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驻下不久，经费问题就突出出来了。因为在“西安事变”以后，红军的生活费来源起了变化，在新驻的防区庆阳、西峰镇一带均系过去的白区，停止使用苏区的纸币，原来保存的一部分银圆等货币基本用完了，部队的生活来源立即受到影响。
部队回师路过西安时，前总供给部给发了两万元的过节费(即国民党银行发的纸币)和一九三七年的一、二月份每人每天五分钱的伙食费，过了两个节——元旦、春节，钱都用光了。过了春节，部队开始整训，因生活不好，战士体质下降，病号越来越多，有时十多天没钱买东西，伙食不好，没有油、盐、菜吃。更严重的是粮食问题，利用各县、区、乡的旧政权征收，常常不能满足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改善部队生活，保持住部队指战员强壮的体质很困难。红军铁的纪律之一是公买公卖，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没有钱宁可不买，也不得赊欠，由于没有钱，所以买不到粮食。同时，这次部队的驻军整训是长时期的，也是自有红二十五军以来的第一次正规训练。训练任务繁重，没有食品保障怎么行?而且部队的自力更生，又受到了条件限制。军团首长根据以上实际情况发电报向前总请示解决经费问题，彭总很快复电，说：“可以派人来三原(前敌总指挥部驻三原县)，领取一些经费作为部队生活费之用。”
我当时任军团供给部财务科代理科长，军团供给部长查国祯说：“军团首长请你去当面交代任务。”我到了军团部，军团长徐海东说：“前总给了我们一些钱，你去前总执行领钱的任务。”并说：“我写好了介绍信，你拿去，快去快回来。”又说：“我们过去从来不伸手向总部要钱，这次是第一回，经请示批准给我们一些钱，但未说数字是多少，你去了要注意一下，要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不要张大口要钱，上级给多少都行。”我领受任务后，带上了一个骑兵排，日夜兼程赶到三原前总供给部，部长赵尔陆说：“现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不久，我们也只是临时地搞到一些法币，钱是不多的，供给部没法分配。前总规定各军团来人领经费时，统一由彭总掌握审批，你恐怕还得去找一下彭总。”
我当天上午就去找了彭总。到了彭总的办公室我当面呈上介绍信，彭总让我坐下，说：“你们部队在元旦前路过西安时，不是给了你们两万法币?怎么用的?”我汇报说早就用完了，接着我汇报了明细：全军团有一万人(红十五军团成立时只有七千多人，经过东渡黄河到山西扩大红军和回师河西、西进甘肃宁夏时扩大红军，增加了两千多人)，除了过元旦和春节以外，伙食费每人每天只发五分钱，不够开销，又因庆阳、合水一带是新区，不允许使用苏区的纸币，我军的政策除了粮食可征用外，经费问题一律不允许部队自己筹款，因此现在生活很难改善，影响干战身体健康，影响部队的整训工作。我当时说了这些情况，是想争取让彭总多批一些钱，但是心中却有些感到不安，怕彭总批评我在叫苦。没想到彭总很愿意听，丝毫没有不耐烦的表示，彭总说：“你谈的是事实，这也是整个红军驻在新区的实际问题，这样，先给你们五万元法币，这是暂时的，主要作为部队伙食费之用，以后可能多搞到一些钱，等那时再说。”彭总又问了问部队的情况，例如部队思想、生活、训练、军容风纪和群众纪律、统战工作、同友军的关系等等情况。
我尽量将我所知道的情况详细汇报了约有半个小时，彭总在听的过程中没有丝毫反感，没有批评，最后对我说：“好了，十五军团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锻炼成长起来的部队，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验，是党领导的一支好部队，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战斗作风都不错，各方面的工作都搞得不坏，不过你回去后要告诉徐海东、程子华，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内战虽然停止了，但同国民党的斗争并未停止，十年内战表面上停止了，实际上斗争任务可能更艰巨，更复杂，在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要搞好部队的建设，搞好同友军的关系。
