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9日，晓村同志不幸病逝。噩耗传来，我感到非常悲痛。又一位好同志过早地走了，往事历历，又一次浮现在脑海里。我和晓村同志是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多的时间里，在清河区、渤海区，我们同吃同住，一起工作和战斗，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艰苦岁月。他是清河、渤海区的主要领导人，是我们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他勤奋好学，为人坦诚正直，作风民主，谦虚谨慎，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密切联系群众，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阅过的他的《生平》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我完全赞同。
晓村同志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一贯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但我觉得他贡献最大的还是在山东，特别是创建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和渤海解放区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1939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了加强清河区党的领导，调鲁东南特委书记景晓村到清河区任特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夏戎任青年部长，王大任妇女部长，还有亓人、阎钧等共20余名干部，一同前往清河区。5月间，经过几天行军，我们住进桓台县的北六庄。几天后，我带部分同志东去临淄、寿光、益都一带。晓村带部分同志随部队去清西活动。6月间遇上了刘家井子大战，我军被冲散。晓村随部队回到临淄北部的苇子河北罗家庄，住在阎川家里，给我写了封信，要我赶快回去参加会议。我赶到临淄，在特委会议上汇报了益寿临广一带的情况，说那边群众和党的基础很好，我们和李寰秋、李青山还有一定的统战关系，建议景晓村和我们一块到益寿临广四边一带活动，开展地方工作。他介绍了刘家井子战斗的情况，采纳了我的意见。会后我们便一起去四边一带。刚去时住在葛家口地下党员秦洪洲家里，同睡一个炕，同吃一锅饭，同用一盆水洗脸。后来，我们的工作逐渐开展起来，在杨河崖附近，建立了中共清河特委机关，设有组织部、民运部、宣传部、统战部、总务处等，还创办了《群众报》。有-r机关，有了固定的地点，又办了报纸，组织了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县政府，党群工作和地方武装发展很快。
清河区的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是成功的，清河区的党组织和群众运动，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发展和巩固。之所以创建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根本、关键性的原因是正确地执行了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1939年以前清河区的武装是以鲁南山区为依托，跨越胶济铁路两侧活动，开辟小清河以南邹、长、桓一带地区，经过刘家井子战斗和马耀南司令员在牛王庄战斗中牺牲以后，实践进一步证明，在铁路附近，敌人密集，交通便利，敌强我弱，随时都容易遭受敌人袭击。特别是1940年以后，铁路沿线的敌伪军频频向我们“扫荡”、“蚕食”；顽固派、投降派军队，东边有张景月、西边有24旅、张景南、翟玉蔚等各路“司令”；南边有徐振中……，纷纷乘机向我们夹击。我们在狭长的小清河以南根据地内，机动、回旋的余地很小，处境十分困难。当时，我党我军缺乏坚持平原游击战的经验，有的怀疑，缺乏信心，但杨国夫、景晓村同志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汇报情况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明确指示，要树立长期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思想，向小清河以北发展，并派王建安同志先后两次到清河区，帮助落实这一战略方针。晓村同志是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他积极拥护分局的方针，在几次会议上做动员解释工作，我始终支持他的意见。我们认为：山区或者平原只是地理条件，而能否坚持游击战争，最根本的条件是群众的支持，即使在山区，没有群众的支持也是不能坚持的。清河平原党组织有一定的基础，物产丰富，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拥护我们，这是最有利的条件。在统一认识以后，从1940年初就开始向小清河以北进军，开辟了以广、博、蒲为中心的大片根据地；1941年又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黄河以北发展，建立垦区后方基地；同时，派出干部组成武工队，继续坚持小清河以南被“蚕食”地区的斗争。这样，既坚持并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又开辟了大片平原地区，打下义和庄，拔掉了顽固派在鲁东北的堡垒。利津、沾化大片新区相继解放，为和冀鲁边区打通联系开辟了通道。
1944年初，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后，晓村同志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和杨国夫、袁也烈、周贯五等同志指挥渤海部队向日伪进行大反攻，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解放了渤海区的全部国土。随之，解放战争中，在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参军、支援前线等群众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参军的青年有16万多人，组成了3个野战纵队。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华东野战军、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与鲁中、鲁南的干部和群众40多万人，转移到渤海区黄河以北地区，渤海区成了华东战场的可靠后方。渤海区对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与晓村同志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我在与晓村的长期共事中，深深感到他为人诚实厚道，尤其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起工作。我们清河、渤海区的领导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论年龄、论资历，有些同志还高于他；论成分，有老红军、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大学生；论籍贯，有外省市的，也有当地干部。但由于他谦虚谨慎，作风民主，以诚待人，所以能把一班人团结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上下级之间，党军之间，干群之间，都团结得较好。对取得战争和建设的胜利，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俩相知相信，互相尊重。在清河区时，他任区党委的书记，我是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渤海区成立后，为加强城市工作，我又任城工部长，在天津、济南和胶济铁路等地都建立r地下工委，工作开展得较好。后来为了向东北发展，开展城市经济工作，1946年上级派我带60多名领导骨干去大连工作。从那，我们俩就分手了。
后来听说，在1947年的渤海土改整党会议上，他犯了什么“错误”，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消息传来，我惊讶不已。清河、渤海区的工作都是我们共同领导的，我是亲身经历者之一，完全是按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执行的，成绩卓著，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多次给予肯定的，何错之有？百思不得其解3此后数十年间晓村同志因在渤海区的所谓错误，屡受挫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战友们都同情他，为他不平。但每次相逢，他总是泰然自若，从不谈此事，仍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这种荣辱不惊的品德是难能可贵的。欣喜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晓村同志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至此，人们才知道了事实真相：完全是康生、饶漱石的诬蔑不实之词，造成了这起冤案。气愤之余，对晓村同志更加同情与敬仰。现在，晓村同志去世了，战友、同志们纷纷写信、撰文悼念他。我觉得有关部门、有关同志，应趁此机会，针对康生对晓村，对渤海区的诬蔑，大力宣传晓村和渤海人民的贡献，以进一步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不只是对晓村个人的事，而且是对渤海区人民，渤海区的党员、干部应该给予的公正评价。这就是对晓村同志最好的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