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晓村同志1994年8月9日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我甚为痛惜！我党又失去了一位忠诚的优秀党员、干部，我们又失去了一位信得过的良师益友！
我与晓村同志未在一起工作过，但我曾与他有几次接触交往。我于1937年8月被中共北平市委分配到山东工作，到济南后与中共山东省委接上关系。当时黎玉同志与我谈话，同时认识了晓村同志。以后，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开会，见过晓村同志几次。1948年8月，我调到渤海区党委任组织部长。当时景晓村同志已被错误处分后调走。在与许多同志交谈中，我听到了一些晓村同志的工作情况及为人，感到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对党忠实、团结广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好领导，又是一位真挚的好朋友。
解放后我到北京，到晓村同志家拜望过他。以后他暑期去青岛休养，我去看望过他。从我与晓村同志的接触与听到的反映中，我体会到晓村同志对党的贡献、功劳是很大的。晓村同志参与发动了山东徂徕山起义。他和黎玉同志、林浩同志一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徂徕山起义是山东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创举。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委领导下，在老红军干部的骨干作用下，山东子弟兵成为一支闻名全国的，纪律性、战斗性很强的队伍，这其中有晓村同志一份功劳。又如，在解放战争中，渤海地区在晓村同志为首的党政机关领导下，不打折扣地支援前线，成为华东战场的有力后方，保证了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保证了山东各地区的工作。我从滨海区的工作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景晓村同志是对党忠心耿耿，对群众全心全意，但在他一生60年的革命生涯中，却遭到三次打击诬陷，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使党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失。当然，历史已经证明晓村同志是好同志，他因而更受到同志们的尊敬，受到了党的很高评价。其中应特别指出的是1948年2月晓村同志遭到康生、饶漱石等党内败类的诬陷和打击，这是最严重的一次，也是他以后几次受打击迫害的根子。这次晓村同志被诬陷戴上了几顶帽子，受到撤职处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其中一顶帽子说晓村同志是黎玉同志的“宗派”。我深深体会到这完全是饶漱石、康生等败类为了夺权而搞的阴谋，其用心是恶毒的。回忆起来，当时饶漱石刚来山东不久，即嫉恨黎玉同志在山东卓越的工作成绩和在干部中的很高的威信，于1947年发起了对黎玉同志的残酷斗争，说黎玉同志“右倾”，执行了“富农路线”，尤其说他搞“宗派主义”，把在他领导下一起工作的不少同志说成是他的“宗派”。例如，饶漱石以华东局名义斗争黎玉时，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了黎玉同志。黎玉同志问我“你有没有“宗派”？我回答说：“我没有‘宗派’，因为是好干部我即用，怎能是‘宗派’。”黎玉同志说：“得考虑注意。”谁料我这次在路上遇到黎玉同志时的谈话，被饶漱石知道了，马上在大会上点名指责批评我。直到1948年10月左右，饶漱石路过渤海区党委驻地时从饶的秘书的话里才知道饶算是放过了我。饶的秘书向我说：“饶政委信任你了，不然的话怎能叫你来区党委任组织部长呢！”再如，在此以前，谷牧同志任滨海地委书记（我任地委副书记）时，因实际困难，完不成上调棉衣的任务，即被调任一个旅的副政委（也可能是任政委因年代久远记不太准了）。饶漱石发来电报免谷牧同志职务，叫我代理地委书记。后因谷牧同志找饶谈了实际困难，该电报才未执行，谷又继续任原职。以上事例证明，饶漱石对我们尚且如此，晓村同志与林浩、黎玉同志同在省委工作，就首当其冲了。其实当时已有许多事实证明，康生、饶漱石是在党内兴风作浪，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恶人。如饶漱石在黄花塘打击陈毅同志。康生早就陷害了不少人。他们斗黎玉、晓村同志，已是恶人的惯技了。
我是1948年8月调到渤海区党委任组织部长的。当时土改整党早已结束了。历史证明，原来在渤海区工作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好党员、好干部，根本没有什么“宗派”。我参加做了一些善后工作。当时区党委决定：整党的一些假材料，诬陷不实之词，都不算档案。如对刘孟同志（当时渤海区妇联主任，李人凤同志的夫人，公认的老大姐）就是这么办的她调去华东局时，我曾告诉她这些材料不算数，不算档案。她说不愿自带这些材料，我告以不带就不带算了。这也是可以告慰诸同志的。
晓村同志安息吧！您虽然多次遭受诬陷打击，但我们更加敬仰您1
1995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