国民党东北军关麟征的部队驻西峰镇，离你们部队驻地不远，比国民党嫡系虽然好一些，但仍是旧军队。我们一方面要巩固扩大自己的部队，一方面要用好的行动影响与推动友军的改造与进步。不要被统一战线把自己统糊涂了，头脑要清醒。”彭总最后又讲到了部队生活上，他说，“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每人每天目前只能发五分钱伙食费，买油、盐、菜该花的必须花，可以不花钱的地方就不要花，要组织部队自己动手生豆芽、磨豆腐、养猪、种菜，改善生活。目前的生活是苦一些，但我们是在革命嘛!要顾全大局!没有苦哪来的甜?为了将来的甜，现在吃点苦没有什么。”
彭总关切地说：“我是南方人，说话你懂不懂?”我说：“懂。”彭总说话的态度很严肃，又很爽快，斩钉截铁，毫不含糊。我拿上批件后到总供给部，把款领到手后，迅速日夜兼程返回军团部，向徐海东同志汇报了彭总接见和指示的情况，徐海东同志说：“好，按照彭总的指示办!我会告诉各师的领导同志和政治部王首道主任，很快地动员和行动起来，把部队的工作搞好。”接着，供给部查部长就召集了各师供给部长和司、政、后、卫的管理科长、骑兵团、教导营供给科长开会传达布置，部队很快地把生产搞起来了。
有了经费，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指战员的体质也逐渐强壮起来了。全军轰轰烈烈地开展练兵运动，各项比赛项目都完成得比较好。我们还和友军关麟征派来的代表团中的篮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一定要胜过他们，但按照彭总的指示，又要兼顾统一战线工作，宣传部长黄镇同志同篮球队讲话时说：“有胜过他们的信心很好，但要求你们适当照顾一下抗E1民族统一战线，要掌握住，最后只能胜他们两个球。”说也凑巧，在比赛中间我们先是胜了四个球，但最后真的只胜了两个球。全军都很高兴，球队得到了军团政治部的表扬，友军也很佩服。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在三四四旅任供给部长，三四四旅受领了在晋东南扎根安家的任务，确定在平顺以东、黎城以南、河南林县以西的太行山杜家岩地区建立后方，部队向各县的广大地区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冬，彭总由延安经西安、阳城、晋城到达陵川的三四四旅旅部，旅政委黄克诚通知我说：“彭老总由延安来前总，他带的警卫排和工作人员一路上行军甚为劳累，彭总还有些感冒，和彭总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后方你们的住处杜家岩休息三天，你们对于彭总的安全要绝对负责，保证搞好生活!”接到命令后，我立即布置住房，将我住的祠堂和军械科住的房屋都腾了出来，并派人到河南的林县买了十多斤大米，还买了几条鲤鱼、几斤腊肉等。
第二天，彭总一行到达杜家岩。彭总和工作人员(包括总供给部周玉成部长等)及警卫排住下后，我陪医生去给他看病，彭总说不用看了，现在感冒已经好了。接着彭总向我了解敌情和附近的社会情况，我把驻地敌情、社情及附近医院、还有抗大三分校兵工厂等情况简要地汇报了一下。
彭总没再往下问，说：“我们在此休息三天，敌情的侦察、警卫工作由你们负责，生活问题主要是把警卫排和工作人员的伙食搞好。”并问：“养的有猪吗?”我说有。彭总说：“可以杀一头猪给战士们改善生活，恢复体力，但我的伙食不要额外照顾。”我说：“那可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我同警卫排和工作人员吃一个锅的饭，一个锅的菜，这是红军的光荣传统，你忘了吗?”我说：“给首长添一两个菜总可以吧?”彭总说：“不行，就按我说的办。”因为我对他的脾气知道一些，于是我当时不再说了。
