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晓村同志是山东省立济南乡师五届的学生，1933年夏季入学。我是该乡师六届的学生，1934年夏季入学。那时，学校的地下党组织为了增进不同年级的同学间的相互了解，在食堂餐桌座席的安排上，费了些心思：8人一张餐桌，打乱班级界限组合，桌子写上每个人的名字，相互之间作些介绍，并且定期打乱重新组合。所以我入学不久就认识了景晓村。他1935年10月入党，1936年冬担任了省委的工作，1937年夏毕业后就任省委的秘书长。我们在乡师相处了三年，在这里，我们先后入了党，走上了革命道路。济南乡师创办于1929年8月，校址原在北园白鹤庄，1935年暑假后迁至黄台火车站东北的桑园。第一任校长鞠思敏先生，热爱国家，思想开明，治学民主，爱护学生。学校一创办，学生中的三名共产党员就秘密组建了党支部，以后虽然几经破坏，党组织仍然不断发展壮大。“一二九”学生运动后，1936年党组织得到空前规模的发展，我本人就是那时入的党，当时的支部书记就是景晓村。原来1936年春，支部书记张元修准备毕业，由李师侗继任，但没过多久，李师侗向支部提出什么也不干了（要脱党）。这样，从1936年夏到1937年春，就由景晓村担任乡师的支部书记。济南乡师党支部在同学中积极开展多种活动，成为地下工作的战斗堡垒。
一、组织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包括进步的文学作品、理论书刊、抗日救国知识及介绍苏联情况的书籍。著名教育家范明枢当时任图书馆主任，以后又由陈继华接任，他们按照进步学生开列的书单购书，他们自己也读。进步书刊在同学中相互传阅，如法国作家巴比赛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苏联作品《国家与革命》、《静静的顿河》、《母亲》、《政治经济学教程》、《在人间》、《铁流》、<毁灭》；国内的著作有鲁迅的《彷徨》、《呐喊》、《莫斯科印象记》、《萍踪寄语>，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纲》等；进步刊物有《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报>、《中国妇女》等。党支部向广大同学推荐这些书刊，并利用课后散步时间，组织交流读书心得，交谈形势，帮助同学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明白救国救民的道理。由于当时党组织的活动都是秘密的，不发生横的关系，我并不知道景晓村是党员，但他爱看进步书刊并密切联系同学，向同学介绍进步书刊，谈心得，讲革命道理，渴求真理，是许多同学都知道的。
二、组织读书会和讲演会。读书会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以班为单位组织的，也有打破班级界限在同乡之间组织的，入会者共同看书，讨论问题。讲演会有大型的和小型的，一般是先在班内演讲，选其优者，再在全校演讲。讨论、讲演的题目有“中国农村凋敝的原因”、“中国向何处去”、“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是什么”、“抗日救国必须唤起群众”等等。要求讲前做准备，讲时联系实际，以理服人，通过议论提高认识。景晓村讲演声音洪亮，话语干净利落，观点明确，很得同学赞扬。
三、同学之间相互帮助，增进感情。在党支部推动下，党员带头，高年级同学主动与低年级同学建立友谊，全校同学之间通过各种活动形成了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风气。党支部号召党员在同乡中组织同乡会，景晓村等人组织了旅济章丘学生同乡会。他好打蓝球，在他的班上与米春和李维善等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他们那个队球打得比较好，经常与其他球队比赛。我们新泰、莱芜的部分同学组织了“新莱篮球队”，常与他们队比赛。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同学间的了解，加强了团结。
四、出壁报。从1936年5月，乡师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建立了壁报委员会，各班组建立分会，由各班轮流主办壁报，并且打破班级界限，在全校征稿。壁报每周一期，周一出版，内容有评论，散文、消息、诗歌等，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宗旨，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五、发展组织。自“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特别是1936年黎玉同志来山东建立新的省委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校八个班三百多学生中，党员有70多人，将近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以景晓村所在的五级二班和我们六级二班为最多。我们班38名同学，党员有21名，其余的也大都入了“民先”。党组织发展最快的时期，正是景晓村担任乡师支部主要领导的时期。1936年暑假，中共山东省委派景晓村为组织员到博兴、广饶、寿光、益都、临朐等县了解济南乡师支部回家度假的党员在本地开展工作的情况。这年冬他还到东阿县检查党组织的工作情况，推动各地恢复发展组织。六、反对反动当局的控制。学校当局为了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采用了严格考试的方法，企图把学生拉回教室来，让学生死读课本。那时，同学们都满怀热情地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平时对课本用功不多。若严格考试，多数同学是过不了关的。为了对付学校当局利用考试控制学生的计谋，乡师党支部领导学生对考试进行抵制。到1936年夏天发动了罢考斗争。当时比较进步的教师监考都比较松，有的发下试卷后就离开考场，任由学生答卷，考试结束时收卷就走。而比较反动的教师如公民课教师有意为难学生，监考很严，结果六级一、二班的同学全都罢考交了白卷。校方恼羞成怒，几个思想反动的教师煽动罢教，与学生对抗。学校党支部经过研究，认为六级一、二班交了白卷，已经打击了反动者利用考试来控制学生的企图，斗争要适可而止。于是派出学生代表同校长谈判，指出不是同学们不愿意答卷，而是因为那个教师不好，如果校方对罢考的学生不加追究，同学们会正常上课和考试的。这样一来，取得了校长与大多数教员的支持，使教务处、训育处更加孤立。
