有这样好的爸爸而激动而自豪。我们也暗暗发誓做人就要做爸爸这样的人。
爸爸有一位老部下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抛下妻儿几口人，后来大儿子在外地当兵，老伴带着其他子女在家务农，身体又很不好，家境十分贫困。爸爸得知后，心里十分惦念，几次写信委托当地的政府、老同志、老战友帮助将其儿女做妥善安排，照顾好遗属。爸爸临终前还嘱咐我们有机会时一定要代表他去看望他们全家。
爸爸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只要是党的工作，无论做什么，他都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很长一段时间内，爸爸受部党组委托负责领导和协调部里的老干部工作。这项工作表面上看很单一，但爸爸却是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对老干部工作中出现的任何事情，他都从不马虎。老干部有问题到家里请他解决，他总是细心听取他们反映的情况。经常是吃饭时间到了，他还和来人在交谈，饭总是热了一遍又一遍。特别是每年的春节前后，他都看望部分离退休的老干部，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春节前他的工作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从东到西，天天奔波。有时日程实在安排不过来，有的老同志家去不了，他也要亲自打电话问候拜年。～连几个春节，他都是这样忙碌得不可开交。到了真正过节的时候，全家人团聚，他却累得不能动了，只能卧床休息。我们劝他多关心一下自己，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我干的就是个忙活儿，看到那些退下来的老同志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安度晚年，我心里也就踏实了。就是过节我卧床不起，心里也高兴。”他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3生活俭朴，捐一生积蓄助教的好爸爸
爸爸一生生活十分俭朴。他虽然长期身居领导岗位，但是对衣着没有太多的要求，除了有一套50年代出国制做的中山装作为接待外宾和参加重要会议时穿的礼服之外，其余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衣服。记得他下放干校之前买的那块表，戴了几十年，表蒙子磨得都看不清楚里面的字了，而且老不走，我们劝他换块新的，但他总舍不得。记得最后一次修这块表时，许多表店都修不了，因为这种表实在太老，零件早就不生产了。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我们去了王府井享德利修表庙，把实情向修表的老师傅讲明。老师傅说：这种表确实太老了，没有零件，我可以特意做一个，但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修理，我尽量修，如果修不好，你们也不必跑别的表店了。表修好了拿回家，爸爸看了，高兴地说，这不很好吗？依旧又戴上这块老表。
使我们终生难忘的是，爸爸和妈妈一生生活俭朴，有一些积蓄，当爸爸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之烛将要燃尽时，便和妈妈商量：“你今后的生活如有困难，可以向孩子提出。我想把Ⅱ自俩积蓄的一半捐给家乡的小学，为培养后代尽一点力。”妈妈当即表示：“另一半我也不要，把所有积蓄全部捐献。”
妈妈非常支持爸爸的想法，在爸爸去世后不久，即拿出他俩一生共同积攒的全部五万元钱，带着我们全家人，到爸爸的家乡，捐赠给宅科村小学，了却了爸爸的最后一桩心愿。
与病魔抗争，至死不忘忧国忧民的好爸爸
1992年，无情的病魔开始侵蚀爸爸的身体。在做了胃癌切除手术之后，爸爸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展开了斗争。他以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以顽强的毅力，学习抗癌气功，坚持锻炼。在与病魔搏斗的日子里，面对死神的威胁，他仍念念不忘关心国家大事。1994年2月份他因肠梗阻住进医院，治疗期间，不能进食，只能靠打点滴维持，身体十分虚弱。“两会”召开期间，他仍坚持在病榻上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尔后自己又认真地看了一遍。我们到医院看望他时，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政府工作报告的要点，要求我们好好学习。我们看到他激动的样子，心里很高兴，但又为他的身体暗暗捏一把汗。他在病重期间，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不忘教育我们。这不仅仅是父亲对孩子们的教育，也是革命前辈对革命后代政治上的关怀和厚望。在病重弥留之际，他仍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我们国家……机械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矛盾……丧事从简，中央有规定……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赤子忧国之心，感人泪下，我们永生难忘！爸爸虽然走了，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与世长存。
敬爱的爸爸，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