我退出门外以后，找到彭总的副官，问彭总坚决不要另外做饭菜，我们怎么办?副官说，彭总是说一不二的，他在一路上都是跟我们吃一个锅的饭、一个锅的菜。我又问我们将饭、菜做好，待开饭时拿给他行不行呢?副官说不行，绝对不行。并说：“你要是给他单独做饭菜，他不但不吃，还要引起他发脾气，问你山沟里哪来的大米和鱼?你和我们都得挨批评，那时你后悔也是来不及的。”我说：“彭总远道而来，这样对待首长怎能过意得去呀!”副官说：“你听我的话没错。不过，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想办法搞点红辣椒或者辣椒面给他吃，他准会满意的。”那几天我留意了一下，看到每顿饭都是彭总的勤务员从警卫排和工作人员的大锅里打饭、打菜，从不单做。
在杜家岩的日子里，彭总每日早晨起床和开饭时总要亲自到警卫排和工作人员住的地方看一看，问寒问暖，看一看伙食情况。夜间则看书，处理电报，找人谈话，总是睡得很晚。夜深时，他会要一个馒头，一个咸鸡蛋，用筷子插上，在煤火炉上边烤边吃，便算是最好的夜餐了。
一九三九年春季，三四四旅部队发展扩大很快，由一个旅扩编为四个旅，成立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总部副总参谋长左权兼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韩振纪，我任供给部部长。新三旅和赵、谭支队前进到安阳至新乡的平汉铁路以东的滑县、内黄、延津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纵队机关和一、二旅仍留在晋东南地区。
部队扩大了，但供给问题也随之加重。国民党高级参议来部队点验时，只是许愿供给经费和军需物资，实际上除了“糖衣炮弹”——军衔，并未发给什么东西，部队全不感兴趣。抗日战争打了一年多，人民群众的财力、物力、生产都受到严重破坏，筹款、筹粮越来越困难。这时不得不又向总部请示解决。黄克诚政委向总部发电报请示解决办法，彭总复电要纵队派人去前总汇报情况，于是黄克诚政委指示我去总部反映情况，并设法领一些钱回来。我接受任务后，带了一个骑兵班下午出发。
山高林密，走的羊肠小道，有时走荒坡。先渡过浊漳河，拂晓前通过黎城至涉县公路封锁线。虽然两次被敌人岗楼发现打枪，但夜晚敌人不敢下岗楼，我们没有受损失。到达总部驻地武乡县王家峪，我先找到总兵站部长杨立三，供给部长周玉成，杨立三部长带了我一起去向彭总汇报。我们来到参谋处处长阎揆要住处，他住的是北屋，北屋高大宽敞，挂满了地图。坐了少时，到东屋彭老总的住室。老总让我坐下，首先问我说：“你们部队的供应很困难吗?是什么原因?你说说吧。”我说：“上次你路过杜家岩时，留下的五万法币早就用完了。因为部队发展扩大得很快，现在有四个旅近两万人，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每月一元津贴费(除了从太原兵工厂来的技术工人每人每月十元)，还有宣传印刷费、卫生医药、办公杂支要花钱，目前经济比较困难。”彭总说：“你们为什么不能自力更生呢?”我说：“各县旧政权都垮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当了汉奸。
筹措粮款越来越困难，有些被敌人破坏的灾区群众吃饭都很困难，哪里还有粮食给我们呢?有些县是部队派的人去当的县长，政权刚建立起来不久，组织不健全，动员能力有限。我们同山西省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尚未建立直接关系，还不能向他们提出过多的要求，对粮、款，不得不采取暂借的办法，但专署提出所借的粮、款要按期归还，可我们没有偿还能力。”彭总听到这里有些生气，叫来杨立三说：“第二纵队的供给情况你们知道吗?一二九师是否也是这样呀?”杨立三说：“情况都差不多。”彭总说：“这样的大问题，应该很快研究解决，不能再拖了。你马上起草一个电报给黄克诚，现在就写，我说你写。”
彭总就立即边思考，边口授电文，“一是，首先说明当前抗日战争已进入持久的态势，敌人对晋东南地区两次大的围攻扫荡都受到重大打击，以失败而告终。敌人退回到点线据守后，顽固派孙楚、朱怀斌、石友三同我们闹磨擦，孙楚集中兵力挤我们，遭到你们的打击后有所收敛，这就有利于你们放手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二是，你们要在晋东南地区扎根，要作长期打算。除了向敌人点、线展开攻势外，要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三是，军队的经费，粮食、军用物资供给问题，可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清理山西铁路银行及下属各地分行的存款，建立统一的银行管理制度，统一军政经费开支。如果财政问题很大，总部将考虑创造条件，印制一部分地区人民币辅助之；其次要清查各地物资仓库，建立统一的粮食物资调拨制度；再其次要清理和整理各地各级的财政制度……