1936年夏天，韩复榘派来了军事教官，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企图控制学生。引起了党员和积极分子的不满、抵制，同军事教官的关系一时搞得紧张起来。这时，武新宇（党员）老师向支部说：“利用军训的机会，正好让同学们学一点军事知识，以备用于抗战；同时还可以接近韩复榘的军人，进行抗日宣传。”景晓村和支部的同志们接受了武老师的建议。在军训中，同学们和教官们友好相处。教官认真教，同学们认真学，同时也不断做教官们的思想工作，促使教官转变了立场。如教官孙克东，原来对学生的态度十分敌视，经过党员和进步同学的启发引导，他转变了对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敌对态度，在党组织帮助下，于“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道路，并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七、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底，北京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乡师学生立即奔走相告，积极响应，投入到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正当济南的学生准备游行示威的时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害怕事态扩大，急忙下令要济南的各中学提前放假，让学生限期离校。乡师党支部作了研究，认为如果上街游行示威，势必使党员的活动过于暴露，不利于积蓄力量，于是决定不再组织游行，转而利用提前放假的机会，发动学生到农村、工厂向农民、工人作宣传。乡师的同学回乡之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串联交谈、开会演讲、办农民夜校，宣传抗日救国，很有成效。景晓村这时已是党员，带头履行了支部交给的任务。
1936年8月，绥远抗战爆发，乡师党支部推动“学联”发动同学们开展募捐活动，支援绥远抗战。当时我们几个同学跑了一个上午，走乡、登户，一直跑到郭店，脚上磨起了泡，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和募捐。虽然募集的钱不算多，但起到了宣传作用。后来学联专门派人将款项送到前方。
1936年秋天，乡师党支部领导了纪念“九一八”五周年的活动。那天预定在学校礼堂集会，但礼堂的门上了锁，愤怒的学生们破门而人。校长萧彩瑜气势汹汹前来制止学生集会。景晓村质问萧彩瑜：“九一八以后，东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日伪又搞华北自治。大敌当前，我们宣传抗日是爱国行动，只要不甘当亡国奴的，都应该支持我们的行动。试问你想当亡国奴吗？你反对抗战吗？”问得萧彩瑜连连后退，辩解道：“我不反对抗战，我不想当亡国奴。”景晓村义正词严：“既然不想当亡国奴，既然不反对抗战，就别来阻止我们开会。”弄得萧彩瑜无言可答，悄悄地走开了。学生们成功地举行了纪念活动。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支部发动组织了乡师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此基础上又发展组织“民先”，成为党领导下的有力的外围组织。党支部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既掩护了党的活动，又从这些组织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
1937年5月，济南市的“民先”在橛山举行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去绥远前线的代表报告了捐款捐物慰问绥远将士抗战的情况，讨论了“民先”工作的开展情况。我们乡师参加会议的代表最多，我和景晓村都参加了会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景晓村从乡师毕业，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协助黎玉同志做了很多工作。暑假期间，他到鲁南、鲁北等地去视察工作，恢复组织，发展党员。
“七七”事变后我于8月底返回乡师。9月初，支部书记于杰（窦长祥）组织我们五六个党员住在一个寝室里，承担了油印省委刊物《齐鲁文化》和《齐鲁先锋》的任务。我们分工由李均刻板，马保田望风，于杰推油印滚子，我负责将印过的纸从油印机中一张一张地取出。印了一期后，因为夜间开着灯工作容易暴露，景晓村布置李均在齐光中学门外修德里租了一间房作印刷用。我将油印机用被子裹起来，打在柳条包里雇了辆东洋车运到修德里，在这里印了第二期。出了两期后，济南局势紧张，中共山东省委迁往泰安。后来得知，我们的工作是由景晓村直接领导的。
