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我正在青岛养病，惊悉晓村同志不幸逝世，心情非常悲痛，病魔无情，苍天不公，又一位老战友过早地永别了11938年初我与晓村相识，到他去世的50多年间，交往不断。在我们都退居二线以后，经常在一起参加一些党史、军史资料征集方面的活动，过从甚密，感情弥深。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工作极端地热忱负责。他正直厚道、坦诚待人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但这一切，都化作无尽的思念，令人惆怅不已。
1939年初，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了加强清河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领导，调晓村同志任中共清河特委书记。当时，我正率工作团在滨海（鲁东南）地区开展建立抗日自卫团的工作。组织上调我接替晓村同志任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在交接工作中，我感到晓村同志年轻、稳重，待人诚实。他和特委的其他同志如刘涌、谢辉、李均、崔介等都处得很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调鲁中区党委工作后，晓村同志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开会或请示、汇报工作，鲁中地区是必经之地，他经过鲁中时，我们常有接触。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开会，我们也有时在一起。讨论研究问题时，坦诚相见；许多意见都是不谋而合，或经过探讨，取得共识。晓村同志勤奋好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讲不同意见，但从不感情用事，不讲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因此受到同志们的尊敬。
清河区是个平原地区，敌伪顽势力十几倍于我。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形势犬牙交错，尖锐复杂。与山区相比，斗争更为困难和残酷。晓村同志到达清河区以后，和原在那里的杨国夫、李人凤等同志，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徐向前司令员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导帮助下，坚持清河区平原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向小清河以北一一黄河人海口两岸地区发展。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坚持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并开辟了垦区后方基地，巩固发展了清河区抗日根据地，打通了与冀鲁边区的联系。1944年下半年，开始转入对敌伪军的反攻，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很不容易的。
1944年初，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长期隔绝的两个地区，骤然间合而为一，相互生疏，难免有些你此我彼的隔阂。这时，年仅27岁的晓村同志任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委。他从不居功自傲，一切从大局出发，谦虚谨慎，严己宽人，善于团结同志，原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同志也是一位党性很强的老同志，豁达大度，不计名利地位的高低，很尊重晓村同志的领导，尽心尽力地做好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工作。他俩团结无间，相互尊重，工作配合得很好，为区党委、军区、地、县各级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作出了表率。因此，全区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之间，两个地区的干部之间，都团结得较好。渤海区的土改、参军、支前等，都按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成绩斐然。晓村同志在清河、渤海区战斗、工作了近十个年头，和渤海军民同生死、共患难，渡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他是这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创建、巩固和发展清河——渤海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名字在渤海区家喻户晓，深孚众望。但在1947年冬召开的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上，晓村同志却受到错误的批判。尤其是康生到了渤海区并领导会议以后，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未经调查研究，就偏听偏信，向中共中央电报汇报说渤海区党内不纯的情况比晋察冀严重万分，县长、县委书记直到行署主任，大都站在地主、富农立场，为农民所憎恨……（大意）。他操纵会议，全盘否定渤海区的工作和党员、干部，错误地撤销了晓村同志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1984年已彻底平反），使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1948年冬，我去中共中央华东局开会见到晓村同志时，他在华东局政研室任研究员，实际上是降职安置。我担心他在那样沉重的打击下会一蹶不振，但他精神状态很好，既无牢骚、怨言，也不颓丧自卑，泰然自若，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我为他这种处理不公仍照常努力工作的精神而钦敬！后来，我调到青海省委工作，分管工业，遇到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同志到青海视察工作。当时晓村同志任一机部部长助理，和周子健同志一起视察。我曾对子健同志说：晓村同志是个很好的老同志，为什么这样使用呢？周说：我们也感到使用不当。可这是上边的安排，我们无能为力。那时，康生仍是中央领导人之一，可见他仍囿于过去的偏见，从中作祟。
凡熟悉晓村的老同志，对他受到的错误处理，都认为不公，对他从不另眼看待，相反，而是寄予同情和理解。他自己也从来不提此事，不管处境如何恶劣，始终任劳任怨，不计名利得失，在各个岗位上，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他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更经得起逆境的考验，俯仰无愧怍，荣辱不计。这说明了他有着高度的政治修养和宽宏大度的胸怀，使人们对他更加尊敬！
晓村同志退居二线以后，参与了党史、军史资料征集等工作，协助山东省党史部门，撰写审阅了大量的资料，为党史部门写了关于鲁东南、清河、渤海地区、二十八集团军、山东纵队等历史的十几万字的文章。他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态度，不揽功、不诿过，褒贬得当，一丝不苟，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历史严肃、谨慎，对同志认真负责，尤其对烈士、对含冤去世和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更是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千方百计、力所能及地为他们落实政策，处理家庭、子女等善后问题。如对1942年清河区肃托中被错杀的同志，晓村同志多方收集材料，走访烈士家属，于1981年6月向中共山东省纪委写专门报告。随后经山东省委批复，使这些同志的遗留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杨国夫、刘其人、王卓如、张振乙、马千里等老战友们去世了，晓村同志主动牵头，为他们写怀念文章，尽战友之谊。
从亲身的交往、接触中，我深深感到晓村同志60年如一日，一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公道，讲理不弄权，为人坦诚正直，不搞心术，是一位信得过的好同志。他的这些优良品德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1995年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