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景晓村同志初识是1943年秋。1944年至1948年在渤海一起共事5年，他任区党委书记，我任民运部副部长。后来近半个世纪，仍不断联系。晓村同志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畏困难、不怕艰险的开拓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优良作风，都使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战争年代，晓村同志对发展党的组织，培养革命骨干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他1935年在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与赵健民、于杰、高启云、周星夫等同一时期的老党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他以不怕牺牲的精神积极工作，有活动能力，担任过乡村师范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这所学校，对学生每月有5元钱的生活补助，因此，到该校就读的不少是贫困家庭的子弟。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易于划清阶级界限，易于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晓村同志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同学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形势教育，吸收进步学生入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继而侵占察热两省，发动长城之战。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可耻的“何梅协定”，平津危在旦夕。蒋介石执行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晓村同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发动响应“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济南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在学生中积极发展建立“民先”组织。建议学校图书馆购买进步书刊，积极组织学生自学或介绍给同学阅读，组织读书会研讨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等基础知识。学校革命空气高涨，为发展党员打下了思想基础。当时的济南乡师党支部在山东省各学校中，是最强大的支部。乡师党支部的这批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在战争年代和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晓村同志还组织同志到省一中、育英、正谊等学校发展党组织，团结革命力量。将学校中党的情况及时向省委书记黎玉汇报，深得领导的好评与嘉奖。1937年“七七”事变后，晓村同志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任内曾多次接受党的指派，在济南、鲁东、鲁中南等地巡视党的基层组织；参与组织各地抗日武装；与省委筹划并亲自参加徂徕山起义，唤起群众的抗日热情，为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晓村同志是创建、巩固和扩大清河、渤海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八年，清河、渤海地区受到敌人的疯狂进攻。来犯的既有日军和伪军，又有以蒋介石为靠山的杂牌顽军。日伪军依其绝对优势之兵力，经常“扫荡”，多次搞“强化治安运动”。顽军也经常寻衅，对我不断发动进攻。这个时期，晓村同志和杨国夫、刘其人、李人凤等同志一道，为建立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频繁“扫荡”、“蚕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根据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党组织的决定，在农村广泛地建立党支部。逐级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各界救国会等群众组织，筑成人民战争的铁壁铜墙。建立区中队、县大队、地区基于团，扩大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主力野战军，对日伪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敌人疲于奔命，我军则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壮大。1941年，景晓村、杨国夫率三支队攻下沾化义和庄，这是顽军何思源的山东省行辕盘踞的据点，使垦利、沾化解放区连成一片，扩大了黄河下游南北迂回区，实现了与冀鲁边区的联系，为日后两个区的合并打下了基础，同时，为我领导机关进驻沿海地区创造了条件。