1937年7月中旬，黎玉同志从延安开会回来，带回了中央的指示。在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开会研究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提出了“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口号，决定划分鲁中、鲁东、胶东、湖西、泰西等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10月，中共中央派了洪涛等五位红军干部来山东，由中共山东省委分配到各地协助组织抗日武装起义。11月15日，中共山东省委机关迁到泰安，12月26日，省委在泰安城南篦子村召开紧急会议，经过研究，认为发动武装起义的最好时机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日军刚刚进来立足未稳的时候。景晓村是参与决策的人物之一。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任支队长，黎玉任政委，景晓村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组织工作，布置各中队党员成立党支部，发展党员，团结战士，巩固部队。2月，决定四支队兵分两路进行抗日宣传，扩大力量。洪涛、林浩率一、三、四中队向莱芜、博山、淄川进发；景晓村与黎玉、赵杰率二、五、八中队向泗水、蒙阴、费县进发。4月，四支队南北两路军在莱芜会合，整编部队，成立三个团，景晓村担任了一团政委。5月，中共中央派郭洪涛来山东任省委书记，景晓村任秘书长兼青年部长。省委在南上庄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各地恢复县委。这时我在一中队担任支书，董琰任营教导员。董琰和我等四人被派回新泰组织县委，董琰任书记，李枚青任宣传部长，白延波任组织部长，我任青年部长。郭洪涛、程照轩、林浩、景晓村四人召集我们四人开会，决定在新泰东部创建根据地。景晓村着重就宣传教育广大青年、组织青年救国会和发动青年参军作了指示，并强调了青年工作的重要。
193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开辟鲁东南地区，成立鲁东南特委，领导莒县、日照、赣榆、诸城、胶县、高密等地党的工作，由景晓村任特委书记兼二支队政委（司令员刘涌）。二支队在小后疃歼灭土匪80余人，救出被土匪掳去的50余名青年妇女，深受当地群众称赞，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二支队很快发展到四个营。
1939年3月，景晓村调任中共清河特委书记。1939年夏天，清河特委改为清河地委，创建了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以后又与冀鲁边合并为渤海区，景晓村同志任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与司令员杨国夫同志一起坚持了北到天津、南到胶济铁路、西到津浦线、东到渤海的广大地域的平原游击战争，巩固发展了这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根据地，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成绩卓著。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时，鲁南、鲁中的后方机关和老弱病残都转移到了渤海区。渤海区党委不但组织安排众多人员的吃住，还要支援前线，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7年冬到1948年春，饶漱石、康生诬陷景晓村锄奸工作“右倾”，土改是“富农路线”和“宗派主义”等，将他撤了职，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研究室任研究员。以后景晓村同志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1952年11月后调任一机部局长、部长助理。在任第二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时，他又被错误地戴上“右倾”的帽子，再次遭到诬陷和打击。调离第二重机厂后，他于1965年任一机部技术司司长，“文革”中再遭迫害。1972年8月后任一机部重型通用局局长。1979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1982年6月退居二线后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景晓村同志长期受到诬陷打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忍辱负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心为党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他被错误地撤职处分等冤案，直到1984年才予以平反。景晓村同志于1994年8月与世长辞。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不渝地坚信共产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创造了卓越的功绩。值此景晓村同志逝世近一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199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