由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抗日运动，基本停止了对十八集团军的接济，有时只给很少一点钱，而十八集团军、新四军的力量扩大了两三倍，大家都依靠上级解决军费怎么能行呢?要解决供给，只有采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办法，自供自给。要动员和组织军民搞生产救国、救灾运动，对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比过去旧政府的负担只能减轻，不能加重。
过去阎锡山搞的土地村公有和二五减租是骗人的，我们要真正地把减租减息实行起来，对一些穷苦的群众的负担要减免，还要设法救济。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抗日持久战，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希望二纵队同太南地委和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取得密切联系，同心协力，把晋东南建成打不垮摧不毁的人民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彭总口授之后，杨立三将电报念了一遍，我听杨立三念完了电报，觉得未提到给我多少钱，于是就大着胆子地问彭总：“能给多少钱我带回去?”这时，彭总态度严肃地说：“电报不是都讲清楚了吗?哪有钱给你呀?”大概是心里焦急，加上从汇报到写好电报大约有两个小时，我实在渴得不行了，抓起搪瓷缸就喝，彭总说：“你这个同志不讲卫生，这是冷水呀，你不怕生病吗?”彭总递给我热水壶说：“这是热水，你自己倒吧，喝了快回去。”可我当时一心想的是空手回去怎么办呢?但又不敢再提。彭总大概看出了我的顾虑，对我说：“你回去只管向黄克诚汇报，要抓紧办!”
我带着骑兵班满腹心事急如星火地赶回杜家岩，紧急给黄克诚政委打了电话，电话刚打通，黄克诚同志就说：“我接到了电报，地方上几个同志都到旅部来了，下午开会，你赶快来，在会上说说。”当我赶到旅部时，大家正在开会，我问是不是传达一下，黄说电报都传达了，正在讨论执行的办法，并说，“电报以外的还有什么补充吗?”我说：“杨立三起草时我在场，写完了稿又读了一遍，是经彭总修改后批发的，没有什么补充了。有两句要谈一下，就是彭总很严肃地说，你要告诉黄克诚赶紧召集会议，会上要统一认识，同心协力，自力更生，长期打算，把问题解决好。”这时参加会的人都说：我们坚决按照朱德、彭德怀同志的指示办。
张玺等几个地方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过去我们在白区提拥护红军口号是很热烈的，并想方设法捐钱支援红军，但是总感到无能为力，现在的八路军，前身就是红军，就在我们的跟前，部队有困难我们无动于衷，不能主动帮助解决，真是太对不起党，对不起第二纵队的指战员了。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说办就办。第二天与会的同志就将拨款单、拨粮单、拨物单(有大量的布匹、鞋、袜)办好了手续，由各部队分头派人到指定的地点去领取。从此以后，部队的全部经费、物资供应都解决了，部队全体指战员都精神振奋，战斗更有劲了。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和彭总的这几次会面不断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当部队遇到新的困难，彭总的教诲总会响起在我的耳畔，彭总解决问题坚决果断，有魄力，有办法，令人从心眼里佩服他、敬重他，他的言传身教，使我永生难忘，是我前进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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