1944年1月，清河与冀鲁边合并，组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渤海区，管辖6个地委、6个军分区、6个专署、41个县、1100多万人。1944年夏季，我军发动攻势，解放了利津、乐陵、临邑等县，使渤海区的地域扩大到北至天津，西至津浦路，南至胶济线，东至渤海，东南至昌潍，实现了与胶东根据地相连接，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到1945年，我部队力量更加壮大。日军投降后，又消灭了盘踞寿光的顽军张景月，彻底解决了无棣顽六旅张子良等。随后，杨国夫、刘其人将主力组成七师迅速进军东北，成为东北野战军有名的六纵。至此，只剩下沧洲、德州、济南、淄博、益都、潍坊等少数敌据点在勉力顽抗，胶济线以北成为大面积的“净土”，沿线的残敌惶惶不可终日，而我党政军则无后顾之忧。
在解放战争中期，渤海区是华东战场可靠的后方，对此晓村同志有很大功绩。1947年，蒋介石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以及鲁中、鲁南行署及其所辖各县党政军机关先后转移到渤海区。渤海区相当大的面积处于黄河下游以北。黄河下游，河宽水大，形成天险，敌人难于越过，是最理想的大后方。此时转移到渤海区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后勤、报社、医院、荣军、托儿所及老弱基层干部，总计40多万人。这么多的人进驻渤海区，不光吃穿住，还要搞整顿、搞训练，紧接着组织解放济南、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等等，领导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压力极大。但回忆当时情况，晓村同志并不显得紧张。在军政军民关系上，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这固然有渤海区粮、棉多的物质基础，但同晓村同志顾全大局，高度负责，精心组织落实各项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作为区党委书记，还兼军区政委与纵队政委，在关键时刻，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非凡的指挥才能．立下了汗马功劳。
晓村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同志既尊重又关心，使人有亲切感。1943年秋，我从沂蒙调冀鲁边，路经清河时，晓村同志热情接待，向我介绍清河情况与经验，供我借鉴参考。1944年夏，我脚气病发作，两脚溃烂。我所在的三地委，环境仍恶劣，日伪军“扫荡”频繁。我与地委书记李广文同志商议，暂到沾化义和庄一带休养治疗。半月后很快好转。那时，区党委在广北一带活动，我即去向领导汇报。进招待所还未住下，晓村同志即与王卓如同志前来看我。他吩咐招待所备了可口饭菜，让我吃好休息好，我深感热情、亲切、温暖。翌日汇报工作后，晓村同志肯定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还讲了国内国际形势，讲苏联红军正在举行反攻，讲我们在敌后坚持就是胜利，使我受到很大教育与鼓舞。
1944年冬，区党委召开整风学习会议，也是审干会议。晓村同志与大家一同讨论，反对当时存在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他说清道理，循循善诱，因势利导，让人感到和蔼可亲。那次会议，时间很长，大家提出洗洗澡，他立即布置弄了十多口大水缸，烧上热水，满足了大家的要求。还有几件事，使我永生不忘。1945年秋，日寇宣布投降后，区党委一些领导移驻惠民城里办公，我也去了。惠民城离我家仅有30里，我提出离家已经8年，想回家看看。晓村同志很关切，说敌人还有散兵游勇，地面不清，立即派了一个骑兵班护送。1947年春，区党委决定：让我带一些土布及武定府酱菜，还有一部分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到东北去慰问杨国夫所带的六纵部队，回来时带回一些枪炮弹药。并给我配备数名科长作助手。我们路经烟台，准备乘船先到大连，但经与烟台市委联系，得知国民党军舰在海上严密封锁，扣留过往船只，无法通过。经电话请示晓村同志，他果断答复，让我回来，与我同去的科长们待海上情况好转后仍前往慰问部队。我在烟台住了月余后返回，当时东江纵队的政治部主任田某，与我从烟台一同到渤海。因为他们纵队到渤海来整训，有些问题需与景政委联系解决。我很快使他们见面，解决了问题。田主任很满意，认为晓村同志有才华，有能力，是位好的领导。
50年代后，我也调到中央机关工作，经常到晓村同志那里去。有时谈到很晚，他总是找汽车送我回去。
晓村同志在一机部任四局局长时，他的助手崔健同志向我谈到，晓村同志有事业心，工作热情，能钻进去，对他评价很高。晓村同志久居北京，战友、同事及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人数众多。他对这些同志都是平时密切联系，有病慰问，病故吊唁并写文章纪念，以寄哀思。
晓村同志胸怀坦荡，淡泊名利，表现出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1947年10月到1948年2月，他遭到饶漱石、康生的诬陷和打击，因“右倾”、“宗派”、“富农路线”等莫须有的罪名，长期受到批斗、审查，并被错误地撤销了职务。1958年，他被一机部派到川北筹建第二重型机器厂，由于极“左”路线的指导，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处理。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晓村同志与其他老干部一样，又受到摧残迫害。但是，多次蒙受的打击和长期受到的极不公正的对待，并没有动摇他坚定的信念。他从不埋怨，不消沉，忍辱负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4年1月，我与刘孟同志到丰台区花乡看晓村同志。他虽久病缠身，但说话声音并不低沉，握手有力，情绪乐观。谁料想此次相见竟成了永别。晓村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好领导，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精神长存，风范长存，千万人永远怀念他，永远敬仰他。他的功绩将永垂青史。
